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记暴投似乎是一次意外的挫折。
那是2000年10月3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季后赛首轮中圣路易红雀队和亚特兰大勇士队之间的第一场比赛。红雀队的投手里克·安基尔看着他刚刚扔出的球在地上反弹，越过接球手，然后击中了挡球网。当跑垒员从一垒跑向二垒时，观众发出了一种温和的、几乎是支持他的惊讶之声——毕竟，他是在自己的主场圣路易斯布什体育场打球——尽管没有理由认为是他的野传球影响了该局的平衡。在棒球比赛中，即使是最好的投手也会偶尔出现投球偏离问题，并非普通投手的安基尔也不例外。
当17岁还是高中生的安基尔以投出每小时94英里的快速球被球队选中时，球探和评论员都认为他有潜力成为几十年来比赛中最好的投手之一。两年后，他在大满贯中的初次亮相没有让人失望。在2000年的第一个完整赛季里，他三振194名击球手，赢得了11场胜利，助球队进入季后赛。一切都预示着他将有一段辉煌的职业生涯。因此，他被选为那年10月季后赛第一场对阵勇士队的开赛投手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所要做的不过是一生中最擅长的事：投球。
安基尔试图忘掉那记暴投。这对他来说是反常的，但没什么好担心的。才打到第三局，他的球队就已经戏剧性地以6比0领先了。除此以外，这记投球甚至没那么疯狂——它只是以错误的方式从地上弹起，逃离了接球手。开局让人感觉良好，所以他很快摆脱了暴投带来的不良感觉。然而，当他在投球区的土墩上振作精神时，一种带着刺痛的想法却在他的脑海里扎了根。他对自己说，伙计，我刚刚在全国性的电视直播中掷出了一记暴投。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确有事要担心。
片刻之后，在捕捉到接球手发出的信号后，安基尔做出了左撇子爆发性的挥臂准备投球的动作……并且掷出了另一记暴投。
这一次，人群发出“哦”的声音更大，时间也更长，大家好像感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二垒的跑垒者奔向三垒。21岁的安基尔嚼着口香糖，面部表情莫测，内心却一点儿也不平静。当他的接球手再次捡回球时，随着时间在午后的阳光下一分一秒地过去，安基尔感到自己的思想失去控制，落入了那个被他称为“魔鬼”——残酷的内心批判者——的手中，一连串恶毒的言辞足以毁掉他多年的辛勤工作，它比看台上52000名球迷的声音还要响亮。
安基尔感到焦虑、恐慌、害怕。
作为一名一切岌岌可危的年轻球员，他再也不能忽视自己巨大的脆弱感了。
也许安基尔看起来像是“美国梦”的闪亮化身——一个来自佛罗里达小镇的孩子展现了自己非凡的天赋——但他的童年与如此独特的叙述并不相符。他的父亲不仅是个小偷小摸之人，还是个瘾君子，所以他在言语和身体上都遭受过虐待，对情感痛苦有着超出自己年龄的深刻了解。这就是棒球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职业的原因。球场是一个神圣、安全的地方，能让他感觉良好，那里其乐融融，一切都很轻松，与他的家庭氛围截然不同。只是现在，一种奇怪的似乎无法控制的事情开始发生，这压倒了他的理智，使他充满恐惧。
不过，他决定重振雄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重心、站姿和手臂上。他所要做的就是把挥臂投球的准备动作做到位。然后他又紧张了起来。
他掷出了另一记暴投。
又是一记暴投。
再来一记。
在红雀队放弃更多的跑垒之前，安基尔就退出了比赛。他和内心的“魔鬼”一起躲进了球员休息区。
他那天在投球区土墩上的表现既尴尬又出人意料。上一次有投手在一局之内掷出5记暴投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了。但如果不是因为随后发生的事情，这场赛事也不会作为最惨不忍睹的比赛之一被记录在棒球史中。
9天后，当安基尔被召上场对阵纽约大都会队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魔鬼”卷土重来，他掷出了更多的暴投。他再一次从投球区的土墩上退下来，这次甚至连第一局都没打完。尽管他短暂的大联盟投手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然而羞辱并未就此终结。
接下来的赛季开始后，安基尔又参加了几场比赛，他不得不在上场前通过喝酒来保持镇定，但即使酒精也不能帮助他冷静下来。他的投球没有任何改善。然后，他被送到了职业棒球小联盟，在那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3年，直到2005年，年仅26岁的他决定从棒球圈退役，过早地以悲剧收场。
“我再也不能打棒球了。”他告诉教练。
里克·安基尔再也不会担任职业棒球投手了。
夺走专注力的“心魔”
里克·安基尔并不是首位失去超能力（他最擅长的技能突然之间完全不再是一项特长了）的优秀运动员。当喋喋不休的思维杂念劫持了脑海中的声音时，人们会一次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花了多年时间掌握的一种才能像一辆破旧的老雪佛兰那样崩溃。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运动员身上，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熟练地完成了某项学习任务的人身上——从背诵课程计划的教师到向投资者讲述推销套话的创业者，再到花了多年时间才掌握操作复杂手术的技能的外科医生。解释这些技能最终会失败的原因与我们和自己的对话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注意力有关。
