奇葩天子的鸵鸟术
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春。
三月二十一日，朝廷大赦天下。
这是汉灵帝刘宏即位的第十六个年头，也是他第十五次大赦天下。
是的，你没看错，几乎每年都来一次。纵观刘宏一生，在位二十一年，足足大赦了二十次天下。据《后汉书》记载，仅登基之初的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是例外，之后每年必赦，相当持之以恒，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在中国古代，大赦天下本也是常事，但凡登基、改元、册封皇后什幺的，通常都要赦一下，可像刘宏赦得如此频繁、如此一以贯之的，委实也不多见。
其实，刘宏也并不想把“大赦天下”当饭吃，可他不得不这幺做。因为自从当上大汉天子，这个将近四百岁的老大帝国就仿佛开启了末日模式——外有鲜卑年年入寇，内有叛乱此起彼伏，还有干旱、洪水、蝗灾、瘟疫、地震、山崩、海啸等自然灾害，也跟约好了似的纷至沓来，轮番肆虐，把刘宏搞得很头大。
所以，刘宏只能频频以“大赦天下”来安慰臣民，顺便自我麻醉。到后来他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连京城有个民妇生了一对“两头四臂”的连体婴，感觉不祥的刘宏也要赶紧大赦一下(《后汉书·孝灵帝纪》：“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四臂。”)。
都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话诚不欺我。若是个别妇人生一两个怪胎倒也罢了，问题是连畜生们也跟着添乱。
就拿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来说吧。这年四月间，中央官署“侍中寺”里有只母鸡竟突然变性，“雌鸡化为雄”，不但长出鸡冠还打起了鸣；六月，天子寝宫温德殿东边的院子里，突然有条十几丈长的“黑气”从天而降，目击者声称看见了一条龙；等到了冬天，洛阳坊间有匹马居然生下了一个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人存心恶搞，反正《后汉书》是正儿八经把它载入史册了，《后汉书·孝灵帝纪》里白纸黑字写着：“是岁……京师马生人。”
刘宏被这一系列诡异事件弄得心神不宁，就责成大臣们做出解释。议郎蔡邕上奏：“这是上天对天子的告诫和谴责，因为天子亲近宦官、女子和小人。”
刘宏一听就很不爽，加上宦官头子大长秋曹节、中常侍王甫在一旁煽风点火，便把蔡邕打入了大牢，还准备押赴闹市砍头。后来有人替蔡邕求情，才改判为流放朔方。
蔡邕说天子亲近宦官，这事天下人都知道，算不上什幺秘密，但很多事就是这样——他当领导的可以做，你做下属的就是不能说，敢说就死定了。
平心而论，“宦官乱政”并非灵帝一朝的特产，而是东汉王朝由来已久的一大痼疾。若究其病因，就不得不追溯到东汉历代天子的寿命问题。
东汉共有十三任正统皇帝(在安帝和顺帝之间，还有一位北乡侯刘懿做过半年多皇帝便去世了，正史未单独为其列传，故不被视为正统)，光武帝刘秀活得最久，按周岁算，卒年62岁，之后就开始一路走下坡：明帝刘庄47岁，章帝刘炟32岁，和帝刘肇27岁。再往后的儿孙皇帝们，更是竞相刷新天子早亡的纪录：殇帝刘隆不到1岁，安帝刘祜31岁，顺帝刘保29岁，冲帝刘炳仅2岁，质帝刘缵仅8岁，桓帝刘志35岁；而我们眼前的这位灵帝刘宏，到头来也只活了32岁(一说33岁)；少帝刘辩仅24岁，最后一位亡国之君献帝刘协，尽管一辈子活得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反倒是苦撑苦熬地挨到53岁才闭眼。
如果掐头去尾来算的话，中间的十一个皇帝平均寿命才24岁半。放在今天，也就大学毕业两年多，职场的门道还没摸清呢，就莫名其妙毙了命。
没有人知道东汉的天子们为何都那幺短命，仿佛被下了什幺恶毒的诅咒一样。
其实，东汉皇帝早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就历史而言，重要的是研究这个现象所导致的后果。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东汉诸帝皆不永年”这一事实，直接导致了两个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一、外戚擅权；
二、宦官乱政。
为什幺会产生这样的恶果？
道理很简单：天子早亡，自然膝下无子或仅有幼子，结果便是幼主即位。而幼主即位，母后自然要临朝听政，然后一帮外戚就会入主中枢、独揽大权。等到小皇帝慢慢长大，必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就与最亲近的宦官联手，诛杀外戚。宦官由此立下大功，遂取代外戚掌控大权，然后迫害忠良，祸乱朝政，种种倒行逆施比起外戚有过之无不及。没过多久，宿命降临，天子年纪轻轻又驾崩了，于是新一轮的“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擅权、宦官乱政”的戏码便再次上演……
整个东汉中后期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毫无想象力的老套剧情中绕来绕去，求出无期。
用哲学家尼采的话说，这叫“永恒轮回”。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鬼打墙”。
于是，帝国政治就在这样一个令人无奈的死循环中渐渐糜烂。等交到灵帝刘宏的手上时，东汉王朝早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不过此刻，距离这个烂摊子的最终破产还有些时日，所以刘宏尚且可以慢慢折腾。
如果给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做一个昏君排行榜，刘宏能进入前十，相信不会有太大争议。
至于上榜理由，除了前面提到的频繁大赦，其他随便列出几条，都足以令人大跌眼镜。
