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神经症病人的竞争心理所具有的破坏性质，它必然会在神经症病人身上产生大量的焦虑，从而导致逃避竞争。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来自何处？
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个来源，乃是害怕对野心的冷酷无情的追求会遭到他人的同样报复。一个人如果在他人取得成功或希望取得成功时，就将他们踩在脚下，对他们加以侮辱和打击，那么他肯定会害怕他人以牙还牙，怀着同样强烈的愿望来打败自己。但是这种对报复的恐惧，尽管威胁着每一个靠牺牲他人利益而获得成功的人，却并不是使神经症病人的焦虑日益加剧从而使其产生对竞争的抑制的全部原因。
经验表明：仅仅是对报复的恐惧，并不一定导致抑制作用。相反，它只可能使人怀着想象的或真实的嫉妒、敌意和竞争心理，对他人加以冷酷的算计；或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以防止被他人打败。一定类型的成功者往往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这就是获得权力或财富。但如果拿这种人格的结构与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也并不想得到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别人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某种帮助还是某种慷慨。他深信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人的忠言，仅仅是因为这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用。为爱而爱对于他毫无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防卫措施都仅仅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前，这就是获得权力、名望和财富。即使是一个由于内心的冲突，才被迫成为这种行为类型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这种追求，他也并不会形成神经症病人通常所具有的那些病态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不可战胜。
然而，神经症病人却会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一方面，他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病人内心的一个关键性冲突。神经症病人何以会变得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他何以不愿意承认这些野心和要求，又为什么会阻止或完全逃避这些野心和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之所以会限制自己的竞争心，其原因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特别严厉的“超我”，这个超我不允许他的攻击倾向过分强大；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具有两种两样不可抗拒的需要，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渴望。
这种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尽管如此，这种压力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通常，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获得一种解决，一种是使支配欲和因支配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怨恨合理化；另一种则是限制自己的野心。关于他如何使自己的攻击需要合理化，我们不妨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的性质和特征，与我们在讨论神经症病人获得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使这些方式合理化时所发现的那些性质和特征完全一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合理化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的目的在于使这些要求变得无可非议，从而使它们不致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说在一场竞争中他贬低了他人，侮辱了他人或者打击了他人，那么他自己倒是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那么他自己相信而且企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厉害地使一种狡猾而隐秘的不真诚渗透到一个人的人格中，哪怕这个人基本上还算诚实也是如此。同样，它也解释了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一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或甚至是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往往被混同于“自恋”倾向。然而事实上，它却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句话说，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需要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产生的。
