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我们把古今多少事，都轻松地付了笑谈，所以我们才会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多的是隔岸观火，少的是感同身受。毕竟关注历史，很多时候就是在关注更加深远的现实。我在写作过程中，体验更多的是局中人善恶纠缠、人格分裂的无奈挣扎，当然也有人性美好的另一面，而那些美好早就付了笑谈。我所做的工作，是尝试性地去了解真相本身。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了解真相就能去除蒙蔽，是更大的价值。
《清风》杂志记者：以您读史的经验来看，您更喜欢哪个朝代，为什幺？
如果单纯从喜欢哪个朝代来回答，我更喜欢唐朝。作为一个读书人，没有理由不喜欢那个时代。如果选择一个朝代来作为自己研究的范本，我首选是明朝。明朝的官僚制度、权力运行机制相较于前朝，更趋于成熟，更有借鉴意义。
《清风》杂志记者：读史的人，往往有种特别的情怀。在诸多历史人物中，有没有您喜欢的或者让您为之动容、感慨的？为什幺？
海瑞，在我的新书里用很大一部分篇幅来写这个人物。一直以来，海瑞被塑造成道德的偶像、正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可是在史料里，我们还会了解到另一个海瑞：一个活得毫无色彩，狼狈不堪，官场上最为怪异的道德模范。一个活在荒谬世界里的偏执症患者。千百年来，他的形象被涂抹上了一层层金粉，可谁又会拨回时间的钟去体验一个有温度的、真实的海瑞。
《清风》杂志记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对此您怎幺看？
黑格尔是哲学家，不是中国史研究专家。他所熟悉的领域，应该是西方社会的宗教、政治、艺术。这些固然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可不是历史的全部。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国家宗教，中国的艺术对他来说也应该是神秘的。尤其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更是只见皇帝，不见官。在黑格尔的眼中，中国是王权国家，皇帝主宰一切。可是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并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如果用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论来解释或说明中国的历史，显然不够全面和科学。
《清风》杂志记者：杜牧的《阿房宫赋》曾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种思考令人叹服，您怎幺看这种现象？
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好像是陀螺的运动，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地旋转。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肯定会有某种恒定的规律性的东西产生。比如说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他们都试图运用规律去发现并解释历史事实。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的人选择的角度不同。无论采用哪种角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后人哀之而鉴之”。如果光是对着一堆故纸叹息，不去认识并把握历史规律，以古鉴今，那幺我们的后人有一天也同样会对着今天的我们发出一声叹息。
《清风》杂志记者：您的历史写作中，往往有深度的思考，可以说很好的解释（分析和解构）了世界，那幺在写作中，是否有改造世界的考量？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造部分人的世界观来实现改造现实世界。当然这种可能性对于写作者个体来说是微小的，也有可能几乎为零。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微小而丧失写作的这份庄严感和进取心。
《清风》杂志记者：在官场中，炙手可热的无疑是权力。您曾说，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体制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限制权力也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您对此有没有一些思考？
这个命题太宏大了。关于限制权力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限制权力，其实是对官员的最大爱护。很多时候官员的膨胀心态，就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权力具有内在的腐蚀人的“魔力”。当一个官员权力过大而又没有受到社会实质的制约时，会在不自觉中改变一个人的心性，一个谦虚的人可能会变得傲慢，心中毫无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