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我们都会被信息——无数的影像和声音，以及这些刺激所激发的思想和情感狂轰滥炸。注意力能让我们过滤不重要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专注于真正重要之物了。尽管我们大部分的注意力是无意识的，比如注意力会自动转向巨大的噪声，但人类如此独有的特征之一是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需要我们注意的任务上。
当我们发现自己被情绪淹没，就像安基尔在2000年的那个秋日遭遇的那样时，我们脑海中的声音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我们的注意力，把它缩小到我们遇到的障碍上，排除几乎所有其他事情的干扰。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很有帮助，但当涉及锻炼我们的注意力，使之成为一种自动学习的技能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像投球之于安基尔那样。要想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不妨看看当自动行为将运动员提升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业绩巅峰时，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2019年8月11日，美国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在美国体操锦标赛中改写了体育史，成为首位在正式比赛的地板动作中完成自由操团身1080度旋空翻的女性。正如一位评论员所写的那样：“该动作需要难以置信的几乎是超人般的力量、协调力和刻苦的训练。”刻意思考每个动作后再执行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充满了变数，重力和物体的物理定律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发挥作用的。
拜尔斯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做到的动作，她需要绕两根轴旋转身体，并在旋转三次的同时做两个后空翻，因此它被称为“1080度旋空翻”。我们可以把她完美完成的动作看作她的大脑多年来掌握的所有自动动作——跑、跳、前手翻腾越、后空翻、旋转和落地——的顶峰。为了做到1080度旋空翻，她在一项惊人的技艺中加入了一组花费了多年时间才习得，但最终不再需要大脑有意识控制的动作。拜尔斯脑海中的声音并没有引导她做每个动作，尽管这个声音可能在人群发出狂热欢呼时变得欣喜。
像所有的运动员一样，拜尔斯通过练习将一系列的单个动作连在一起，建立了自己的1080度旋空翻。最后，动作链中多个单独的元素融合成一组天衣无缝的动作。在大脑能力的激发下，她自动的身体机制（连同令人难以置信的基因）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使拜尔斯被载入体育史册。在安基尔崩溃前，他似乎也处在类似的轨迹上，有着完美无瑕的动作和异常强壮的手臂。那么，那天在投球区的土墩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断开了连接。
安基尔的语言流变成了一盏聚光灯，明晃晃地把他的注意力投射在投掷动作的每一个分解步骤上，因此似乎不经意地破坏了这组动作。在投出最初的几记暴投后，他在心理上退后一步，专注于投掷的技巧：精心设计臀、腿和手臂的动作。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明智和直观的——他在召唤大脑修正之前已经成功执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脚本化行为，但这正是问题所在。
即使你是一位有经验的会计师，你在报税时也会仔细检查报表以确保计算无误。但对于你试图在压力下完成的老生常谈、习惯成自然的行为，比如投球，同样的倾向就会破坏我们业已习得的不假思索就能执行的复杂脚本。这正是脑海中的声音让我们沉浸于某种问题的倾向。它把我们的注意力过度地集中在某个行为上，而各个行为只有组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这样做的结果是：分析导致瘫痪。
喋喋不休的思维杂念毁掉了安基尔作为投手的职业生涯，但当脑海中的声音背叛我们的时候，自动行为并不是唯一一种会适得其反的技能。毕竟，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点是，我们不仅有能力执行无意识行为，而且有能力让大脑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
