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很好。博物馆大厅顶部的玻璃能将现实世界中的光阴放进来。历史的碎片并不神秘，也从来不是只能幽闭在库房里的线装书。
博物学家说，19世纪以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现在历史记载的中国第一座博物馆是在1868年由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所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它的功能主要用来收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物产标本，接受了最初科学启蒙的西方人来到神秘的大陆后，首先关心的当然是最为实用的物产。可是，且慢，由此而将文化的绵绵不息拉入从西方传入的博物馆学中进行分析和断代，这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观察距离。在有近代的博物馆之前，几千年来，搜罗和保藏那些遗存下来的前人文化遗产几乎是学者的良心本能。路漫漫其修远，治学的道路崎岖坎坷，后人对前人因此在心灵上彼此相惜，对那些从历史的荆棘中捧出来的花朵，连声感叹，感慨不已。他们感慨生有涯而知无涯，那些稍纵即逝人类灵光假使总是轻易地划过，将是莫大的悲哀。
可叹的是，几千年来，这种传承一直是个体道义上的良心。常常是考古者在打开一处墓葬时，看到的只是满目的创痍和盗墓者留下的一把铁锹。他们只能抿着嘴，收拾一些或许还有些用处的断片。人类的贪婪亘古不绝，从莫高窟里强盗运走瑰宝时驾着驴车的一声得意的长喝，延续到眼下楼兰大漠里盗墓者们的吉普车后滚滚沙尘。强盗自有强盗者的逻辑，他可以将疯狂的盗掘解释为疯狂的热爱。当今天的国人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别人的展馆里观瞻国宝时，其心情想来是复杂的，越是被别人严加看管，精心呵护，就越复杂。文化的掳掠是一切强征和偷盗中最痛人心扉的致命处。如果对这一切都还没有直接的感受，那就细心留意一些如今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中的国宝吧，它们中有多少是我们以一种欣慰的心情从境外的拍卖会上高价购回的？还有多少是可能永远也回不来的？在灯光幽暗的展厅里，一尊仪态端庄的佛像留给观者的只是躯体，佛头已然不知到了何方？吴王的宝剑历经千载，锋芒不减，却抵不住几个蟊贼的伎俩，一路辗转，回到上博的展厅里时，平添了一些它在地下从未体会过的沧桑。在上博的藏品中，类似“战国莲瓣纹铜鼓”、“战国云纹鼎”等不少珍品都是从境外的拍卖会上高价购回，这也已经成了文物征集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这一切都还比不上另一种摧毁，源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悲剧，自诩为受顾于天命的王者，当需要用破坏来显示皇权，统一思想，进而号令天下时，常常导致文化的灭顶之灾。自焚书坑儒以后，文化灾难背后无不陪葬一批附着了思想的载体，其劫难一直可以绵延到距离今天并不遥远的“文革”。
我们无法忘记这些伤痕。上博的前馆长马承源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青铜器专家。“文革”期间，这位本应在书斋里潜心学术的专家忙于在炼钢炉前围追堵截，救下了大批的珍宝。他曾受朋友李荫轩之托，赶在红卫兵前去抄家之前，将70多件青铜器转移，望着一屋子的珍宝，马承源倒吸冷气，庆幸没有落到造反者的手里；他曾经巧施高帽手段，敲锣打鼓赶到拿走了文物的造反派家里，表彰他们将文物交给了国家管理；他还曾在炼钢炉前的毁铜烂铁堆里发掘出了汉代的蒸馏器……今天，我们在博物馆的陈列室里看到商鞅当年统一度量衡时制造的方升，铜鼎里镌刻着一段任何史书里都未见记载的战争，春秋早期龙耳尊，春秋时期的鲁原钟，东汉婴座熨斗……这些足以光照千秋的青铜器当年都曾经差点烟消云灭。因为工作人员的努力，加之从大炼钢铁时代开始，上海作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基地，民间过来的破铜烂铁源源不断，上博从中淘金，倒成了国内青铜器方面首屈一指的博物馆。
破坏与拯救，历史在这两个方向的合力中盘旋向前。当钟声响起，一起起大幕被拉开，或者关上。再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这个舞台上的过客，留下的却是记载着辉煌的点点滴滴的残片，就连它们也要历经磨难，继续在历史长河的河床摇摆中体味悲欢离合。对于那些依旧深埋于地下的而言，它们是应该继续沉睡千年，还是有朝一日重见天日？
我们常常低估了自身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认为那些都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太遥远，太陌生，但在潜意识里，有时却能因为一场博物馆里的展览而被激发出惊人的能量，生命越是往前探险，越是朝向历史讨要答案。想起上博50周年大庆时举办的古代名画展览，为争睹清明上河图的真迹，队伍竟在寒冬里排下去几公里长。
平常的日子里，上博里的人数并不显得拥挤，但和国内大部分城市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相比，这里不知道已经要好多少了。放到全国，上海当然也无法和其他的城市炫耀她的历史，但如果就近代以来的中国为背景，在这块土壤上所生长出来的文化却代表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这从上博的展馆布置以及访问者的构成中就可以发现端倪，没有陈腐死板的宣传，没有千篇一律的陈列，老人，青年，孩子，中国人，外国人，在这里，一切都是趋向于自然而有序的。
徜徉在浩如烟海的青铜器、陶瓷、书画里，感受着文化的巨大魅力，常常造成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的错觉。借着射灯的光线，刚刚还看见远古的先人出征前用的酒杯，这些酒杯空着，勇士再也不能复返；眨眼间已是唐宋的文豪墨客们在那里挥斥方遒，或疾风劲雨，或暗香浮动……太多，太沉，脚步轻移，每一步都可能要跨越千百年。在同一个时空里，原本模糊而漫长的历史被神奇地召集在了一起，共同发出雄浑的回声……
