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的一个早晨，3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冯·帕拉迪丝醒来时发现自己失明了。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女皇顾问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成长于维也纳，尽管失明了，她却仍然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生来就是音乐神童的她擅长弹奏一种带矩形小键盘的古钢琴，以及管风琴。她的才华和残疾赢得了女皇的关心和慷慨，女皇向她保证她能得到抚恤金和最好的教育。十几岁时，玛丽亚·特蕾西亚已成为一名著名的音乐家，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顶级的沙龙里演奏。莫扎特甚至为她写了一首协奏曲。然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让女儿恢复视力。
玛丽亚·特蕾西亚长大后，医生们试验了各种方法来治疗她的眼睛，从水蛭疗法到电击，能试的都试过了，可全部无济于事。她的视力没有恢复。更糟糕的是，治疗给她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8岁之前，她深受呕吐、腹泻、头痛和晕厥之苦。
弗朗兹·安东·梅斯梅尔是一位在维也纳接受过培训的神秘医生，他与城内的精英阶层关系密切。他声称自己开创了一种医学干预手段，通过改变一种仅利用磁场原理就在宇宙中运行的令人难以察觉的力量流，治愈一系列身体和情感上的疾病。梅斯梅尔通过磁铁和双手引导这种看不见的能量，治愈患者。他把该项技术称为“动物磁性”。后来它被命名为“催眠术”。
1777年，18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始接受梅斯梅尔的治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用磁铁触摸她的眼部和身体，告诉她关于动物磁性的知识，以及它将如何治愈她。她和父母一样都是信神者，后来她的视力果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了断断续续的努力。
起初，她只能看到模糊的图像。之后，她开始能够区分黑色和白色的物体。最终，她的色彩感恢复了。她虽然对深度和比例的认知还很差，但逐渐开始能够辨认人脸了。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恢复视力非但没有使她满心欢喜，反而吓到了她，尤其是看到人的鼻子。视觉世界对她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但经历这样的变化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她终于可以重见光明了。
尽管重见光明的日子很短暂。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父母与梅斯梅尔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最终使治疗结束了。据传闻，父母担心女儿如果完全恢复视力，就会失去女皇赐予的抚恤金。另一种说法是人们发现梅斯梅尔和玛丽亚·特蕾西亚有不正当关系。无论如何，他们在一起的日子结束了，身处流言蜚语之中的梅斯梅尔离开了维也纳。随着动物磁性的医学大师从生活中消失，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视力又一次失去了。
然而，梅斯梅尔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离开维也纳并搬到巴黎后，他开了一家诊所，再次周旋于上流社会。他甚至治疗过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国王的一个兄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对梅斯梅尔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提高收益，他设计了一种增加同时治疗病人数量的方法：他让许多人肩并肩或坐或立地围着一个装满了水且被他用磁化过的小铁丝捆着的木桶。在安静的背景音乐里，病人们将桶里伸出的金属棒放在困扰自己的身体部位上，梅斯梅尔则在周围走动，调整金属棒和病人间的磁能流动。
梅斯梅尔的治疗效果因人而异，在某些情况下效果显著。有些人受影响的身体部位会感受到轻微的疼痛，有些人则抽搐得好像癫痫发作一样。其他人只是觉得被治愈了。但并非人人都有改善，有些人感到什么都没发生。
