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四十五岁的妇女诉说自己夜里常有心悸和焦虑，并伴随有大量盗汗。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而且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心肠极好、性情直爽的女人。二十年前，主要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她本人的缘故，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男人。她和他一直生活得很快乐，性事上也很满意，并且有三个发育得很好的孩子。她一直十分勤劳并长于料理家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渐渐变得有些古怪，并且性能力上有些不济，但她忍受了这一切而没有任何神经症反应。烦恼始于七个月以前，那时候一个和她年龄相当的、可以托付终身的可爱男子开始对她表示殷勤。其结果是：她开始对她年老的丈夫产生反感，但由于她整个心理与社会背景的缘故，由于她自己那种基本上十分美满的婚姻关系的缘故，她把这种怨恨的感情完全压抑了。经过很少几次交谈和帮助，她已经完全能够正确地面对这种冲突性情境，并从此消除了焦虑。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性格神经症病例中的个人反应，同上面所说的那种单纯的情境神经症进行比较。情境神经症出现在健康人身上，这些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自觉对付一种冲突性情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这种冲突的存在和这种冲突的性质，因此也就不能做出一种明确的决定。这两种不同类型神经症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情境神经症往往容易取得极大的治疗效果。在性格神经症的病例中，治疗往往不得不在极大的困难下进行，并因而会经历漫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会漫长得病人等不到治愈；然而情境神经症却比较容易治愈。为理解情境神经症所进行的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同时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性格神经症的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则是借改变环境而消除困扰。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与神经症反应之间，存在着恰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却似乎并不存在。由于既存的基本焦虑，在性格神经症中，最轻微的诱发因素也可能引起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要详细地讨论。
尽管焦虑的外显形式，以及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其变化范围是无限宽广的，在不同个体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基本焦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或多或少是同样的，仅仅在程度上有所变化。我们或许可以粗略地把它描述了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觉。我的一个病人，在她自动画出的一幅画中，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感觉。在这幅画中，她自己是一个又瘦又小、无依无靠、赤身裸体的婴儿。她坐在画面的中央，周围是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正威胁着要攻击她。
在各种精神变态中，我们往往发现：病人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一种高度的自觉。在患妄想狂的病人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在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身上，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潜在的敌意，有着过分敏感的意识，甚至敏感得往往把向他们表示的善意，也视为包藏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中，病人对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极少有自觉的意识；至少，病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整个人生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位病人曾在梦中看见自己是一只小老鼠，由于害怕被人踩着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这正是对她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她却丝毫也没有想到事实上她害怕一切人，甚至告诉我说她不知道什么叫焦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基本敌意，可以借一种肤浅的信念来掩饰，即相信人通常都是十分可爱的；也可以和一种与他人表面敷衍、友好相处的态度同时存在。一种蔑视一切人的基本敌意，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而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涉及的对象是人，但它却可以完全失去其人格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雷雨、政治事件、病菌、灾祸和变质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者转变为一种自觉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对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说来，发现这些态度的潜在基础并不难；但对于神经症病人来说，却往往需要我们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才能使他自己认识到：他的焦虑实际针对的并不是细菌，而是人；他对他人的恼怒也并不是，或者并不仅仅是对某些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正确而恰当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渐渐变得在骨子里仇恨和不信任他人。
在继续描述神经症病人基本焦虑的种种内涵之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被你说成是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然而，它难道不是一种正常的态度？难道它不是秘密地——或许程度较轻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吗？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一词意味着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我们可以说，在基本焦虑与德国哲学、德国宗教中所说的“生之苦恼”（angstderkreatur）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必然联系。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面前，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面前，我们大家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时代的无能为力中，然而这一认识却一直伴随我们的整个一生。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在面对更大的力量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但如果“正常”一词意味着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正常的，则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一个人的生活缺乏足够的保障，则经验一般总是使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对他人有所保留，更善于提防他人，更懂得事实上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并不是正道直行的，而是受懦弱和随机应变支配的。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会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如果他不诚实，他会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发现这些问题。简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十分相似的态度。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些区别：健康的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缺陷感到无能为力，在他身上也不存在基本的神经症态度中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他仍然能够对某些人给予真诚的友谊和信任。也许，这种区别应该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健康人遭遇其过量的不幸经验，是在他能够整合这些不幸经验的年岁；而神经症病人却是在他不能掌握和驾驭这些不幸经验的年岁，由于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因而便产生了焦虑的反应。
