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欣刘建平杨格
图书馆是城市中的一方净土。有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比一群爱书的人聚在一起更加单纯和平静呢？当你被这种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的宁静包围，其他一切的琐事又能困扰你多久？图书馆，就是城市的心灵疗养院。
b——北京——/b
国家图书馆
小世界，社会大文化
有时候世界是没有边界的，可以让你忘却时间空间，像一只小鸟自由而富足地飞翔，如同在图书馆，任凭外面社会天翻地覆，幽回书馆却别有洞天，总能使你和社会有分寸地相离，这个时候逃离就是拥有。
在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读者留言簿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填写履历表时，我就想应该填一下自己曾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学校，所以，跑图书馆也应该算作我的学历。
电影书籍里告诉我们，在国外学识最渊博的往往不是大学教授学者之流，而是图书馆馆员。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就连监狱图书馆都是一派其乐融融的知识繁荣景象，这是个文化意识问题。就像我们看待图书馆馆员总习惯戴着有色眼镜认为，不过是机械地找书、填写卡片、再给书归位一系列重复的工作。习惯意识必然造就不包容的知识态度。
如果把跑图书馆作为学历评审标准，那我们大多数人是无法毕业的，毕竟终身学习的观念也是这几年才让人感同身受的。随着社会发展，文明程度提高，图书馆势必成为社会大学中人们终生学习的载体之一。
就在图书馆不断拓展延伸同时，关乎其精神层面和社会意识等软件设备却是远远落后的。
追溯图书馆历史，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朝，一座寺庙废墟附近，有大批泥版文献被集中在一起，成为我们已知最早的图书馆。通常图书馆分做四类：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总书库，坐落于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旁。
图书馆中的风向标
20世纪50年代，国图第1号借书证的持有者是毛主席；80年代新馆落成，邓小平亲笔题写“北京图书馆”；90年代末，北图更名国图，江泽民视察该馆，在这里向全社会发出“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号召，并亲笔题写“国家图书馆”。一馆牵涉几代领导人，足以彰显其地位。
2003年，北京因非典疫情传播，国图停止开馆近一个月后，6月9日重新对公众开放。这个每天接待读者13600多人次，绝对高密集的公共场所，停馆开馆影响着北京市乃至全国相关场所的动向，很多时候国图就像个风向标。
国图前身是始建于1909年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16年开始接受呈缴本，从而确立了国家馆的地位。其先后几次易名：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更名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
1931年以前，国图没有专门馆舍。起先在什刹海的广化寺开馆，但由于近水，终年潮湿，书籍受损，不得不关闭，另谋馆舍。经过5年努力，在安定门里方家胡同重新开馆，但地处偏僻，给人造成阅读不便。到1931年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终于在北海公园西涯建馆，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1956年后在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北侧落成，总面积为14万多平方米的新馆。国图在世界国家图书馆中面积居第四（前三位为美国英国法国），馆藏量为第五（前四位为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国图坐落海淀区，毗邻高科技园区和高校区，使其容量饱和。阅览室里通常是围书架旁就地而坐的人。书馆从1999年实行365天全年开馆制度，馆内共设有49个阅览室。据调查显示，到馆50％为学生，20％为科研机构人员，还有20％来自公司等社会各层面。以报纸期刊、社会类图书阅读者居多。
