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湖广会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1870年，曾国藩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六十大寿。这个湖南湘乡人觉得，只有在这里才“宛在洞庭云梦”，能够感受到水乡泽国的气象万千。接着是八国联军杀进北京，这里做了美国人的司令部。只是现在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会馆在美军的脚下遭受了怎样的凌辱。
让湖广会馆得以保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孙中山五进会馆进行演讲。
1912年9月4日下午大雨，孙中山冒雨前来演讲，上千人聚满了湖广会馆，当时国会正在做立宪准备，孙中山认为他的共和理想将要实现，他说：“兄弟素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民权现已达到，惟民生一端尚等研究”。而在此之前的8月25日，孙中山在这里将5个政党组合成了国民党并以最高票当选为理事长。湖广会馆乡贤祠阶前，有一眼子午井，据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记载，“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被视为神井。现在这眼井还在，只是黑洞洞的不知道是否有水，就是有水也不知道是否是子午二时是甜水，其余的时间就会变苦。
b——上海——/b
上海会馆之欲隐还现
真正的上海会馆的踪迹如今是越来越难寻了。倘若稍微翻一下辞典，也只有在极专业的记载中，方能瞥见旧时上海会馆的一些残留片段。书店里各式各样的上海怀旧散文层出不穷，会馆却像独独被遗忘了似的，鲜有人提起。
这也不能全怪作家们的，更具上海风情的故事讲还讲不完，又有谁还专心致志地来讲述有关会馆的事情呢。由市井间同业或者旅沪的同乡而产生的这些会馆，更多地记载了民族工商业在早期发展的情状。从明末以后，这类会馆开始在上海出现，到上海开埠后，随着万商云集，也逐渐达到了高潮。
当时的会馆集中于今天的南市一带，这里靠近黄浦江的码头，是来往客商的必经之地，同时，这里与西藏路、南京路等市区内的主干道也相邻很近，是租界内的繁华之处。如果去寻找那些留存的会馆遗迹，从南浦大桥下来，就在董家渡站的旁边至今还有一条叫做会馆码头街的小路。数百米长的这条小路如今更像是一条小巷，从中山南路一直连接到黄浦江边，原以为这里或许会保存一些会馆，但门牌丝毫也透露不出那些老房子的历史，只听得当地的老人讲，这里以前确实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会馆，当然，在这样的一条小路上的，也多为一些小行当的小会馆。考证这些行当以及会馆在当年上海黄浦江边的存在，只要沿着江边向前走便可以了，许多通往江边的路名都是以某个行业命名的，诸如竹行码头街、十六铺等。小的会馆其实能更直接地透露出这种组织的功能。如上海的卖鱼者在1879年看到市场上其他行业都已经建立起了会馆，并且因为有会馆在中间的干预和协调，整个行业变得更加有序，因此也宣布成立同业会所，在报纸上发布通告，规定所有的卖鱼者须前来登记造册，并按月交纳一定的会费。如此规定其实是针对当时鱼市上强横者欺压弱者而制定的，旨在打造出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类似的还有药行的会馆，药行的钱要更多一些，因而每月能举行规模更大的活动，他们在自己的会馆里看戏、聚餐，名为联络感情，其实彼此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将自家的秤带过来，用会馆里的公平秤校准，以免有人做鬼。
这些行业会馆并没有因此形成抱成一团的垄断者，这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确实是有些难以理解的。在商业的操守上，当时的商家确实有让后人感到汗颜的地方。药行的老板们能主动将秤校准，事后彼此监督，这是会馆本身所具有的制度的力量，但同时，他们也并非全无其他的标准。《申报》当年记载的一则事情就充分说明了会馆相当看重传统道德里的一些信条。一个农妇抱着自己织造的20匹布到集市上贩卖，恰在一家布店的门口，该布店认为这名农妇违反了布行的规矩，扣下她的布，然后双双来到会馆论理，会馆的董事认为农妇私卖布匹固然不对，但其也为生计所迫，将布匹发还给她，让她回家，或择日办妥手续再卖。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占了绝对强势地位的一方强横霸市，露出时下常见的行业管理者以老大自居的面目来。
事实上，制定行业规范，进行行业监督只是会馆的部分功能。规模更大的同业或者同乡会馆往往履行着更多的实际作用。譬如旅沪的徽商会馆，则有免息帮扶困难的同乡的规定，他们甚至还替初来上海的会馆之成员找临时的住所，如果意外客死他乡，则还要替他们安排后事，且必处理得井井有条。至于更为出名的宁波同乡会的四明公所，因其规模庞大（其公所在西藏中路，为今天申花足球队办公地），高峰时，宁波商人在上海的人数达到40万之巨，一个汇集如此庞大力量的会馆自然不会限于商业协调的功能，它的存在已经形成了一股在政府权力外的民间力量，就旧时的上海而言，它还是在官办的机构与外国势力之间独立存在的力量。四明公所就曾经因为用地的事情和租界发生冲突，在冲突中甚至有会员为此而丧生。