b——广州——/b
追溯与见证
广州市东山区文明路215号。一棵大榕树荫蔽着广东省博物馆的院门。
院门内，三尊鸦片战争时期的铁炮镇守着一个空阔广场，大草坪北面一新一旧两个建筑形成鲜明对照。旧的是建于1905年，现作为国民党一大旧址和鲁迅纪念馆对外开放的钟楼，新的是1992年重建的博物馆展馆。这两栋年龄差将近一个世纪的建筑，构成了现在广东省博物馆的主体。广东省博物馆是一个以地方史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如果说年轻的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展馆试图通过陈列追溯广东的千年源流，那么饱经风雨洗礼的钟楼则是在静默中亲自见证广东的百年风云。
钟楼是一座“山”字形的中西合璧式砖木建筑，高5层，24米，穹隆顶，因上端四面设有时钟而得名，底层是一个长方形礼堂。这座如今貌不惊人的灰黄小楼，与广东近现代的革命史和教育史有着难解的因缘，已具有了某种精神象征的意味。
这里原是清朝科举考试“贡院”的一部分，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1908年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又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可以说由一个旧学入仕登科的“圣地”变为了新学改革的先锋。
1924年1月，孙中山在钟楼底层礼堂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会上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握手，随之而起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钟楼及其前面的广场被当作“革命的大本营”。因它毗邻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妇女解放协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革命集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廖仲恺、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彭湃、张太雷、恽代英、刘尔崧、邓颖超等都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省港罢工的许多集会、纪念列宁逝世周年大会、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纪念“五七”国耻11周年大会、追悼廖仲恺的群众大会、庆祝广东统一的群众大会、欢送北伐军出师的群众大会，以及欢呼北伐胜利的群众大会等都在这里举行。这使钟楼和广场作为革命旧址受到重视。
同时，钟楼又是中山大学的发源地。1924年，孙中山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等改为广东大学，希望它与1923年建立的黄埔军校一起，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孙中山逝世后，1926年下半年，为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而钟楼，正是旧中山大学的办公楼。如今的中大虽然地址变迁，但始终恪守中山先生教诲，将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作为校训，而将钟楼造型作为其校徽的主体。
1927年1月至4月，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期间，曾住在钟楼。钟楼二楼保存了鲁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鲁迅用过的被子、枕头、书桌、笔墨历历在目，连当年许广平帮他烧菜用的煤油灶也静静地摆放在那里。1927年1月25日，欢迎鲁迅的大会在钟楼大礼堂举行，正是在这里，鲁迅以一席演讲折服了众多青年学生。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为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鲁迅召开了一次会议，营救的失败导致他一周后愤然辞去在中大的一切职务，这次会议也是在钟楼。鲁迅曾在钟楼上记录他的广州生活：“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三闲集·在钟楼上》）
而钟楼也成了鲁迅在广州留下的一个印迹。
正是由于这种种渊源，1957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以钟楼为中线建设一个文化发展区域：“东博西图”——钟楼东侧建立广东省博物馆，钟楼西侧便是现在的中山图书馆。1959年10月1日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开放，首先举办的是建国十周年广东发展成就展，而文物陈列非常有限。
经四十多年积累，通过国家调拨、移交、考古发掘、征集选购、社会人士捐赠等多种途径，现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藏品已逾12万件，成为全国收藏丰厚的大馆之一。其中陶瓷、书画类藏品无论数量质量都可跻身全国省级博物馆前列。地方文物的收藏也颇具特色，端砚、潮州金漆木雕是当然的强项。而已经经过1992年重建的展馆再一次跟不上博物馆的发展步调。实际展出面积不到6000平方米的展厅，使众多的馆藏文物无法与观众见面，也局限了展品的陈列方式。现在博物馆的3个基本陈列之一《广东历史大观》还是10年前的设计布置，许多新的发现难以填充进去。