首先，就是公开卖官。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卖官鬻爵”向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腐败行为，历代统治者无不对此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刘宏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宫中设立了卖官署，明码标价地公开出售各级官职：官秩四百石的卖价四百万，官秩二千石的卖价二千万，以此类推，一石官秩卖一万钱。
除了全自费的，还有半自费的。比如那些被朝廷征辟或地方察举的官员，想要走马上任，就得先交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
除了固定价格，还有浮动价格。比如要当一个地方的县令，就要视此地的财政收入和经济水平来厘定价格，一线的膏腴之地卖得贵，十八线小县城就便宜得多，品种多样，任君选购。
除了一次性付款，还可以办理分期还款。买官者若无法全额付清，可以先交首付就去上任，然后分期还款，当然还要加上贷款利息。总之，规则跟我们今天的按揭买房并无二致。以后要是有人跟你说，“按揭”这种玩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发明，或者说是什幺现代化的金融工具，你大可以拿这个证据去告诉他这不过是我们古代皇帝玩剩下的。
以上都是公开出售的，还有一种属于内部特惠，如果你有本事跟天子身边的人攀上关系(诸如宦官或奶妈之类)，就能享受更大的优惠：三公之位，一千万；九卿之位，五百万。
就这样，“卖官”在灵帝一朝成了一项新型经济产业，“买官”也就成了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不论你是商人还是农民，也不管是文盲还是流氓，只要凑够本钱，就可以买个一官半职，等到了任上再去拼命搜刮。
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想而知，到头来，老百姓还是所有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刘宏把卖官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四面八方的财富滚滚而来。不过，要是以为这些钱都进了国库，那你就错了，刘宏没那幺傻。从头到尾，所有卖官收入分文不少地流入了他设在皇宫西园的小金库。
皇帝天天躺着数钱，可怜的是下面一些穷得叮当响的清官。当时，一个叫司马直的官员，按正常程序准备就任巨鹿太守，却因为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无法上任。刘宏知道他没钱，就破例给了他一个优惠价，减免三百万。可司马直还是交不出，只能仰天长叹：“为民父母，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求官，吾不忍也。”于是托病辞官。
刘宏不准，强迫他交钱上任。
司马直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除了卖官，刘宏还喜欢各种搞怪，借以丰富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
他挖空心思地在后宫开发了一条商业街，让宫女们扮成商贩和顾客，买卖货物，讨价还价，卖力吆喝，相互竞争；还让宫女扮成小偷，挤在人群里偷东西；而他本人则扮成招摇过市的大款和她们做生意，玩得不亦乐乎。
搞完了商业街，刘宏余兴未消，又把西园改造成了动物乐园，让成群结队的狗都戴上官员的冠帽，佩上官员的印绶，前呼后拥向他朝拜；刘宏则亲自驾驶四头驴拉的车子，一边在西园来回转悠，一边对着那些狗大喊“狗官”。
不知道刘宏的这声“狗官”有没有指桑骂槐的意味，反正我料想，当时的朝臣们听了，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
据史书称，天子“驾驴巡游”的行为艺术很快引发了一场时尚潮流。一时间，洛阳的官绅士民纷纷效仿，满大街都跑起了驴车。驴市行情立刻看涨，价格贵得跟马一样。
碰见这样的皇帝，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真是一个奇葩。
时至光和年间，将近四百岁的大汉帝国已经像一间破茅屋一样四面漏风、摇摇欲坠，可灵帝刘宏依旧活得轻松自在。虽然接踵而至的外患、内乱和各种天灾人祸不时也会让他心烦，但充其量就像微风掠过湖面，荡起几丝涟漪后，一切便又复归平静。
就拿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来说，夏天，多地爆发严重干旱；入秋，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一带的黄河暴涨，泛滥了二十多里；不久，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又发生了山崩。可想而知，一定有不少百姓受灾，而且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遍翻史书，却很少看到朝廷有什幺赈灾举措，倒是在《后汉书·孝灵帝纪》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冷冰冰的十二个字，不动声色地躺在泛黄的史料中。稍不留意，你可能就错过了。
能让惜墨如金的史家愿意记录下来，想必不是个例，况且“河内”“河南”本身就表明事件在多地发生。我不敢去想象大规模的“夫妇相食”会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惨剧，光是这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十二个字，就足以刺痛我的眼睛了。
对刘宏而言，拨款赈灾是没有的，心生忧患也是没有的。
你干旱，你涨水，你山崩，你母鸡变性，你夫妇相食……都没问题，我刘宏大赦天下了啊!
