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报馆的门口没有找到任何标明这座建筑身份和历史的碑石。是啊，这里是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外滩后院，当年的英美租界，这样的一座五层砖石结构的建筑实在算不上起眼。查了一下《申报》的历史，关于它只看到寥寥几笔的记载：1912年时，报人史量才花了12万元从英国人美查的手中将申报馆的产权全部买了过来，到1918年时就以70万元的资金建造了申报馆大厦。这也是中国近代报纸自建报馆的开始。
建筑看上去总是冰冷无声的，它不会主动地告诉你，在它的走廊和房间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动人心魄的往事。如今的申报馆是一家港式的茶餐厅，推门进去，依旧是明亮的灯光和人声鼎沸的热闹，依旧保留着欧式华丽的旋梯和屋顶，就连那些房间，也没有加以太多的改动，原样保留在那里。1928年11月19日，56周年的《申报》出版两万份，就在这座楼里，张灯结彩，史量才看完了最后一张报样后，领着全体同仁到附近的杏花楼里聚餐，然后回到馆中酩酊打量时局。
《申报》当时所处的绝非是平静的一个时代。这张记录了从西风东渐到内战尘埃落定的报纸，说起来也是近代中国报业繁复历程的一叶缩影。就在当年的汉口路周围，聚集着上海数十家之多的新闻出版机构，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报业街。时局动荡，变数迭生，也正是委身于报馆中的仁人志士们奋笔执书，大快朵颐的时候。从梁启超到章太炎，从戈公振到史量才，且不论各自所怀的天下和性情，又有谁能够否认那是一个曾经开辟出了报纸最为有声的年代呢？
自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时开始，中国士大夫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学习在报纸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字所寄托的更多是治国的主张和抱负。也许没有往复便难以显示出世道的艰难，在横跨世纪的过程中，历史也总是不时给这些声音以肃杀的一堵南墙。1903年，章太炎、邹容因《苏报》案入狱，邹容死于狱中。至民国，让后世来祭奠这段历史的竟是《申报》的当家人史量才，在抗战时期的论战中，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倾向抗战，批评政府独裁，西安事变后遭暗杀。
历史藏在这砖石其中的秘密，无声的建筑是不会说的，它早已在史量才背后的一声枪响之时，化作了一道无形的符咒，盖在这五层高的申报馆上，不能说也不能忘。申报馆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一座房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居住，老了便成了纪念。汉口路与山东路的交界处，人影绰绰，几十年了，前面的脚步已经在时空的隧道里模糊，贴在申报馆的石壁上，也难以听到渐行渐远的足音。在汉口路的周围，留下的是许多的纸张文具店，卖着空白的书签白纸等。生意不是很好，一来是冬天，读书人宁愿呆在开着暖气的书房里，二来想写文章的欲望也大不如从前。
好在事情总是相生相长，申报馆与眼前的这座昼夜运转的现代报业大厦隔街相望，是一个寂寞的注脚，也是一种藏着诸多想象的期望。看看眼前这座已经化作了纪念的老报馆，还原出一些历史的踪迹，后来者生出的应不仅是感慨，但愿也会平添一些在冬夜里前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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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年前的广州报业
没有谁会忽略广州报业在今天中国传媒的地位。事实上，即使是百十年前，把日历翻回20世纪，向洋望海的广州报业也老早就得风气之先，走在了前面。
让时光倒流100年或者更早，今天城区已经辐射到伶仃洋边的广州仅仅就局限在如今的荔湾区一带，也即是西关附近。而那些断断续续、停停开开的百十家大大小小报馆，也主要蛰伏在当年喧嚣的第八甫（今天的光复中路）和十八甫以及多宝路等商业街上，蔚然成行。而今，在中国报业赫赫有名的广州城中的三大报业集团，只有“广州日报”仍属荔湾的范畴，而“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则“远”踞东山——当年的城郊之外。
行走在西关那几条依然留存的只有几百米的狭窄的马路上，已经很难找到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那些已经遁入历史空门的报馆，更是难觅旧踪。
1827年11月8日，美国人伍德在广州创办双周刊《广州纪录报》（cantonregister），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刊。后来改为逢周一出刊，内容限远东及广东，尤重广州商情报道。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报刊，主要是外国人创办为主。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曾组织人翻译澳门出版的外文报刊，后人辑为6册《澳门新闻纸》，算是中国最早的译报汇编及文摘报。而具备现代雏形的报纸，则出现在19世纪末。
