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继续讨论自我谴责倾向所具有的心理功能之前，我们必须考察避免被人反感的其他方式。与自我谴责截然相反，但仍然能达到同一目的的一种防御措施，是通过使自己永远正确或十全十美，不给别人留下批评的把柄和理由，以此来抢先阻止任何一种批评。这种类型的防御措施一旦出现，则任何行为，甚至明显错误的行为，都会被说得正当合理，就像有一个聪明的、经验丰富的律师口若悬河地为它作了机智的诡辩一样。这种态度可以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竟需要使自己在一切最无足轻重、最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上都显得一贯正确（例如在天气变化问题上一贯正确），因为对这种人说来，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可能招来全盘皆输的危险。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不能容忍最细小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容忍情感上的不同偏好，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是有一点不同意见，那就等于是对自己的批评。这种倾向在极大的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pseudo-adaptation）。这种态度见之于那些尽管有严重的神经症，却仍然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的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样子并假装很能适应环境。在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出错地预言，他心中一定有极大的怕遭反感和怕被人发现内心隐秘的恐惧。
神经症病人保护自己以免遭人反感的第三种方式，是借无知、患病或无能为力来寻求庇护。在这方面我遇到过一个十分明显的病例，那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子。她是我曾经提到过的两个女孩子中的一个，她被送到我这里来，是因为父母怀疑她智力低下。在最初几周的分析治疗中，我本人也确实怀疑她智力低下；她似乎根本不懂我所说的一切，尽管她的德语十分出色。我试图用比较简单的话来重复同样的问题，但仍然徒劳无功。最后，有两件事使这一局面豁然开朗。她做了这样一些梦，在梦中，我的诊所就像是一所监狱，或者，就像是一个正在给她做体格检查的医生的诊断室。这两个梦都暴露了她害怕被人发现隐秘的焦虑——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对任何体格检查都怕得要死。另一件事是她生活中的一桩偶然事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她忘了按法律的要求出示护照。最后，当她去见政府官员的时候，她假装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她大笑着向我叙述了这件事情后，突然意识到她自己也一直在对我使用同一种战术，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从此以后，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她一直用无知和愚蠢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以此来逃避被责骂被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一个感到自己是，或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不负责任、不堪信任的游手好闲的顽童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终生都采取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举止并不是那么幼稚和孩子气，他们也会拒不在自己的感觉中正正经经地看待自己。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可以发现这种态度的功能和作用。那些很快就要面临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攻击倾向的人，很可能突然感到软弱无力，突然表现得像个小孩子，除了渴望得到爱和保护以外，什么也不需要。或者，他们会做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又渺小可怜又软弱无力，不是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应用软弱无力来达到逃避的目的，则可以用生病来达到这一目的。众所周知，疾病可以被用来逃避自己面临的困境。然而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被神经症病人用来作为一道屏障以避免使自己意识到：恐惧正在使他逃避着不去解决他应该解决的困境。例如，一个跟自己上司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通过发作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保护。在这种时候，他使自己变得无能为力，其目的是要使自己显得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可以说，这是要找到一种借口和遁词，以此来避免意识到自己的怯懦。
避免他人任何形式的反感的最后一种防御措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防御措施，是感觉到自己成了他人的牺牲品。由于感到自己被人利用，神经症病人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种想利用他人的倾向；由于感到自己可怜地被人冷落和忽视，他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种想占有他人的倾向；而由于感到他人对自己毫无帮助，他就可以避免使他们看出自己有企图打败他们的倾向。这种感到自己成了他人牺牲品的策略是这样经常地被使用和如此顽强地被坚持，因为事实上，这正是最有效的防御方法。他保证了神经症病人不仅能够免于自责，而且同时还可以反过来谴责他人。
现在回到自我谴责的态度上。除了保护自己以避免遭人反感的恐惧和从正面获得安全感之外，这种自我谴责还具有另一种功能，这就是使神经症病人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自我改变。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这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极其艰难的。然而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一任务却是双倍的艰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病人更难于发现自己有改变其人格的必要，而且也因为焦虑使他人格中的许多态度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害怕看见自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因而退缩不前，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改变的必要。