正是逻辑推理、解决问题、多任务处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用学识、创造力和聪明才智管理工作与家庭，以及生活中许多其他的重要部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谨慎、专注且灵活。我们能够做成这些事，要多亏人类大脑的“首席执行官”——执行功能，但它很容易受到脑海中不支持声音的入侵。
执行功能是我们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控制思想和行为能力的基础。它主要由位于人类前额和太阳穴后的脑前额叶的网络支持，其主要工作是在我们的本能不够强大且需要有意识地指导自己的行为时进行干预。它让我们保持头脑中相关信息的活跃度（工作记忆是执行功能的一部分），过滤无关的信息，屏蔽干扰，玩转想法，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需要集中的地方，锻炼自我控制力——比如帮助我们抵挡打开一个新浏览器标签的诱惑，让我们别沿着维基百科无关紧要的“兔子洞”渐行渐远。简而言之，如果没有执行功能，我们就无法工作。
你的大脑需要这种神经性领导力的原因是集中注意力、明智地推理、创造性地思考、执行任务通常需要你离开无意识的模式，锻炼有意识的努力。这样做需要执行功能一再发挥作用，因为单次发挥作用的效果有限。就像打开太多程序时，电脑的运行速度会变慢一样，你的执行功能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减弱。
被称为“神奇的数字4”的经典例证说明了这种有限的能力，这与我们在任何特定时间里只能在大脑中存储3~5个单位信息的能力有关。举个美国电话号码的例子。记住数字200—350—2765比记住2003502765容易得多。在前一种情况中，你已经把数字分组，所以你记住了三条信息；对于后者，你得试着记住一串不间断的10位信息符，这就对你的大脑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劳动强度大的执行功能需要利用它能获得的每个神经元，但消极的脑海中的声音会侵占我们的神经容量。言语反刍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情绪烦恼的源头上，因此偷走了可以为我们更好地服务的神经细胞。实际上，我们忙于“双重任务”——做想做的事情和倾听脑海中痛苦的声音，从而阻碍了执行功能发挥作用。从神经学上讲，喋喋不休就是这样分散且模糊我们的注意力的。
我们都熟悉负面语言流带来的干扰。你有没有在和爱人吵架后，试图去读一本书或者完成一项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你产生的所有负面想法消耗了你的执行功能，因为内心的批评和咆哮已经占据了“公司总部”，掠夺了你的神经资源。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在于我们进行的活动通常比我们记住书里的信息的投入高太多，这些活动包括工作、追求梦想、与他人互动、被他人评价。
以重复焦虑思想的形式出现的喋喋不休是“焦点式”任务的超强破坏者。无数的研究显示它具有使人衰弱的效果。它会导致学生在考试中发挥得更差；制造怯场心理，使艺术表演者有小题大做的倾向；暗中破坏商业谈判。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焦虑会导致人们助人为乐的意愿降低，过早地退出讨论，赚的钱更少。把一切归因于喋喋不休的思维杂念，是一种很好的解释他们工作失败的方式。
在任何一天，我们脑海中的声音都可能因为向无穷无尽的事情倾斜而崩溃。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去应对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挑战，这往往会在我们的内心对话中产生更多的混乱。处于这种挣扎的境地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去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大约30年前，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心理学家对该问题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喋喋不休的威力远远大于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脑海中的声音也会影响我们的社交生活。
社交媒体会引发社交焦虑
20世纪80年代末，比利时心理学家伯纳德·里姆决定检验遭受喋喋不休带来的强烈负面情绪的冲击是否会使人们参与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活动：交谈。
在几项研究中，里姆把一些人带到实验室，询问他们是否与他人谈论过曾有的负面经历。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当下，要求人们在数周的时间里，只要一遇到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就将其记录在日记中。里姆询问了他们会不会与自己朋友圈里的成员进行讨论。他还做了一些在实验室里激怒参与者，然后观察他们是否会和其他人分享自己反应的实验。
