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涉及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如何呢？
我们还是首先描述一下个人在焦虑时的经验吧。这时候他有一种强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感，对这种危险感，他本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管这种焦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不管是对癌症的臆想性恐惧，还是一种与雷雨有关的恐惧；不管是站在高处所产生的病态恐惧，还是任何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无比的危险感知和对这种危险感毫无抵抗能力的感觉，都始终存在。有时候，这种他感到无力抵御的危险力量似乎来自外界，例如雷雨、癌症、事故和其他与此类似的东西；有时候，这种危险的威胁又似乎来自他自身中无法控制的冲动，例如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从高处往下跳，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拿刀杀人；有时候这种危险感则完全是模模糊糊、不可捉摸的，就像通常焦虑发作时所感觉到的那样。
但这些感觉本身，却并不仅仅是焦虑的根本特征，它们也完全可以同样地出现在任何涉及事实上的巨大危险，以及事实上对这种危险完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我们可以想象，处于地震中的人们，或一个遭受暴行的两岁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与一个因雷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经验，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但在恐惧的情形下，危险却存在于现实中，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现实所决定的；而在焦虑的情形中，危险感却是由内在的心理因素所激发和夸张了的，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个人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
因此，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就可以被还原为一个更具体更特殊的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产生出了这种无比巨大的危险感和对这种危险完全无能为力的态度。这问题是心理学家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出来的。当然，身体内的化学环境也可以产生出这种感觉和焦虑的生理伴随现象，但正像体内的化学环境也可以导致兴奋或睡眠一样，它们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在解决这一焦虑问题的过程中，也像在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一样，弗洛伊德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他通过他最重要的发现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包含在焦虑中的主观因素就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此无能为力的感觉，两者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召唤出来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要更详细地讨论弗洛伊德的这一见解；同时我也要指出，我的结论与他的结论有什么样的不同。
原则上，任何冲动都有激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现和对这种冲动的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生存利益和需要的损害，只要这种冲动本身是充满热情的、不可阻遏的。在有着明确的、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往往意味着招来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的少女，如果屈服于性冲动，就必须面对良心谴责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而那些屈服于手淫癖好的人，则必须面对阉割的威胁、致命的身体损害和精神疾病的警告等实际危险。这一点在今天，对种种反常的性冲动，例如暴露癖和恋童癖，也同样是适用的。然而在我们今天，只要涉及的是“正常的”性冲动，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十分宽容。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在内心承认这些性冲动，还是把它们付诸实践，都不会牵涉太多太严峻的危险。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很可能正是这种与性有关的文化态度的变化，才导致了下面这一事实，这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像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隐藏在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说法可能显得夸大不实，因为毫无疑问，焦虑表面上看的确似乎与性欲有关。神经症病人身上往往被发现有与性关系相关的焦虑，或者由于焦虑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有种种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焦虑的根源往往并不在于这种性冲动，而在于与性冲动相伴随的敌对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和侮辱对方等。
事实上，正是各式各样的敌对冲动，构成了神经症焦虑由以产生的主要根源。我担心这种新的提法，听起来又会显得好像是从个别正确的事例中所得出的不正确的普遍概括。然而这些事例并不是我这种提法的唯一根据，尽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敌对倾向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的直接联系。众所周知，剧烈的敌对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只要这种敌对冲动有可能挫败自己的目标。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f先生正与m小姐在山中作徒步旅行，f先生深深地爱着m小姐，但由于他那种莫明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和恼怒。当与她一起走上一条险峻的山间小道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焦虑，并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和急促的心跳，因为这时候他意识到他有一种想把这姑娘推下悬崖的冲动。这种焦虑的结构，就与从性欲中产生的焦虑完全一样，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人一旦屈服于这种冲动，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然而在大部分人身上，敌意与病态焦虑之间的因果联系却远不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为了说明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意乃是造成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就有必要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由压抑敌意所导致的心理后果。
对敌意的压抑，意味着“伪装”一切正常，从而在本应进入战斗时，或至少是在我们希望进入战斗时，避免进入战斗。因此，这种压抑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由此而产生一种未设防的感觉，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由此而强化了本来就有的未设防感。当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正受到侵犯的时候，如果敌意受到压抑，就可能使他人有机可乘。
化学家c的经历，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现象。c由于工作过度的缘故而患有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雄心勃勃，然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某些我们姑且撇开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野心，因此一直显得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个年岁比他稍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始终对他加以保护和表示友好。由于一系列个人因素，例如依赖他人的友情，不敢对别人作批判性的观察，未能认识到自己的野心因而也就不能从他人身上看出野心等，c很乐意接受g的友情，因而未能发现，实际上g除了他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外，对任何事情都并不关心。有一次，g把c的一个可能导致一项发明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想法来做学术报告，而实际上这一想法乃是c在与g的一次友好交谈中透露给g的。这件事虽然使c感到惊讶，然而他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有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由于他自己的野心事实上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敌意，所以他不仅立刻把这种敌意，而且还把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审慎也一齐压抑下去了。于是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以致当g劝他中断某项研究的时候，他仍然觉得g是出于好意；而当g做出了c本来可能做出的某项发明时，c也仅仅认为g的天赋和才能远非自己所能与之匹敌；他甚至还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值得羡慕的朋友而感到高兴。这样，由于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就无法发现，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g与其说是他的朋友，不如说是他的敌人。由于紧抱住自己被别人喜欢这种错觉不放，c便放弃了为自己利益而战的准备。事实上，他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他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他人的侵犯，因而自然也就不可能为之一战，而只有听任他人从他的软弱中坐收渔利。
