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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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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犯罪感似乎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犯罪感公开而大量地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神经症中,它们虽然被上了更多的伪装,其存在却仍可以通过行为、态度、思维方式和反应方式透露出来。这里,我将首先以概括描述的方式,讨论标志着犯罪感存在的种种外在表现。

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它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等。这种人往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犯罪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为我所做的某件事来找我算账的。如果朋友很久不上门或很久不写信来,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总是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情,明显地对不起他,他也仍然会想方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任何利益冲突,他都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在这些潜伏的、随时准备爬上心头的犯罪感和那些显现在抑郁状况中的、被解释为无意识的犯罪感之间,只有一条变动不定的界限。后者往往采取自责的形式,而这些自责又往往具有幻想的性质,或至少具有极大的夸张性质。神经症病人始终不懈地努力使其在自己眼中和他人眼中显得正当合理,特别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策略价值尚未被清楚认识到的时候,也同样揭示出了这些必须被搁置起来的、游离的犯罪感的存在。

神经症病人对别人反感自己的强烈恐惧,以及对别人发现自己内心隐秘的强烈恐惧,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模糊的犯罪感的存在。在他同精神分析医生进行的讨论中,他可以使自己的表现显得就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罪犯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以此使自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很难与医生合作。他可能把医生所做的每一种解释,都视为对他的谴责。例如,如果医生向他表示,在某种防御态度背后,存在着某种潜伏的焦虑,他就会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如果医生解释说,他不敢接近他人是害怕受到他人的冷落和拒绝,他就会接受这一责难,并且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设法使生活对他更轻松。对十全十美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的程度上,也来源于这种希望避免任何被人反感的需要。

最后,如果某种不利的事件发生,例如失去某种机遇或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明显地感到更轻松更自在。这种反应,以及有时候他似乎故意安排或导致不利的事件发生,如果仅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认为神经症病人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些犯罪感。

这样,我们面前就好像有大量的证据,不仅可以证明神经症病人心中存在着特别尖锐的犯罪感,而且还可以证明这些犯罪感对神经症病人的人格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我们仍需要追问:神经症病人自觉意识到的这些犯罪感是否确实是真诚的?那些表明存在着无意识犯罪感的症状和态度,会不会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有许多理由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怀疑。

正像自卑感一样,犯罪感也根本不是什么不受欢迎的东西,神经症病人远不是急于要摆脱它们。事实上,他往往坚持自己有罪过,并且拼命抵抗一切企图开释他的努力。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他之所以顽固坚持其犯罪感,也像顽固坚持自卑感一样,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我们还应该记住另一条理由。真诚地对某件事感到悔恨和羞耻,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要向他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加痛苦。事实上,神经症病人由于害怕别人的反感,会比正常人更害怕这样做。然而,我们看到,他在表达我们称之为犯罪感的那种感受时,却显得十分欣然和爽快。

何况,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责,尽管往往被我们解释为标志着潜在的犯罪感,其特征却是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不仅在他那种特殊的自我谴责中,而且在他那种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仁慈、赞扬和成功的模糊感觉中,他都很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巨大的夸张一直到纯粹的幻想。

另一种情形也表明,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我谴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就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一钱不值。甚至就在他似乎被犯罪感所淹没的时候,如果别人真的对他这种自我谴责信以为真,他很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后面这种现象构成了最后一条理由。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谴责时,曾经指出过这一点,这就是神经症患者一方面表现出犯罪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随之而来的谦卑感和羞辱感。就在他宣布自己一钱不值的同时,却会强烈地要求别人对他关心体谅并崇拜赞赏,而且还会表示出明显地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批评。这种矛盾可能暴露得十分明显,例如,有一个女人对报纸上报导的每一桩罪行,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犯罪感,甚至把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都归咎于自己。但当她的姐姐只不过十分温和地责备她不该要求太多的关心体谅时,她却如此怒不可遏,以致竟当场昏倒在地。然而这种矛盾并不总是这样明显,它更多的是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神经症病人可能会把他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错误地当作是一种正常的自我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也可以被这样一种信念所掩盖,这就是:只要这种批评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它。但这一信念不过是一种掩护自己的屏障,而且与事实相矛盾。实际上,即使显然是善意的忠告,也可能引起他极大的愤怒,因为任何形式的忠告,都意味着批评他还不够十全十美。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和检验犯罪感的真实性,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那些看上去仿佛是犯罪感的现象,绝大部分乃是焦虑的表现或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畏惧神比畏惧人要更显得高尚;或者,用非宗教的话来说,出于良心的缘故而不做某事,比害怕遭到惩罚而不做某事,要显得更加高尚。许多丈夫声称自己之所以对妻子忠实是出于良心的缘故,实际上不过是害怕自己的妻子罢了。由于神经症中存在的大量焦虑,神经症患者往往比正常人更倾向于用犯罪感来掩盖自己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害怕那很可能发生的后果,而且还会用与实际情形极不相称的恐惧,预先想象到某些后果。这些预先想象所具有的性质,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夸大的想象,预感到某种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或抛弃;或者,他的恐惧也可能完全是模糊不清的。但不论其性质如何,他的这些恐惧全都集中在同一点上,而我们可以大致地把这称之为怕遭反感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已形成一种信念,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怕人发现隐秘的恐惧。