追究这些会馆产生的原因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传统的会馆身上无不带有强烈的同乡帮会以及宗教的色彩，尽管在客观上会馆是由于近代商业的发展才兴盛起来的，但在组织的形式和操作上，却处处能见到来自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和庙宇里的影子。这也就更加证明了中国的城市是根植于乡村社会的延续，所有在乡村社会已经约定俗成的规则变了个样子后同样会来到城市。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家行政机构向来只设到县一级，之下往往依靠民间中介的力量，我们也常常低估了民间的组织实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实际上会馆很典型地给了我们一个在政府和个体之间产生的第三种力量的样本。由同乡和裙带关系扭结成的这种力量在自我管理上的有效性让人吃惊，与其后产生的被赋予更多政府色彩的商会比较，会馆则比后者显然更有凝聚力。更进一步，其作为非政府组织，介入到行业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经验，即便是在今天，依然能带来许多思考。
三山会馆：一个晚清会馆的标本
三山会馆由晚清的福建水果商人建造，原本在更靠近江边的地方，现时的这座建筑其实是后人照样迁移过来的。离开会馆不远的十六铺依然是今天上海水果批发的集散地。藏于一片民房内的三山会馆尽管临着热闹的中山南路，高架路上的车辆呼啸而过，但如果不是专门的造访，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街面的后面竟然存在这么一片无论与传统的江浙建筑，还是殖民地时上海建筑都迥然不同的群落。红砖高墙，两边各有几扇漆成墨黑色的小门相通，与高达十多米的院墙相比，这些小门显得低矮而幽密。
从其中的一扇走进去，在围成四方形的一块千余平方的院落里，大殿朝南，这是整个会馆的主体建筑，最初这里供有天后，福建人信奉妈祖，凡是他们足迹所到之处，也将信仰传播到所在的地方。其实，会馆带有庙宇和宗教的色彩是清代上海各家会馆非常普遍的现象，犹如散沙般的众人在异乡经商谋生，本质上需要一个能够团结在一起的组织，但这种组织又需要一个共同的信仰加以维系，宗教自然是最能被普遍接受的选择。何况宗教里倡导的济世精神与会馆存在的价值又相当一致。这种宗教色彩在清代会馆中往往还加以延伸，修建会馆的巨额资金通常要靠募集，成员中德高望重而又经营有方者责无旁贷，在捐献出巨资之余，作为一种回报，这样的人往往也被列入到庙宇中，设长生禄位，供人景仰，这在活着的人看来，是一种非常崇高的荣誉，会馆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与推行对于“义信”的崇拜和信仰有关。无形的神和活着的人的双重供奉实际上树立了一个既宏大又具体的价值坐标。可惜的是，会馆的大殿虽原样保留了，但这些原汁原味地反映当时会馆特征的细节却已无存。
在大殿的前方，一座古戏楼修建得相当精美，雕梁画栋清晰可见。这座建筑建成至今尚不足百年，但在建筑的规则上却严格秉承了古法，戏楼顶部的结构非常符合自然扩音的声学原理，所画的图案，包括戏台的大小、高度也都遵循了严格的定律，处处显示出制造者的一丝不苟。戏台之所以正对着供奉妈祖的大殿，原意为唱戏时好让妈祖看得最为真切，但事实上，戏台的设计原本就是会馆为成员们所周到考虑的一项内容。看戏的座位就设在大殿和戏台之间的两边。这种源于乡村庙会或红白喜事时请戏班子唱戏的传统同样在城市里商人社会中流行，会馆也产生了让众人娱乐的功能，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许多感情才方便沟通，人气也才能更好地聚集。
三山会馆并不是上海晚清会馆中建制最为宏大的一座，但这种规模和布局在会馆中相当具有代表性，同时，这也是现存的惟一保存完整的上海清代传统会馆。上海人煞费苦心，在拆迁造路的时候，卸下一砖一瓦，模仿着重新建造，方使这座建筑得以保存。
b——广州——/b
广州会馆：那些幸运的见证者
2003年4月，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锦纶会馆，因为康王路的拓建问题，被迫“移居”——而不是就地处决，毁尸灭迹——媒体大篇幅地报道，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人，在媒体的轰炸之下，也逐渐知道了自己的城市里有着一个古董宝贝。
相比其他已经消失在城市改造和扩建中的会馆，锦纶会馆是幸运的。它不仅幸运地存活了下来，而且幸运地被作为文物而受到保护，珍而重之。总是听到有关广州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传言，对锦纶会馆的保护，或许是广州在证明自己也有文化也有历史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项步骤吧。经济发展的同时，虽然会带来新的文化因子，但必然带来对旧有文化的全面围剿。不管怎样，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锦纶会馆暂免一死总是值得拍大腿叫好的事情。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切都得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锦纶会馆之所以“受宠”，自然有着诸多经济和文化上的考虑。广州是维新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广州人喜欢新鲜事物，喜欢尝试及模拟新鲜事物。一件旧的东西，如果在广州人眼中受宠，惟一的、直接的解释便是，这个东西是件“古董”。锦纶会馆始建于清朝雍正元年，距今已近300年历史，是丝绸行业的行业公会所在地，也是广州市惟一幸存的行业会馆，旧广州纺织业老板日常开会喝茶展开对外贸易的所在。