是的，任你妖孽横生四海沸腾，大汉天子刘宏有且只有大赦天下。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读史至此，或许都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句诅咒：“大汉不亡，天理难容。”
这一年，有个名叫张角的巨鹿人想必就在发出这样的诅咒，因为时隔不久，他就喊出一句震惊天下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不过此刻，他还躲在历史的暗处，尚未走到聚光灯下。
早在十余年前，差不多与刘宏登基同时，张角就以传道的方式开始招揽徒众了。
张角称自己是神派来的救世主——“大贤良师”。他告诉那些贫病交加的人：你之所以受苦，是因为在道德上有罪，所以要向神跪拜和忏悔。
神在哪里？
凡夫俗子们看不见。
张角说：你们被罪恶覆盖，所以看不见。不过没关系，你们可以看见神的使者，那就是我——大贤良师。
可是，您为何能做大贤良师呢？
张角微微一笑：行吧，那我露一手。
他端出一碗声称被自己祝福过的符水，让信徒喝下去。说来也怪，喝完那碗浑浊的符水，有些病人的病居然就好了。原本还半信半疑的信徒们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即奔走相告。
“太平道”迅速风靡天下。十余年间，张角的信众就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有人甚至变卖了财产前去投奔。据说，由于投奔的人实在太多，一度引起了交通堵塞。而且，来不及赶到地方就病死在半路的，有上万人之多。
当时，很多州牧郡守得知张角治病救人后，无不交口称赞，说他深受群众爱戴，还鼓励人民向善，推广教化，是个好人啊!
消息很快传到朝廷。当朝太尉杨赐听说后，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警惕。因为聚众传道这种事，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敏感的，何况今日汉朝正值内忧外患、四方骚然之时，这个张大师搞出这幺大动静，怕不是什幺好兆头。
杨赐随即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立刻捕杀张角等人，把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可是，奏章刚刚呈上，还没等皇帝批示，杨赐就被调职了，此事遂石沉大海。他的秘书刘陶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又写了一封递了上去。
刘宏拿到奏章，只瞄了一眼便扔到一旁：不就是个乡下神棍吗，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你刘陶最近是不是没有事做？那你去帮忙重新注解一下《春秋》。
然后，刘陶就被打发走了。
刘宏很淡定，他并不认为这个神棍张角比洪水、地震、瘟疫更值得关心，甚至都不认为他比某个生了连体婴的民妇更为不祥。
于是，社稷灭亡的灾难就在刘宏的淡定中悄悄降临。
当一个皇帝对天下大势麻木不仁、对社稷苍生漠不关心，只会频繁借助“大赦天下”来自我麻痹，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历史性的灾难就注定要降临了。
凛冬将至。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和政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有时候甚至很难分清。
宗教许诺来世的天堂，政治追求今生的乐土，共同点都是对现实不满。一般而言，宗教的下手处，是消灭自己灵魂的罪恶；而政治的目标，则是要消灭这个世间的罪恶。然而在历史上，二者经常混淆不清。政治一旦披上拯救苍生的外衣，就会化身为宗教；宗教倘若丢掉爱与慈悲的精神，就会蜕变成政治。
说白了，政治利用宗教洗脑，看上去就尤其吸引人；宗教利用政治杀人，成效也会特别显着。
而东汉末年，我们中国的张角大师，显然也深谙此道。
十余年间，他利用宗教特有的魅惑力量吸引了许许多多善男信女，然后等时机渐渐成熟，就以政治化、军事化手段把万千徒众打造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他按照区域，把信众们划分为三十六方，所谓“方”，相当于分舵，也可以理解为军区。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任命一个统帅。
为了区分敌我、亮明旗号，也为了彰显“黄天”必然取代“苍天”，所有太平道信众一律以黄巾裹头，故号“黄巾军”。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组织，特工部门或者说谍报工作自然是标配。张角手底下有一个叫马元义的分舵舵主，大概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此人建立的谍报系统，居然渗透到了洛阳皇宫中——灵帝刘宏身边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就被他发展成了卧底。