怕遭反感的恐惧在神经症中十分常见。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不管他表面上显得多么充满自信,对他人的意见是如何的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对被人反感,对被人批评和指控,对被人发现其隐秘都极其害怕和高度敏感。我已经指出过,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往往被理解为标志着潜在的犯罪感。换句话说,它往往被认为是犯罪感的结果。然而,批判性的观察却使这一结论变得可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对某些经验、某些想法往往感到难以启齿。例如,他们往往感到很难对医生谈论那些有关死亡愿望、手淫、乱伦愿望的经验和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经验和想法有极大的犯罪感,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此感到罪过。一旦他们获得了充分的信心来谈论这些问题,并发现这些经验和想法并没有遭到医生的反感,他们的所谓“犯罪感”也就立即消失了。可见,他们之所以产生犯罪感是因为:由于焦虑的缘故,他们比一般人更相信和依赖于公众的意见,并因而天真地把公众意见错当作他们自己的判断。何况,尽管他们这种特殊的犯罪感,在他们公开地讲出了造成这些犯罪感的种种经验后已经完全消失,但他怕被人反感的敏感程度却基本上毫无改变。这一现象,使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结论:犯罪感并不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结果。

由于对他人反感的恐惧在犯罪感的发展和对犯罪感的理解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对它的内涵加以讨论。

对遭人反感的过度恐惧,既可以盲目地针对一切人,也可以仅仅针对朋友,尽管神经症病人通常并不能正确地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这种恐惧还仅仅涉及外部世界,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它也始终仅仅关涉着他人的不同意见。但这种恐惧也可以内化,而越是发生这种内化,则来自外界的反感跟来自自我的反感相比,就越显得不重要。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有时候,它表现为不断地害怕得罪他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不敢拒绝别人的邀请,不敢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不敢表示任何愿望;唯恐不合习俗,违背了某些既定的标准,唯恐以任何方式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等。它也可以表现为不断地害怕别人了解自己,即使当他感到自己受人喜爱的时候,他也总是倾向于向后退缩,以免别人一旦了解自己而将自己遗弃。同样,它也可以表现为极不情愿让他人知道自己的任何私事,或对别人提出的任何有关自己的无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他总觉得别人问这些问题,是企图刺探他的私事。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使精神分析过程对医生说来十分困难,对病人说来十分痛苦。尽管对一个人的分析不同于对另一个人的分析,但所有这些分析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病人一方面渴望得到医生的帮助,希望获得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他又必然要反抗医生,把他视为最危险的侵略者。正是这种恐惧使病人表现得就像是个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像罪犯一样,他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否认自己的一切真实想法,并想方设法把医生引入歧途。

这种态度可以在梦中表现为被迫忏悔,而自己对这种忏悔却感到十分苦恼。我的一位病人,在我们就快要揭开他的某些压抑倾向的时候,做了一个在这方面极有意义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有一种不时在一个梦一般的小岛上寻求庇护的习惯。这孩子成了岛上某个集体的成员,而统治这集体的法律,却严禁让外人知道这座小岛的存在,任何入侵者都将被处以死刑。有一个为这孩子所敬爱的人(他以某种经过伪装的形式代表着精神分析医生),碰巧发现了通向岛上的道路。按照法律,他应该被处死。然而这孩子却能够救他,只要他发誓自己永不再返回岛上。这是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自始至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的内心冲突的艺术表现,这冲突反映了病人既喜爱又仇恨精神分析医生——因为他想侵入到那些隐秘的思想感情中——的矛盾心理,反映了病人既想用反抗来保护自己的隐秘,又希望放弃这些隐秘的矛盾心理。

如果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并非来源于犯罪感,那么人们一定会问,神经症病人为什么如此担心被人发现其隐秘和怕遭人反感呢?