最终，在1784年，路易十六听够了催眠术疗法。他下令成立一个由科学家们组成的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梅斯梅尔的技术。领导委员会的不是别人，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他正以外交官的身份居住在巴黎。从一开始，委员会就对梅斯梅尔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并不质疑有人因催眠术而获益，但不相信这一切归因于一种看不见的磁力。
委员会的调查没有改变他们的看法。比如，在一项实验中，一位热切信奉催眠术的女士坐在一扇紧闭的门旁。在门的另一边，一位受过催眠训练的医生正在积极地运用磁能。当女士不知道医生在门的另一边时，她并没有表现出被催眠的迹象。可就在该名医生宣布他的存在时，女士开始疯狂地抽搐挣扎，以表明治疗的成功。随后还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证明。
调查结束后，富兰克林及其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对梅斯梅尔方法的毁灭性批评文章。文章写道，他们观察到的唯一治愈力量是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人们只是期望有某种特定的感觉，就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而非“动物磁性”。尽管梅斯梅尔确实在宣扬一种不存在的力量，200多年后的现在，我们知道，他为世界提供了让人们一窥对抗喋喋不休思维杂念的独特工具的宝贵机会。直到最近，科学研究才迎头赶上：我们信仰的魔力，以及它对我们身心的深远影响。
梅斯梅尔并没有发现动物磁性。他只是给病人“服用了”安慰剂。
从解忧娃娃到喷鼻剂
如果你问大多数人安慰剂是什么，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它基本上什么都不是。
安慰剂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在药学研究中被用来测量某种实际药物有效性的物质，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粒糖药丸。但实际上，安慰剂可以是任何东西——不仅是药丸，还可以是人、环境，甚至是护身符。安慰剂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好，即使当中没有任何有效的医学成分。
我们在研究中会用安慰剂来验证一款新药或者某种疗法在除暗示的简单力量外，是否还具有明显的药效。这样做承认了大脑具有真正的治疗潜力，但是安慰剂并不被普遍认可为一种实质性的东西。长期以来，人们理解它是一种为更大目的服务的工具，其本身不可被单独使用。
这完全没有抓住重点。
富兰克林当然没有错过要领。他明白梅斯梅尔给病人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即便动物磁性没有产生效果。然而，梅斯梅尔本人耸人听闻的故事吞没了他超越时空的洞察力：对心理在治愈中发挥作用的钻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科学家们开始质疑安慰剂仅仅是研究的陪衬，它本质上什么都不是。现在我们知道安慰剂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对信仰和疗愈在心理上相互交织本质的显著证明，以及抑制喋喋不休的隐蔽后门。
安慰剂是赋予物体或者符号“魔力”的古人类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罗门王的神秘封印由两个交错的三角形组成，人们认为它除了有其他方面的功能，还能抵御恶魔。同样，万字符在成为纳粹的同义词之前早就被认作好运的象征。时至今日，在危地马拉，当孩子们感到害怕时，他们会得到一套穿着传统玛雅服饰的小雕像——“解忧娃娃”，其主要功效就是消除孩子们的忧虑。
很多人还开发出自己特有的幸运符。比如，模特海蒂·克鲁姆在坐飞机时会拿出一个装着自己乳牙的小袋子，一遇到气流就牢牢地抓住它。（我知道这个行为挺奇怪的，但这对她很有帮助。）迈克尔·乔丹每次比赛时都会在他芝加哥公牛队的队服里穿上有自己大学标志的短裤。近来，水晶治疗已经成为一门大生意——事实上，这是一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从广义上讲，安慰剂是很常见的。如果我们因为认为那些珍视迷人物品的人是误入歧途而对其嗤之以鼻，那就错了。从科学上讲，这是相当合理的行为。