基本焦虑在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中，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意味着情感的隔离和孤独。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则这种情感上的孤独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自信心的基础十分脆弱。它播下了潜在的内心冲突的种子，因为这时候，一方面他希望依赖他人，另一方面，由于对他人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他又不可能依赖他人。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他有一种把所有责任都放在他人肩上的愿望，有一种被保护受照顾的愿望，但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太不信任他人，以致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不得不把绝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需要十分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式，借助这些方式，人企图保护自己以对抗基本焦虑。这四种方式是：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首先，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对抗焦虑。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其次，顺从还可以根据其是否涉及特定的个人或制度，再粗略地作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化了的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或对某些特权人物的顺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顺从焦点。这时候，服从这些法规，遵守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可能采取不得不“听命”的形式，尽管“听命”的内容要随所遵守的要求和法规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这种遵命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采取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压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他对别人的批评，宁愿遭别人辱骂而不还击，并且随时准备不分好坏地帮助一切人。偶尔，人也会意识到他这些行为下面隐藏着的焦虑，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而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远大，以致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个人的愿望。不管顺从采取特定的还是一般的形式，其基本想法乃是：如果我放弃自己，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个人是如此重要，以致他的全部生活安全感都建立在爱上，那么，他是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而这一点原则上即意味着顺从他人的愿望。但由于人往往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旨在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彻底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心中，焦虑是如此巨大，对爱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致爱的可能性完全被拒之于门外。
第三种企图获得保护以对抗基本焦虑的方式是通过权力，即凭借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就、占有、崇拜和智力上的优越来赢得安全感。在这种获得保护的企图中，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但这种自我保护也同样可以表现为从生活世界中退缩出来。这并不是说遁入沙漠或深居简出，彻底退隐；而是指脱离他人，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外部需要或内部需要发生影响。从外部需要中获得独立可以通过诸如占有财富的方式。这种占有动机完全不同于为获得权力或影响而占有的动机，而对这种占有的使用方式也完全不同。只要这种占有和囤积是为了从他人获得独立，则在这种占有物的享受上，通常都有很多焦虑。对这些占有物的使用态度是极其吝啬的，因为它们的唯一目的，是用来预防万一出现的天灾人祸。从他人获得外在独立的另一种方式，是把一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小限度。
从内部需要中获得独立的方式，可以表现为诸如企图使自己与他人脱离感情上的联系，以便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伤害他或使他感到失望。它意味着窒息一个人的感情需要。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即使对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态度往往见之于知识界。对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退缩的策略与顺从或遵命的策略有着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对自己愿望的放弃。但在顺从遵命的类型中，放弃自己的愿望是为了有助于“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而在退缩的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自己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对他人的独立。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向后退缩，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
为了正确评价神经症病人用来保护自己以对抗基本焦虑的这些手段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考虑它们的内在强度。它们并不是受希望满足其快乐欲望的本能所推动，而是被一种希望获得安全的需要所推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就无论如何也不如本能驱力那样强大，那样不可抗拒。经验表明：追求某种野心的影响，可能与性本能的影响同样强大，甚至比性本能的影响更强大。
只要生活允许这样做而不招致任何内心冲突，则单独地、片面地采取这四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功地给人带来他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但这种片面的追求，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导致整个人格的萎缩。例如，在一个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遵守传统规范的文化结构中，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完全可能得到安宁和许多次要的满足。再例如，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王，其结果也完全可能是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和事业上的成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的直线追求，却往往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此过分，如此欠缺考虑，所以它们往往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通过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病人就可能同时被自己内心种种强迫性需要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企图，乃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将详细地对它们加以讨论。
我对神经症结构所做的这一描述，与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本质上是本能驱力和社会要求（或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体现）相互冲突的结果这一理论，原则上并不矛盾。然而，尽管我一方面同意个人愿望和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对每一种神经症都是一种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充足条件。个人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而同样也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导致对种种欲望的单纯压制或压抑；用更普通的话来说，即导致事实上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当企图减轻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种种尽管同样不可抗拒，然而却彼此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