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不仅会只看到他这些自卑感的表面价值，他还会始终坚持其正确性。尽管他会因这些自卑感而产生抱怨和痛苦，他却远不能接受任何证据以打消这些自卑感。如果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人，他就会坚持说：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他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假象。在此之前我曾提到过的那个女孩子，她在体验到她哥哥的侮辱后，在学校里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野心。然而，尽管她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并被大家公认为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但在自己心目中，她却仍然坚信她十分愚蠢笨拙。尽管一个女人照一照镜子，或感觉到男人们在注意她，就可以使她相信自己有一定魅力，但这样的女人却可能死死地抱住这样一个信念，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吸引力。有些人在40岁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太年轻，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担任领导工作；而过了40岁以后，他又转而感到自己已经太老，再也不能提出新的见解或担任领导工作。有位著名的学者曾为自己不断地赢得尊敬而感到惊奇，因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始终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庸才。别人的称赞和恭维在他看来不过是内容空洞的谄媚，或者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以致引起了他的愤怒。
这种现象，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得到。它表明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今日最普遍之邪恶的自卑感，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他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在自己心目中贬低自己，借此使自己显得低人一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于是与竞争心理相关的焦虑就可以得到缓和。
顺便说一句，我们不应忽视，自卑感有可能实际削弱和降低一个人的地位，因为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往往会损伤一个人的自信心。一定程度的自信心，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不管这所谓的成就是指不按标准食谱调拌色拉，是指推销商品，是指捍卫自己的观点，还是给他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具有强烈自卑倾向的人，有可能在梦中梦见他的竞争对手超过了自己，或梦见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上。由于在下意识中，他无疑是希望自己战胜对手的，所以这些梦有可能显得不符合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见解。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见解。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缓和这些焦虑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说来，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我的一个病人计划在她接受治疗期间要作一次演讲，因为那时候她正不顾一切地想要打败我。但她却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作一次十分成功的演讲，而她却坐在听众席上，谦卑地对我怀着崇拜之情。同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教师，也梦见自己的学生成了老师，而自己却不能完成他布置的作业。
自我贬低被用来控制野心的程度，同样也见之于这一事实，这就是，遭到贬低的能力往往正是个人最强烈渴望超越他人的那种能力。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是在知识上优越于他人，那么智力和才华就是他实现这种野心的工具，因而必然会受到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爱欲的性质，那么容貌和魅力就是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并因而会遭到贬低。这种联系是如此常见，以致我们根据自我贬低倾向凝聚在哪一点上，就可以猜测出一个人的最大野心是什么。
到此为止，这种自卑感与事实上的缺陷并无任何关系，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逃避竞争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讨论的。但是，难道它们真的与实际存在的缺陷，与对实际缺陷的认识毫无关系吗？事实上，这些自卑感乃是实际的缺陷和想象的缺陷两者共同的结果；它们是由焦虑发动的自我贬低倾向和对实际存在的缺陷的认识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正像我多次强调过的那样，我们最终是无法欺骗和愚弄我们自己的，尽管我们可以成功地把某种冲动关闭在意识的大门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具有我们讨论过的这种性格倾向的神经症病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是知道自己具有必须加以隐藏的反社会倾向的。他知道自己的态度远远谈不上真诚，知道自己的伪装完全不同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暗流。他能够隐隐意识到所有这些表里不一，乃是其产生自卑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绝不会明确地承认这些表里不一的现象来自何处——因为它们发源于被压抑的驱力。由于不知道这些自卑感的来源，他对自己所做的解释，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解释，而只能是一种使之合理化的努力。
他之所以感到他的自卑感直接地表现了一种实际存在的缺陷，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于他在自己野心的基础上，已经对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建立起种种幻想，所以他不可能不拿自己的实际成就与自己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完人的幻想作比较。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他的实际行为和实际能力显得低劣。