这种借压抑作用来克服恐惧，同样也可以通过把敌意置于自觉控制之下来克服。不过一个人究竟是控制还是压抑自己的恐惧，却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情，因为压抑乃是一种反射似的过程。只有在一种特殊处境中，当意识到自己充满敌意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事情的时候，压抑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形中，自然也就不存在自觉控制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对敌意的自觉意识可以成为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时，又爱或者需要这人；就在于人可能并不愿意知道造成敌意的原因是嫉妒或占有欲等；就在于人可能害怕在自身中发现针对他人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压抑乃是获得暂时保障最简便最迅速的方式。通过压抑作用，令人感到害怕的敌意从意识中消失了或者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我愿意换一种说法来重复这句话，因为，尽管十分简单，这却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极少为人懂得的见解之一，这就是：如果敌意受到压抑，人就丝毫想不到他心中怀有敌意。
然而，这种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长远地看，却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指出它的动力特征，我们不妨使用愤怒一词——倒是被逐出了意识，但它却并没有被消除。它从个体人格的正常结构中分裂出来，因而失去控制；它作为一种有高度爆炸性和突发性的情感，在个人内心中不停地旋转并因而倾向于发泄。这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因为，由于与人格的其他部分相隔绝，它反而拥有了更大并且往往是更令人惊奇的势力范围。
当然，只要人意识到敌意的存在，敌意的范围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在特定处境中对周围环境的考虑，使他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敌人或所谓的敌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这种愤怒针对的对象在其他方面仍是他崇拜、喜爱、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愤怒或迟或早会被整合到他的整个情感之中；最后，只要一个人已经形成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意识，不管他的人格如何，这也会限制他的敌对冲动。
但如果这种愤怒受到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的可能性遂被切断，其结果是，敌对冲动便同时——虽然仅仅是在幻想中——从外部和内部突破这些限制。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服从自己的敌对冲动，他就会告诉别人，g是怎样在滥用他们的友谊；或者向他的上司暗示，g剽窃了他的想法并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愤怒受到压抑，这种愤怒也就分化和扩散了，就像它很可能转移到他的梦中去一样。很可能，在梦中他会以某种象征性方式成为一个杀人犯，或成为一个受人崇拜的天才，而其他人却很不体面地威信扫地。
通过这种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压抑的敌意会随着时间的进程，经由外部途径而逐渐强化。例如，如果一个高级职员由于他的上司没有跟他商量就做出了某些安排，他因此心怀怨恨，但又成功地压抑了自己的怨恨，丝毫也不抗议这种做法，那他的上司就必然会继续骑在他的头上，而新的怨恨就会继续不断地产生。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个人会在他心中记住这种不受控制的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在讨论这一后果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一个由此而提出的问题。从字面上看，压抑一种情感或冲动，其结果乃是个人不再意识到这种情感或冲动的存在，因此在他的自觉意识中，他并不知道他有任何针对他人的敌对感情。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说他会在自己心中“记录”（register）下这种受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事实上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划分和选择，而只有如沙利文（h.s.sullivan）在一次讲演中指出的许多意识等级。事实上，不仅受到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甚至知道它的存在。把这一点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我们并不可能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一样。例如，我们从他人获得的第一印象就往往十分正确，不过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这方面的观察。为了避免反复进行解释，我将使用“记录”一词，来指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发生的事情，但同时却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常常，只要敌意及其对别的利益具有的潜在危险足够强大，则压抑敌意所产生的后果，本身即足以导致焦虑。隐约的不安状态，很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一过程往往并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人有一种强迫的需要，它要消除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与安全的情感。于是产生了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即个体把他的敌对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第一种“伪装”，即压抑作用，需要第二种伪装来补充：他“伪装”这种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敌对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正是这些敌对冲动所针对的对象。其结果，那个人就拥有了投射者心中那些可怕的成分。这部分是由于那个人被赋予了投射者本人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所具有的残酷无情的性质，部分是由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应的程度都不仅取决于具体环境，同时也取决于人对这一处境所持的态度。人越是缺乏防御能力，危险也就显得越大。
投射作用还有一个附带的功能，这就是它可以为自我辩解的需要服务。并不是我存心要欺骗、盗窃、剥削、侮辱别人，而是别人存心要欺骗、盗窃、剥削和侮辱我。一个不知道自己有一种毁灭丈夫的冲动，甚至主观上还相信自己最爱丈夫的女人，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很可能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她的野兽。
投射作用还可能得到另一种为达到同样目的的心理过程的支持：这时候一种对报复的恐惧会抓住受压抑的冲动。一个企图伤害、欺骗他人的人，会同时害怕别人也对他这样做。这种报复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通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对罪恶和惩罚的原始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须预先假定一种报复冲动作为其必要的前提，我对此不作任何回答。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恐惧在神经症病人心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由受到压抑的敌意所导致的心理过程，其结果是产生焦虑情绪。事实上，由压抑所造成的心理状态，恰恰是典型的焦虑状态，即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尽管形成焦虑的步骤原则上说来十分简单，但在实际过程中，要理解焦虑的产生却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桩病案中，小汉斯就并没有形成对自己父母的焦虑，而是形成了对于白马的焦虑。我的一个在其他方面十分敏感的病人，由于压抑了对她丈夫的敌意，而突然产生了一种与游泳池中水爬虫有关的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微生物一直到大雷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这种把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的倾向，其原因十分明显。如果这种焦虑事实上针对父母、丈夫、朋友或某个关系亲密的人，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不符合对权威的尊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一个人就否认了他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而通过把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给雷雨，他也就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错觉，就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上。
说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当这种过程发生，焦虑就一定会显现出来。焦虑也可能借助于我们已经讨论过或将要讨论到的种种保护机制中的一种，而得以迅速地转移。置身在这一处境中的个人，也可能通过这样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对睡眠和饮酒产生越来越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