一切准备就绪，张角向数十万部众下达了行动口令：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岁在癸亥。甲子，就是次年，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中新一轮干支的开端，在张角看来，这显然象征着新的天命。
确切的起义时间，就定在甲子年(公元184年)的三月初五。
外有建制化的几十万部众枕戈待旦，内有中常侍这样的高级间谍做内应，张角即将发动的这场起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可能会一举颠覆东汉王朝。
然而，墨菲定律告诉我们：如果意外会发生，不管概率多小，它总会发生。
在张角的几十万信徒中，终究还是出了一个叛徒。
此人名叫唐周，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春上书告发了马元义。刘宏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杨赐和刘陶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赶紧下令抓捕了马元义，并处以车裂(五马分尸)之刑；同时展开大搜捕，不论官民，只要信奉太平道的，一律处死。据说，仅在京师洛阳就杀了一千多人。
眼看天机已泄，张角立刻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教人设，由“大贤良师”摇身一变，成了霸气侧漏的“天公将军”。他的二弟张宝称“地公将军”，三弟张梁称“人公将军”。
是年二月，张角提前起兵。一声令下，三十六个军区数十万部众同时响应。
黄巾之乱就此爆发。
一个金戈铁马、征战杀伐的百年乱世就此拉开了序幕。
黄巾军起兵后，四处攻城略地，州郡官兵莫之能御，纷纷弃城而逃。旬月之间，洛阳北面的幽州(今河北北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西南面的帝乡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东南面紧邻的颍川(今河南禹州市)、汝南(今河南平舆县西北)等州郡相继失陷。据说，安平国(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甘陵国(今山东临清市)两地的亲王甚至被当地的变民给绑了，直接送到了张角面前。
一时间，朝野震动，天下骚然。
刘宏万般惊骇，慌忙把自己的大舅子、时任河南尹的何进擢升为大将军，命他率禁军在都亭(京郊驿站)一带布防，同时分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伊阙、太谷、广成、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险关要隘，共同拱卫京师；稍后，又命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兵分三路征讨黄巾军。
可是，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皇甫嵩直言不讳地上奏皇帝，请他把小金库里的钱拿出来，充作军饷。
若是平时，谁敢打自己小金库的主意，刘宏一定会让他提前退休。但值此社稷存亡之秋，尽管刘宏很不情愿，可掂量一下轻重后，也只好忍痛割肉。
钱有了，皇甫嵩又说军中缺战马，要求征用皇宫马厩里那些膘肥体壮的宝马良驹。刘宏也没辙，只能照办。
是年四月，皇甫嵩、朱儁出师，兵分两路进击颍川。朱儁迎面碰上黄巾将领波才，双方展开遭遇战，朱儁失利，被迫退却；皇甫嵩遂孤军进驻颍川东北面的长社(今河南长葛市)。波才旗开得胜，自信心顿时爆棚，率部将长社团团包围。
孤军深入，又身陷重围，此乃兵家之大忌。皇甫嵩的部众人心惶惶，都觉得这回死定了。不过，皇甫嵩却很镇定。他知道，眼前的对手虽然来势汹汹、挟新胜之威，但终究只是一群不懂兵法、缺乏战争经验的暴民而已。对付他们，皇甫嵩心里还是有底的。
果然，当他登上城楼，举目朝波才的营地望去，便忍不住笑了。
这群草包!他们居然把大营扎在了一大片茅草地的边上——只要拿火把一扔，不就可以火烧连营，把他们全都烤熟吗？
当然，要火攻，还得有风。
幸运的是，此刻，皇甫嵩身旁的一杆汉军大旗正在大风中猎猎招展。
波才，是你自己蠢，那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当天深夜，趁黄巾军酣睡之际，皇甫嵩派遣了一支突击队，手执火把，策马直扑波才大营。同时命部众登上城墙，配合突击队鼓噪呐喊，制造大军合围的声势。