里姆一次又一次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们觉得有必要与他人谈论自己的负面经历。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人们的情绪越强烈，他们就越想谈论它。此外，他们会在几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余生更加频繁地反复谈论发生过的事情。
不管人们的年龄大小或者受教育程度高低，里姆的发现已被证明属实。它是男女两性的共性，甚至超越了地理和文化。从亚洲到美洲，再到欧洲，他不断地发现同样的情况：强烈的情感就像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燃料一样，促使人们去分享经历。这似乎是人之常情。这个法则唯一的例外是当人们感到羞耻时，他们往往会掩饰情感；当人们遭遇某种形式的创伤时，他们会选择语焉不详。
这种一致性令人震惊，尽管它听起来像是证实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人们会大量谈论激烈的情绪。它不像我们四处给朋友打电话说：“嘿，我今天感觉挺好的。”它是从我们脑中的语言流跃入脱口而出的话语里的高潮与低谷。
尽管这听起来正常且无害，但不断地与他人分享我们脑海中负面的声音导致了喋喋不休和社交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讽刺：我们把脑中的想法告诉那些同情我们的听众，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过度倾诉最终会把我们最需要的人推开。喋喋不休造成的痛苦似乎让人们对那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的正常社交暗示不那么敏感。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与他人谈论问题本身是有害的，但它凸显了喋喋不休是如何将在其他方面有益的体验转变为此处的负面体验的。
很多人对自己能听进去的发泄量有接受限度，即便这些发泄来自我们所爱的人。同样，我们在感觉不到自己的声音被倾听时，容忍该种发泄的频率也是有限度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这就是治疗师收费，朋友却不收费的原因之一。当这种对话的平衡偏向一方时，社会关系就会产生冲突。
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些过度发泄的人不仅在无意中疏远了周围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下降。这让他们更难修补人际关系中的裂痕，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最终会导致有害结果的恶性循环：孤独和被孤立。
要进一步说明这种渐进式的社会孤立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看看中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的情绪骚动。一项对1000多名中学生进行了长达7个月跟踪调查的研究发现，有强反刍倾向的孩子比有弱反刍倾向的孩子更愿意与同龄人交谈。然而，此事弊大于利。它预示了一大堆令人痛苦的结果：遭受社交排斥和拒绝，成为同伴八卦和流言蜚语的目标，甚至受到暴力的威胁。
不幸的是，儿童和青少年的这种真实情况会延续到其成年。此外，事实证明，即使你有正当理由发泄，过度喋喋不休也会让他人与你保持距离。一项针对悲伤的成年人的研究发现，那些有反刍倾向的人在失去亲人后会寻求更多的社交支持，这很正常。然而，结果令人不安，他们说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经受了更多的社会摩擦，并且获得的情感支持较少。
不受控制的情感分享并非喋喋不休引发的唯一一种社交排斥力。在冲突中表现固执的人也有可能更具攻击性。一项实验表明，在实验人员对被试所写的文章进行不得体的批评后，实验人员提示被试反刍自己的感受，会使他们对侮辱他们的人抱有更大的敌意。当实验人员让被试制造巨大噪声时，他们会比那些不反刍的人制造得更多、更响。换句话说，我越为你对我做的事耿耿于怀，就会产生越多的负面情绪，结果是我越有可能对你表现出攻击性。喋喋不休还让我们在别人不该遭受攻击的时候转而侵犯他们。例如，老板惹恼了我们，我们就拿自己的孩子出气。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把我们的数字生活考虑在内。在网络分享的时代，里姆关于情感和社交生活的研究显得越发紧迫。脸书和其他类似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为我们提供了改变世界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分享自己脑海中的声音，倾听别人脑海中的声音（或者至少看看别人想让我们认为他们在想什么）。确实，人们登录脸书时，首先看到的提示就是让他们回答以下问题：“你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分享。
