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苗炜沈颖杨格
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保存着一份秘密。
b——北京——/b
胡同：乐天知命的名字
作家普鲁斯特做出的“地名：地方”的对应既适用于巴黎，也适用于北京——与它在过去几百年间试图建立的意识形态不同，这座古都的格局并没有一元化，而是存在着两座城市的连体并存。威权的北京和市井的北京脊宇相衔，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命名体系。在原属皇城的区域，地名即使亲民，也会让人感觉到传统政治语汇中那种特有的恩威并施的意味。只有出了皇城，在那些槐树、柳树、椿树和枣树掩映下的狭窄胡同里，活泼又俗气的民生气息才会自然地衍生出来。
胡同即小街巷，相当于南方的弄堂。一般认为它来自于蒙古语“城镇”或“水井”，因为北京街区的分布以水井为中心，凡有居民聚落处必有水源。数量曾达到2550条的北京胡同一律单调的灰墙青砖，与南方弄堂的婉约景象相去甚远，而在命名趣味上也大相径庭——“禄米仓胡同”怎么听着也跟“乌衣巷”不一样。
在禄米仓胡同发生过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袁世凯排练了“禄米仓兵变”，以为留在北京就任大总统的借口。如今除了少数方方正正的“宅门”依旧挺立，这里的大部分民居的地基、柱基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上。仔细看过去，还可以发现拴马桩、上马石的遗迹。
这是一条以衙署机构命名的胡同，“禄米仓”即为皇家粮仓。在北京，使用相同命名法的胡同还有贡院胡同、兵马司胡同等几十条。
北京的胡同有多种命名方法，大多具备随意、活泼的风格。有的因形状得名，比如竹竿胡同、耳朵眼胡同。或以地名命名，比如圆恩寺胡同。以市场贸易命名，如缸瓦市胡同。以一时闻名手工业工人命名，如骟马张胡同——现在它叫拴马胡同，没几个人知道原来是动手术的地方了。更多的胡同名字起得相当随意，比如枣林胡同，跟“五棵松”差不多，也就是随便起起。最有北京市井风味的胡同会带有儿音，比如帽儿胡同。诗意的胡同名称往往令人惊异，比如百花深处胡同，还有大多数胡同又俗气又幽默，比方说狗尾巴胡同。
北京胡同的名字正在变得雅致，但有些改后的名字并不通顺，民间的感觉又被消弭。有些尽管改得不赖，比如把姚铸锅胡同改为尧治国胡同，但也会让人觉得是理想主义的北京教化了歇着侃山的北京，在文化上有点儿不环保。
在历史上，两个北京各自说话，一向并行不悖。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在详细解释五百武士在午门前齐声呐喊的程序之余，也兴致盎然地描述了这座伟大城市的另一区域如何生生不息着更有趣的民间生活。按照汪曾祺等京派作家的大量记录，在彼处取代威慑之声的，应该是剃头挑子的“唤头”声、磨剪子戗菜刀的“惊闺”声和算命盲人吹的短笛声。北京胡同的名字与这些声音属于同一价值体系，乐天知命，没多少野念。
杨葵：胡同名字是北京文化的细胞
杨葵，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青年评论家，曾编辑多种畅销书，著有《在黑夜抽筋成长》等。11岁到北京，曾居住东四四条胡同。
《南方周末》：文学总与地域的文化生态相关，但与其他城市比较起来，北京作家与胡同文化之间的精神联系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
杨葵：北京话里有个说法，“胡同虫”像是“糊涂虫”，其实专指爱在胡同里转悠的人。现在的生活节奏不允许人再真的转悠了，但精神上的转悠还是有的。北京的文化人、老百姓，在精神上怀念胡同的太多了，以往的生活方式自有它的魅力，不是现代化能完全取代的。胡同生活的闲散、幽默、自得、乐观，在京派作家里都有非常强烈的体现，这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家园。刚才说到跟胡同相关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概念，“转悠”，从书名上直接叫出来的都有——《晃晃悠悠》。
《南方周末》：胡同会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归属感，那些生于外地的作家住到胡同里之后，很快就北京化了。
杨葵：我们得考虑到胡同文化本身确实有很高的价值，没有胡同文化，北京就只有官方书牍了，那不是城市的文学基础。另外北京是首都，胡同文化看着俚俗，其实是强势文化，再有才能的作家，到了北京，耳濡目染着，羡慕着，逐渐就会北京化。汪曾祺就不是北京人，他的作品比生于北京的作家更有京味儿，这也与当时的文化架构有关系。现在北京本地文化的地位没以前那么高，文化比较多元了。
《南方周末》：就当代北京作家来说，他们更喜欢哪类胡同的名字，以前的还是改后的？
杨葵：大家觉得以前的比较亲切一些，但是了解的并不多，一是因为时间长了，二是胡同太多，要不是特意留心，很难全面了解。其实地名一旦约定俗成，居住其间的人也就不会特别在意它，它的意义就沉到水底，潜伏了，变成人们的精神气质。像耳朵眼儿胡同，这是典型的民间话语，喜欢的人自然就多，它成了北京文化的一个细胞。
《南方周末》：更年轻的北京作家似乎不是特别喜欢用北京土语来写作，我们在小说中读到有趣的胡同名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吗？
