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你救救他吧，这么年轻，不能瞎啊。”
“白塞氏病引起的眼病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传统的方案，吃激素，便宜，花不了多少钱，但效果不好，最终失明的人很多，副作用也大，吃药时间长了，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糖尿病、胃溃疡，一堆事；还有一种是现代方案，副作用少，效果也好，就是贵，一个月下来，要3000块。”
“这人吃激素吃废了也不行呀……”他妈妈嘟囔着，然后说着说着就哭了。很显然，3000块一个月，对于城里人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对于他们家应该是很大的负担。
“妈，咱不治了。”一直不说话的男病人抬起头来。
“你老婆呢？怎么没陪你来。要不然和老婆商量商量？”我好奇为什么是他妈陪着来。
他没吭声，只是叹了口气。
他妈说话了：“发现尿里有血，腰子坏了，在家躺着，大夫说要透析。”
唉，想想就头大。
我没有注意宁总什么时候离开了，兴许是等的时间太久了。过了两天，宁总来电话了，说他这两天都没睡好。
“为什么？”我问他。
“那一家子的事，老在我眼前晃悠。”宁总说。
后来，不由分说，他一定要微信转两万给我，让我给到那家人。
再后来，那家人收下钱后，送来了一袋自己种的花生和玉米，沉甸甸的，非得让我给到他。
“钱，能解决90%的烦恼，但是不能带来90%的幸福。”宁总和我说。
仔细想想，我觉得有道理。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要做公益了。”宁总笑着对我说。
这句话，我同意一半。的确很多有钱人实现财务自由以后，投身做公益，但我也认识很多家境一般的人，也在坚持做公益，可见自己的私人财富达到了自认为足够的水平，就可以了。
大学期间，我参加过爱心社，去探访一位老教授。他的子女都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养老。老教授和我们抱怨，他的眼睛看不清，我们也不会看病，就觉得他的眼镜油乎乎的、脏得很，用洗洁精给洗干净了——按照化学实验的标准，水既不聚集成滴，也不成股流下。老教授戴上之后，惊呼“清楚了”，那震惊的表情，我至今难忘。
简单的付出，就可以提高一个老人的生活质量，那一刻给我带来的价值感，持续多少年都不会消失。
但同时，也引起我的一个疑惑，为什么眼镜脏了这么简单的事，老教授自己发现不了？
直到一年后，我到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亲眼看见一位老人，扎着小辫，戴着红花，咿咿呀呀地唱着儿歌，我才深切理会“老小孩”这三个字的含义。
对于老人，我们并不能以大人的标准去要求。
那一年，我的一个研究生拉着我去房山的一个由法国夫妻办的被遗弃的盲童基地，我们遇到一位来自香港的义工。我问她为什么跑这么远到北京来做义工，她说她的弟弟就是小时候失明被父母遗弃的，她想在这里帮助其他像她弟弟一样的小孩。
之后，我参加了国际公益学院的课程学习，班上很多同学做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大部分人经济条件都一般。有不少人是因为自己或者身边的亲人出现了问题，所以比别人更懂得痛苦，更理解他人需要帮助的心情。例如自闭症的家长，他们就创办了关爱自闭症儿童的组织，希望能帮助这些家长，让他们懂得科学的教育方式，并且省出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lgbt人士就创办了这类人群的心理支持热线，当他们感受到孤独的时候，有懂他们的人给予支持和鼓励；父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意外去世的人，就组织义诊，将健康教育课开设到各个农村，减少这类悲剧的发生。
和国际公益学院的同学在一起，学的是怎么要到钱、怎么花掉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开心。其实一点也不，真把好事做好，挺难的。
做公益，并不会得到物质回报，但可以降低自己的物欲和私欲，精神上得到更好的满足。
通过公益行为，看到社会更多的维度，修正自己赚钱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同时也让别人过得更好，达到自利和利他的平衡。过度的自利，带来的并非快乐，反而是负担。
后来再见到宁总，他说现在没什么烦恼了，吃什么都觉得香，不发愁吃什么养生食品对身体好了。只不过，他告诉我，他老婆现在一听说他要来找我，就皱眉头。
“陶大夫那里，还是少去，太贵！”这是他老婆的原话。
注释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s）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