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阳光激活的记忆
裹着几个世纪的风尘，如今的上海留下了太多大大小小的教堂。
《圣经·创世纪》中说，在宇宙造出之前，没有任何物质存在，包括时间和空间，只存在上帝及其“道”。
常人很难想象那种没有时空存在的场景。作为信仰的一个具体载体，神秘和不可知的力量最容易从教堂建筑本身去感受。徐家汇天主教堂在1910年建成，这里也是天主教如今在整个江南布道的中心。已经存在了将近百年的这间教堂，周围杂草丛生的空地变成了上海西南的一个商业中心。教堂自然也早就被现代化的楼群所包围了。但，即便是这样，徐家汇天主教堂依然用它的方式保持了它的体面和姿态。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设计者试图通过两座约60米高的钟楼以及矗立的尖顶十字架，拉近与上帝的距离。抬头仰望，那半空中的十字架，凝重而坚决地伸展，并不需要有太多的感悟，这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建筑面孔便能迅速地和一旁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反差。
教堂一直静静地守候在世俗社会的中心，敞开自己的大门，为人类某种不可言说的精神皈依预留好一个出口。12月里的一个礼拜天，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去，一群虔诚的教徒像往昔一样，等在徐家汇天主教堂的门外。在一座和教堂年纪一样长的花园里，这群人在刻着天使与众神的石雕下，轻轻地走动，显得特别的安详。
就在我的情绪正为这繁复的细节而缠绕的时候，门开了，心形拱门，重重叠叠。眼前，64根雕花圆形束柱直冲屋顶，到达只有灵魂才能到达的高处，心下不免有些惊叹。祭台距门很远，听说是1919年复活节从巴黎运来，乃是圣母抱耶稣像，俯视全堂。正祭台后是露德圣母小祭台。后墙悬挂的宗教画是《最后的晚餐》。
之后，我看到了阳光，大片的透过纤细的窗棂间的五彩玻璃而进来的阳光。它们被分成一条条光柱，照在目光所及的任何地方。教堂里有了太阳的味道，空气中的尘屑在那些光芒的照射下凌空飞舞，直到将教堂里的记忆激活。
徐家汇天主教堂并不是上海目前尚存最老的天主教堂，在今天董家渡路和万裕街的交汇处，一所1847年的砖木结构的老教堂依然紧挨着有些破落的厂房存在。董家渡天主堂在19世纪曾是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座堂。直到20世纪初徐家汇天主堂落成后，它的地位才被取代。这两座教堂的建筑风格有着相当的不同──早先中西合璧的浮雕里有大量中国的莲、鹤、葫芦、宝剑、双钱等内容，后者则已经完全地采用了西化的方式。这多少折射出传教士们在进入中国后不同时期的心境和姿态。早期的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曾被要求在华传教时尽量地中国化。后来完全西化则和上海成为了彻底的租界有关。文化的交融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平等，哪怕最初并无恶意。
如果继续沿着历史倒推上去的话，明朝末年曾经担任过宰相的徐光启在老家上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堂，同时他也极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徒。1603年，在与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后，他在南京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徐光启不仅开始研究天文学，还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利玛窦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他在北京住了10年，致力于向朝廷的官员们宣讲教义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在他之前，许多的传教士死在了海上。
多少是因为徐光启的缘故，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在明末清初以后就已经变得非常快速。即便是在清代很长一段时间的禁教期里，偷偷的传播活动依然在地下进行。一直到天主教被重新允许在中国传播，因为徐光启而被称为徐家汇的这块地方自然成为了江南传教的中心。
1849年夏，黄河决口，长江泛滥，数以万计的苏南浙北灾民进入上海逃难，徐家汇天主堂司铎晁德莅神父在中国教友的资助下，利用教堂边上的几间破茅屋吸收了第一批12位中国逃难儿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益学校。当中便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的马相伯。教徒们在上海除了营建学堂外，一批会馆、图书馆、天文台也依附于教堂被引入进来。
天主教宣称，上帝创造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被安置在伊甸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夏娃和亚当经不起蛇的引诱偷吃伊甸园里知善恶树上的禁果，因而被驱逐出园。亚当和夏娃的罪世世代代相传，这种原罪，人类无法自救，只有忏悔。
