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刘建平喻盈
博物馆是浓缩的历史，微缩的世界，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地图”，是对逝去了的文化的缅怀和回放，是对活文化的无奈的抢救和敬意的保护。它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人类文化精神的沿革变迁，也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博物馆，给了我们一个与祖先智慧对话的机会。
b——北京——/b
承载与留存
以古代建筑群作为城市博物馆的所在地，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是通行的做法。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问题是，被它占据的国子监和孔庙涵养深厚，本身亦有建成专业博物馆的必要，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人们已经意识到换址势在必行。从1981年开馆，到2005年新馆建成、旧馆关闭，这个北京往事的承载之地，更像是深邃历史的临时居所。
与北京其他的古代建筑不同，在外观上，现在的首都博物馆不仅呈现出一般的砖灰的，还因为琉璃瓦的映照而呈现出墨绿、澄黄的光彩。
但丰富的色调也不能减弱它格外雅致、朴素的整体感，由于曾是孔庙，院落里林木森森，绿阴浓重，遮蔽了本已重檐叠瓦的天空。不过幽静的景致并非它的主要价值所在，作为博物馆，它的精华集中在室内的陈列和收藏之中。自筹备以来，首都博物馆就广泛征集各类文物，目前馆藏文物已达十几万件，包括青铜、陶瓷、书画、石刻、钱币、玉器、玺印、织绣、竹木牙角器、佛教造像、文具、民间工艺品等，一些孤品与珍品，如大白伞盖佛母、大威德金刚等，被看作是镇馆之宝。
北京兴盛始于金元，其后的历代皇室均对佛教有浓厚兴趣，元、清两代尤重藏传佛教，因此首都博物馆中最珍贵的藏品即为佛教造像。这类造像中包括汉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两类，时代分别起于十六国和吐蕃时期，都止于清代。不同时期精品荟萃，反映了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其中也穿插了北京皇室信仰的历史。馆藏金银器的历史更为久远，起于商，止于民国。时代跨度大，最具特色的当属明、清两代器物，大多数出土于王侯贵戚之墓，显示了帝都的雍容与气度。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瓷器的繁荣史恰好契合，因此首都博物馆的瓷器收藏种类丰富，品质出色，在世界各博物馆中尤有特色。馆藏陶瓷中，辽、金、元、明、清时期器物最具特色。辽白瓷清澈风雅，元青花幽靓明快，明清两代佳品更多，青花、釉里红、斗彩、粉彩等等，均享有盛名。
在历史记录、老照片乃至老相声中，都可看出，北京曾有非常发达的手工业，能工巧匠人才辈出。这一传统物化到首都博物馆中，就是竹木漆器等杂项类文物的丰富和驳杂。杂项类文物是首都博物馆中材质最丰富、用途最广泛的一类。竹、木、牙、角、料、石、骨等生活器具、装饰小品、陈列摆件、文房用品等纷繁多样，包罗万象，每一类中的每一件又各不相同。自开馆以来，在首都博物馆于国内外举办的诸多历史文物陈列展览中，引起轰动的《北京历史文物陈列》、《元大都历史陈列》等属于断代史的陈列，而《老北京春节民俗展》、《馆藏历代陶瓷、书画真伪辨识展》等项目，就属于整体历史的梳理，其中的民间味道尤其浓郁。事实上，在国子监这样的过去的贵胄之所之中，真正的主角正是往日那些卑微的工匠。
2005年将建成的新馆以配备“最先进设施”为特色，地址在复兴门西大街，从1999年开始建造，在规划中将成为北京西长安街上一座“标志性建筑”。也许到那时，首都博物馆才真正恢复它的前身——国子监的恢弘气度。在鼎盛时期，国子监内不仅有高丽、新罗、交趾的留学生，还有法馆助教、俄罗斯馆助教等。新的首都博物馆的目标正与此相似：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用以留存北京的历史。
首博：孔庙的兴废史
到19世纪，世界上的孔庙已近2800座，甚至在欧洲也有它的身影。但随着儒文化的退出主流，孔庙兴少废多，如今仍旧保存的数目尚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作为首都博物馆所在地的北京孔庙，至今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在很多北京人的口头中，它仍然是“孔庙”而非“首博”。
坐落在北京仅存的惟一一条仍保持着清代北京古老街巷风貌的国子监街上，距另一闻名全国的藏传佛教寺庙——北京雍和宫，仅百米之遥。
除了山东曲阜孔子故乡的孔庙之外，元、明、清三代皇帝亲临祭祀的北京孔庙在全国当属级别最高。这座占地22000平方米、1302年始建的庞大建筑群，紧邻如今的北二环地铁雍和宫站，和雍和宫一起正好凑成半日的旅游观光，在当代历史中，已经化身为一个旅游场所。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既出于历史的必然，又令人惊讶地下令袭历代旧典，命宣抚王楫在金枢密院的基础之上，建“宣圣庙”，祭祀孔子。在《元史·哈剌哈孙传》中，这段历史记载为：“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到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六年，即1302年，在今址正式建庙，于1306年建成。根据“左庙右学”的礼制，同年在孔庙西侧建成国子监，又称太学。
即使是在儒学统治天下的时代，北京孔庙也几经兴废。在元代，孔子始被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号诏书”石碑，现仍耸立在大成门前。随后，孔子的尊崇再次得到提升，元文宗甚至下诏恩准孔庙可以享受宫城的规制，可以在四隅建成角楼，实际上已经通过建筑格局暗示出的等级标准，认可了孔子与皇帝的同等级别。