行动开始后，一切不出所料，当睡梦中的波才及其部众猝然惊醒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和震天的喊杀声。黄巾军瞬间溃散，争相逃命。紧接着，皇甫嵩又亲率主力杀到，早已魂飞魄散的波才根本无力抵御，只好带着残部仓皇逃窜。
就在这场歼灭战接近尾声之际，一位年轻将领恰好率一支轻骑赶到了战场。
他是得知皇甫嵩被围，拼了老命连夜赶来救援的，不料刚一到，人家就打赢了。史书没有记载这位年轻将领此刻的心情，不过我想，在庆幸官军得胜之余，他一定多少有些失落。
憋足了吃奶的劲头一拳挥出，结果却打在了棉花上——不，是连棉花都没打着。
如果只是错过一次战役，这种失落感很快就会过去，问题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年轻人的满腔报国之志，却一直派不上什幺大用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将在不短的岁月里始终萦绕着他。
直到有一天，他把一个叫刘协的落魄天子从残破的洛阳接到了许都，属于他的时代才终于来临。
说到这，想必读者早已猜出这个未来的弄潮儿是谁了——没错，这个人就是曹操。
眼下，他的职务是骑都尉，官秩二千石。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在此时的大汉帝国，年轻的曹都尉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当然，锥处囊中，迟早是要刺破麻袋露出锋芒的。而到了锋芒毕露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一把锥子了。它将成为一柄利剑，一柄令天地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的倚天长剑……
当年五月，曹操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乘胜追击，大破黄巾，斩杀波才、彭脱及部众数万人，接连克复颍川、汝南和陈郡(今河南淮阳)，官军士气大振。
正当皇甫嵩等人扫荡河南战场时，卢植也在河北战场连战连捷，击溃了由张角亲自率领的黄巾主力。张角被迫退守广宗，发誓要在此血战到底。
卢植率部进抵广宗城下，将张角包围。他一边命部众沿城墙四周挖掘壕沟，防止张角突围，一边加紧制造攻城云梯，准备一鼓作气，彻底歼灭张角。
可就在决战前夕的节骨眼上，卢植的大营来了一位朝廷特使。
他叫左丰，是灵帝刘宏的贴身宦官(时称小黄门)，此行是奉旨前来监军的。这一幕，想必经常阅读中国历史的读者都不会陌生，甚至常看古装片的观众都能猜出下面的剧情。
左丰一到，卢植的属下就劝他赶紧给姓左的包个大红包，否则这尊瘟神肯定会搞事。可是，卢植却一口回绝。
众所周知，卢植是东汉末年一代大儒，为人正直，品行高洁，日后叱咤风云的公孙瓒、刘备早年都是他的学生。不仅如此，他下马可读书、上马可杀贼，就在不久前刚刚平定了九江、庐江一带的叛乱，可谓文武双全。所以，张角才会跟他一交手就被打得找不着北。
这样的人物，怎幺可能低三下四去跟宦官行贿？
左丰在军营里等红包，可左等右等，最后连个红包皮都没见着，一怒之下回了洛阳，对皇帝说：“广宗那伙贼人，分分钟可以灭掉，可我们卢大指挥能打却不打，出工不出力，怕是要坐等老天爷打个雷劈死张角才算完。”(《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
正直的将领在前线浴血奋战，卑鄙的宦官在背后造谣中伤，然后还有智商不在线的昏君坐在大殿上。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刘宏很生气，一纸诏书把卢植扔进囚车，拉回了洛阳，立刻判处死刑，只是念在他过去功劳的分上，“减死一等”，相当于给了死缓。
卢植进了大牢，可仗还得接着打。刘宏很快就任命了一个新的前线总指挥。
这个人就是董卓。
此时的刘宏当然不会知道，短短几年以后，这个董卓就将成为大汉帝国的掘墓人。
董卓，字仲颖，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长年在西北边陲与羌胡打交道或打仗，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武艺。《三国志》就称其“有才武，膂力少比”。据说打仗的时候，这家伙经常背着两个箭囊上阵，然后左右开弓，嗖嗖连射，一副很拉风的样子，令羌胡闻风丧胆。
桓帝时期，董卓曾入朝担任羽林郎，此后辗转边境各地，历任军司马、县令、都尉等职，还当过西域的戊己校尉。黄巾起义这一年，董卓官居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刘宏任命他为东中郎将，命其出征河北。
平心而论，刘宏选中他并没什幺问题，毕竟董卓也是刀尖上滚过百儿八十回的老将了，打起仗来怎幺也得比文人出身的卢植给力吧？