是不是因为这种悲悯，以及内心中由此而生的人性的光辉构成了信仰的基础？此外的一切都不是重要的，我们就像是些菩提树上的叶子，春天而生，秋天而落，匆匆忙忙间，又是一年。
b——广州——/b
东方的哥特式庄严
罗丹写过一本书叫《法国大教堂》，让人对哥特式建筑生发许多向往之情。
于是想到广州的石室教堂看看，看看那样的一座建筑移植到广州，会在拥挤而充满实用主义风格的民居商厦中显得多么的卓尔不群。
神父告诉我们可以在周日一早参加礼拜。我们通过电话认识他，他答应带我们在教堂走一走，帮我们讲解一下。
真是很早，整个城市都还没有完全苏醒。不长的一条小巷，走过去，微微有点苍白的天空背景下，两座尖塔高耸入云，画一样，突兀而真实。我们感到一丝惊讶，一点庄严。整个石室教堂是一座青灰色的建筑，正面是典型的左右三段式和上下三段式格局，基座是三座尖形拱门，中央大门最大，左右门对称，这三座门及东西两侧的横门都是层层又叠叠的尖券门，具在很强的透视效果，门楣上有精致的石雕图案，中部中间是硕大的玫瑰花窗，两侧对称的窗子和三楼的两扇窗都是合掌式的，与大门一样的暗红色，同样装饰尖券，在上下每部分之间，都刻有排列有序的栏杆。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对巍峨高耸的双尖石塔，高插云霄。双塔是八角形锥体，空心的，石塔中间西侧是一座大时钟，东侧是一座大钟楼，里面有四个从法国运来的大铜钟，从地面至塔尖高达58.5米，从下到上，给人以向天空无限延伸的感觉，显示出整个建筑巍峨奇幻的气质。
神父指点我们看教堂四周的飞券和飞扶壁，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体系由石头的骨架券和飞扶壁组成，其基本单元是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跨度上做出矢高相同的券，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减少了券脚的推力，简化了施工。
沿石室教堂走一圈，可以看到在教堂外屋顶两侧有强劲的扶壁，扶壁对整个建筑起到支撑的作用，正是扶壁的出现，才解决了哥特式建筑在结构上的诸多问题，使整个建筑呈现出灵巧和骨感的姿态。
除了飞扶壁，斜撑的飞虹由小尖庭和小尖塔构成，屋顶的雨水可以沿飞虹流下，经由下面的兽头中流出，这样的设计，也照顾了广州地区多雨，建筑要有良好排水功能的要求。
走进教堂，尽管并不特别明亮，但眼前还是一下子开阔起来，神父去准备礼拜了，我们坐在教堂最后面的一排位置，等待礼拜的开始。
哥特式教堂的布局是个十字形状，从外面看正立面是尖耸向上的，走进去则是向垂直的方向延伸，最前方是祭坛，通向祭坛的通路两侧是巨型石柱，支撑顶部急剧上升的尖拱，使整个教堂内部保留着和外观一致的向上的升腾感觉。堂顶中间最高，两侧稍低，呈现起伏的态势。
从大门向祭坛方向，由于石柱的排列和堂顶的尖拱结构，整个大堂有一种向上和向前延伸的感觉，带动出庄重的宗教气氛。
由于教堂的全部墙壁和柱子都是用花岗岩石砌造，所以又被广州人称为“石室”，比起这座哥特式建筑张扬的外形来说，石室的名字显得有些小气，显示出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过程中表现出的谨慎姿态——石室建于1863年，落成于1888年，历时25年始建成，除了名字，它在建筑格局上也稍作调整，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通常的天主教堂是面向西方，在宗教中，西方代表末日，而东方代表过去，哥特式建筑是用空间结构体现出时间的意义，但是石室教堂却是南面珠江，大概是对整个城市建筑秩序的一个妥协，除此之外，室外排水的兽头，在西方是做成怪物的形状，而石室则改成了中国传统的石狮形状。
正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妥协，完全哥特式风格的石室教堂在广州这个东方城市的中心才似乎并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即使与一德路这个全国有名的商品集散地相连，也没有因为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强烈反差而显得不协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温暖气氛。
石室教堂的礼拜有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三种，我们不巧参加的是粤语组，听不懂，所以就一心听唱诗班的歌声和钢琴的伴奏，旋律是没有语言的界限的。在音乐声中，我们感受到穿过教堂高大明朗、用彩色玻璃镶嵌的花窗的阳光正细细碎碎地照进来，变成五彩的光线柔和而且神秘，阳光在平缓的歌声中闪动着令人鼓舞的快乐情绪。
做过礼拜，我们没再去找神父，教徒们排着队领圣餐，我们悄悄地从教堂中走出来。
教堂外的整个一德路一带已经变得熙熙攘攘了，石室教堂的门口两侧，有两座分立两侧的黄色的骑楼，以前是教会男女青年会，再向南是个小小的街心花园，而我们平时从路边走过，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街心花园的遮蔽，加上路边停的大大小小的货车，错过了这座本来是很醒目的建筑。
穿过街心花园两侧的小路，俗世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是这个城市最忙碌的地区，旁边不远是批发喜庆用品的商场，大大小小火红的中国结和红灯笼在商场外排了半条街，让人疑心每天都是节日，再过去就是些批发干货海鲜的档口，散发着微腥的海洋气息，和不远处直通大海的珠江在精神上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