对这种合理化需要的观察，很可能作为因素之一，启发了弗洛伊德形成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一思想；而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反应中，往往以破坏性冲动屈服于这一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因此，这种合理化的需要，还有对我们的解释极富于启发性的一面。除了作为一种应付他人的策略手段而不可缺少外，这种合理化的需要，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同样也是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它可以使自己在自己心目中显得正当合理，无可指责。在讨论犯罪感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时，我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包含在病态竞争中的焦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乃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成功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一部分是出于对侮辱的恐惧。任何失败都可能成为一场灾难。一个女孩子倘若在学校里没有学好自己希望学到的某种知识，她就不仅会感到极其羞愧，而且还会感到班上的其他女孩子都会瞧不起她并共同反对她。这种反应会给她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她会不断地把任何事情都看作是失败；而事实上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失败，或最多也只是无关紧要的失败，例如未得到全班最高分，在一场考试中的某一局部失误，在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未取得巨大的成功，未能口若悬河、谈吐惊人等。总之，她将任何不符合其过高期望的事情都看作是失败。而任何形式的冷落——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病人往往会怀着强烈的敌意对此做出反应——都同样会被视为一种失败，并因而被视为一种屈辱。
神经症病人的这种恐惧，可能会因为担心他人在知道了他冷酷无情的野心后，对他的失败幸灾乐祸而大大加剧。比失败本身更令他害怕的，乃是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显示了自己正在与他人竞争，显示了他确实希望获得成功并已经为此做出了努力，然后遭到了失败。他觉得单纯的失败还可以被人们原谅，甚至还可能唤起他人的同情而不是敌意；然而一旦他表现出对成功有兴趣，他就会被一大群迫害他的敌人所包围。这些人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一旦他有任何虚弱或失败的迹象，他们就会猛扑上来吞噬他。
由此而产生的态度，随恐惧的内容之不同而不同。如果其内容偏重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努力，甚至不顾一切地企图避免失败。每当面临对他的力量和能力的严峻考验，例如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他就会产生尖锐的焦虑。但如果恐惧的内容偏重于害怕他人发现自己的野心，其结果就会恰恰相反。这时候他所感受到的焦虑，就会使他显得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任何事情都不作努力。这两种情形的对比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显示出这两种归根结底是同出一辙的恐惧，是如何可以产生出两组完全不同的特征的。一个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人，会通宵达旦地拼命苦读以迎接考试；而一个符合于第二种模式的人，则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干，而且很可能会故意引人注目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其他嗜好，以此向世人表明，他对功课完全不感兴趣。
神经症病人往往意识不到他自己的焦虑，而仅仅意识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例如，他可能无法集中精力专心工作；他也可能出现多疑症病人的恐惧，例如担心体力活动会使他发作心脏病，害怕过度的脑力劳动会使他神经崩溃等；他也可能在任何活动之后变得精疲力竭——一旦某种活动中包含着潜在的焦虑，它就很可能使人容易疲劳——并以此证明活动和努力对他的健康有害而必须加以避免。
在他退出竞争，不作任何努力的过程中，他很可能使自己沉溺在各种各样的消遣活动中——从玩单人纸牌一直到聚会聊天，他也可能采取一种姿态使自己显得十分疲沓懒散。一个女性神经症病人可能故意衣冠不整，宁可给人以不事打扮的印象，也不愿给人以故意打扮的印象，因为她觉得故意打扮得漂亮只会使她遭到他人的嘲笑。一个容貌出众，十分漂亮的姑娘，却自认为十分土气、寒碜，往往不敢在大庭广众中涂脂抹粉，因为她总认为别人会这样想：“多么可笑的丑小鸭，居然企图使自己显得有魅力！”
因此神经症病人往往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样更加安全。他的格言是：“安分守己、谦虚谨慎，最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像维布伦（veblen）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引人注目——例如引人注目的悠闲安适，引人注目的挥霍铺张——在竞争中往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应的，逃避竞争也必然会注重和突出其反面，即尽量避免引人注目。这意味着坚持传统观念和习俗标准，不要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不要显得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征，它就会使人不敢冒任何风险。不用说，这种倾向必然会导致生活的贫乏和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十分有利，否则任何幸福、任何成就的获得，都必然包含着冒险和努力奋斗。
到此为止，我们已讨论了对可能遭到的失败的恐惧，但这仅仅是病态竞争所伴随的焦虑的一种表现。这种焦虑同样也可能表现为对成功的恐惧。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焦虑在这样大的程度上涉及对他人的敌意，以致他们竟害怕成功，即使他们对成功有充分的把握。