“事必核实，语戒荒唐”，1884年三四月间，受香港《华字日报》开办的影响，由侨胞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羊城述报馆在荔湾多宝大街海墨楼印书局创办《述报》，并在广州城中设立了五处代理点，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办且确知馆址的报刊。这份已经懂得自我标榜的日刊非常重视言论，提出“开言论为自强首义”，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通讯网，不少稿子出自外国人之手。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时见关于战争的消息和言论。
然而当时的报业发展比较缓慢，从1839年到1900年，中国人在广州创办的报刊只有22家。报章几乎不能谈论时事，《广报》因“辩言论政，法所不容”，被当局查封，改名为《中西日报》出版后，又被第二次查封。《博文报》仅仅因为刊载了一篇文章，说慈禧太后“唇厚口大”，就被两广总督勒令停刊。
1901年，主张维新、曾派吴稚晖率领学生赴日留学的两广总督陶模到任，推行开明政策。陶模素以治理西北边疆政绩著称，他和以新党自居的儿子葆廉都爱看革命党人陈少白主编的香港《中国日报》，并与留日革命党人沈翔云等相交往，受他们影响很深。陶模次年病殁，继任广西人岑春煊也力主改良，广州报业得到了发展，除了综合性报纸之外，还出现了专业报。
这一时期，在广州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是《羊城日报》，在省城有25处代理，都是大商店，国内和外埠的代理处则有52家。《羊城日报》得到如此大的发展，是因为它是改良派的外围喉舌，虽然有时也对小官吏着意抨击博取敢言声誉，然而言论务求与当局无忤。
有名的还有邓家仁等创办的《时敏报》，其“醒睡副刊”为时人所重；高剑父等创办的广东最早的石印画报《时事画报》，曾揭露官商勾结售卖死猪肉；以方言便语倡导实业的《农工商报》，其出版广告说：“因为世界艰难，志在讲明生财好法，俾大家捞翻起世界”，并开辟出求职专栏，叫“高等荐人馆”。而《安雅书局世说编》，即后称的《安雅报》，更以鼓吹新学闻名于世。
英国记者露理在菜栏街（十八甫南路）创办了中国最早（1908年冬）的一份中英文对照的报纸《中西星期报》，主要登国内外重要时事新闻，对清朝弊政和华工在欧美所受的非人待遇都有所反映。
这一时期报纸的新闻报道手段也开始丰富起来。1900年创刊的《商务日报》，首创以小说形式写新闻，巧妙地避开官方检查。辛亥（1911年）三月廿九日，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南越报》刊登纪念诗文，并且发表了黄世仲（署名世次郎）写的具有文学性的新闻纪实《五日风声》，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
1904年，骆侠挺在中华中路（今解放中路）回龙里创办起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通讯社，主要向广州、香港两地报刊发稿。
随着报刊的发展和从业人员的增加，1908年，广州新闻界的头面人物莫伯伊等人发起组织，在十八甫新街成立了“广州报界公会”，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之一。最初会员有《岭海报》、《羊城日报》等10家，报界公会除开设群众阅书报处外，遇有社会政治重大问题，还由公会公决方针，采取一致步骤，当时广州市政府的兴革要政，也常来咨询。
同时还向各报馆发新闻稿以及公电，起到了通讯社的作用。
报界公会的成立提高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地位，此前为士林所看轻的“访事人”也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啧啧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曾在广州《人权报》任职的同盟会员陈耿夫说。
《人权报》自称“对于庇赌官绅，剥夺我人民自由者，本报攻讦之，不遗余力”。1916年，力倡反袁的陈耿夫还在广州创办了《民主报》，两年后，因为发表揭露桂系军阀的文章被害。
早年的广州报业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第一次是著名的“癸丑报灾”，即1913年，为了箝制言论，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以及一切反袁报刊进行了扫荡，报馆被封和报人受到迫害的事件在广州报界也层出不穷。
第二次是1916年桂系军阀入踞广东后，当权者开始采取压制和收买两手并用的手段对付报界，广州的报业开始出现了异化：有报纸接受政客津贴维持，有报馆将房间腾出开鸦片馆，有报纸沦为“花报”，争相报道妓馆艳闻。
第三次则是有名的“第八甫大火”。1922年11月16日，第八甫发生大火。当时的广州基本上是木屋平房，只有少数是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而市民家中的燃料又全是木柴煤球，正值仲秋季节，风高物燥，第八甫顿成一片火海。除了一大片商号店铺及民居被烧掉之外，还殃及了前面提到的《南越报》，以及《国华时报》等七家报馆。
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传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时任广东教育会长的汪精卫在报上发表反对基督教的文章，被一位信徒撰文反驳。双方在报纸上大打笔墨官司，论战了十几天后，汪精卫才发现原来对手是一位卖鱼的小贩，不禁大为懊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