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馆员的心理曲线
1981年时，葛蔼丽20岁。中学毕业，她进了上海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现在。那年她还是个皮肤白白从小爱听故事的活泼女孩，因为姓“葛”，图书馆的老师同事们昵称她“小鸽子”。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一个图书馆馆员的生活还是清苦的，葛蔼丽每月拿36元的工资，在书库里跟着位姓梁的师傅从最基础的“统架”做起，蚂蚁搬家似的整理书架。等工资涨到39块的时候，她调到一线做借书还书的工作，用钢笔在一张张借书证上密密麻麻地写上还书时间，然后敲上图章。那时上海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紧俏货，经历文化浩劫的人们拼命地学习，恶补文凭，一大早来图书馆借书的人从南京路一直排队到黄陂路口。申请一张借书证得附齐个人陈述、单位证明，然后回家等通知。这一等，通常得一两年。
图书馆当时藏书不过10万册，受此限制只能办两万张借书证，葛蔼丽最开心的是，一进图书馆工作就有了张借书证。虽然每次只能借两本，一个星期就得还，但已经足够满足她随意看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的需要，还能帮要好的姐妹借书，偶尔能拿点外快——南京路上的各个店铺的售货员有时会拿些粮票布票来“开后门”。
葛蔼丽常常怀念这段清闲的青春岁月，每天上下班，工作虽然单调但也稳定。等她趁暇先后修完了中专大专课程，再结婚生子，时间一晃就到了1990年。这时黄浦江两岸吹着商业的江风，借书证也不那么紧俏了，当时来央求葛蔼丽借书的小姐妹们在工厂里也能月入千元，而葛蔼丽的月工资到1990年才刚刚上百。
心理失衡是难免的。青春年少时的一些偶然因素，等到尘埃落定才蓦然：难道真的当初做错了决定吗？
希望重新燃起是因为图书馆要在淮海路建新馆的消息传来。葛蔼丽看到新馆的模型和种种规划，设想着电梯上下的数字化图书馆，摇摆不定的心里澎湃了起来。
1996年底，葛蔼丽随着上海图书馆，离开了曾经工作了15年的老馆，那个拥挤的书库，以及她在那里度过的大半个青春。
她的青春岁月里，图书馆从老馆迁到新馆，她自己在图书馆借的书从故事书到育儿指南再到现在的管理类书籍。原来的同事是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人才和崇明农场的下放知青，也纷纷退休了，逐渐变成了拿着本科毕业证书的小伙子小姑娘。检索工具由一格格的目录柜发展为网络。申请借书证再也不用那么繁复的各方证明，只要带上身份证，当场就可以办好，更不用伸长脖子等个一两年……
当年那个常对朋友说“我女朋友是图书馆的”的先生，就在两年前，还当上了和自己专业不太相关的上海某学校的图书馆副馆长，学校领导对他说：“把你爱人的先进技术学点来，学校的图书馆也要大发展。”
儿子喜欢兵器和战争方面的书。小家伙“图书馆意识”特别强，刚进小学，就一个人晃悠悠地到小学的图书馆去办了张借书证，还和图书馆里的老师们关系处得好好的。现在上初一了，又常往中学图书馆跑了。
一家人去澳门旅游，葛蔼丽特地去看了看澳门国立中央图书馆。就连每个景点旁边都设有小图书馆，放着免费的小册子，介绍怎么办移民，怎么申请救济金等。她想，上海是个国际性大都市，图书馆也应给人们提供社会服务，毕竟，这不再是那个只具备借书还书功能的老馆了。就像新馆刚开放时，一个韩国人跑到她跟前问：我要租个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你可以帮助我吗？葛蔼丽很惊讶，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你可以去找中介公司。”后来有人告诉她，在国外，人们有问题就找图书馆。图书馆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于是她建起了“小鸽子知识导航站”，老同事还叫她“小鸽子”，读者来咨询时叫她“老师”。她则负责在近1500万册的藏书中找到读者要的那一本。22年前在老馆书库里整理书籍的“小鸽子”变成了心中有个数据库的导航家。
因为sars，葛蔼丽所在的人流量最大的参考外借综合出纳台关了两个月。这许多年忙碌的生活竟然是因为瘟疫而重归清闲，清闲如老馆中的日子。
与前些年不同的是，她重新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自豪不再是来自稀缺的借书证，而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说，尊重来自于城市内涵的提高。
b——广州——/b
中山图书馆，可触摸的宁静
义工的故事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于2000年3月开始公开向社会招募大学生义工，获得了积极响应，先后有约180名义工在图书馆的各个岗位工作过。
汤晓明，广州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在中山图书馆累计义务服务达793小时，是目前所有义工中服务时间最多的。
2001年的8月底，我到中山图书馆借书，在那里看见了招募义工的启事。
从2001年5月开始，我就在学校的期刊阅览室帮忙，对图书分类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对图书馆的运作很感兴趣，而且恰好当时我需要填一份《社会实践表》，于是就报了名。我很幸运，报名之后就立即上岗了。
还记得我到图书馆的第一天，第一个任务就是“拍架”——这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说法，其实就是整理书架，不过当我说起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很专业似的——把倾斜、“倒下”的书扶正，然后用书架上的夹子夹紧，同时把放错了位置的书挑出来。那天我一连干了4个钟头，中间只休息了一次。刚好那时馆里正在搞基建，没有冷气，晚上回到家里，我就出现了中暑的症状，休息了一晚才恢复。过了一个月，我主动要求工作人员教我图书分类法，这样就可以帮忙把读者看完的书放回原位，是个比拍架“高级”一点的工作——就技术含量而言。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岗位干过，比如在借阅处帮着办借阅手续、帮读者复印、解答读者的问题等等。