逃避这一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我谴责就可以“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痛恨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或痛恨自己未能做成某件事情，并因而希望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沉浸在犯罪感之中，那就表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悔恨自责确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病人蒙蔽自己，不使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那些喜欢这种做法的病人，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心理学知识中，得到了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他们却就此止步，停滞不前。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避免从情感上体验到任何东西，从而避免了使自己真正地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他们的这种态度，就好像是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道：瞧，这多么有趣！
自我谴责的态度也可以用来排除他人的危险，因为把罪过放在自己肩上似乎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对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以及由此而强化了的指责自己的倾向，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对此给以充分的讨论。
这些抑制作用通常都有一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种产生恐惧、仇恨并限制孩子自尊心自然形成的环境，这孩子就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深深谴责感。然而，他不仅不能表达这些谴责，而且如果他十分胆小的话，他甚至不敢在自己的自觉意识中感受和觉察到这些谴责。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惩罚的单纯恐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害怕失去他所需要得到的爱。这些幼年时期的反应，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因为那些创造这种环境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病态敏感而无法接受任何批评。然而，父母亲一贯正确这样一种态度的普遍存在，却来源于一种文化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权威性的力量之上，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始终要依靠这种权威性的力量。在许多家庭中，仁爱支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父母也不需要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力量。但尽管如此，只要这种文化态度仍然存在，它就会或多或少地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即使当它隐入幕后时也是如此。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时，批评就会受到禁止，因为它会破坏权威。这种禁止可以是公开的，并依靠惩罚来维系和推行；但更为有效的方式，则是使这种禁止较为隐蔽，并依靠道德来推行和维系。这样，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就不仅要受到父母的个人敏感的阻碍和限制，而且还会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和限制，这就是：由于文化的熏染而使父母深信子女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因而或明或暗地对子女施加影响，以便使子女也这样相信。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不那么胆小的孩子可能会表示某种反抗，但反过来这种反抗却会使他感到罪过；而一个比较胆小的孩子则不仅不敢表示任何不满，而且渐渐地甚至根本不敢想象父母也可能不对。但是，他感到一定有谁错了，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始终是对的，那就一定是自己错了。不用说，这一过程通常并不是一种理智的推论，而是一种情感作用；它并非来源于思维，而是来源于恐惧。
通过这种方式，子女开始产生犯罪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形成了一种在自己身上寻找、发现过错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衡量双方的是非，客观地考察整个情形。他对自己的责怪可能会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感到罪过。但在自卑感和犯罪感之间，只有一条流动可变的界限，它完全取决于对在他周围环境中流行的道德准则的或明或暗的强调。一个女孩子若始终屈居于姊妹之下，并且出于恐惧而屈服于不公平的待遇，始终压抑着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不满和抗议，那她可能会对自己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本来就比自己的姊妹差劲（如不那么美丽，不那么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样对待自己是正当的，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坏孩子。在这两种情形下，她都是责怪自己，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被虐待。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会持续下去；如果它并没有深深地铭刻在孩子的头脑中，如果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或者，如果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欣赏他、称赞他并在感情上支持他的人，这种反应就会发生变化。但如果这种变化并未发生，这种把对他人的谴责转化为自我谴责的倾向，就会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对世界的仇恨会从种种不同的来源逐渐地聚积起来，对表现仇恨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因为他会越来越害怕被人发现，并且会假定他人也像自己一样敏感。