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来源于害怕遭到他人的嫉妒并因而失去他人的爱。有时候这是一种自觉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很有天赋和才华的作家，由于其母亲也开始写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她因此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当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间歇，她又忧心忡忡、犹豫迟疑地重新开始写作时，她害怕的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这个女病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极端恐惧他人会对她做的每一件事产生嫉妒；因此，她把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尽量讨好他人，以期赢得他人喜爱。这种恐惧同样也可能仅仅表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心，担心一旦自己有所成就，就必然会失去所有的朋友。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经症病人在这种恐惧中更多意识到的却不是这种恐惧本身，而是由此而导致的种种抑制。例如，这种人在打网球的时候，每当接近胜利就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使他不能赢得胜利。或者，他可能忘记去赴一个对他的未来十分重要的约会。如果在一次讨论或一场谈话中，他有十分中肯而有益的意见，那么他可能用很低的声音，或用极其简略的方式把这意见表达出来，以致竟没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未能引起应有的轰动。他往往让人代替他去宣布或发表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他发现，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侃侃而谈，思路敏捷，口齿伶俐；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总是显得那么笨拙和迟钝。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演奏某种乐器得心应手，一副大师风度；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却显得笨手笨脚，宛如初出茅庐。尽管他对这种不稳定状态感到十分困惑和奇怪，他却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状态。只有当他终于能够洞察他这种逃避倾向时，他才会发现：一旦同一个不如他本人聪明的人交谈，他就会不知不觉地、强迫性地表现得比对方更为笨拙和迟钝；一旦和一个拙劣的乐师一起演奏，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迫演奏得更坏。而这都是由于害怕一旦优越于他人，就会侮辱和伤害他人的缘故。
最后，如果他确实取得了成功，那么他不仅不可能享受成功的乐趣，甚至还会觉得这仿佛并不是他自己的经历。他也可能尽量冲淡和贬低这种成功，把它归功于某种幸运的环境或机遇，归功于某些无足轻重的外来刺激和外来帮助。在取得成功之后，他很可能感到十分抑郁，部分是由于这种恐惧，部分是由于一种潜在的失望，即实际的成功往往远不如他心中暗自期望的那样巨大。
这样，神经症病人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来自想要超人一等的、名列前茅的、狂热而又不可抗拒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来自一旦开端良好、进展顺利就必然要起而阻止自己的巨大强迫性。如果他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情，那么第二次他就注定要把这件事做得一塌糊涂；如果这堂课学得很好，那么下堂课就一定学得糟糕；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取得了一点进展，紧接着的必然是故态复萌；今天给人印象很好，明天给人的印象则必然十分恶劣。这一连串的反复不断发生，从而使他感到他是在毫无希望地同种种强大的怪癖做斗争。他就像珀涅罗珀一样，每天晚上把自己白天织成的锦缎重新拆散。
因此在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可能发生抑制作用。神经症病人可能完全压抑住他自己野心勃勃的愿望，以致竟完全不愿做任何一种工作；他可能希望做某些事情，但却不能集中精力完成这一任务；他也可能工作得十分出色，但却避而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成功；最后，他甚至可能虽然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但却不可能欣赏这一成就，甚至感觉不到这一成就。
在以此逃避竞争的这许多方式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或许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同真实的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之间，创造出一种不可超越的距离，以使一切竞争显得荒谬可笑，从而在意识中消灭竞争心理。要造成这一距离，可以通过把他人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位上，也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比低下的地位，从而使一切竞争的念头和竞争的企图都显得荒唐可笑和根本不可能实现。后一过程，正是我将要加以讨论的“自贱作用”（belittling）。
自轻自贱、自我贬低可以是一种自觉的策略，仅仅由于权宜之计而加以使用。如果一位大画家的徒弟画出了一幅出色的画，而又有理由担心他老师的嫉妒，那么，他可能会贬低他的作品以缓和他老师的嫉妒。然而，神经症病人对自己低估自己的倾向，却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感觉。即使他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也会认真地相信，别人会比他做得更好，他的成功不过是一种偶然的碰巧，他很可能再也无法做得这么好。即使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他仍然可能鸡蛋里挑骨头，例如认为自己工作得太慢等，以此来贬低自己的整个成就。一位科学家可能会对他自己领域中的问题感到茫然无知，以致他的朋友不得不提醒他，他本人曾对这些问题有过自己的专著。当有人向他提出一个愚不可及或根本不能解答的问题时，他往往倾向于感到这是他本人的愚蠢。当读到一本隐隐约约觉得不能同意的书时，他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对它审思一番，而是倾向于据此推论，他本人竟愚蠢得不能读懂这本书。他甚至还可能抱着这样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已设法对自己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和客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