要说我为什么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这么长时间，投入这么多热情，也许是性格的原因。我本来就是个比较文静的人，不太喜欢体育运动，也很少像同龄的男生们，把空闲的时间消耗在电脑游戏上。可以说，在图书馆里“工作”，就是我的爱好。比如说把书分类的时候，我会留意着书的名字，揣测书的内容，同时想象着是什么人读了这本书，他在读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心态——这是个一面读书，一面读人的过程，这样的工作，干多久也不会觉得乏味。或者在拍架的过程中无意地发现了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坐下来读一会儿，那种发现“缘分”的快乐，是独一无二的。
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早把我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分子，缺人手的时候，总会“毫不客气”地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帮忙。有这样的信任，我怎么会拒绝？得到他们的信任，也算是我工作的一份报偿吧。
2002年5月，我考完“专升本”的考试。我有些担心自己的成绩，同时担心着自己会因为失去“大学生”的身份而失去继续在图书馆工作的资格。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只要我还愿意去，他们永远欢迎——好在我顺利通过了考试。眼下，我是大三的学生了，从我当上义工的那天算起，已经有近两年了。但我仍坚持着有空就到图书馆去，没空——挤出时间也要去待上一会。
图书馆在不少人心目中是个充满了“浪漫”的场所，比如那部电影，《情书》。我在图书馆当义工，于是似乎我身上也理所应当要发生一些什么。可是并没有。我在图书馆的日子就是那样寻常，那样简单。当然，让我难忘的事情也还是有的：2002年5月1日那天，两个《信息时报》的记者到馆里来采访，想报道义工的工作。恰好那天只有我一个义工在，于是他们就采访了我。那几天我一直很留意《信息时报》，过了三四天，看见了那篇文章——有我的名字。我很开心，拿给我父母看。除此以外，我没有“邂逅”什么。
图书馆在我看来，的确是这个城市中的一方净土。有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比一群爱书的人聚在一起更加单纯和平静呢？看着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读者以同样的姿态和诚意坐在一起，真的有一种被“宁静”包围的感觉——宁静，在这里似乎是一种实体，可以感知，可以触摸，当你被它包围，其他一切的琐事又能困扰你多久？这么说吧，图书馆，就是这个城市的心灵疗养院。
保存广东文献
宣统元年（1909年），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在广雅书局旧址设立广东图书馆，1910年，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的部分藏书向市民开放；1912年6月，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更名为广东图书馆，这便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前身。时值民国初年，文盲遍地，而馆藏多为古籍，再加上馆舍被官衙包围，每日读者仅10人。此后的数十年间，省图在时局动荡中几经停办，图书流散，馆址亦被占据。至新中国成立，广东省在广雅书局藏书楼旧址建成了广东省人民图书馆，并于1955年合并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2002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近一个世纪过去，如今的中山图书馆已有藏书400万册（件），20世纪60年代便已跻身中国馆藏规模十大之列，而广雅书局旧址——文德路62号成了省图的分馆——“孙中山文献馆”，因旧馆不敷使用而建的新馆，一座大型综合性图书馆也于1986年在文明路建成开放。2002年，我国第一个实用化的省级数字图书馆——广东省数字图书馆正式启动，建成拥有35万种图书、1000万篇期刊论文的数字化资源库，并与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以及广东省市、县图书馆联网，为读者提供24小时的检索与文献提供服务——中山图书馆实现了一次历史的跨越。
但无论如何发展，特藏一直是中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1年，前馆长、我国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之一杜定友就曾说过：广东省立图书馆要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职责。馆里首先制定了“广东文献征集办法”，千方百计地购买和收集，到今天，中山图书馆有广东地方文献9万多种30多万册，其中广东地方志2600种，族谱900多种，还有孙中山文献、南海诸岛和海南岛、东南亚等一大批地方史料。
其中，孙中山文献又是中山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历代工作者都十分注意累积。已入藏的孙中山文献约3200种，5000册（件），包括孙中山著作、传记、研究文献、研究参考资料、任务研究、报刊、特种文献等等，在世界上，这样的收藏规模是数一数二的。2001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由中山图书馆主办的《辛亥革命在广东文献图片展览》作为“广州－夏威夷姐妹城市峰会”的一部分，在美国檀香山做了巡回展出，引起轰动。活动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还专程登门拜访了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征集到了一批珍贵的孙中山文献。而中山图书馆的下一步目标是——建设世界的孙中山文献的最终检索基地。