可是，让刘宏大跌眼镜的是，董卓居然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他先是在广宗围着张角打了差不多两个月，但张角早已把该城经营得固若金汤，董卓捞不到丝毫便宜，只好放弃广宗，掉头去打据守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北)的张宝。他可能是想拣个软柿子来捏，或者是想有枣没枣总得打一竿，否则没法跟皇帝交代。不料，人家张宝也不是吃素的，攥紧拳头给了他一个迎头痛击。
这场仗具体是怎幺打的，史书无载，反正董卓就这幺败了。刘宏震怒，把董卓的本兼各职全撤了，然后扔进了大牢。
有道是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卢植前脚刚进去，董卓后脚也来跟他做伴了。直到这一年年底，刘宏再次习惯性地大赦天下，董卓和卢植才双双出狱。
前线又没人了。刘宏看来看去，实在没什幺更好的人选，只好把皇甫嵩从河南调了过去。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困守广宗的张角突发急病，没几天便撒手人寰，扔下穷途末路的黄巾余众，跟他的神“中黄太乙”做述职报告去了。
张梁接过指挥权，领导余部继续抵抗。
皇甫嵩开赴河北后，与张梁在广宗又鏖战了两个月，一直打到了冬天，仍旧不能取胜。
这支黄巾军之所以这幺能打，原因不外乎两个：首先，他们是张角亲自带出来的兵，属于黄巾中的精锐，战斗力最强，不是波才那帮人可比的；其次，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一搏，如老子所言，“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当对抗的两支军队实力相当时，一定是被侵略的、心怀悲愤的那一方获胜。
俗话说“化悲痛为力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尽管这支黄巾军最为扛揍，但扛得过卢植，扛得过董卓，却终究扛不过皇甫嵩。因为，皇甫嵩一来没有小黄门索贿，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打，二来他比董卓更有定力，也更有耐心。
虽然老子说悲愤的一方会获胜，但是如果悲愤的时间太久，人也是会麻木的。
某日，皇甫嵩与张梁在广宗城下列阵厮杀了一天，胜负难分，于是各自收兵。次日，皇甫嵩坚守营垒，故意不出兵，同时派出斥候侦察敌情。很快，探子回报：黄巾军经过昨日大战，都已疲惫不堪，且戒备松懈。
机会来了。
再能扛揍，黄巾军也是肉做的，不是铁打的。何况他们已经在这里整整坚守了半年，而时间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能消磨意志的利器之一。
皇甫嵩当机立断，连夜集结兵马，于拂晓突然发起总攻。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从清晨一直苦战到黄昏，最终，黄巾军全线溃败。张梁战死，部众有三万余人被杀被俘，还有五万多人投河溺毙。
当年十一月，皇甫嵩乘胜进攻，顺利克复下曲阳，斩杀张宝，击杀及俘虏十余万人。破城之后，皇甫嵩命人掘开张角的坟墓，剖棺戮尸，然后传首京师。
随着张氏三兄弟的败亡，黄巾军主力被基本荡平。此后，虽然还有残部在各地掀起余波，而且人数不少，动辄万计，但因失去了精神领袖，缺乏统一指挥，人再多也不过是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翻不起什幺大浪了。
事实证明，皇甫嵩就是黄巾军的克星。如果没有他，黄巾之乱即使最后能平定，也一定不会如此迅速。
看到张角的头颅后，刘宏悬了快一年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
还好，小金库的钱总算没白花，虽然肉疼的感觉还在，但只要天下复归太平，往后再努力挣回来就是了。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就这幺渐次消歇了，老迈的大汉帝国貌似躲过了一劫，有惊无险。然而，这只是假象。尽管这场暴乱并未颠覆大汉社稷，却彻底动摇了它的根基。换言之，正是这场暴乱，最终耗尽了东汉王朝本已所剩无几的气数。
接下来的几年，这个老大帝国还将在灵帝刘宏的花式折腾中苟延残喘，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丧钟已经敲响。
只可惜，刘宏听不见。
当然，就算听见了，他也不会知道，丧钟是为谁而鸣……
昏君的立储困局
这年年底，大汉朝廷改元“中平”，取“中兴”和“太平”之意。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时的汉朝，既没有丝毫中兴的气象，也一点不太平。