但是发现一种态度的历史渊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动力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问题都是：此时此刻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态度。神经症病人之所以特别难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是因为在他成年的人格中，存在着种种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这方面的无能是他缺乏自发的自我肯定的表现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缺陷，只需要拿这种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指责的方式相比较，或者，更一般地说，拿它与健康人感受和表达攻击与防御的方式相比较。正常人在争论中能够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能够驳斥别人不正当的指责、讽刺和强求，能够内在地或外在地抗议他人的忽视、冷落和欺骗，能够拒绝他不喜欢的或当时的情境允许他拒绝的他人的要求和施舍。他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感受到并表示出对他人的批评，感受到并表达出对他人的指责；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故意疏远某人或打发某人。此外，他能够正常地出击和自卫，而不会产生过分的、不相称的情绪紧张，并且能够在过分的自我谴责和过分的攻击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他对整个世界产生狂暴的、不正当的谴责——这两者之间采取一种中庸之道。只有在这样一些或多或少为神经症病人所缺乏的条件基础上，才可能达到这种幸福的中庸之道，这些条件是：相对地摆脱了弥漫在无意识中的敌意，以及具有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一个人缺乏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时，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种软弱感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感。一个人若知道（或许并没有经过思考）只要形势需要，自己就能很好地出击和自卫，他就是坚强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坚强的；而一个人若心里知道自己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他则是软弱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电动钟表一样准确地记录下我们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明智而压抑了一场争论，是由于软弱还是由于正义而接受了别人的指责；即使我们能够成功地欺骗我们意识中自觉的自我，我们也不可能欺骗我们内心的自我。对于神经症病人，这种软弱的记录是产生恼怒的隐秘而不竭的源泉。许多抑郁消沉的发生都在于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不能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批评和谴责他人的一个更重要的障碍，直接与基本焦虑相关联。如果一个人感到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如果他对这个世界完全无能为力，那么，冒任何得罪他人的风险，都似乎纯粹是一种轻举妄动。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种危险显得更为巨大，而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得到他人之爱的基础上，他也就越是害怕失去这种爱。得罪他人对于他与对于正常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既然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是如此脆弱和单薄，他自然不会相信，他人跟他的关系会多么坚实和稳固。因此，他觉得得罪他人即意味着最后决裂的危险，他预感到自己将被他人彻底抛弃，会受到他人的仇恨，被他人一脚踢开。此外，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他人也像他一样害怕被人发现隐秘和被人批评，并因而倾向于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人，就像他希望他人也这样对待他一样。由于他极其害怕指责他人，甚至连想都不敢这样想，遂使他处于一种特别的困境之中，因为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他内心充满了蓄积起来的憎恨与不满。事实上，每一个熟悉神经症病人行为的人都知道，神经症病人对他人的大量指责确实能够有时以隐晦的方式，有时以公开的、最富于攻击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我仍然坚信神经症病人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有一种基本的怯懦，因此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些指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
它们可以是在绝望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在神经症病人感到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因此而失去的时候。这时，无论他怎样举止得体，他终究会遭到他人的拒绝。这种情形往往也发生在他竭尽全力要显得仁慈友好、关心体贴的时候，然而这些努力却未能立刻得到回报或甚至受到拒绝。他的所有谴责究竟是在一件事上总爆发，或是会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要取决于他的绝望的持久性。他可以在一次危机中把他所有的怨恨和不满都倾注于他人身上，也可以让这些谴责持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他的确说得到做得到，而且希望他人认真加以考虑。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却暗自希望他人意识到他是如何深深地绝望，并因而原谅和宽恕他所做的一切。即使无所谓绝望，同样的情形也仍然存在，只要这些谴责涉及的人，是神经症病人在自觉意识中仇恨的人。而且从这些人那里，他也并不指望得到任何好处。而在另一种我们立刻就要讨论的情形下，真诚的因素却已经不存在了。
一旦神经症病人感到自己已经被人看透和被人指责，或正处在即将被人看透和被人指责的危险中，他也可能以非常猛烈或不那么猛烈的方式对他人加以谴责。这时候，激怒他人的危险与遭人反感的危险相比，已经显得小巫见大巫。他感到自己正处在紧急关头并因而发起反攻，就像一头生性胆小的动物在面临危险时拼死一搏以突出重围一样。神经症病人在非常害怕某件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或者，在他们做了某种预料会遭到反感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可能把狂暴的指责倾泻到精神分析医生的头上。
