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可以从实际的冲突情境中，得到完整的解释和说明。但如果我们在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一种产生焦虑的情境，我们就必须考虑事先存在的焦虑，以便说明为什么恰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敌意会产生出来并受到压抑。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事先存在的焦虑，反过来又是在此之前即已存在的敌意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而为了理解整个发展过程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童年时代。
我很少讨论童年时代的经验问题，这里不过是少数几次例外之一。与精神分析文献通常的情形相比，我在这本书中很少讨论童年时代的经历，其原因并不是我认为童年时代的经验不像其他精神分析作家想象的那么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所要讨论的乃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的个人经验。
在考察了许多神经症病人的童年史之后，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这种环境以不同的比例，显示出下面这样一些特征：
基本品质的邪恶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儿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一般所谓的创伤，例如突然的断奶、偶尔的打骂、性的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被人爱，被人需要。不用说，儿童完全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这种爱是否真诚，他绝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示所欺骗。儿童不能得到足够温暖和爱，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父母患有神经症而不能够给子女以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更常见的情形是：这种爱的缺乏往往被掩盖了，父母们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们的利益。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位“理想”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的态度，乃是造成这样一种环境气氛的主要因素；这种环境气氛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够在儿童心中埋下未来巨大不安全感的种子。
何况，我们发现，父母们的许多行动或态度，只能在子女心中唤起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平的责骂；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喜怒无常的情绪变化，没有兑现的许诺，等等。在对待子女各种最迫切愿望的态度上，从暂时不予考虑到不断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与他人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破坏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上的。总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即便不是有意，在效果上也仍然会摧毁孩子们的意志。
精神分析的文献在讨论产生儿童敌对心理的种种因素时，其主要着重点往往放在对儿童愿望受挫折（特别是性领域中愿望挫折）和对儿童嫉妒心理的强调上。很可能，儿童的敌对心理部分来源于我们文化对一般的快乐，特别是对儿童性欲的严厉态度，不管后者实际上涉及性的好奇、手淫，还是涉及与其他孩子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对心理的唯一来源。仔细地观察会不容我们怀疑地表明：儿童也像成人一样，可以在极大的程度上接受挫折和剥夺，只要他们认为这种剥夺是正当的、公平的、必要的和有目的的。例如，只要父母并不加以过分不适当的强调，不用一种狡黠的或残酷的手段来强制孩子，孩子是不会反对对他们进行爱清洁讲卫生教育的。同样，孩子们也并不反对对他们进行偶尔的惩罚，只要他总的说来能够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只要他觉得这种惩罚是公正的，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或侮辱他。挫折究竟会不会激发敌意，这个问题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在给孩子造成许多挫折的同一环境中，通常还存在其他许多足以诱发敌意的因素。事实上，重要的并不是挫折本身。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过分强调挫折的危险，已经使许多父母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并且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远，他们根本不敢对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身上，嫉妒都可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来源。我们并不怀疑：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嫉妒，会在神经质的儿童身上产生很大的作用，这种态度可能会给往后的生活带来持久的影响。但我们仍然要提出例如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产生了这种嫉妒心理？我们在兄弟竞争中，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这些嫉妒反应，是否注定要发生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抑或它们只是由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建立在神经症病人身上。从这些病人身上他发现：与父亲或母亲有关的强烈嫉妒反应是极具破坏性的，因而足以引起恐惧，并且很可能对性格形成和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干扰和影响。由于不断地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观察到这一现象，他便假定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他不仅把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神经症的症结所在，而且还企图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结现象。但这种概括性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心理的确很容易出现在兄弟姊妹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中，就像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生在任何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团体中一样。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破坏性的和持续性的嫉妒心理——当说到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之间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真的如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普遍，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这些嫉妒心理总的说来固然是属于人类反应，但却只能经由儿童在其中成长的文化氛围，才人为地产生出来。
究竟哪一种因素应该对嫉妒的产生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会明白，那时候我们将讨论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这里，只要提一下缺乏温暖和鼓励竞争会导致这一结果，就已经足够了。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制造出这种环境气氛的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常都极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而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他们通常都很容易把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爱的需要释放到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并不一定带有性色彩，但不管怎样，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很怀疑，在子女与父母关系之间潜在的性欲，会强大得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心理紊乱。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任何病例，都是患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到一种热烈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全部情感内涵。
我们通常相信：对家庭或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敌对态度，对儿童的发育成长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子女不得不反抗患神经症的父母的种种行动，这的确是不幸的；但如果这种反对本身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主要就并不是来自感受或表示了一种抗议，而更多地是来自对这种抗议的压抑。从对批评、抗议甚至谴责的压抑中可以产生出许多危险，其中一种危险就是：儿童很可能把所有的谴责都加在自己身上，并因而感到自己不配被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形的种种内涵。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产生焦虑，并由此而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过程。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气氛中成长的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呢？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是：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惧、爱和犯罪感，等等。