接二连三的研究表明，仅仅相信安慰剂——一种迷人的物品——可以治愈人类（像值得信赖的医生能做到的那样）或者改善特殊的环境，的确能让我们感觉更好。比如，减少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胃痉挛发作频率，减少偏头痛患者头痛发作的频率，缓解哮喘病人的呼吸道症状。尽管安慰剂提供的缓解效果因疾病和病人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就像梅斯梅尔的病人，有些人对安慰剂天生比其他人更敏感——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的确效果惊人。
安慰剂甚至对治疗帕金森病也有效。在一项实验中，科学家们将一种颇有前景的新型化学药剂注射到帕金森病晚期患者的大脑中。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刺激其多巴胺的产生，因为多巴胺水平低下是导致该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手术完成后，科学家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继续监测病人的症状。乍一看，研究结果令人鼓舞。接受注射的参与者症状明显减轻。但有一个问题。没有接受注射的“虚假手术”组参与者的大脑中也被灌输了安慰剂，在此背景下，他们的症状居然也缓解了。他们认为自己接受了特殊治疗，于是其大脑和身体都做出了好像接受了特殊治疗那样的反应。这项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我们的大脑有时和现代医学一样强大。
但喋喋不休呢？毕竟，梅斯梅尔还治愈了有“癔病”的患者，这种病曾被用来形容那些难以控制自己激动情绪的人。动物磁性的安慰剂也帮助了他们。那么，安慰剂能帮助人们改善脑海中的声音吗？这是2006年的某一天，我和神经科学家托尔·韦格喝咖啡时开始讨论的问题，彼时我还是个研究生，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新晋的助理教授。
“如果我们让人们吸入一种生理盐水制的喷鼻剂会怎样？”托尔说，“我们告诉他们这是止痛药。我敢打赌那会让他们感觉好点儿。同时，我们也能观察一下他们的大脑。”
我不会说我认为托尔疯了，但起初我确实是这么怀疑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很快进行了实验。
研究的结果是，我们把纽约市的心碎之人带进实验室，研究他们的大脑。你能回想起我们通过观察参与者在看到把自己甩掉之人照片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了情感和身体疼痛间有趣的重叠片段吗？那只是实验的第一部分。
在参与者完成这一阶段的实验后，一名身穿白色实验大褂的实验者把他们从脑部扫描仪中拉出，护送他们至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实验者关上门，然后给其中一半人喷鼻剂，告诉他们里面含有无害的生理盐水，可以提高我们在研究的下一阶段中希望收集的核磁共振大脑图像的清晰度。之后，参与者用每个鼻孔吸入两次喷雾，然后返回扫描仪进行第二轮大脑成像扫描。另一组体验了完全一样的步骤，里面只有一个关键区别：实验者告诉他们，喷鼻剂中含有一种能够暂时减轻痛苦的阿片类止痛药。盐雾就是我们的安慰剂。
两组人都吸入了同样的生理盐水，但一半的人相信他们摄入了一种可以缓解疼痛的物质。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
那些认为自己服用了止痛药的参与者报告说，当他们回忆被抛弃的经历时，痛苦大大地减轻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大脑数据表明了类似的情况。与知道自己吸入了生理盐水的人相比，他们大脑社交疼痛回路的活动明显减少了。我们发现安慰剂可以直接帮助人们应对喋喋不休。不含任何化学意义的喷雾剂居然可以像止痛剂一样治疗脑海中的声音，这既奇怪又令人兴奋：我们的大脑可以在引发情感痛苦的同时，偷偷地减少那种痛苦。
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其他工作做了补充，记录了安慰剂在控制一系列以喋喋不休为突出特征的病症，如抑郁和焦虑的临床表现中的益处。在很多情况下，益处并不会转瞬即逝。例如，一个针对8项研究的大型分析发现，使用安慰剂减轻抑郁症状带来的益处可以持续数月。
安慰剂广泛的效用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它能有如此奇迹般的作用？事实证明，答案一点儿也不神奇。它与大脑在我们生活中每秒都会产生的一种必需品——期望有关。
伟大的期望
2012年8月3日，喜剧演员泰格·诺塔洛在洛杉矶的拉尔戈（largo）俱乐部登台演出，表演了一个即刻成为传奇的节目。4天前，她得知自己的双乳罹患乳腺癌，但这只是最近一连串不幸事件的高潮。她得了严重的肺炎，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分手，母亲不幸摔倒身亡。这一切一点儿都不好笑，但她还是拿起麦克风开始讲话。
