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经常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权力、声望和财富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式来加以讨论。毫无疑问，在具体细节上，一个人的主导倾向究竟是追求其中的这种目标还是那种目标，必然会在个体人格中造成巨大的差异。在神经症病人对安全感的追求中，究竟选择这些目标中的哪一个，既取决于外部环境，又取决于个体在天赋和心理结构上的差异。如果我将它们视为一个统一体，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正是这个共同点把它们与爱的需要区分开来。赢得爱意味着通过强化与他人的接触与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放松与他人的接触，通过坚守个人自己的位置来获得安全感。
统治和支配他人的愿望，赢得声望和愿望，获得财富的愿望，其本身显然并不是病态的倾向，正像希望获得爱的愿望本身并不是病态的愿望一样。要理解在这一方向上的病态追求的特征，我们就应该拿它与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较。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权力感可能产生于意识到自身在力量上的优越，不管这力量是指身体的能力或力量，还是指精神上的能力、成熟与智慧。此外，对权力的追求也可能与某些特定的原因有关，例如家庭、政治团体或职业团体、故乡或祖国、某种宗教思想或科学思想等。但是，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却来源于焦虑、仇恨和自卑感。严格地说，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来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则来源于虚弱。
同样，文化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个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并非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发挥作用。例如，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indians）中，对名望的追求是绝对不提倡的，在个人财富方面也只有很小的差别，因此对财富的追求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该文化中，追求任何形式的统治和支配，并以它作为获得安全感的手段，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病人之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是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名望和财富可以提供一种较大的安全感。
在考察是什么样的条件产生了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时，我们发现，这种追求的形成，往往只是在事实证明了不可能通过爱来获得安全感以对抗潜在的焦虑的时候。我将要举一个例子，用它来说明当爱的需要遭到挫败后，这种追求是怎样以野心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有一个女孩子强烈地依附于比她大4岁的哥哥，他们曾经沉湎在或多或少具有性色彩的温情中。但当这女孩长到8岁的时候，她哥哥突然对她表示冷淡，并指出现在他们都已经大了，不能再玩那种游戏了。在这次经历后不久，这女孩在学校里突然表现得野心勃勃。这种野心显然是由于她在爱的追求中遭到的失败导致的，而这种失望又因为她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附而变得更加痛苦。父亲对子女一向十分冷漠，而母亲则明显地偏爱哥哥。她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失望，同时也是对其自尊心的可怕打击。她不知道，哥哥态度的变化仅仅是由于他已临近青春期，因此她感到十分羞耻和屈辱。由于她的自信心从来就建立在极不安全的基础上，所以这种羞耻感和屈辱感就更加强烈。首先，母亲既不喜欢她也不需要她，她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而母亲，因为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却受到每个人的崇拜和赞赏。其次，她的哥哥不仅受到母亲的偏爱，而且还受到母亲的信任。父母的婚姻本不幸福，所以母亲有什么烦恼总是同哥哥商量。于是，这姑娘感到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她作了更进一步的尝试以期获得她所需要的爱：在和她哥哥的那次痛苦经历后不久，她爱上了她在旅途中遇见的一个男孩；她显得十分得意，并着手编织有关这男孩子的美丽幻想。然而，当这男孩子从她视野中消失以后，她因为抑郁沮丧又产生了新的失望。
正像在这类情境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她的父母和家庭医生把她的精神状况归因于她在学校念书的班级太高。他们让她暂时停学，送她到一个避暑胜地去获得松弛和娱乐，然后再把她送进比她原来低一年的班级。正是在这时候，即当她才刚刚9岁时，她就显示出了一种不顾一切、不愿屈居人后的野心。她在班上非拿第一名不可。与此同时，她与其他原来十分友好的女孩子的关系也明显地恶化了。
这一病例说明了导致病态野心的种种典型因素：一开始，她因为感到自己不被人需要而缺乏安全感，由此产生了相当的反抗心理；而这种反抗心理又因为母亲——家庭中地位最高的人——要求盲目崇拜、绝对服从而受到压抑；这种受压抑的仇恨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一直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她多次感受到屈辱，她由于与哥哥的那次经验而受到强烈的刺激；于是她寻求爱，以此作为获得安全感的手段，但这种尝试最后也失败了。
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不仅被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而且也是受压抑的敌意得以发泄的途径。我将首先讨论这些病态追求是如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性措施以对抗焦虑，然后，再讨论敌意可以经由它获得释放的特殊方式。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已知这种状态乃是焦虑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经症病人对自身任何一点软弱无能或丧失希望的感觉都十分敏感和极不情愿，因此他总是设法逃避那些在正常人看来是司空见惯的情境，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导、劝告、帮助，对他人的依赖和对环境的顺应，放弃自己的意见或同意别人的意见，等等。这种对软弱无能的反抗，并不立刻就以其全部力量爆发，而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增加其强度。神经症病人越是感觉到自己事实上受到这些抑制作用的限制，他就越不可能实际地肯定自己；而他越是感到自己事实上的软弱，他也就越是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某种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自觉无足轻重或被他人看得无足轻重的危险。神经症患者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非理性的权力理想，这种理想使他相信：他应该能够驾驭一切，无论是多么困难的处境，他都应该立刻就能对付它。这种理想渐渐与骄傲感联系起来，其结果，神经症患者不仅视软弱无能为一种危险，而且视为一种耻辱。他把人分为“强者”与“弱者”，崇拜强者而蔑视弱者。他对他视为软弱无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总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顺从他的愿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内心有种种禁忌，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因而总是显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样，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如果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焦虑或某种抑制，他就会感到耻辱；并因为自己有神经症而瞧不起自己，急于把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他也因自己不能独立对付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对权力的追求所采取的这些特殊形式，取决于权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经症病人最恐惧最蔑视的事情。我将要提到这种追求的一些特别常见的表现。
其中之一是：神经症病人往往既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发起或赞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发生。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却坚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他就会勃然大怒。这种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以受到强烈的压抑，因而不仅他自己，就是他周围的人也都相信：他在允许他人享有充分自由方面十分慷慨大度。但如果一个人如此彻底地压抑了他自己控制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变得恹恹不乐；甚至每当对方与其他朋友有约会或赴自己的约会迟到时，他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痛或翻肠倒肚。由于不知道这种生理功能失调的原因，他往往把它们归罪于天气不好、饮食不节或其他同样无关的原因。许多表面上好像是好奇的心理，实际都是由希望控制一切的隐秘愿望所决定的。