眼下中山图书馆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征集“百部粤人著述”。在一些人眼中，“文化沙漠”似乎就是广东的代称，而忽略了在广东历史上，曾有多少各领域的特别是领导国家潮流的精英人物——梁启超、孙中山……而这次征集1900年至2000年的粤籍（包括建省前的海南和香港、澳门地区）人士和在粤工作的外省籍人士所编撰的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著述，正是要展示广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同时将“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精神昭示天下。
2003年，中山图书馆又提出了新的改扩建项目建议书，既包括馆舍的改扩建，也包括藏书的整理、采编——图书馆的发展又已经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设想，正如同在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突破了50年代的设想一样。
天堂的模样
越秀中路，中山四路，德政中路，文明路。四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东南西北地一围，竟得了一处清爽宁静的所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在百年大树的荫蔽之下，天然地与尘世喧嚣隔了开去，占了这一方钟灵毓秀之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东巡抚李世桢在此建贡院，1912年改名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7年又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的发源地——300年来一直都是读书人的地盘。
若说外观，这座1978年立项的建筑实在是其貌不扬，水红的大理石门脸，绿琉璃的屋檐，与一旁有近百年历史的鲁迅纪念馆相比，着实平凡。照了红外体温仪进了大厅，一仰头便是孙中山先生的坐像，严肃又温和地把目光洒向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读书人。坐像背后刻着孙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至今仍发人深省。
穿过大厅倒让人眼前一亮：四层楼的建筑呈“口”字形，中间院落不大，但精心布置修剪过的树木错落有致，楼上还有藤萝垂下，若瀑布一般。一色的绿，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四面围着的是20多个阅览室，包括中文图书、外文图书、文献检索、图书馆学资料、地方文献、善本、电子图书、自带书刊等等。常有人说“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这当然是指图书馆内的藏书资源而言，但眼前的景象——日光灯下略显森严的书架，架上成行的大部头和堆着书本的桌子前埋头书海的人们——也让人在一瞬间仿佛回到了校园。
在这里，进入阅览室是不需要办证的，只要出示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阅览。这里每天开放12.5个小时，日均接待读者达6000~8000人次，高峰日读者流量接近万人，是全国开放时间最长，接待读者最多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而就是这座位于广州市的大型图书馆，在“非典”期间始终没有闭馆，而且坐无虚席。用馆长李昭淳的话说，读书人这种勘透了人生价值后所体现出的勇气，不但让人感动，而且让人敬佩。特别是看到母亲在非典时期带着孩子到馆里来看书，更让人感到一种信任——公众对图书馆的服务所表现出的信任；同时也给予人们信心：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他们的心灵必定会健康成长。为了公众健康，图书馆工作人员将阅览室内1/3的座位移到走廊上，以保证座位之间的距离——这一颇为“浩大”的工程，却为图书馆增添了另一番韵致：绿色与人更加接近，人与绿色分享阳光。
都说广东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图书馆自然也不例外。中山图书馆早在1986年就突破禁区，开设“港澳台图书阅览室”，把原来作为保存本长期封存在书库中“不见天日”，仅供内部参考阅览的5万册港澳台图书实行全开架服务，供读者自由阅览——这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界是拔了头彩。当年，上海文汇周刊还将这一重大举措评为十大新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庄严昭示：“任何人，无论其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民族、语种或社会地位如何，在获取公共图书馆服务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推到了浪尖，作为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中山图书馆在坚持公共性与平等性方面，一直格外卖力。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设在中文阅览室的免费上机位。在这里，凡是失业下岗、南下打工、特困学生和伤残读者，都可以凭《社会救济证》、《特困失业证》、《暂住证》等证件免费上机、上网，有网上资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补充知识，搜寻机遇，获取勇气。
博尔赫斯说：“我一直在心里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天堂，就应该是宁静、平等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