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红刘建平王小心
在中国的历史上，会馆曾经作为一种民间的力量，衍生出了无数的故事和传奇。现在，它们只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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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京城的一缕乡愁
父母在，不远游。古代的中国人，没有万万不得已的原因是决不会离开家乡的，一旦离开便是数不尽的离愁别恨，溢满了诗词文章。
明清时代，开科取士。这是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必须离开家乡到京城赶考。
京师的会试，都在春天，称“春闱”，考试的士子们可能有两种结果，一举得中，或者名落孙山。而两种结果都可能让他们回不了家乡。
金榜题名，就是国家的人材，特别是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合格者，就有可能留在京城为官了。而那些落榜者，家乡在遥遥千里之外，他们中不少人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有的甚至被迫乞讨，到处受白眼和冷遇。回家再来考是不现实的，只有羁旅京城，等几年以后再考。
据有关资料，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北京共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而前来应考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所以每个考试的春天，数以千计的举子拥入北京。吃住就成了大问题，会馆就出现了。
一些有科考经历的在京为官的人，深知举子们寄居京城的艰难，或出资，或捐出住宅，建成了专为“公车北上与谒选者”，以资憩息的馆舍。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在北京的会馆里为最多，大约占到80％以上。
林则徐日记中写到：嘉庆二十一年正月初一，他到北京的福州会馆行香，初四又到福州会馆团拜。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京的人员，不管是一介求取功名的书生，还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官吏，北京在他们的眼里始终是客居之所，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涯游子，家乡始终是他们永久的想念。而会馆是他们最好的精神安慰。
本省的会馆有家乡的影子，在那里可以听到乡音，可以说一说方言，祭祀了乡贤，又多了一些乡友，少了一分飘零的感觉。
会馆成了结在京城的一缕乡愁。这里有乡音乡俗乡谊乡情，它就是家乡的一个缩影。“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
有的会馆还成为游子们的最后依托。当他们客死他乡的时候，会馆里的同乡会替他们收拾尸骨，将他们葬在会馆的义园里，并有专人为其守墓祭扫，直到家乡的亲人把他们接回家乡，即使没有亲人前来，他们也不至于成为孤魂野鬼。
最后各省各州县都建有会馆，有的甚至建有多处。其中以山西为最多，这可能是山西当时在各省中最为财大气粗。
除了同乡的会馆，还有同业的会馆，如书业的文昌会馆、玉器的长春会馆、药行的药行会馆、银号的正乙祠等。
据光绪十二年的《朝市从载》记，北京的会馆有384座。
住会馆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会馆的财产，一般多为同乡捐献的义产，所以对住馆人的资格也有明确规定。会馆早期的任务为接待举子，平时可接待来京之官员、客商，但均不得携带眷属。遇有考试之期，则应迁出，让给举子居住。所以会馆住的也都不是一般的人。
湖广会馆里留下了许多匾，从这些匾中我们可以看到来往于湖广会馆里的都是怎样的人物。状元、榜眼、探花匾就有31块之多，这说明来京赶考的湖南湖北和广州北部的举子们，有这么多人金榜高中，而每出一个状元，都是会馆的荣耀、家乡的荣耀，同时他们也给会馆带来兴盛。
此外湖广会馆里还有熊赐履、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的大学士匾，还有曾国荃等人的封爵士匾，可以想见，会馆里的人真是“往来无白丁”。
清末及民国时期，会馆便成为了革命志士活动的场所，北京的会馆很多都是中国近代历史风云的策源地和见证人。
康有为来京赶考住的是南海会馆的北房，他在这个被命名为“汗漫舫”的房间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的方案，起草“公车上书”的万言书。
谭嗣同住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北套房，谭嗣同取其名为“莽苍苍书斋”。他在这里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筑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主张。也是在这里奔赴刑场，为中国变法维新洒下第一腔血。