儿童的无能为力感往往仅仅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必须依赖其周围环境，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体质不够强壮，经验也不丰富——但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仍然被强调得过了头。在2-3岁以后，儿童的依赖性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变化：从占压倒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包括心理、智力、精神生活在内的依赖。这一过程将持续到儿童成熟至青春期，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其子女的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取决于父母是倾向使子女强壮、勇敢、自立、能够应付各种处境，还是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使他对实际生活完全无知（或者简而言之，使他直到二十岁乃至更晚，都始终停留在幼稚天真的状态）。在这种不良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那种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感觉通常都由于恐吓，由于溺爱，由于始终使之处于感情上的依赖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孩子越是被搞得无能为力，也就越是不敢感觉到和不敢表现出任何反抗，因而这种反抗心理也就会迁延得越久。在这种情形下，儿童心中潜在的感情，或者不妨说儿童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恐惧可以由威胁、禁令、惩罚，由孩子亲眼看见的大发雷霆等狂暴场面直接产生，也可以由间接的恐吓产生，例如让孩子对生活中的种种危险——病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的危险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被弄得忧心忡忡，也就越是不敢表现出甚至不敢感觉到任何敌意。这时候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是：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爱可以成为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子女的真诚的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加倍强调他们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如何愿意为孩子呕尽心血。一个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紧紧抓住这种爱的代用品不放，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唯恐会因此而失去做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心中所信奉的格言是：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造成孩子压抑自己对父母敌意的种种处境，这是因为他担心，任何敌意的表示都可能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他受这种恐惧心的驱使，深恐这些力大无比的巨人会抛弃他，会收回他们的仁慈甚至转而反对他。除此之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们还往往被教育得因为自己的任何敌对感，因为自己的任何反抗表现而感到内疚和罪孽。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样：如果他表示或者感觉到对父母的反感，如果他破坏了父母建立的法规，他就会在自己眼中变得一钱不值，变得下流可耻。产生犯罪感的这两种原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孩子越是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罪孽深重，他也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禁区，在这个领域中往往最频繁地激发出犯罪感。不管这方面的种种禁令是通过可以感觉到的沉默表现出来，还是通过公开的威胁和惩罚表现出来，孩子们都会不断地感觉到：不仅性的好奇心和性的活动是受到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浸在这种好奇心和性的活动中，他就是一个肮脏下贱的孩子。如果孩子心中有任何涉及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和性愿望，那么，尽管它们由于一般的性禁忌态度而未能公开表现出来，也仍然可能使孩子感到罪孽深重。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敌对心理，我就是个坏孩子。
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使孩子压抑他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但是，难道任何一种幼年焦虑，最终都必然会导致一种神经症吗？我们目前的认识尚未进步到足以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神经症的形成，幼年焦虑是一种必要因素，但并不是其充分的原因。有利的环境，例如及早地改变不利的周围环境或者通过各种形式抵消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都可能防止形成某种特定的神经症。但正像事实上往往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减少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它还注定要不断地增加，从而推动所有的那些足以构成神经症的内在过程。
在所有那些可能影响幼年焦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有一种是我要特别加以考虑的。敌意与焦虑的反应，究竟是被局限在迫使儿童产生敌意与焦虑的周围环境中呢，还是会发展为一种针对所有他人的敌意与焦虑？这两者之间是大有区别的。
例如，一个孩子如果十分幸运地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位善于理解孩子的教师，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经验，就可以避免使他感到一切人都是对他没安好心的坏人。但如果他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那么他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兄弟姊妹的仇恨心理，而且形成对一切人的不信任感和怀恨态度。一个孩子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就也就越是容易往这方面发展。最后，一个孩子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嫉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掩盖，他也就越是会把他的焦虑投射给外部世界，并因此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充满危险与恐怖的。
对于外界的这种一般性焦虑，还可能逐渐地发展和增长。一个在上述环境气氛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的接触过程中，不敢像他们一样好斗和富于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幸福的自信心，甚至会把一个无害的玩笑也当作残酷的排斥、打击。他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和屈辱，更不能够保护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状况，或者由类似的种种因素所形成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合适的肥沃土壤，从这块土壤中任何时候都可能生长出一种特定的神经症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basic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对焦虑的所有不同个人形式的研究，我们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基本焦虑隐藏在所有与他人关系的下面，构成了这些关系的基础。个人的种种焦虑可能由实际的原因所激发，而基本焦虑即使在实际处境中没有任何特殊刺激的情况下，也仍然存在。如果拿神经症的整个情形与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动乱状态相比较，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抗议。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现象，也可能出现形式纷繁的表面现象。在一个国家中，这些现象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同样，在心理领域中，焦虑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特殊的激发媒介是什么，焦虑的所有这些外在表现，都是从一个共同的背景中发源出来的。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situationneuroses）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性情境所作出的神经症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扰乱。下面这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这些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