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身上，这种缺乏选择性，而对性对象不加区分的倾向，可能表现在对潜在的性对象的性别不加区分这点上。他们可能主动地寻求与男性和女性的性关系，或者，可能被动地屈服于别人的性要求，而不管这些性要求是由一位异性还是由一位同性的人提出来的。这里，我们对第一种人不感兴趣，因为尽管他们也把性用来作为获得除此之外即很难获得的人际联系的手段，但其基本动机，却主要并不是出于爱的需要；相反，更多的是出于征服他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出于制伏他人的愿望。由于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可遏制，所以性别的问题相对说来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总之，在他们看来，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加以制伏，不管是从性上加以制伏还是从其他方面加以制伏。但第三种人，即倾向于被动地屈服同性或异性的性要求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却主要是由于自己有太多的爱的需要。特别是由于害怕失去对方，因而不敢拒绝对方的性要求，不敢保护自己不让他人对自己提出任何性要求，不论这种要求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失去对方，则是因为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和对方接触往来。
用某种“双性倾向”（bisexuality）来解释这种不分男女而发生性关系的现象，在我看来乃是一种误解。在这种情形中，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存在着对同性的真正依恋。只要一种健全的自我肯定取代了焦虑的位置，这种表面上的同性恋倾向就会立刻消失，正像对异性性对象不加选择区分的倾向也会立刻消失一样。
关于双性倾向所说的那些话，也同样能够给同性恋问题以某些启示。事实上，在所谓“双性”类型的人和具有明确的同性恋倾向的人之间，存在着若干过渡手段。在后者的生活中存在着某些明确的因素，足以说明他为什么要排斥异性，不让她们作为他的性对象。当然，同性恋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仅仅从一种观点、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一问题。这里，我只能说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同性恋者，在他身上没有同时存在着我们在“双性”类型的人身上发现的那些因素。
最近几年，许多精神分析作家都反复指出：由于性兴奋和性满足可以被用来释放内在的焦虑和受到压抑的心理紧张，所以人们的性欲很可能有所强化和增加。这种机械的解释也许有其一定的正确性，但是我相信，同样也存在着由焦虑导致性需要增加的种种心理过程，而且我们完全有可能认识和发现这些心理过程。这一信念的根据，一方面是精神分析的观察，另一方面则是联系病人与性欲无关的种种性格特点来对这些病人的生活历史所做的全面考察。
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一开始就充满热情地迷恋于医生，急不可耐地要求得到某种爱的回报。他们也可能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相当冷淡的态度，而把他们对性亲昵的需要转移到某个局外人的身上。这个局外人由于与医生有某些相似，或由于在梦中两人被等同起来，所以实际上成了医生的替身。最后，这些病人希望同医生建立性关系的需要，也可能仅仅出现在梦中或表现为与医生见面时的性兴奋状态。这些病人往往对这些毫无疑问是性欲标志的表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既未被医生所吸引，也根本没有爱上他。事实上，医生的性魅力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发挥可以觉察到的作用；而且，这些病人的性气质也并不比其他人更迫不及待，更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的焦虑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多或更少。他们不同于他人之处，是他们对任何真正的爱，都怀着深深的不信任。他们完全相信：如果医生毕竟对他感兴趣的话，那也仅仅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在内心深处，他是看不起他们的，很可能他会更多地给他们带来伤害而不是带来好处。
由于神经症病人的高度敏感，所以在每一次精神分析过程中，他们都可能做出仇恨、愤怒和怀疑的反应。但在那些有特别强烈的性需要的病人身上，这些反应却形成一种顽固而持久的心态。他们的这种反应和心态，就好像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但却是难以穿透的墙似的。一旦接触到他们自己的困难问题，他们本能的冲动就是屈服和退却，中断分析治疗。他们在分析治疗中的这一表现，正是他们在整个生活中的全部表现的精确缩影。唯一的区别是：在进行精神分析之前，他们可能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人际关系事实上是多么脆弱，多么错杂。然而，他们很容易涉足于性关系这一事实，只能有助于他们混淆实际情形，使他们误认为：他们能够随时同他人建立性关系，即意味着他们一般说来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提到的这些心态，是这样频繁而有规律地同时出现。因此，只要病人在精神分析开端伊始，就不断表现出对医生的性欲望、性妄想和做与医生有关的性梦，我就会认为在他的人际关系中一定存在着特殊的严重的失调。正是根据这方面的所有观察，我发现，医生的性别相对说来是不太重要的。那些相继接受过男性医生和女性医生分析治疗的病人，往往对两者都做出同样的反应。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仅仅根据表面现象，就对病人在梦中和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愿望下结论，那就很可能犯严重的错误。