鲁迅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住了8年，在此度过了他最为郁闷的8年孤身生活，会馆西边的阴暗的“补树书屋”里，鲁迅的思想之火始终燃烧着，《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鲁迅最为重要的小说，都是在这里写就的。
1920年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进京，就住在湖南会馆，并在馆内召开了数千湘籍旅京人士参加的“湖南各界驱张大会”。
湖广会馆，曾做过八国联军美军的司令部，也做过梁启超启蒙思想之地；袁世凯在此拥兵自重过，孙中山在此组成了国民党。几百年来围绕会馆的是文人、政客、学子、官宦、艺人、义士、革命者，他们可能是出将入相进爵者，也可能是一个潦倒终生的天才，或者是主导中国走向的大人物。他们也许先是潦倒后发达，也许先发达后潦倒，但都大开大阖地演绎着非同一般的人生，因了这些人的不同寻常的生命气息，造就了一方会馆文化，百样人生戏剧。
张恨水当年两手空空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住在安徽会馆，看尽人生百态，交接四方人物，十年之后成为一个小说大家，而会馆人生成了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背景。
蕴含明清二三百年的人文渊薮，北京的会馆多集中于南城。所谓南城泛指北京正阳门以南、永定门以北的狭长地区，明嘉靖三十二年扩建的京师外城，今崇文、宣武区北半部。清朝规定，八旗住内城，汉人住外城。所以在内城以南，会馆、茶楼、戏园、书市蓬勃发展起来，文人墨客，风云际会，南城成为清代200多年的人文渊薮、艺术中心、市井百集。1699年，中国伟大的戏剧家孔尚任在宣武门外的海柏胡同写下了他的不朽剧作《桃花扇》。不久在广和茶楼公演，轰动京师，康熙皇帝闻讯，下令将剧本调进宫中御览。
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闽督伍拉纳命其子率三庆徽班进京，此后四大徽班全都安扎在北京的南城，一时间，北京南城“檀板笙歌，晨夕不绝”。北京的南城，被认为是京剧的发源地，其中会馆在里面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明清时期，北京会馆中有17个建有大小不等的戏楼，其中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平阳会馆的戏楼并称为“四大戏楼”。会馆成了各地方剧种的展示台，“长安会馆知多少，处处歌筵占绍兴。”各种戏剧的交流和融合，诞生了京剧。程长庚、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余叔岩、姜妙香、梅兰芳等京剧大师行走于各会馆的戏楼里成为北京南城的文化盛事。现在北京的会馆保留下戏楼的只有三处了，它们是湖广会馆、安徽会馆、平阳会馆。前两处会馆戏楼已经得到重修，只有平阳会馆还是一个大药厂的仓库。有人推测，平阳会馆戏楼大约建于1652年，是世界仅存的木构架古代室内剧场，应该是一所国宝级的建筑。
湖广会馆的前世今生
北京的四合院有这样的神奇之处，不管身处怎样的闹市，只要把两扇朱红的大门一关，就能把一切关在门外。
湖广会馆的朱红的大门，挡住了两广大街的车水马龙。两棵遮天蔽日的大树如两个将军一样站在门边，鸟们在上面的鸣唱，报告着一个清静深幽的世界。
如果现在还有风水先生的话，湖广会馆一定是他们眼中不可多见的风水宝地。不说它当年造就了多少状元、进士，就说它能活到今天就是一个奇迹。
看看广渠门到广安门的大街一刀下去切得有多直吧，这一切切掉了多少历史陈迹，但它却无什么大碍。看看它周围的菜市口、骡马市大街、前门、大栅栏吧，有多少会馆变成了大杂院，多少的大杂院又在一次次的城建中灰飞烟灭，而它却从灰头灰脸的大杂院起死回生。
20世纪50年代北京尚存300多所会馆，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而湖广会馆又是仅有的经过修缮、向外开放的两所会馆之一。另一所是正乙祠。
十多年前，这院里住着十多户人家，家家搭的小棚里冒着蜂窝煤的烟气，咳嗽扬、吃炸酱面的哧哧声在高高的屋梁上回响，平常百姓家怎会有如此高的屋宇？不甘心的豪族之气倒是在小窝棚里隐隐地徘徊。
经过十年的修缮，我们看到今天湖广会馆的样子，是墙瓦簇新，楼宇高耸，雕梁画壁，大红大绿，仿佛是一个寂寞的人急于倾诉，一个满脸岁月风霜的老妇换了红妆。走在青砖铺地的院子里，你只能是依样遥想当年吧，面对着现实，却只能想象现实。
湖广会馆的原主人一个比一个了得！一个是官至浙江盐运使的张惟寅，一个是历任左都御使、礼部、吏部、兵部尚书的刘权之，一个是状元及第当了太子老师的王杰，最差的也是个进士的叶继雯。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湖南长沙人刘权之和湖北黄冈人李均简为“联络乡谊，光耀桑梓”创立了湖广会馆。这里主要是一所接待两湖来京赶考的举子的试馆，所以这里供奉的神是文昌君。相传，文昌君是主管人间禄籍、考试、命运的神，每一个举子自然要虔诚地进香，求得皇榜有名。湖广会馆保留下不多的古物中，文昌君的牌位却得到保存，所以现在重修的文昌阁，应该还是一个保有神灵的地方吧。据说每到春节，两湖旅京的人就会集在会馆里，“上自一二品大员，下至末秩平民，同聚一堂，杯酒联欢，共叙乡谊，霓裳歌舞，同乐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