所有这些逃避倾向的全部结果，乃是神经症病人遭到真正的失败，或至少是不能达到按他的天赋、才华和机会所应该达到的高度。那些与他同时起步的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有了更好的职业、更大的成就。这种落后的局面并不仅仅指外在的成就。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会越来越感觉到在自己的潜能和成就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尖锐地感觉到，不管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是什么，它们都将被白白地浪费掉；他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发展受到了阻碍，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成熟。他对意识到这种表里不一的差距所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并不带有受虐狂的性质，而是一种实实在在、恰如其分的不满足。
正像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潜能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然而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形成的这一差距，作为神经症的可靠标志和根本特征，却是由他内心的冲突造成的。他在实际生活中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在潜能和成就之间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差距，不可避免地会更大地加强他已有的自卑感。因此他不仅相信自己达不到他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且事实上的确比他可能成为的人更加低能。这样，人格发展所受到的不良影响，由于使自卑感有了现实的基础，因而变得更加巨大。
与此同时，我所提到过的另一差距，即高涨的野心和与之相比显得贫乏而可怜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如此难以忍受并因而需要一种补救。这样，幻想就应运而生，变成了这种补救。在这种情形下，神经症病人越来越用夸张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可以获得的目标。这些夸张的幻想对他具有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遮盖了他那种难以忍受的虚无感；它们即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又不需要进入任何竞争，因而也就不会招来失败或成功的危险；它们使他远离任何实际的可以实现的目标，从而建立起一种自大的妄想。正是这种毫无出路的价值，使这些夸张的幻想成为危险的幻想，因为与勇往直前的笔直大道相比，这种毫无出路的死胡同，对于神经症病人显然有某些明确的利益。
神经症病人的这些自大幻想，应该与正常人的自大幻想和精神病病人的自大幻想区分开。有时候，甚至正常人也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因而赋予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过分的、不适当的重要性，沉浸在幻想将来如何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之中；但这些幻想始终是点缀性的，他并不会对它过于认真。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夸大妄想，则又是另一个极端。他深信自己是一位天才，是日本天皇，是拿破仑，是耶稣，并且本能地拒绝一切对这种妄想不利的现实证据；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局外人的提醒，拒不承认他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看门人，是收容所里的病人，是他人轻视和嘲笑的对象。即便他最终意识到这种分裂和脱节，他也会按对他的自大妄想有利的方式做出决定，他会认为：别人绝不比他更聪明，他们不过是为了伤害他而故意对他加以轻视和侮辱。
神经症病人可以说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他这种夸张了的自我评价，他对此做出的自觉反应，就更接近于正常人的反应。如果在梦中，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王室成员的面目出现，他会认为这些梦十分有趣和可笑。但是，尽管在自觉意识中他会把这些夸张的幻想视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幻想，但在情感上，这些幻想对于他，却有与精神病患者类似的现实价值。在这两种病例中，原因都只有一个，这就是：这些夸大的幻想具有重要的功能。不管是多么脆弱和不稳固，它们却是神经症病人的自尊心赖以支撑的台柱。正因为如此，所以神经症病人始终抓住这些幻想不放。
潜伏在这种功能中的危险，一旦在病人的自尊心遭到打击时，就会显露出来。这时候，随着这一支柱的崩溃，他就会从半空中跌下来，从此一蹶不振。例如，一个本来有充分理由相信别人爱她的姑娘，有一天却突然意识到，那个男子在是否与她结婚的问题上正犹豫不决。在一次谈话中，他对她说：他觉得自己还太年轻，还太缺乏结婚的准备和足够的经验，他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在把自己束缚于婚姻关系之前，更多地接触一些别的姑娘。她经受不住这一打击，变得消沉抑郁，开始感到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对失败产生了极大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希望远离一切，既不愿见人也不愿工作。这种恐惧是如此强大，以致即使是令人振奋的事件，例如那个小伙子后来又决定愿意和她结婚，以及由于对她的能力表示高度的赞赏而给她一个更好的工作，都不足以使她感到安全。
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自然会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在他最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同时，他又会惊奇于别人居然认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觉得自己十分可怜、十分低贱的同时，他又会因为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而感到愤怒。他的这种敏感，可以比之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接触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到伤害、蔑视、冷落、渺小，并相应地报之以复仇般的憎恨心理。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恶性循环”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这些夸大的幻想显然具有某种安慰价值，并且以想象的方式给人以某种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们却不仅强化了逃避倾向，同时还以敏感为中介，产生出更大的愤怒，并因而产生出更大的焦虑。