原先办理国图借书证要大专以上，出示中级职称，单位证明等繁琐手续，自1998年起扩大服务范围后，只要持有北京市身份证都可办理，现在国图与公共图书馆没有太大区分。
翻开国图历史，背后隐匿着一长串名人的足迹：蔡元培二度出任馆长，前后共10年，当年国图学术地位堪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许多北大教授同时在图书馆兼职。鲁迅在任教育部佥事时，就主管国图业务。在图书馆改组工作时，鲁迅还在日记里写下：“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涔涔然”。目前国图现任馆长为学者任继愈。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
李致忠曾任国图发展委员会主任。27岁自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图书馆工作，长年在善本特藏部做古籍研究。传统图书馆工作分为采、编、阅、管四大环节。善本部是个特殊部门，自成体系，相当于一个小型古籍图书馆，四个环节工作李都做过。
当年他能进国图有两点原因：一是政治条件好，工农出身；二是学习成绩优秀。结果进图书馆工作不到一年，“文革”就爆发了。在全国百业都荒废时期，李致忠两耳不闻天下事，闭门只读圣贤书。从1967年他开始自学。当时馆内有400多名职工，“文革”中谁也管不了谁，很自由。他最尊敬的善本部老先生，也是组长，在图书馆工作54年，一辈子兢兢业业，却不被信任，调离其他部门。而出身好、跟任何人没什么瓜葛的李致忠就担当起管理善本书库的重任。从而给予他六七年摸善本书经历，慧眼识古书的基本功也就是那段时期培养出来的。
回顾38年图书馆生涯，李致忠最留恋“文革”前的图书馆，被他冠称图书馆的黄金时光：“那时后勤和一线彼此间关系非常好。后勤卖饭票、发文具都是亲自送到办公室来，勤恳为一线服务。全馆就一辆小轿车，谁出差都给你送到车站……人都比较文明，有相当读者都能清楚记得我们馆内工作人员的名字。”
那时国图有个口号：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如果我的书没人借阅，那就没有发挥其作用，要为它找读者；而读者来了，要什么书，我们都要去尽心查找。”
李致忠回忆，“文革”后图书馆有段时间，服务态度在社会上口碑不好。到80年代，重新掀起高潮，插队的、从兵团回来的人准备考大学，图书馆两个借阅窗口，每天队伍都能排到大门外去。那些预备考学的人，热情高涨，整天泡在图书馆，跟员工一起去食堂吃饭，关系打得火热。到了90年代中前期，图书馆又经历一段困难，因待遇低，每年走上百人，都是有学历的知识分子，还有图书馆专门送出国培训的，人才流失严重。最近几年，图书馆改革实行新机制，又有所变化。
青黄不接的专业人才
馆内藏书可远溯到700多年前南宋时期的皇家辑熙殿藏书，尤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目前，馆藏善本书27万册（件），普通古籍164万册，殷墟甲骨35000片。在这些珍品中，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号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可以这样说，善本部中每本书背后都有个故事。
1964年经周总理批示国图从香港买回一批陈澄中的藏书，其中就有无价之宝。陈的妻子为浙江财阀女儿，他的藏书主要得益于夫人支持。20世纪60年代陈因家境不好，打算出售所有藏书。消息传出后，日本人马上盯住准备行动，如果我们不下手收购，这批书就要流传海外。当年买下这批书，动用了25万元，搁在当时，实属不小数目，其中就包括宋刻本的《荀子》。宋代刻的《荀子》有3个版本，北宋国子监版本最好，每半页八行，又称八行本荀子。南宋初年同时有两人以此版本刻制，一个江西版，现已流传海外，一个浙江版，已失传。而陈所收藏的也是八行本，李致忠推断仍是依照国子监版本。还有柳公权70岁写的《神策君碑》，北宋拓的半部，也在陈藏书之列。“所以说国家领导人懂行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早就流传海外了。”李致忠感慨道。
80年代后期，李致忠拍板买下苏辙给《诗经》做集撰的宋刻本，是其孙子苏诩在江西刻的，当时出现在中国书店，原来收藏在圆明园。中国书店一口价10万，李前后跑了几次，都谈不下来价格。到了1989年，中国书店因资金周转出了些问题，主动给国图打来电话，最低价9万。这个价格在图书馆内引发讨论，书虽好，但价过高。李致忠执意买下，出手后中国书店就后悔了。“现在别说9万，90万，几百万都能卖，宋版书是没有价格的。”