“晚上好。”诺塔洛说，“大家好。我得了癌症。”
观众满怀期待地笑了，期盼她接下来的妙语连珠。
“嗨，你们好吗？大家玩得开心吗？”她接着说，“我得了癌症。”
有些人笑了。另一些人倒吸了一口气。笑点在于这不是一个笑话。
如果喜剧的一部分是把大家带入非舒适区，诺塔洛刚刚做到了。这确定让人很不舒服。但作为一名天才，诺塔洛游走在笑与哭的钢丝绳上，并且收获了许多笑声。例如，她即兴谈到自己现在的网恋生活将会发生的变化，并为它注入了新的紧迫性。“我患了癌症，”她说道，“非诚勿扰。”
她的表演继续以这种令人吃惊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勇敢且滑稽的风格持续了29分钟，最终这场表演使诺塔洛的名气和成功度跃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谢天谢地，她战胜了癌症）。我认为它之所以能说明问题，是因为它强调了期望在管理我们如何发挥作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诺塔洛知道，即使是在谈论人们能想到的最沮丧、最容易激发喋喋不休的话题时，她也能让人们开怀大笑。她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用正确的顺序、正确的语调和正确的停顿说出正确的话。她知道该怎么做到这点是因为她将自己的期望——对她能做什么，以及结果将会是什么的期望——打磨得如此之好。我们如果把这个想法延伸开来，就会开始意识到我们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会依赖期望。
你在行走。你在移动。你在说话。现在想一下你是怎么完成这些动作的。你走路的时候，是怎样决定把脚放在哪里的？你会跑去哪里接球？面对一大群人讲话的时候，你是如何运气发声的？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我们不断地、有意识且无意识地对期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我们的大脑也做好了回应的相应准备。
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不断地试图帮助我们浏览世界。我们越能把之前的经验运用到眼下需要做的事情上，就越会把事情做好。这不仅仅和我们的行为有关，也适用于我们身体的内部体验，这就是安慰剂发挥作用的地方。它是运用期望的力量来影响我们身心健康的工具。
当医生告诉你，你会感觉更好时，他就给你提供了可以预测随着时间的流逝病情会如何发展的信息，特别是在他有出色的医学学位，身着白大褂，能和权威人士谈笑风生的情况下。那可不是个玩笑。研究表明，你认为无关紧要的那些特征——医生是否穿了白大褂，他的名牌前是否有头衔的首字母缩写，甚至你服用的是有“品牌标签”的还是通用类的药物——都会在潜意识里强化你的信念。
一生之中，我们会对特定的事物和人是如何影响我们健康的自然而然地产生信念。就像巴甫洛夫流口水的狗一样，我们看到药丸，就条件反射式地期望吃了它会让我们感觉更好，即使我们通常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满足这种期望的途径，进一步说是安慰剂，是前意识的产物。它不是仔细思考的产物，而是一种自动的反射性的反应。毫不意外，研究表明啮齿类动物和其他动物可通过同样的自动通道对安慰剂做出反应。这种反应是适应性的。它为我们如何快速有效地在各种情况下做出反应提供了很好的猜测。然而，我们也在大脑中进化出了另一种引导反应的路径：有意识的思维。
当我头痛的时候，我就会去吃一片止痛药，并且提醒自己，吞下药片会让我感觉好一些。这个简单的意识为我的大脑提供了一些无价的东西：它帮我消除了所有关于头痛是否会消失的疑虑。“如果无济于事该怎么办呢？”我对自己说。“头太疼了。我能做什么？”服药给了我希望：我的不适将会减少，这样做可以转移我的内心对话。事实上，研究表明，这些有意识的评价利用了大脑中同样的默认系统，我们脑海中的声音就是在此安家的。
简单地说，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塑造了我的期望，反过来让我感觉更好。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在事后也会告诉自己，我们也有从经验中提取想法的经历，这个过程在大脑中创建了期望的基础。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特定信念取决于我们认识的人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是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这种安慰剂发挥“魔力”呢？