广州的城市历史漫长而且无迹可寻，除了历朝历代的地图以及方志上的记载，在广州，寻找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遗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300年的历史建筑，在中国很多城市里几乎算不上什么稀奇之物，而在现在的广州，则成为了古董，应该珍重对待，只可远观不可亵玩。遥想几百年前，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各种行业齐聚广州，建立会馆，以便于掌握市场走向，适时地调整运营结构。如今，其他行业会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锦纶会馆相类似而不同的八和会馆，是粤剧艺人的行会，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1937年被日军夷为平地，抗战胜利后重建，解放后被收归国有。1985年，经过粤剧界名人红线女等人的努力争取，广州粤剧界终于取回对八和会馆的使用权。时至今日，这座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会馆已经年久失修，据说准备重修，规划已报有关部门批准。
算来算去，在今日的广州，保存完好面目一新的会馆，大概只有位于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始建于清末民初。它有着显赫的历史背景，不仅曾经是国民党第一个中央党部所在地，而且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在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在地，讲习所的第一任主任为革命烈士彭湃，第六任主任为毛泽东——在毛泽东任内，讲习所已经搬到番禺学宫（中山四路）。1988年，惠州会馆成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锦纶会馆，关于丝织的记忆
拐出熙熙攘攘的上下九步行街，一时间简直难以适应康王路的宽阔畅通。在这条南北贯通荔湾区的主干道边上，有一处不起眼的工地：灰不溜秋的旧房子给无数的钢管“架”着，蓝色的一人多高的护墙几乎把整个建筑都给遮住了。只有高出护墙的屋顶稍微引人注意——屋顶两侧各有一只“耳朵”，像倒置的“u”。
这就是锦纶会馆。眼下，它正接受整修，准备着恢复旧貌之后被建成广州第一座丝织行会博物馆，重现广州丝织业的历史场景。
说起锦纶会馆，不得不先说说广州丝织业的历史。丝织在岭南地区的发展年代，是晚于中原的。晋人“裴氏广州记曰，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当竹，剥古绿藤，绩以为布”。——裴渊所说的“蛮夷”是指越族土著居民，而不是从中原迁徙到岭南的汉民族。秦朝时，赵佗为稳定秦在岭南的戍军，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中原农业生产是男耕女织，因此这一万五千名负责衣补的女子中，有善于桑蚕丝织的，应该是不容置疑。西汉政府重视丝织，曾设“东织”、“西织”两个机构，在汉高祖和汉文帝赐予赵佗的物品中，都包括丝织品。到了西汉中后期，丝织已在岭南百姓中普及，“蛮夷不蚕”的状况已不复见，即使在比较落后的海南岛，亦有蚕桑织绩，至于近海的大都会番禺（广州的古称），就更为广泛。《前汉书》云：“儋耳珠涯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中唐以后，南方的丝织技术不仅超过了北方，而且精制技术也比北方优越，而随着南宋时期大批江、浙人南移广东从事丝绸生产，这种情况更成定局。
明清时期，广州丝织业已很繁盛，主要集中在西关一带，并发展到分工分行生产。生产品种有朝蟒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通纱行等；除朝蟒行是丝织业最为古老的行业，不再分小行外，其他行下面又分若干小行，分工十分细密，如十八行便分为洋货三行、金彩三行、干纱三行、杂色三行、洋八丝三行、绫绸三行。清雍正年间，广州丝织业已与苏、杭齐名，至嘉庆、道光年间，所产纱缎有“甲于天下”之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和某些政策的变化。在明中叶以前，封建统治者实行“匠籍”制度：凡被编入“匠籍”的手工业者，每年以“轮班”或“坐住”或“存留”的形式，为官府服强制性无偿劳役。到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匠籍制度开始逐渐改变，轮班匠可出银代役；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规定一律以“匠班银”代役；清顺治二年（1645年），明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从此，手工业者才从封建奴役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手工业者。