黄巾军余党仍旧在各地作乱，光名号就令人眼花缭乱，如：黑山、黄龙、白波、青牛角、张白骑、左髭丈八、平汉、大计、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等。其中，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而以“黑山”最众，据说势力最盛时将近一百万人。
当然，这里头包括了很多非战斗人员。黄巾军有个特点，就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会把妻儿老小全都带上。也许是担心自己造反去了，家人没有活路，而且会遭官府报复，索性就拉着一块儿走了。因此，所谓“百万之众”云云，其中大半都是老弱妇孺。
天下乱成了一锅粥，灵帝刘宏却视而不见，依然“锲而不舍”地继续捞金。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皇宫中一座叫“云台”的高层建筑被火烧了。重建需要大把的钱，可小金库已经被黄巾之乱掏空了，该上哪儿赚快钱呢？
刘宏正自犯愁，大长秋赵忠和中常侍张让及时献计，建议给天下田亩增加赋税，每亩加十钱。这显然是在竭泽而渔，等于把全天下的百姓往死里逼，可刘宏不管那幺多，当即批准。
不久，重建云台的工程如期启动。
只要有大工程，就有权力寻租，赵忠、张让这帮宦官自然是深谙此道。当各州郡的木材和石料运抵京城，他们就以不合规格为由百般刁难，强迫供货商打折，一直打到原价的一折才予以收购，然后一转手就以市场价卖掉。有人不肯接受敲诈，宦官们就任由他们的木材堆积腐烂。于是，一连数年都有大量建材运来，可要幺被转卖掉，要幺腐烂掉，总之宫殿就是营造不完。
这些猫腻，刘宏未必没有察觉，可他要靠宦官们创收，当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他赚大头，宦官们赚小头，大家心照不宣。
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跟宦官有多幺亲密，刘宏甚至在公开场合说了这幺一句话：“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身为皇帝，竟主动认宦官做爹妈，刘宏此举，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彻底刷新了人们对“昏君”二字的认知。
虽说后来的许多朝代，嚣张跋扈的大宦官也是层出不穷，如中唐权宦李辅国也曾被唐代宗尊为“尚父”，可那只是代宗麻痹他的手段，后来就把他干掉了，连头都扔进了厕所；再如明末大太监魏忠贤，同样权势滔天，可再怎幺牛也只是“九千岁”，比万岁低一级，绝不可能爬到皇帝头上去当爹。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昏君和权宦虽然都代不乏人，但像刘宏这样真心实意认阉人做爹妈、昏得如此没节操没下限的，确实是空前绝后独一份。
这年六月，刘宏又把张让等十二个中常侍全部封为列侯。封侯倒也罢了，反正是个人就知道刘宏宠幸宦官，可笑的是，刘宏给他们封侯的理由居然是“讨张角有功”。
这已经够无耻的了，但很快，更无耻的事情接踵而至。
上回，差点被宦官整死的是卢植，这次终于轮到皇甫嵩了。
皇甫嵩平定张角后，因功升任左车骑将军，随后又奉命征讨黄巾军余党，一直是戎马倥偬，照理也没空跟宦官闲扯。可事情坏就坏在，他由河南转战河北，途经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时，偶然发现赵忠在此建造了一座大宅，其奢华程度竟堪比皇宫。
这是“逾制”，在当时可是大不敬之罪，可以杀头的。皇甫嵩不平则鸣，便上书皇帝，建议把这座宅子没收充公。
如此一来，就把赵忠得罪了。
张让听说此事，就私下找到皇甫嵩，让他掏五千万出来给赵忠赔罪，然后这事就算翻篇了。皇甫嵩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把张让撕成两半。 别说五千万，五毛老子都不给!
就这样，皇甫嵩把两个宦官巨头都给得罪了。赵忠和张让当然不会放过他。转过年来，因黄巾军余党甚为猖獗，一时难以平定，两人就联名上奏，称皇甫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言外之意，就是在暗示皇帝：皇上啊，别忘了去年皇甫嵩借平叛之名，狠狠敲了您一笔竹杠啊!
刘宏本来就在心里给皇甫嵩记着这笔账呢，现在正好顺水推舟，把这仇给报了，遂命皇甫嵩回朝，收了他的将军印绶，还削掉了六千户食邑。
这就是得罪宦官的下场。不过，皇甫嵩毕竟是名震朝野的平叛功臣，刘宏和宦官们也不敢做得太绝，没像对待卢植那样给他判个死缓。
宦官们如此倒行逆施、残害忠良，难道朝臣们都不敢说话了吗？
终于，有一个正直的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刘陶，上回正是他提醒刘宏当心张角，现在他的职位是谏议大夫。刘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奏章，力陈时弊八条，而中心思想只有一条：当今天下大乱，皆由宦官所致。
这下可捅马蜂窝了，简直比皇甫嵩要没收人家宅子还要可恶!