杨葵：这是难免的，文学是描写人的，要跟随人们的生活场景，胡同越来越衰落，人们在搬走，小说题材当然也会搬走。我想我们以后谈论胡同名称的话题的机会不会太多了，一个事物一旦进入刻意保护的程序，它的生命力也就开始减退。我希望的是，在北京胡同名称背后的那种活泼、朴素的精神还能留存。
胡同的学问
我一直怀疑给北京的胡同起一些雅训的名字有什么意义，比如辟才胡同，那里面的确有一所了不起的高中，毕业生100％上了大学，可我觉得还是劈柴胡同叫着更亲。那学校旁边是二龙路中学，然后有一家二龙路医院，是北京最好的治疗痔疮的医院，据说所有住院病人都是趴在病床上，动过手术的屁股朝天，在药劲过去之后呻吟。
你打车去“洋溢胡同”，出租车司机保准不认识，可你说去羊肉胡同，他准知道，他还知道你是去羊肉胡同里的地质礼堂看电影。我姥姥家在小茶叶胡同，旁边还有个大茶叶胡同，附近有前抄手胡同和后抄手胡同，这里的抄手不是四川小吃，而是抄起手来的意思，两个胡同形成个u形，我走过好几回。早年间在细管胡同上过学，学校边上就是田汉故居，门口挂着牌子，里面住着好几家人。后来知道豆腐池胡同里还有一处毛主席故居，是当年他到北京求学时住的。原来叫豆腐陈胡同，大概是个陈姓的做豆腐生意做得好，后来逐渐演变成豆腐池，这是北京话里说着方便。另外，好像有个姓姚的，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又称为尧治国胡同，再后来就成了治国胡同。
北京的胡同名字我说不上太多，但我喜欢那种世俗的味道，原来在宝钞胡同上班，里面有个鸡脖子菜馆，那里的饺子和鸡脖子很好吃，边上有个山东人开的酱牛肉铺子，专卖酱牛肉和烧饼。后来发现胡同生活离我们遥远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人模狗样地去某个大厦，某个中心，某个立交桥，或者某处高尚住宅，还拎着个包。
现在的北京胡同游，大致都是沿什刹海西沿，过银锭桥到鼓楼，然后前往后海地区，经南北官房胡同、大小金狮胡同、前后井胡同，那一片有庙，有水，有恭王府花园。当年住在草园胡同、炮局胡同的兄弟们没准儿都在望京买房子，住在什么大西洋新城里头。地名被简单化了，谁住方庄谁住望京，都是一排排高楼，盒子似的。原来的北京是个躺着的城市，现在都立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半空中睡觉。特别依赖电梯，有一次，我出门，一上电梯就跟看电梯的姑娘说：“去安定门。”直把电梯当成汽车了。
北京的胡同据说有挺大学问，我没仔细研究过。但真的采访过一个做刻刀的师傅，家里还是个小铁匠铺的意思，从清朝开始就做刻刀，如今还敲敲打打的，他住的那个胡同叫什么我忘了，但跟铁匠有关，现在早就拆了。
胡同的名字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让人觉得亲切。因历史沧桑而模糊了阶级意识。不像现在，你说你住光大花园，我就知道你是中关村攒电脑的，你住紫玉山庄，我就知道你是个烧包。这其实和做沙果生意的就住大沙果胡同、糊纸马的就住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铁匠都住铁匠营一样。
b——上海——/b
路名解读城市
“私人记忆档案”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虽然是与六户人家合住。毕业于著名的复兴中学，在四川北路顶端。这条路上的每一寸沥青和水泥都见证了她20岁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话说：“这条街上每一爿店铺里面的每一个柜台卖什么，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来转转，都会发现变化的东西。说到这里时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翘动，仿佛是一个王后在说后花园里，那个粗心的园丁没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她曾经是这条路当之无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则不是。他出生于四川路不远的海拉尔路。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路，名叫四平路。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区，四平路一度是一个分界，它的东面是海拉尔路等地的棚户区，以苏北人为主，以西是四川北路、欧阳路等广东人的后裔。在1949年以后上海相对封闭的日子里，四平路两侧是两个街区，也是两个阶级，周先生为了打通这两个街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过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尔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棚户区已经被推倒。这里成了新的住宅小区。他说他感觉“一下子被呛住了”，只能把车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
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聚集了“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