在善本部工作，给李致忠的最大感受是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做好。来善本部查阅资料的都是研究人员，给他们服务，自身要具备一定水平。
“说老实话，现在工作人员水平是不够的。当年我管理善本部时，能和读者交朋友，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本子用后就不用再找其他本子，因为大家都比较懂行，就容易交朋友。在图书馆做服务工作首先要讲本事，服务态度是其次。在一线服务的人真要有点学识，才能给读者起导向作用。”。
图书馆里强调甘为人梯的工作思想，可往往提到服务，我们总忽略其潜在的知识层面。说及图书馆灵魂：“给别人服务，要求学识越高越好，目前书馆工作人员在研究、专业水平上都有所下降。”对此，李致忠很感慨，他们这拨儿人退下后，图书馆的人才真是青黄不接。
b——上海——/b
上海图书馆
图书馆的秘密物质都市的心灵绿地
我们常常以为物欲会抵消人对于文化的渴求。在上海，一切是如此按照商业的规则在运行，淮海路上的商家鳞次栉比，空气里散发着诱人的商品气息，想到淮海路，首先联想到的自然是这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想到在路的另一尽头，存在一座集千万册藏书于内的图书馆。
事实上，凡是爱书的人都会觉得上海图书馆是个天堂般美妙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如烟海般浩瀚的书籍，更因为在这样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内，一切并不繁冗。上海将这座城市所特有的规则感也融入了图书馆中，整齐划一的标识和箭头，因为秩序井然的行人存在被赋予了灵动的韵律。仅仅是整个取书的过程便让人感叹。在公共查询区，排放着几十台液晶电脑，只消将借阅卡插入，输入关键词，数秒之内，所需之书跃然眼前。将书单在电脑上提交后，只要站在大厅里的公共屏幕前注意提示信息，一旦出现自己的名字便可到前台领取。从一条条通向前台的轨道上，滑轮小车不紧不慢地装着几卷书本从头顶上方驶来，像是一叶扁舟，却能够如此完美地在文字的海洋中驾驭方向。直到抱回想要的书籍，在这个过程里，读者甚至没有动手写一个字，更不用在如同中药铺般的分类卡片前尝尽搜肠刮肚之苦。
这是与读者直接打交道的前端，想来在一个有着8万多平米的图书馆里，还有着更为精巧的内部构造，这些营造出一种被科技所改变的阅读氛围。但，如若没有上海这样一座商业发达的城市，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座高科技化的图书馆，物欲会抵消对于精神的渴求，却又是由它们创造着文明所需的载体。
层层的阶梯通向图书馆的正门，从外观上看，上海图书馆有一种非常舒服的充实感。内部，在蓝色的主体色调下，庄重典雅又不失轻巧精致。这其中，建筑本身的气质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图书馆所交代出的特有气质。今天，城市的空间正在被形形色色的建筑包围缩小，但有一些建筑并非是完全挤占地盘的砖瓦，如同城市越来越需要绿地一样，在城市人的心灵里，图书馆也在担当着绿地的功能吧。
对于一个常年有近两千万人生活的城市，图书馆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很耐人思量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片绿地，一个城市的信息存储器，也可以将它看作是消化和思考的场所。商业和科技的辅助让现在的上海图书馆变得如此悦目和方便，某种程度上正说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古人的书是用来藏的，现在却用这样的公共建筑来满足公开的欲望。上海图书馆每年有数千万元的资金用于购书，我们也基本上不用再担心图书馆所能提供的信息存储量，在更为发达的数字技术将整个人类的文明财富通过光纤连通之后，在这里，随心所欲的阅读不再是奢侈的想象。
值得追问下去的是，未来的图书馆又是怎样的呢？物质高速列车所牵引的城市，导致人在所处的流水线上只不过是重复着机械性劳动的零件。鲜有空闲的人走进图书馆，我想并非是仅想通过一台和世界连通的机器搜索功利的文字。在他们的心里，其实暗藏着在文字的包围里寻找慰藉的成分，更多地渴望交流，重温旧时思想和翱翔的乐趣。图书馆不应是一个冰冷的沉默者，它的核心是一团深埋的火焰，温暖和照亮每一个前来的人们。
作为一个城市，上海并不久远，在有限的记忆中，这个城市留给人的两面特征是七十年的旧旗袍和二十年的青春勃发。从淮海路上走下去，再走一些下去，图书馆是我们这个物质化都市的另一张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