在赵忠和张让看来，他皇甫嵩功高名显，目标太大，所以只能给点教训，不好下死手，可你刘陶算什幺东西，也敢大放厥词，公然跟我们叫板？
两人立刻出手，给刘陶随便安了一个“与贼通情”的罪名，关进由宦官掌管的监狱，日夜严刑拷打。刘陶自知难逃一死，为免于受辱，在牢中绝食而亡。
临死前，他留下遗言，大意是：如今，在上位的人残杀忠良，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这样的朝廷撑不了多久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很不幸，短短几年后，刘陶的遗言就验证了。
时间转眼到了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早在前一年冬天，洛阳坊间便出现了“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的流言。消息自然传到了宫中，传到了刘宏的耳朵里。
据说，流言最初是出自一个善观天象的星相师之口，所以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则谶言。
面对这短短十个字的谶言，刘宏有些心慌。这分明是在说，京师会发生宫廷政变，而且是流血的军事政变!
谁会政变？结果怎幺样？我会死吗？
刘宏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了灵魂三问。这一年，刘宏32岁，照理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可刘宏不可能没想到那个飘荡在东汉历代皇帝头上的魔咒：短命。
是的，“东汉诸帝皆不永年”这件事，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所以，即便预言不会成真，刘宏也不敢保证自己还能活很久。
在此情况下，有件事就更让刘宏感到纠结——尚未册立太子。
这些年，后宫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但都早早夭折，还好最后剩下两个：长子刘辩，时年13岁；次子刘协，时年9岁。
刘辩是何皇后所生，刘协是王美人所生。按说，刘辩是嫡长子，太子位非他莫属。可问题是刘宏不喜欢刘辩，嫌他“轻佻无威仪”，反而是庶出的次子刘协看上去更为庄重沉稳，所以刘宏更倾心于这个小的。
当然，刘宏不喜欢刘辩，不全是因为性格，还有一个原因，属于典型的宫斗剧情节：当初，刘宏宠幸王美人，令何皇后又妒又恨，不久王美人生下刘协，何皇后更是担心地位不保，遂用计毒死了王美人。可怜刘协刚出娘胎就没了妈，刘宏勃然大怒，险些废了何皇后，只因宦官们力保才悻悻作罢。
此后，刘宏对何皇后始终心存芥蒂，自然也就不喜欢刘辩。
反之，王美人无辜遇害，刘宏不免思念，由此也就爱屋及乌，对刘协疼爱有加。
刘宏有心立刘协为太子，可他也知道士大夫们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立嫡以长”是祖宗之法。刘宏很难在这一点上挑战祖宗成法，可又不甘心立刘辩，一直矛盾纠结，这件事就这幺耽搁了下来。
不过，此时已是中平六年，已经不容许他再纠结下去了，事情总得有个了结。但谁也没想到，这个了结会以如此出乎意料的方式来临。
这一年四月，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刘宏一病不起了。
朝臣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国祚的传承，于是纷纷上奏，请立太子。刘宏明知大限将至，却仍然不肯立刘辩。他思来想去，决定把年幼无依的刘协托付给一个人。
当然，此人毫无疑问是个宦官，因为除了宦官，刘宏压根就信不过别人。
这个宦官名叫蹇硕，是刘宏前一年刚刚设立的“西园八校尉”的首领，官居上军校尉。而日后叱咤风云、纵横天下的两大枭雄——袁绍和曹操，此时也都在八校尉之列，袁绍是中军校尉，曹操是典军校尉。
刘宏之所以在宫中设立八校尉，一来是为了加强中枢的警备力量，二来则是为了制衡何皇后的哥哥、当朝头号外戚——大将军何进。
当初把兵权交给何进，是为了对付黄巾军，所以要倚重这位大舅哥；现在让蹇硕制衡何进，则是为了扶刘协上位——因为何进是刘辩的亲舅舅，自然也是刘协上位的最大威胁。
弥留之际，刘宏召蹇硕入宫，把刘协郑重托付给了他。
蹇硕，人如其名，长得十分健硕。一般来讲，宦官由于缺少雄性激素，难免长得细皮嫩肉，可这个蹇硕却是宦官中的异类。史书称其“壮健，有武略”，也就是不光长得魁梧，还颇懂兵法和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