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严重的神经症，但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它们也同样见之于不那么严重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就是病人本人也往往难以察觉这种情形。然而另一方面，只要神经症病人能够从事某种建设性的工作，就可以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会日益增长，因而他那些夸张的幻想就再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由于神经症病人往往缺乏成就，他在事业、婚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一切方面都往往落后于他人，遂使他更加嫉妒他人并因而强化了由其他途径形成的嫉妒倾向。当然，有许多因素可以使他压抑自己的嫉妒倾向，例如性格中固有的高贵感，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没有权力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或仅仅因为不能发现自己确实不幸福。但这种嫉妒倾向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可能投射到他人身上，因而产生一种有时近乎偏执狂的恐惧，害怕他人会在一切事情上嫉妒自己。这种焦虑是如此强大，以致他总是感到不舒服，即使他遇到某些好事，例如新的工作、对自己的恭维、幸运的收获、交桃花运等，也同样如此。所以这种焦虑很可能极大地强化他的逃避倾向，使他不打算拥有任何事物，不打算取得任何成功。
撇开一切细节，由神经症病人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轮廓可大致表示如下：焦虑、敌意、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对权力或其他类似事物的追求→敌意和焦虑的增加→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由此而导致的失败和在潜能与成就之间出现的差距→过分高涨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心）→不断增多的自大幻想（伴随着对嫉妒的恐惧）→越来越敏感（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越来越多的敌意和焦虑，由此而重新开始下一轮循环。
然而，为了充分理解嫉妒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我们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考察。神经症病人——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仅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自己还看不到有任何机会可以逃避这种不幸。他为了获得安全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被局外旁观者说成是一种恶性循环；在神经症患者本人看来，却是陷身于天罗地网中的一种绝望挣扎。正像我的一位病人所形容的那样，他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有许多门的地下室里，但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能是把他引入新的黑暗，而他自始至终都意识到此刻他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不认识到神经症中包含着这种令人瘫痪无力的绝望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这些神经症患者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这种恼怒，然而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却用无可奈何的放弃或一种表面上的乐观主义深深地掩盖了这种恼怒。因此，我们可能很难发现，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后面，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感到自己已被永远排除在一切使生活值得一过的欢乐和享受之外；他意识到即使他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它。我们一旦发现了所有这些绝望感的存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些看上去显得如此富于攻击性，如此卑鄙无耻，如此难于以某种特殊情境为之解释的行为。一个像这样完全被关闭在幸福的大门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欢乐的人，他要是不对那不属于他的世界充满仇恨，那他倒真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使了。
现在回到嫉妒的问题上。这种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绝望感，乃是嫉妒借以不断发生的基础。它主要并不是对某一特殊事物的嫉妒，而是尼采所说的生存嫉妒，即对每一个感到更安全、更平衡、更幸福、更坦率、更自信的人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嫉妒。
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形成了这种绝望感，那么，无论这种绝望感是接近于意识还是远离于意识，他都会试图对它加以解释。他并不像精神分析医生那样，把它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过程的结果，而是认为它不是由他人引起，就是由自己引起。他往往会同时责备自己与别人，尽管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种原因中只有一种处在明显的位置。一旦他把这种责备加诸他人，他就会产生一种怨恨和控诉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一般地指向命运，也可能指向环境，指向某些具体的人——父母、老师、丈夫、医生。正像我反复指出过的那样，对他人的病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神经症病人的思想就好像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由于你们大家对我的痛苦负有责任，因此你们有义务帮助我，而我也有权利期待你们的帮助。”一旦他开始在自己心中寻找邪恶的根源，他就会感到他的痛苦是罪有应得。
当说到神经症病人有把谴责加诸他人的倾向时，很可能引起一种误会。这听起来就像是说他对他人的谴责和控诉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他确实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在童年时代。但是，在他的谴责中同样存在着病态的因素，这就是：它们往往取代了朝着积极的目标作建设性的努力，而且往往是盲目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例如，它们可能指向那些希望对他有所帮助的人；与此同时，对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他又可能完全感觉不到或完全无法表示其正当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