2020年，有近25亿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使用脸书和推特，他们经常通过这些平台来分享私人想法。值得强调的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坏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交媒体只是我们在当中花费了大量时间的一个新环境，而环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它们是帮助还是伤害我们，取决于我们如何与它们互动。话虽如此，然而，当你考虑到必须传播我们思想流的强烈内驱力时，社交媒体有两个令人担忧的特征：同理心和时间。
无论怎么夸大同理心对个人和集体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它能让我们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也是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发泄情绪（寻求他人同情）的原因之一，还是维系社区的机制之一。这是我们进化出的一种有助于物种生存的能力。
研究表明，观察他人的情绪反应——看到某人面部肌肉抽搐或者听到他颤抖的声音——可能是激发同理心的有效途径。但在网络上，日常生活中那些会引发移情反应的微妙的肢体动作、微表情和语调都不存在。结果，承担关键社交功能的信息——抑制残酷和反社会的行为——从我们的大脑中被移除。换句话说，缺乏同理心往往会导致网络暴力和网络霸凌，进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例如，网络霸凌与长期的抑郁、焦虑、滥用药物，以及一些不良的身体状况，如头痛、睡眠障碍、胃肠道疾病，以及压力反应系统运行状况的变化有关。
时间的推移对于帮助我们管理情感生活来说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处理令人烦恼的问题时。当明确要与某人进行线下交谈时，我们常常要等到见了面，或者他们有空了才能聊天。在等待那人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往往会通过对所思所感进行反思的方式来磨炼情绪。事实上，相关研究支持了“时间能治愈一切”的普遍观点或者是“给它点儿时间”的建议。
现在，让我们把自己移植到数字生活的平行世界中——我们借助智能设备，可以随时进入这个平行世界。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够在负面情绪刚一出现就与他人联系，甚至都不用等时间给我们提供机会去重新思考内心的感受或者想好要去做什么。“多亏了”21世纪的联结度，当我们达到怒火中烧的顶点，脑海中的声音想要从“屋顶”咆哮而出的时候，它一往无前。
我们会发布信息，发送推文，给别人的帖子评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去掉激发同理心的物理因素，社交媒体成了一个可以接受脑海中声音里不得体的一面的地方。这会在个人和大众层面导致更多的冲突、敌意和喋喋不休。它还意味着我们过度分享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东西。
与过长时间及太过频繁地同他人谈论自己的问题类似，过于情绪化的帖子会激怒他人，并且导致他人疏远你，因为它们违反了心照不宣的准则。用户希望那些在网上过度分享的人能够在线下寻求朋友的支持。不出所料，抑郁症患者——其抑郁程度因语言流而加剧——在社交媒体上会分享更多负面的个人内容。然而，与不抑郁的人相比，前者实际上认为人际网络没那么有用。
但是社交媒体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度）分享头脑中流动的想法和感受的平台，它扰乱我们内心对话的方式也不仅仅与同理心和时间有关。社交媒体还能让我们塑造出我们想让别人认为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发布内容的选择也会加剧别人的喋喋不休。
人类表现自我的需求是强大的。我们会精心设计外表以影响人们对我们的看法，这是常有的事，但后来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我们对如何表现自我有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控制力。它能让我们巧妙地策划如何展示生活——“美颜”过的生活版本，去掉了人生中的低谷和不那么赏心悦目的时刻。参与这种表现自我的练习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好，满足自己以积极的面貌出现在别人眼中的自我需要，并且振奋我们脑海中的声音。
但有个问题。尽管发布生活中的迷人照片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更好，但同样的举动会让浏览我们帖子的用户感觉更糟。这是因为人们在有动力积极展现自己的同时，也被驱使着和别人攀比。社交媒体让我们大脑中关于社会比较的硬件过载。例如，我和同事发表于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被动地浏览脸书、窥探他人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嫉妒他们，之后自己的感觉就会更糟糕。
