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一种生存的逻辑
问：您的阅读以及资料的选择主要来自正史还是其他史学家？
答：很惭愧，我的书读得很杂，没有像一些专业学者和历史学家那样，对一个大时代做长久而深入的梳理。有人说，我的写作风格受吴思的影响很大，这是我的荣幸。我没有吴思那幺扎实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博弈论的知识结构，我更多是通过历史小事件、小概念关照大社会。我的生活经历让我有幸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床头经常放的书有林达、黄仁宇、史景迁、吴思等作家的书，不是说他们的书就是无可置疑的经典，而是角度的新颖、捕捉信息的有力和准确。
问：写历史的维度有很多，您怎幺想着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种生存竞争和博弈是否就是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答：相对于精神层面，人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的精神意识和道德忧患主要还是来自知识阶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困扰他们的还是来自生存方面的问题。官僚集团说代天子牧民，可是历史的现实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官僚集团是按照皇帝的指示，或者是按照老百姓所期望和要求去做的吗？他们在生存竞争中，还是绑架了道德和精神。这也是为什幺中国历史上的官员数量最多，可出现政治家的概率最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官本位和家天下有着密切联系，一族为家，何来真正的天下大局？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不是为天下生民，不是为公天下，而是为私，为个人的生存。
问：很多写官场题材的书籍都被读者看作为官秘籍，尽管作者的初衷并非如此。您想带给读者的是什幺？
答：我的书很多都是自己的历史随笔集，结集出版的时候被出版社赋予了一个极具市场诱惑力的书名，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作为作者，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书能够为读者解读中国社会提供一个新鲜的视角，搭建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形成一套有别于“官场规则”的新话语模式。
《清风》杂志记者：有没有启蒙的书籍和老师？谁的作品对您的影响最大？
我的启蒙书籍应该是《剑桥中国史》。这套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着作，和我在此之前接触到的历史书籍，在叙述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的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更像是一套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不像有些史学家治史，到处设埋伏、留爆点，一部中国史疑点重重。
《清风》杂志记者：现实生活有没有激发您的一些创作灵感？
我不希望现实生活激发我太多的创作灵感，更不希望它为我提供更多的创作素材，那样的话，说明中国社会还在历史的原点打转转，这是很可怕的。在我写作的时候，一直有一种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可是由于民族性格和文化使然，使得一些现象得以古今穿越，一些规则仍在支配着社会的运行。比如说，我写灰色生存有时候就产生了时间上的错觉，官员的陋规、吏员敲诈办事的百姓、黑恶势力祸害民间社会等。
《清风》杂志记者：工作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或者对您人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事？
中学毕业前一个暑假，父亲带我和妹妹下地拔秧草，每天在毒太阳下劳作。那时候感觉，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我的父亲是民办教师，教育孩子很有一套。他当时说：城里人这时候会坐在风扇下面纳凉，嘴里嚼着冰棍儿。这句话对我的内心世界冲击很大，也坚定了自己走出农村的决心。可谁又知道，一走就走了二十多年。我以前经常做梦，会梦见自己头顶烈日骄阳，置身于茫茫的秧田中间，没完没了地拔秧草，然后会惊醒。在城市生活二十多年，身心却一直难以融入。很多时候会产生“今宵酒醒何处”的时空错觉，觉得眼前灯火通明的繁华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清风》杂志记者：有句话叫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历史中的很多东西很沉重，您书中的一些事也并非笑谈，您在写作时是一种什幺样的心情或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