与在绝望的压力下指责他人不同，这种攻击是盲目的。在发泄这些攻击和指责的时候，神经症病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攻击和指责来自单纯地感觉到需要排除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而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排除这种危险。这些攻击和指责中偶尔也包含着某些自认为真实的谴责，但基本上却是夸张的、虚幻的。在内心深处，神经症病人自己并不相信这些攻击指责之词，也并不指望别人拿它当真；相反，如果他人信以为真，如果他人就此与他进行一系列的辩论或表现出受到伤害的迹象，他反倒会感到十分惊讶。
一旦我们意识到对指责的恐惧是神经症病人人格结构中固有的东西，并进一步意识到这种恐惧的种种表现方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的许多表面现象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神经症病人往往不能表达正当而有理由的批评意见，即便他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强烈指责。每当他丢失了东西，他都坚信是自己的女佣把它偷走了。尽管如此，对她不能准时开饭，他却无法加以指责或提出异议。他实际做出的指责往往有一种不现实的性质，不能说到点子上，有一层虚伪的色彩，不是全无道理就是纯属虚构。作为病人他可能会对医生加以粗野的咒骂和指责，说医生毁了他，但他却不能对医生抽烟的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这些公开表现出来的谴责，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满；而要完全释放这些仇恨和不满，就需要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一些允许神经症病人表现其仇恨和不满，同时又不必意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其中一些是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另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希望诅咒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会在对丈夫产生嫉妒的时候责骂她的女佣），或者更一般地转移到咒骂环境或埋怨命运上去。这些发泄方式作为“安全阀门”，其本身并不是专为神经症病人设计的。神经症病人间接地、不自觉地表现其种种对他人指责的特殊方法，是通过遭受痛苦作为其媒介的。神经症病人可以用遭受痛苦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妻子由于其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嫉妒心理，而且还能得到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额外好处。
遭受痛苦怎样才能有效表达对他人的谴责，这要取决于对提出谴责的种种抑制作用。如果这种恐惧不是太强烈，痛苦就可以戏剧性地展示出来，并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谴责：“你看你把我搞得多么痛苦。”事实上，这正是谴责能够表达出来的第三种条件，因为痛苦使谴责显得是正当合理的。这种方式与用来获得爱的种种方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获得爱的方式。谴责性的受苦同时也被用来作为一种对怜悯的请求和对某些恩惠的敲诈，以此作为对所造成的伤害的补偿。但做出谴责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痛苦就越不外露。这种情形甚至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神经症病人竟不让他人注意到他正在受苦。总而言之，在神经症病人展示和表现其痛苦的方式中，我们发现了种种不同的变化形式。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恐惧，神经症病人总是不断地摇摆于谴责他人和自我谴责之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使神经症病人始终处在绝望的不确定性中，老是搞不清自己应不应该批评他人，应不应该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他根据经验隐隐约约地知道，他对他人的指责常常并不是正当或合乎实际的，而不过是由自己的种种非理性反应所激发。这一认识也使他更难于发现：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受到了虐待，从而使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
旁观者往往容易把所有这些表现都相信为和说成是特别尖锐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旁观者本人即是神经症患者，但它的确意味着他和神经症病人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为了理解文化的影响怎样决定了我们对于犯罪感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考察种种历史的、文化的和哲学的问题，而这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即使完全略过这些问题，至少也还有必要提到基督教思想在道德问题上的影响。
我们对犯罪感的讨论，可以非常简略地总结如下：当神经症病人指责自己或表现出某种犯罪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追问的并不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犯罪感？”而是“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究竟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我们发现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表现其对于反感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避免对他人做出指责。
当弗洛伊德和大多数追随他的精神分析医生倾向于把犯罪感视为一种终极的动因时，他们的确反映了他们时代的思想。弗洛伊德承认犯罪感来源于恐惧，因为他断言恐惧促成了“超我”的产生，而超我又造成了犯罪感；然而他倾向于认为：良心的要求和犯罪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作为最后的代理人而行使职能。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我们接受了外在的道德标准，学会了用犯罪感对良心的压力做出反应之后，隐藏在这些犯罪感背后的动因，不管采取多么微妙而又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仍然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承认犯罪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力，那就有必要修正某些精神分析理论。这些理论假定犯罪感，特别是那些模糊的、被弗洛伊德尝试性地称之为无意识的犯罪感，在产生神经症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我将仅限于提到这些理论中三种最重要的说法，这就是：“消极治疗反应”，即病人由于其无意识中的犯罪感而宁愿继续生病的说法；超我作为一种内部建构而对自我行使惩罚的说法；以及道德受虐倾向，即把自我施加的痛苦说成是出于一种自我惩罚需要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