自由手工业者身份的确立和丝织行业的贫富分化，为丝织行业中雇佣关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机户出资”、“机工受值”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新劳资关系，也为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广州丝织手工作坊中出现了代表东主和工人各自利益的组织，即“东家行”和“西家行”——“东家行”是东主的组织，“西家行”是工人的组织。东家与西家代表各自利益彼此对立，又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中相互依存。广州丝织业的东家与西家组织何时出现，史无记载，但据历史学家推测，也许便是在作为东家行的锦纶会馆建立之后。锦纶会馆始建于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皆有重修，今年正好是它建成的280年纪念。
锦纶会馆原先坐落在荔湾区下九路西来新街，坐北朝南，宽三间，深三进，建筑面积347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岭南祠堂建筑：两边青云巷，两坡硬山顶，碌灰筒瓦，陶瓦当、滴水剪边，蜗耳形风火山墙。中轴线纵向排列着头门、中厅和后堂，两侧对称，有游廊相连。虽然历代屡有重建，但现存的建筑格局应该是在道光年间形成的，但据推测，当时的建筑规模应该不仅仅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几座建筑。根据雍正九年所立的《锦纶祖师碑记》记述：当时在广州的数百家丝织业主共同出资兴建锦纶会馆来供奉“锦纶行”（即丝制业）先师“汉博望张侯”，即张骞。关于张骞出使西域，锦纶行内人一直相信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汉武帝派张骞寻找黄河源头，张骞乘木筏直达天河，一位妇人赠之一石。张骞回朝后拿给善卜的严君平看，严说，这是织女用来支撑织机的石头啊！后来，张骞便创制立法传之丝织业。这就是“支机石”的传说。虽然锦纶行内人认为丝织业在黄帝之世便已出现，但其技术得以发展成熟却是张骞的功劳，因此感念其恩，建锦纶会馆来纪念他。同时，锦纶会馆作为锦纶行的行业会馆，是广州丝织业的总机构，也是东家聚会的场所。锦纶行内人制定了本行的“庙例”，成立了“锦纶主会”，每年选出“值理”负责行中之事，选“值理”的活动，便是在锦纶会馆进行。除此之外，每年农历八月十三“师傅诞”，也是锦纶行的一件大事。这一天，行内人敲锣打鼓，抬着烧猪来到锦纶会馆贺诞，东西家代表讨论机工价格以及维修锦纶会馆等大事——这些活动表明，锦纶行已经是一个制度较为成熟完善、具有特色的行会了。
1841年，千余丝织工人打着七星旗前往三元里支援抗英斗争，就是在锦纶会馆集合出发的，而且还得到了锦纶会馆的资助。其中陈棠因表现勇敢而受到清政府嘉奖。解放后，锦纶会馆作为公共财产被政府接管。
1958年，民政部门将会馆作为民居租给市民居住。整个会馆住进了40多户，100多人，不得不在原来的堂屋中加上大量砖木结构的间隔。院子里，阁楼、灶间、杂物间，东一处西一处地冒了出来。会馆里坤缅木做的柱子——后来人们知道是非常“值钱”的——想钉钉子就钉，想砍就砍。西北角是一个公用的大厨房，六七十个炉头两溜排开。每到晚上，两三张牌桌，四五把乐器，煞是热闹。旧时的气象就这样悄悄湮没在喧嚣的人声之中。
1997年，锦纶会馆被广州市公布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底，由于康王路建设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把锦纶会馆整体迁移到100米外的地方。
2001年9月27日，经过整整38天的迁移，锦纶会馆终于安全抵达了新址。最为幸运的一点是：由于会馆迁移，原居住于会馆内的居民都已搬迁，在拆除会馆内居民自建间隔的过程中，发现了镶嵌在墙内的19块清代碑刻——这些碑刻对研究锦纶会馆的历史以及清代广州丝织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然后，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维修方案论证，锦纶会馆复原工程于2003年4月拉开序幕，整个工程由市政府投资200多万元。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对会馆的整饰——虽然当年居民的改建没有对建筑格局与整体构架产生太大的破坏，但大门、中门处的木门栏都已不存，一些石券及檐下花板在“文革”中被毁，由于年久失修，屋脊灰塑、墀头砖雕大部分都被毁坏。工作人员根据锦纶会馆的照片，对残破不堪的建筑物，像灰塑、花雕、陶塑等进行逐件修复。
广州曾经有四大行业会馆，钟表会馆（位于今解放北路一带，估计建于清末，为钟表制造业的会馆）、梨园会馆（建于清末民初，馆址在今多宝路尾至黄沙大道如意坊附近，为粤剧会馆）等已经被拆毁；粤剧会馆八和会馆现仅存留有一块牌匾和两扇门于恩宁路；锦纶会馆是其中惟一幸存的，加上同样位于荔湾区的银行会馆（该会馆建于1675年）便是广州市仅存的两座行业会馆。而银行会馆至今还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丝织业已经退出了广州的历史舞台，锦纶会馆作为一段记忆，又被投注了新的目光：如果连这也失去，恐怕便再没有什么留下了。
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