随着征集工作的不断开展，仓库不够用，只好将部分展厅改为仓库。而由于没有建独立的办公楼，博物馆的保管部等重要部门至今屈居在附近广东省电影器材公司的两层旧楼里。客观的物质条件和人才的不足都使广东省博物馆的发展走到瓶颈，毕竟除了收藏、保存、研究，做好藏品展示是博物馆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如果不能使藏品与观众发生有效的交流，博物馆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
现在的文明路广东省博物馆大院更像一个小公园，清早起老人、孩子便聚集在钟楼前的绿阴下，踢毽子、打羽毛球、聊天，很是热闹，而各个展厅里却很冷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却对这种状况的改变满怀希望，因为机会已经来临——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广东省文化投资的最大项目，预算9个亿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已经进入招标阶段。新馆将设置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南部，与广州歌剧院并列于广州新城市中轴线两侧，共同形成广州文化艺术广场，并成为广州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镇馆之宝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广东省博物馆12万多件藏品中，有国家一级文物400余件。其中北宋无名氏《群峰晴雪图》、南宋陈容《墨龙图》、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图枕、清康熙十二月花诗杯等堪称镇馆之宝。但凡可以见证历史的东西都有丰富而神秘的生命，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它们背后的故事就是窗外的风景。我们且观一二。
端石千金猴王砚端砚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产于广东肇庆，因肇庆古称端州，故称端砚。据文献记载唐武德年间就有生产，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唐朝诗人李贺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的句子。《端溪砚史》等文献赞美它细润如玉，磨墨不滞，贮水不耗，发墨而不损毫，久用锋芒不退。
端石千金猴王砚是广东三大名砚之一。相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在主持开发大西洞时，挑选了三块上等石料，请名匠制作三方砚台，便是后来的三大名砚。一曰千金猴王砚，二曰鹤砚，三曰过面冻砚。其中千金猴王砚和鹤砚现都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过面冻砚不知所终。
三大名砚以千金猴王砚为首，此砚长方式，质细腻温润，娇嫩若小儿肌肤，石质色彩甚丰，砚堂内有大片鱼脑冻（石品花纹的一种），形成一只蹲着的猕猴，眼、鼻、嘴和前足都很清晰，栩栩如生，故此得名。工匠因材施艺，在砚池头镌刻山水，满山桃树，以寓花果山。砚边刻“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刻字，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这种自然形成的猕猴，加以名石和能工巧匠的雕刻，确属石砚中的珍品。
据考猴王砚因名声太大，流传中几经辗转。抗日战争时，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手里。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20世纪50年代那位藏主把猴王砚卖给文物店邓涛先生，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便从邓涛处买下此砚，后把它转让给广东省文管会收藏。1959年广东省博物馆建立，千金猴王砚转入该馆。而商老此后还曾九次向广东省博物馆捐赠所藏书画、陶瓷、砚墨等文物，共374件。
边景昭《雪梅双鹤图》这件国宝级文物曾被当作一张包书废纸，险些湮没民间，幸而遇到了苏庚春。
2001年12月23日驾鹤西去的书画鉴定大师苏庚春先生，是广东书画界的一座重镇。书画鉴定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晋、唐以来薪火相传，名家代出。这一行当不仅需要博闻强识，而且需要鉴定家自身极好的艺术修养。苏老自幼便在北京琉璃厂自家书画店贞古斋里耳濡目染，所经眼之书画不知凡几，他通过类比总结，并大量阅读各种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鉴定思路与方法。而他的书画，也自成一家，尤擅楷书和草书。1961年，时任北京琉璃厂宝古斋书画门市部主任的苏庚春先生应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的要求南下广州，自此，广东的博物馆、文物店、海关、进出口公司等但凡与书画鉴定有关的行业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广东的书画鉴定从此开辟了新天地。单就广东省博物馆而言，建馆之初的书画收藏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苏庚春先生南迁后，通过购买、向社会人士募集等多种渠道征集书画，使广东省博物馆书画收藏蔚为大观。
这幅《雪梅双鹤图》就多赖苏老慧眼识宝。20世纪80年代广州一家书店从河南收回一批线装书，苏老前去鉴定，一番忙碌之后发现这批书无甚价值，临走之前拿起一张破烂不堪、用来捆扎书籍的包书纸来看，却从斑驳中辨认出这是一幅古画。苏老以极低的价格将这张包书纸收回，送广东省博物馆修复、鉴定，边景昭的《雪梅双鹤图》从杂物堆中走出来，成为广东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此文感谢广东省博物馆朱万章、李蔚、冯素阁等研究人员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