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病态需要往往采取性迷恋或永不知足的性饥饿形式出现。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需要的整个现象，会不会都是由性生活的不满足推动的？他们对爱、接触、赞赏、支持的全部渴望，会不会并不主要是由安全感的需要，而是由里比多的不满足所发动的呢？
弗洛伊德一定会倾向于这样看问题。他发现：许多神经症病人都急于接触他人并倾向于依附他人。他把这一倾向说成是由里比多的不满足造成的。但这一思想却是建立在某些前提基础上的：它事先假定所有那些本身并不具有性色彩的外在表现，例如希望得到忠告、赞许、支持的愿望等，都是经过“冲淡”或得到“升华”的性需要的表现；更有甚者，它把温情也假定为受到抑制的或得到“升华”的性驱力的表现。
这些用来作为前提的假定都是未经证实的。事实上，情爱、温柔的感受和表现，同性欲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紧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人的爱，乃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布利弗奥特指出：性欲与残酷比性欲与温情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尽管他这种说法并不十分令人信服，但通过在我们文化中所进行的观察，我们知道：性欲的存在可以不必伴随爱与温情；而爱和温情的存在，也不一定要伴随性欲。例如，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温情是具有性欲性质的。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切，乃是性因素可能存在，而这也还是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在温情与性欲之间，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许多联系：温情可以成为性欲的前驱；我们可能怀有性欲而仅仅意识到温情；性欲可以刺激温情的增长，或完全转变为温情。然而，尽管温情与性欲之间的这种种转化明确地指示出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最好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宁可假定它们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感觉。它们的存在既可以彼此吻合，也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取代。
何况，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说法，假定未得到满足的里比多是追求爱的动力，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些从生理学观点看性生活完全满足的人身上，也同样能够发现对爱的渴望及其全部复杂表现——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觉得自己不被人们所需要，等等。正因为这些情形都确实存在而不容置疑，所以其结论必然是：未得到满足的里比多并不能说明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之外。
最后，如果对爱的病态需要只不过是一种性欲现象，我们就无法理解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例如占有欲、无条件的爱、冷落感等。的确，这些不同的问题都已被发现并有过详细的描述。例如，嫉妒被追溯到兄弟姊妹之间的竞争心理或俄狄浦斯情结，无条件的爱被追溯到口唇性欲，占有欲被追溯到肛门性欲，等等。但一直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在前几章中描述过的种种态度和反应，事实上都属于同一范围，它们乃是一个总体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不知道焦虑是隐藏在爱的需要背后的动力，我们就不可能理解造成这种需要高涨或低落的确切条件。
借助弗洛伊德自由联想的巧妙方法，特别是通过注意病人对爱的需要的变化波动，我们就可以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准确地观察焦虑与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合作和建设性工作，病人可能会突然改变他的行为，要求占用医生的时间，并渴望得到医生的友情；他可能会变得盲目地崇拜医生，或变得容易嫉妒、容易执着或过分敏感于自己“仅仅是一个病人”。与此同时，病人的焦虑也会增加，这种增加了的焦虑或者表现在梦中，或者表现为自觉忙忙碌碌，或者表现为诸如腹泻、尿频等生理症状。病人自己并不知道焦虑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对医生的日益迷恋和依附正是由这种焦虑所决定的。如果医生发现了这一联系并将它揭示给病人，病人和医生就会共同看到：一旦医生触及病人突然产生的迷恋问题时，病人会感到万分焦虑。例如，他可能把医生的解释视为一种不公平的责难或侮辱。
这一连串的反应仿佛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对它的讨论使病人对医生产生了强烈的敌意；病人开始仇恨医生，在梦中希望他死，他立刻压抑了自己的敌对冲动，变得异常恐惧，并出于安全的需要而紧紧依靠着医生。当所有这些反应都依次发生了之后，敌意、焦虑以及随之而增加的爱的需要，便退居幕后，逐渐淡化。爱的需要的高涨，是如此频繁而有规律地随焦虑的发生而发生，以致我们完全有充分把握把它作为一种警报信号。它告诉我们，某种焦虑正日益明显地被病人意识到，因此病人需要获得安全感。我们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局限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这些反应也同样发生在私人关系中。例如，在婚姻关系中，尽管丈夫在内心深处憎恨和惧怕他的妻子，他却可能紧紧地依附她，嫉妒她，赞美她，并把她理想化。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附加在暗藏的仇恨之上的过分夸张的忠诚，说成是一种“过度补偿”，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术语仅仅对这一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而并不涉及其动力作用。
如果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原因，我们不同意对爱的需要作性欲病因学的解释，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爱的病态需要，会不会只是有时偶然地与性欲同时出现，或看上去显得好像是一种性欲？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些条件，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对爱的需要可能以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或以性的方式被人感觉到。
爱的需要是否以性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有利于这种表现。此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生命活力的差异和性气质的差异。最后，它还要取决于个人的性生活是否满意，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性生活不满意，他就很可能比那些性生活满意的人，更容易以性的方式做出反应。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个人的反应都具有确定的影响，但它们还不足以说明个体间的基本差异。在显示出对爱有病态需要的一定数量的人当中，这些反应往往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在与别人的接触中，几乎是强迫性地立刻就表现出或强或弱、程度不等的性色彩；而另一些人的性兴奋和性活动程度却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为的范围内。
属于前一类型的是这样一些男性和女性，他们往往从一种性关系中马上跳到另一种性关系中。对这些性关系的更进一步认识表明：一旦他们没有这种关系，或者不能很快就有希望获得这种关系，他们就会感到很不安全或缺乏保障，并且往往表现得十分古怪异常。另一些属于同一类型但有较多抑制倾向的人，是这样一些男性和女性，他们虽然事实上几乎根本就没有这种关系，但他们却自作多情地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制造出一种爱欲气氛，而不管这些人是否特别吸引他们。最后，属于这一类型的第三种人，是那些在性上有更多抑制倾向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容易进入性兴奋状态，并且控制不住地要把任何男性或女性暗中视为自己潜在的性对象。在最后这一种人当中，强迫性手淫可能取代性关系，但也不是必然如此。
至于说到所获得的生理满足的程度，则在这一类型的人当中有很大的差别。除了其性需要所具有的强迫性质外，这种典型的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性对象都明显地缺乏选择性。他们也具有我们从总体上考察过的那些对爱有病态需要的人所具有的同样性格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吃惊地发现：他们一方面随时准备进入事实上的性关系或想象中的性关系，可另一方面，他们在对别人的情感关系上却存在着深刻的紊乱，即一种比普通人的基本焦虑更深刻的情绪失调。这些人不仅是无法相信爱，而且事实上即使他们得到爱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心理已发生了严重的失调，也就是说，如果是男人，则已经患了阳痿。他们可能知道自己这种保护性姿态，否则，他们就可能怪罪他们的性对象。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人往往认为自己迄今尚未遇见一个真正称心如意的姑娘或男子。
对这些人说来，性关系不仅是对特定的性紧张状态的缓和，而且是一般的人际交往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对他来说，获得爱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肉体的接触就可能被用来作为感情交往的代用品。在这种情形下，交媾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与他人联系的渠道，并因此而获得了无比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