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远正确，而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仅仅是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出了错，他们也会变得十分恼怒。他们必须比任何人知道的事都多，这种态度有时候会明显得令人尴尬。那些在其他方面都十分严肃可靠的人，一旦面临一个问题而不知其答案，可能会不懂装懂，或甚至凭空杜撰一个答案，尽管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无知也并不会有损他们的名誉。有时候，他们会强调希望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希望预期或预言各种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是不愿意出现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势，不愿冒任何风险的心理。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感情摆布自己。患神经症的女性可能会感受到某个男人对她的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爱上她，她又会突然转而轻视他，看不起他。这种类型的病人往往很难让自己驰骋于自由联想，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和让自己被卷入到未知的领域中去。
另一种标志神经症病人对权力追求的态度是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愿望。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希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时间去做，他就可能经常因此而恼怒。不耐烦的态度也与上述追求权力的态度紧密相关。任何形式的迁延，任何被迫做出的等待，哪怕是对交通灯的等待，都可能导致他火冒三丈。神经症病人自己往往并不知道他有一种支配一切的态度，至少是不知道这种态度对自己影响有多大。不承认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态度，确实更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种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样，也不应该让他人发现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他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有失去他人的爱的危险。
这种不自觉的态度在恋爱关系中有着重要而微妙的意义。如果丈夫或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期望，如果他迟到了，忘了打电话，或因事外出，女性神经症患者就会觉得他并不爱她。她把这种事情视为她不被人需要的证据，而没有意识到，她这种感觉乃是因为对方未能顺应她自己这种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愿望而产生的一种愤怒反应。这种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十分常见，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构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神经症中又往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反应通常是从父母那儿习得的。一个支配欲很强的母亲，由于十分反感孩子公然不服从自己，往往会相信并宣布这孩子并不爱她。在这种心理基础上，往往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几乎可以使一切恋爱关系归于失败。一个神经质的姑娘由于瞧不起任何软弱无能而不可能爱一个“软弱”的男人，但她又因为总是希望自己的伴侣顺从自己，而同样不可能与一个“坚强”的男人相处。因此，她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男人是一个英雄、一个超人，而与此同时又十分软弱，因而会毫不犹豫地屈服于她的一切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种态度是绝不让步的态度。同意他人的意见或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和建议被认为是正确的——会被神经症病人视为一种软弱，而且哪怕是想到要这样做，也会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唤起一种逆反心理。那些顽固坚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屈服于他人，而矫枉过正地强迫自己采取一种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神经症病人在心中暗暗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应该适应这世界。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一个基本困难就来源于这一点。对病人的分析治疗，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内省的知识，而是利用这种内省来改变病人的生活态度。而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尽管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有好处，却十分憎恶这种未来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对他来说即意味着最后的让步。在爱情关系中也同样包含着这种不能这样做的态度。不管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爱情中始终包含着对爱人和对自己感情的屈服和让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越是不能做出这种让步，他的恋爱关系就越不能令他满意。在性冷淡中也同样包含着这一因素，因为性高潮的获得需要有完全放弃自我的能力。
我们明白了追求权力给爱情关系造成的这种影响，就能够更完整地理解对爱的病态追求所具有的种种内涵。不考虑到追求权力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对爱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许多态度。
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对权力的追求，乃是一种对抗软弱无能感和无足轻重感的保护性措施。同样，对名望的追求也具有这一作用。
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有一种迫切需要吸引他人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的愿望。他会产生以美貌、以聪明才智、以某种出色的成就来打动他人的幻想；他会毫不节制，挥金如土；他会不惜一切地学会谈论最近流行的新书和最新上演的戏剧，会竭力认识一切显要人物。他不可能让不崇拜他的人作为他的朋友、丈夫、妻子和职员。他的全部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崇拜上，而如果得不到崇拜，他就会一蹶不振。由于他极其敏感，由于他老是感到屈辱，人生对于他遂成为一种永恒的苦役。他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屈辱，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会使他更加痛苦；但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都会以一种与痛苦成比例的愤怒来对此做出反应。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种态度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
为了进行纯粹的描述，我们不妨把这种人称之为“自恋者”。但如果从动力学角度考察，这一术语就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尽管他不断地沉溺于自我扩张，他这样做却主要并不是出于自恋的缘故，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对抗屈辱感和无足轻重感，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恢复被压碎了的自尊心。
他与他人的距离越远，他对名声的追求就越可能向内发展。这时候，对名声的追求就发展为一种在自己眼中显得清高和优越的需要；而任何一种缺点，不管是被准确地认识到还是模糊地感觉到，都会被视为一种屈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以对抗软弱无能、无足轻重、委屈羞辱的感觉，也可以通过追求财富的方式来获得，因为财富能够同时给人以权力和名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是如此广泛和如此风行，以致只有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我们才可能承认：无论在贪多务得的意义上，还是在生物驱力升华的意义上，这种对财富的追求都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天性。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制约和决定这种追求的焦虑得以减轻或排除，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就会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