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刘建平黄端
不平静的时代，报刊发出了最有力的言说。它们记录了一段历史，也参与其中。
b——北京——/b
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狂想
如果需要向出租车司机提供具体地址，你可以告诉他北河沿大街箭杆胡同20号，但是你很可能因为找不到目的地而需要下车走上一段路。
找到箭杆胡同本身已不容易，位列其中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就更不显眼。它所在的20号院现在住着4户人家，东跨院则是某单位的办公地点。
在老报馆云集的北京，没有一家能够产生与这个杂志社等同的影响，即使在全国的媒体地图中，这个院子也会是个中心点。
这是最普通的胡同和最普通的四合院，在1944年版的《北京地名志》上，名为箭杆胡同的小巷在北京内外城共有7条，还不包括箭杆白胡同。1915年秋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就居住在东华门外的另一条箭杆胡同。
北河沿大街箭杆胡同之所以闻名，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这儿租了房子。
胡适曾回忆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陈独秀霸道的气质自始至终贯穿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当中。
当时陈独秀因事到北京，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汪孟邹在日记中记载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秀才陈独秀如此礼贤下士，要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起初依然不想受聘，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说：“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就职，就租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即今20号。当时他租下的是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就在这个院子里诞生出来，那是最猛烈的时代，一切都可以打碎。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10日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等，以及后来的刘半农、鲁迅等。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仁刊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鲁迅回忆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的地点，就在箭杆胡同9号。
《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1917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而胡适的反驳非常有意思，说古文大家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他自己写的也是古文。
后来发生的文化史上著名的双簧戏，今天看来更像是bbs上的游戏。
《新青年》同仁决定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角色，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维护古文，故意漏洞百出；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言辞狠辣，充满快意，大骂“王敬轩”是“真理之贼”。就像bbs上常常会出现的相信“态度决定一切”的角色一样，当时也出现了一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写信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不管这一套，悍然回答说：“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箭杆胡同9号的这群文化强盗是真正的天才，他们坚信自己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和自由由义，掌握真理，不择手段，由此把中国文化推向了现代化的轨道。他们演出双簧的理由也很好玩儿，甚至有着天真的性格，“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也是出于同样的热情，《新青年》的编辑一次一次地去催鲁迅写小说，“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从《狂人日记》开始，到1921年，鲁迅在《新青年》陆续发表了50多篇小说、随感、政论、新诗和译文。
《新青年》提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e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到这时，《新青年》更多地担负了思想启蒙的责任，针对具体时局的批评，则需要一本新的杂志来承担。
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于1918年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了沙滩北大新楼，即著名的北大红楼。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从这时起，北大红楼开始取代箭杆胡同9号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2000多名北大学生走上街头。《新青年》和它所在的箭杆胡同9号进入到它们最辉煌的时刻。4日，陈独秀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并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自己亲自去散发。当天陈独秀与友人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喝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茶杯下，等到喝茶的人回到原位，看到传单，无不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6月11日晚10时，散发传单的陈独秀被拘捕。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由于各界压力，9月17日，《晨报》发出消息，“陈独秀恢复自由”。
在今天，这样的声音已经成为常识——“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而在当年的箭杆胡同9号，当那群狂热的书生试图改变中国时，一切尚在晦暗不明中，没有人说得清未来究竟会怎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努力的结果会在80多年后依旧难以全面评价。从资料来看，出入这个小院的人们都曾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刻，幸运的是，他们在大多时候还是凭着青春的勇气，坚定执行了真理所赋予的破坏任务。
b——上海——/b
寂寞存在申报馆
上海的气温降至零下，晚上从记者站走出来时，总是要被迎面而来的寒气激起一个冷颤。在汉口路与山东路交界的这个小小的十字路口，由于临近外滩以及南京路，也并不平静。不同的是，这是躲在灯火辉煌背后的一个街角，前者是这个城市的客厅，而这里的热闹多半是世俗社会里的人来人往。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从汉口路300号的报业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多是吃新闻这碗饭的。
别的大楼已经熄灯打烊，留下几个看门值班的打着瞌睡的时候，这里的大厅却是灯火通明，早报晚报、周报日报，报样昼夜不停地要从这里出来，做新闻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朝九晚五，报纸的生息决定着他们的生活。
冰冷的空气在街巷中穿梭，寒意彻骨，但是真实。对于一个行色匆匆的新闻人而言，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大楼时，往往意味着更加寂寞的开始。这种感觉并非是凭空而来，就在这个街角，对着报业大厦的西南处，那座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申报馆，便是一个活生生的离开报纸后的寂寞存在。
近代报业的历史本来不长，不用翻过太厚的书本，就能找到《申报》在近代新闻史上留下的痕迹。从1872年到1949年，存在了77年的申报迄今仍是国内存在时间最长的商业性报纸。不仅如此，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在办报和经营上，《申报》仍然具有许多让现在的报纸汗颜的地方。在如今传媒产业风生水起的时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上，由《申报》和当时的《新闻报》所代表的报业托拉斯，就已经度过了最初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