皇家的认可并没有永久保护孔庙，不畏惧礼制的，至少还有战争。
元末，孔庙荒废。明永乐九年孔庙又重新整治，并修缮了大成殿。1429年修整了大成殿及两庑，1530年为祭祀孔子五代先祖，增建崇圣祠。
如今可见的黄色琉璃瓦顶，由乾隆皇帝亲谕许可使用，只有崇圣祠仍用绿琉璃瓦顶。从此，孔庙红墙黄瓦，金碧辉煌。陆续的修建直到1916年才最后竣工，其时民国已立，儒家思想已经面临着巨大的质疑。
在清王朝日薄西山的1906年，光绪皇帝把孔庙祭孔升格为大祀，这是孔庙得享的最高尊宠，但是修缮的工程尚未完成，清朝已被推翻。北京孔庙的历史，在最辉煌的一刹那猝然而止，恰如诗人艾略特所说：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只是唏嘘一声。
首博：国子监的道统
首都博物馆门前的街道即以其所在的国子监得名：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学最高学府，也是掌管国学政令的机关。我国古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名称不尽相同，唐代始称国子监。北京的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元成宗大德十年，即1306年。
清代在国子监就读的学员，除外国留学生外，我国学员有贡生和监生、官生之分。贡生由各省举荐而来，监生及八旗官生则由钱捐产生。
贡生、监生在六堂学习，分内班和外班，共计270人。按出身不同，分别规定结业年限，一般半年至三年。八旗的官生在“官学”学习，学制十年。
明初，这里的国子监改称北平郡学，永乐二年（1404年）称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又称北监，与之相对的则是南京的南监。国子监坐北朝南，呈南北向的长方形，三进院落，院内古木清幽，肃穆静谧，以“辟雍”为中心，左右建筑对称整齐。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为：集贤门、太学门、琉璃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国子监历代修葺，规模逐渐完善。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装上青琉璃瓦顶。
在国子监中，189座十三经刻石碑是最著名的文物，原立于东西六堂。这部刻于乾隆年间的石经又称“乾隆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13部，共63万余字，是目前我国仅有的最完整的一部十三经刻石。
雍正年间，江苏金坛贡生蒋衡游历西安，见唐代“开成石经”由多人书写，风格极不统一，引以为憾，便发愤自写经书。自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年，历时12年，完成13部经书的缮写工作。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五年转献，收藏于大成懋勤殿。51年之后，即1791年，又皇家钦命，动工刻石，1794年刻成。1956年政府修缮国子监时，将此石经移至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夹道内。
北京国子监虽始建于元代，但元代的建筑遗址已不可寻，只留下据传是为首任“祭酒”许衡亲手所植的一棵古柏、一棵古槐。现存的彝伦堂、大成殿等，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来的文物。
在明清两代，国子监每有新建筑落成，必请皇帝坐坛主持典礼，皇帝本人事实上即为国子监的名誉校长。但人人都知道，国子监远没有其宣称的那么信仰礼义廉耻，汪曾祺曾写道，清朝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14万两，按此计算，每年花钱买文凭监生，甚至会达到80万两以上。
b——上海——/b
拯救与跨越
穿过大大小小的里弄街市，在离上海博物馆还很远的街道上，空间因为上海市府门前的广场而变得开阔起来，眼睛不用费任何力气就能看见那座暗喻着天圆地方的建筑，在形态上，它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千年前的巨鼎。问鼎者何为？天下。苍生与社稷，天威与神权，无不透着一股肃穆和浑厚。
印象中，这好像已经是一年中的第三次这样兴冲冲地赶来上博了。
前两次都是外地的朋友过来，请我带他们去参观这座赫赫有名的历史陈列地。如果严格起来说的话，我不太喜欢用参观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观者与这幢建筑之间的关系，参观太程式化了，太隔膜，与其说参观，不如说是拜谒，拜谒一位博学的长者。数千年的文明被他幻化为无形，却又真切地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标本，装在他的口袋里，只待你去轻轻扣响老人家的门环，他的门禁是虚设的，但走马观花，或心领神会，却要看各自的造化。
博物馆的设计者是邢同和先生。我想他在动笔之前，定也凝神冥思了良久，赋予文化的积蕴以如何的躯壳，在建筑者的眼里，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无数的行者要从它的面前走过，更头疼的是，还有先贤圣哲逼视的目光。以巨鼎的姿态出现，在一片殖民时代留下的建筑包围中，以及在鳞次栉比的摩登高楼面前，它的意义就不再是一个另类所能概括的了。上博不能算是一个巨型的建筑，如果单纯地用海拔的高度来比较，30米不到的高度看上去甚至有些矮小，但只要是对这个国度还存有一点了解与敬畏的人，又有谁能忽视这内在的如高山仰止的巍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