如果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感受且参与自我策划的行为会有这么明显的引发喋喋不休的效果，那么，提出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分享这个问题就是合情合理的。该问题的答案与取舍有关，它通常来自那些当时让人感觉良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产生负面后果的行为。研究表明，当我们被某人吸引或者摄入令人渴望的物质（比如巧克力）时，我们的大脑回路会变得活跃；在我们与他人分享信息时，大脑回路也会变得活跃。举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于201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相比于获得金钱，人们更愿意与他人分享关于自己的信息。换句话说，社交快感就像神经元的快感，它对我们的多巴胺受体来说是一种美味的刺激。
这一切的重点是，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当我们让喋喋不休驱动自身的社交行为时，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系列负面的结果。内部和外部对话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情况是，我们经常会获得更少的支持。这开启了社交孤立的恶性循环，进一步伤害了我们。你如果停下来静心听，就会发现很多人实际上会用身体上的“疼痛”来描述他们被别人拒绝时的感受。
从因纽特语、德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不丹语，到一些地方方言，如广东话，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人们会用与身体伤害有关的词语来描述情感痛苦——“受损”“创伤”“受伤”等。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有隐喻表达的技巧。在职业生涯中，最让我恐惧的发现之一是，喋喋不休并不仅仅在情感上伤害人们，它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影响，这体现在经受身体疼痛上，也体现于基因在细胞中运作的方式。
细胞深处的钢琴
纽约市的心碎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我们的地下实验室。那是2007年。我和同事们当时开展了一项更好地了解大脑中的情感疼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研究。我们并没有随意地找一些志愿者参与——这意味着要找到一种有效但仍然合乎道德的方法来让他们在实验室里感觉糟糕——我们找到了40名伤心的志愿者：刚刚经历过心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能引发情感痛苦的有力诱因之一。我们在地铁和公园里张贴广告，寻找那些在维持了6个月以上的一夫一妻制关系中被对方抛弃的人。
你最近是否经历过一场不希望发生的痛苦分手？
你还在对前任念念不忘吗？
来参加关于大脑是如何处理情感和身体疼痛的实验吧！
在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里，我们很容易找到志愿者。不过，我们的确做了一件带点儿挑衅性的事。我们让每个志愿者带了一张负心人的照片。带这些照片并不是没来由的。我们希望通过让志愿者们躺在核磁共振扫描仪中，让他们看着单相思的对象，回忆分手那刻的感受，来获得他们喋喋不休的神经快照。但我们还想知道别的事情：大脑处理情感疼痛的方式是否与处理身体疼痛的方式相似。为了达到后者的效果，我们还给他们的手臂加热，那感觉就像一杯热咖啡洒在了手臂上。
实验之后，我们比较了他们看着失去的爱人的照片和模拟碰洒热咖啡时核磁共振的成像结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脑在两种感觉体验中起作用的区域出现了高度的重叠。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情感痛苦也涉及身体上的因素。
这些研究和其他实验室几乎同时出现的大量研究，开始证明了像社交疼痛这样公认的模糊概念是怎样影响我们体内活动的，尤其是涉及压力的时候。
压力致死一说是21世纪的陈词滥调。这是一种现代流行病，仅在美国就造成了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然而，我们经常忽略压力是一种适应性反应的事实。它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潜在的威胁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但当压力变成长期的习惯性的——“战斗或逃跑”的警报失灵时，它就不再具有适应性了。毫无疑问，让压力保持活跃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负面语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