因为我们的信念与如此多不同种类的情绪、生理反应和体验相关，所以并不存在产生安慰剂效应的单一神经通路。例如，相信自己会感到较少的疼痛与大脑和脊髓中疼痛回路的较低激活程度有关，而认为自己喝到的是昂贵的葡萄酒则会增加激活大脑的愉悦回路。相信你喝的是高脂肪（而不是健康）的奶昔，甚至会导致饥饿激素水平的降低。实际上，一旦你相信了某件事，你的神经机制就会通过增加或者减少与你形成信念的过程相关的大脑或身体中其他部位的激活水平来让此事变为现实。
显然，安慰剂的效果有限。你不能完全相信自己可以摆脱任何疾病。许多医疗干预措施的确比安慰剂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并且我们现在知道，安慰剂对心理结果（如喋喋不休）的效用往往比对生理结果的更强。然而，尽管有这些警告，安慰剂的力量还是深远且不可否认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安慰剂可以起到增强剂的作用，以加强某些特定药物和治疗的益处。
然而，问题是，我们很难触碰安慰剂的后门。要想让它起作用，我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欺骗，相信自己正在摄入一种物质或者正在做出一种具有真正的治疗效果的行为。参与研究的人通常被告知有可能使用安慰剂，除此之外，这样的谎言是不道德的。于是我们陷入了困境：我们不能在服用的药物上欺骗自己，这就意味着在有安慰剂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利用不了它。
或者，我们可以？
如果从根本上来说安慰剂是关于改变信念的，那么假如我们可以找到不撒谎就能改变人们期望的其他方法呢？来源可信的信息是一种强有力的说服手段。如果我想让你相信你持怀疑态度的一些东西，事实和科学通常会有帮助。2010年，哈佛大学的托德·凯普查克及其团队利用这一观点发表了一项研究，打破了科学界对安慰剂的看法。
他们选定了一种对安慰剂有良好反应的常见疾病：肠易激综合征。凯普查克及其同事把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参与者带到他们做研究的医疗中心后，向这些人解释了什么是安慰剂，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为什么会起作用。从理论上说，仅仅了解安慰剂就应该能够改变参与者的期望，这反过来会促使其肠易激综合征症状的消退。事实就是如此。
在为期21天的实验中，与接受过安慰剂教育却没有获得任何药品的人相比，了解了安慰剂效应背后的科学原理且被告知服用了安慰剂的人表现出的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更少，病情也得到了更大的缓解。了解安慰剂是如何改善肠易激综合征的，确实能起到该种作用。
由于对非欺骗性安慰剂奇怪的新可能性感兴趣，我的实验室也做了实验，来检验能否将凯普查克的发现由肠胃问题推广至精神问题。我们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将参与者分成两组，告知其中一组安慰剂的科学性。实际上，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认为一种物质对你有帮助，那它一定会有帮助。”然后我们给了他们安慰剂——又是一种喷鼻剂——并且再次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好，那么它就会做到。
接下来，我们通过给他们看令人反感的图片，比如极度血腥的场面，来激起他们的负面情绪（参与者已提前同意观看这些画面）。果然，安慰剂组的人体验到的痛苦更少。他们在观看令人痛苦的画面的两秒内，大脑表现出更少的情感活动。
一些实验室已将此方面的研究扩展到其他的情况下。比如，非欺骗性安慰剂已被证明可以减轻过敏、背痛、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抑郁的症状。我们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了解非欺骗性安慰剂的效应能有多么强大持久，但目前这些发现已为人们怎样应对身心痛苦开辟一组新的可能性，也证明了信念是怎样强有力地影响我们脑海中的声音和健康的。它们还揭示了其他重要的东西——文化在传承对抗喋喋不休的实践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的许多信念都是由自身所处的文化传递的，比如我们对医生、幸运符及周围环境中其他各种各样的迷信带来的影响的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社区、宗教和塑造我们的其他形式的文化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喋喋不休的工具。然而，信仰并不是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唯一的“魔法”工具，还有另一种方式：礼仪。