因此，总的说来，正像“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一样，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性欲。大部分看起来像性欲的现象，实际上都与性欲毫无关系，而不过是表现了对安全感的欲望。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然会过高估计性欲的作用。
那些由于未发现的内在焦虑的紧张，而导致性欲高涨的人，往往容易天真地把自己强烈的性欲，归因于自己固有的天性和气质，或者归结为自己思想比较解放，能够挣脱传统和习俗的禁忌。他们所犯的错误，与那些过高估计自己睡眠需要的人犯的错误完全一样。这些人想象自己的体质需要10小时或10小时以上的睡眠，而实际上他们过高的睡眠需要，很可能是受各种各样遭压抑的情感决定的。睡眠可以作为逃避内心冲突的一种手段，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强迫性进食、强迫性饮酒的情形。吃、喝、睡眠和性交，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生命的需要。它们的强烈程度不仅受个人体质的制约，而且还受其他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气候、其他需要是否得以满足、外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目前的生理状况等。同时，它们还伴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所有这些需要同样也可能因无意识的因素而增加。
性欲与对爱的需要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节制性欲的问题。这种禁欲行动能否持续下去，也要取决于文化和个人的因素。在个人方面，它要取决于种种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但是，一个需要以性行为来减轻焦虑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坚持长期禁欲的，甚至连短期的禁欲也不可能。
这些考虑，促使我们对性在我们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反思。我们对我们在性问题上的自由开通往往怀着一种骄傲和满意的心情。诚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确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们在性关系上有了较大的自由，我们较以前有更大的可能获得性的满足。后一点特别适用于女性：性冷淡不再被认为是女性的正常状态，而是普遍地被承认为是一种不足和缺憾。但是，尽管有这些变化，这方面的进步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神速和意义深远。因为，今天的许多性行为更多的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发泄和输出，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性驱力；它们更应该被视为一种镇静剂，而不应被视为性欢娱或性享受。
文化情境也同样反映到精神分析的概念之中。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在于他为给性以应有的重要性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细节上，许多被认为是性欲表现的现象，实际却不过是种种复杂的神经症状况的表现，尤其是对爱的病态需要的表现。例如，与医生有关的性欲，通常都被说成是对父亲或母亲的性欲固着作用（sexualfixation）的重演；但事实上，它们往往根本就不是性愿望，而是为减轻焦虑寻求安全保障。不错，病人往往陈述种种联想和梦境，例如表示出一种希望躺在母亲怀抱里或回到母亲肚子里的愿望，这些联想和梦境表明有一种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作用”。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这种明显的移情作用，很可能只是希望得到爱或得到庇护的当前愿望的表现形式。
即使把这种针对医生的性欲望理解成针对父亲或母亲的类似欲望的直接重演，也没有证据证实，幼儿对父母的依恋，本质上是一种性依恋。不错，有许多证据表明，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那些被弗洛伊德说成是俄狄浦斯情结特征的爱与嫉妒的特性，很可能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这种情形却不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大量和普遍。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初始过程，而是许多种类不同的过程的结果。它可能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儿童反应，因父母给予带有性刺激的爱抚所产生，因子女目击性场面所产生，或者，因父母使子女成为自己盲目的爱的对象而产生。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过程的结果。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在那种给俄狄浦斯情结的生长提供了温床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心里往往有许多恐惧和敌意，而对这些恐惧和敌意的压抑则往往导致发展中的焦虑。我认为，在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很可能正是因为子女出于安全的目的而紧紧抓住父母一方不放。事实上，获得充分发展的俄狄浦斯情结，正像弗洛伊德描述的那样，显示出标志着爱的病态需要的种种特征和倾向，例如对无条件的爱的过分要求、嫉妒心理、占有欲、因遭到冷落拒绝而产生的仇恨，等等。因此，在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本身不过是一种神经症形式，而并不是神经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