引起怕遭反感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病人显示给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facade),与隐藏在这面孔后面的所有一切受到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尽管神经症病人因为不能与自己成为一体,因为不得不始终保持所有这一切伪装而备受痛苦——他自己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保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保护他不受自己潜在的焦虑袭击的屏障。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必须加以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种“犯罪感”的消失,并不能把他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还有更多的情形需要加以改变。说得简单一点,正是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毋宁说,正是他人格中病态的那一部分的不真诚,造成了他对遭人反感的恐惧;而他之所以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隐秘,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真诚。

至于说到他这些隐秘的特殊内容,那么他首先想要隐藏的,乃是人们通常用攻击性这一术语所指称的那一切心理内容的总和。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仅仅包括他的反应性敌意,如愤怒、仇恨、嫉妒、侮辱他人的欲望,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还包括他对他人的一切隐秘要求。由于我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些要求,所以这里只需简单地说一下就够了,这就是他不想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或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相反,他内心深处始终坚持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管是通过支配、剥削他人的方式,还是通过温情、“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人们接触到他这些敌对反应或隐秘要求,他就会产生大量焦虑。这并非由于犯罪感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发现他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的机会,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其次,他想隐藏的是:他感到自己是多么软弱,多么不安全,多么无能为力,他的自信心是多么薄弱,他的焦虑是如何强大。由于这一缘故,他建立起一副有力的面孔。但是他对于安全的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他人上,他的骄傲就越是与力量相关联,他也就越是从头到脚地瞧不起自己。他不仅感觉到软弱中存在的危险,而且认为无论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软弱都是十分可耻的事情。他把任何不足都视为软弱,不管这种不足是指不能做一家之主,不能战胜某种内心障碍,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帮助,还是不能摆脱自己心中的焦虑。由于他从根本上蔑视自己心中的任何“软弱”,由于他老是担心他人一旦发现了他的软弱,就会同样地瞧不起他,所以他竭尽全力、不顾一切地隐藏这些软弱;与此同时又总是害怕自己迟早会被人发现,由此而产生了持续不断的焦虑。

因此,犯罪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谴责,不仅不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而且,它们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一种防御措施。它们同时致力于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的双重目标。而后一目标的实现,不是靠把注意力从应该隐藏的内心隐秘上转移开,就是靠极大地夸张这些隐秘来使它们显得不真实。

我将举出两个例子,它们也许有助于说明许多类似的情形。有一天,一个病人严厉地谴责自己不知感激、忘恩负义,谴责自己成为医生的包袱和负担,谴责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医生事实上只收了他很少一点费用就为他治疗。但是在治疗结束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忘了带本来打算在那一天付给医生的治疗费。这只是他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一切的许多证据中的一个。他那种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自我谴责,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情形中一样,具有模糊和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而聪明的妇女,因为自己像一个小孩一样大发脾气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尽管理智上她也知道,她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她父母的行为太不近人情,尽管与此同时她已经完全不再相信父母的一切都是对的,都应该受到责备,但她仍然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以致竟把她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失败,也看作是由于她对父母怀有敌意而给她的惩罚。通过谴责自己对父母的冒犯,以此来解释她不能与男人有正常的性关系,她就掩盖了那些实际发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她对男人怀有敌意,她出于对被冷落和被拒绝的恐惧,已经先就采取了一种退缩的自我保护的姿态等。

这种自我谴责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对抗被人反感的恐惧,而且还可以通过反话的方式,来得到正面的安全感。即使这时并没有局外人被牵扯进来,这些自我谴责也可以通过提高神经症病人的自尊心来使他获得安全感;因为自我谴责意味着自己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因此才能够谴责自己身上那些被外人忽略了的过错,这一点,最终将使他感到自己确实了不起。除此之外,自我谴责还能给他以宽慰,因为它们很难得涉及他的真实问题,涉及他对自己的不满,从而事实上给自己暗中留下了一条活路,使自己相信自己毕竟还不算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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