和鲨鱼一起捕鱼的魔法
对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相当不错的。
这位出生于波兰、时年30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于1914年前往新几内亚，对当地原住民部落的风俗进行田野调查。然而，在他抵达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这使马林诺夫斯基在政治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他实际上身处敌后。身为奥匈帝国的公民，他的祖国当时正在与英国交战。与此同时，作为澳大利亚属地的新几内亚，自然也是英国的盟军。因此，马林诺夫斯基不能回英国或者回波兰的家，但当局决定让他继续工作。于是他置身于战争之外，在遥远的南半球开始了对文化和人类大脑的探索。
马林诺夫斯基最重要的工作源于他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两年的生活，这是靠近新几内亚的群岛，他与当地部落的人共同生活，亲身体验他们的文化。他戴着眼镜，穿着高筒靴和白衣服，灰白的头发已开始谢顶，这令他在那些皮肤黝黑、光着膀子嚼槟榔的岛民中显得格外突出。槟榔是一种像咖啡一样的兴奋剂，让岛民的牙齿看起来红红的。然而，马林诺夫斯基成功地获得了岛民们的认可，并对当地人的传统有了深刻的理解，包括他们捕鱼习俗里的“魔法”。
当岛民到安全的浅暖水湖里钓鱼时，他们只需拿起鱼叉和渔网，跳上独木舟，沿着岛上的水道滑行，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钓鱼点。但在鲨鱼经常出没的不固定的环岛水域捕鱼时，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的行为就不同了。出发前，他们会向祖先供食，在独木舟上抹草药，并且念诵咒语。远海航行时，他们还会吟诵更多的魔咒。
“哦，鲨鱼，我要把你踢倒。”他们用基里维纳语吟诵道，“鲨鱼，潜进水里。去死吧，鲨鱼，消失吧。”
当然，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并不是真的在施魔法。他们在进行危险的钓鱼之旅前做的精心编排的准备工作超越了部落的独特性。他们做的这些在情感层面上完全实用的事情涉及人类的心理活动。
他们在举行仪式，那是另一种缓解喋喋不休的工具。
当人们悲痛万分时，宗教机构会举办悼念仪式，如沐浴仪式、安葬死者，并且举办葬礼或者追悼会。美国西点军校的学员在考试前感到有压力时，人们会告诉学员们穿上制服，穿过校园，到内战时期的将军约翰·塞奇威克铜像的背后旋转马刺，有助于提高考试成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仪式也开始进入商业世界。2014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飞机两侧重新设计了带有心形的品牌标识，飞行员们一登机就会触摸它，这种在整个公司传播开来的行为，大概是他们每天在面对不可逃避的飞行风险时的一种安慰的源泉吧。
这些都是文化传播仪式的例子，但你也能想出一些由自己或者其他人创造的特殊仪式。入选名人堂的三垒手韦德·博格斯精准地防守了150个滚地球，晚上7:17（先于7:35的比赛开始时间）练习折返跑，每场比赛前必吃鸡肉。再举一个例子，33年来，史蒂夫·乔布斯每天早上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是否对即将要做的事情感到开心。这种特殊的仪式绝不仅限于名人。在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组织心理学家迈克尔·诺顿和弗朗西斯卡·吉诺发现，人们在经历重大损失，如爱人去世或者结束一段浪漫关系后举行的大多数仪式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管我们参与的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仪式，研究表明，许多人经历喋喋不休时，会很自然地求助于这种看似神奇的行为模式，它能让脑海中的声音得到解脱。
2006年黎以冲突期间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生活在战区的女性进行仪式性的背诵赞美诗时，其焦虑会减少，没这样做的女性则不然。对天主教教徒来说，吟诵《玫瑰经》也是一种类似的减轻焦虑的方式。仪式还可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一项实验发现，与竭力“注意”饮食的女性相比，饭前进行某种仪式能帮助那些努力吃得更加健康的女性摄入更少的卡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