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凉爽的清晨，5点钟，波士顿。伊丽莎白·洛克，一位留着棕黑色的浓密头发、拥有爱尔兰式的苍白皮肤、怀孕41周的孕妇，摇醒了她的丈夫克里斯。
“我好像要生了。”她说。
“你确定？”他问。
“确定。”
她已经超过预产期一个星期了，疼痛感强烈而扎实，跟她之前感觉到的阵痛完全不同。疼痛好像是从她的下背部开始，然后蔓延开来，侵袭整个腹部。第一波发作把她从熟睡中惊醒了，然后是第二波，第三波。
她怀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到现在为止，怀孕过程都算是挺顺利的，不过头三个月她一直感觉疲倦和反胃，当时她唯一愿意做的事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法律与秩序》的重播。（她说：“不舒服的感觉过去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萨姆·沃特森［《法律与秩序》的男主角］那张脸了。”）
她是个内科医生，刚刚完成实习，几个月前在麻省总医院获得了一个职位，一直工作到产期临近为止。现在，她和丈夫坐在床上，用床边桌上的闹钟给宫缩计时。每次的间隔是七分钟。他们就那样待了一会儿。
到早上8点半，医院的产科医生办公室才开始有人接听电话。她打了电话，不过她也知道接电话的人会这么说：“宫缩间隔达到五分钟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以上的时候再来医院。”“上分娩课程时，他们把这一点给我们灌输了无数次，”洛克说，“以我的理解，分娩课程的全部要点就是确保你别老想着来医院，除非你真的要生了。”
护士问宫缩间隔是否到了五分钟一次，每次是否持续一分钟以上。没有。羊水破了吗？没有。那么，她有了“不错的开端”，但应该再等等。
在接受医学训练的期间，洛克曾经目睹过大约50次分娩，自己亲自接生过四个婴儿。她最后一次看见产妇分娩是在医院的停车场里。
“他们打电话说：‘我们要生了！我们在来医院的路上！她已经在生了！’”洛克说，“所以我们从急诊室出来，一路都用跑的。外面天寒地冻。车子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开进医院。车门迅速打开，当然，母亲就在里面。我们都能看到婴儿的头了。跟我并肩奔跑的住院医生比我早到了一秒，他把胳膊放下去，婴儿就在停车场里‘扑’的一声直接落进了他的臂弯。外面寒冷刺骨，我永远也忘不了婴儿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孩子浑身青紫，‘哇哇’大哭着，热气从他身上往外冒着。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小的婴儿放在巨大的担架上，跑着送回医院。”
洛克可不想在停车场里生孩子，她想要顺利、正常地生产。她甚至不想要硬膜外麻醉。她说：“我不想躺在床上，不想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不想非得插导尿管不可。我讨厌跟硬膜外麻醉有关的一切东西。”她不害怕疼痛。已经见识了那么多次生孩子的过程，她主要担心的是失去控制能力，任由别人处置自己的身体。
她考虑过雇用一位导乐，也就是分娩指导，在生孩子的时候全程陪伴她。有研究表明，有了导乐的协助，可以降低产妇剖腹产或被实施硬膜外麻醉的可能性。但是她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担心万一陪伴她的是个讨厌鬼怎么办。她也想过找助产士接生，不过作为一个医生，她还是觉得，由一位产科医生接生，自己能够更好地控制情况。
不过，此刻她可没觉得情况在她的控制之下。到了中午，她的宫缩还是没有真正加速，仍然是每隔七分钟一次，最快也就六分钟一次。她发现越来越难找到舒服一点的姿势。“真够奇怪的，让我感觉最好的姿势居然是四肢着地。”她回忆道。于是她就一直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宫缩的时候四肢着地。她的丈夫陪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一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两人都紧张得头晕目眩。
到了下午4点半，宫缩终于开始每五分钟出现一次。他们坐上自己家的捷达轿车向医院出发，后备箱里装着婴儿车，她自己的包里已经放好了《女性朋友妊娠指南》里列出的要带的每样东西，连一只唇膏（就算她自己从来不涂唇膏）也没落下。当他们到达医院的接待处，她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他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世，她迫切希望按照自然的方式把它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要任何外界干预，不要医生，不用药物。那些东西我统统不想要，”她说，“要是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多想在一片森林的荫蔽之下，有美丽的小精灵照顾我生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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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分娩是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卡罗尔·伯内特（美国著名女演员）曾经为了让比尔·考斯比（美国著名黑人喜剧演员）理解女性分娩的感受，跟他这样描述：“用手捏着你的下唇，往外拉伸到最大限度，然后把它拉过头顶。”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人类之所以能够直立行走，是因为我们具备窄小坚固、由骨骼构成的骨盆；但同时，由于人脑的体积较大，因此受遗传影响，婴儿天生就有很大的头部，无法通过母体窄小的骨盆。对于人类进化产生的这个矛盾，分娩过程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矛盾得以解决，部分是因为人类的母亲都是在婴儿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就分娩了。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足够成熟，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行走和觅食；而人类的新生儿出生后几个月还是体积很小，必须完全依赖他人的照顾。不过即便如此，人类分娩仍旧是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堪称奇迹。
首先，母亲的骨盆扩张。构成骨盆的四块骨骼是由一些关节连接并固定的，从怀孕最初的三个月开始，在孕激素的作用下，这些关节得到拉伸并松动。骨盆总共扩大约2.5厘米见方的空间。孕妇有时会发现自己行走的时候，骨盆的不同部位在移动。
接着，到了临产阶段，子宫会发生变化。妊娠期间，子宫好像一个温暖舒适、封闭的圆形袋子；而分娩时，它呈现漏斗形状。随着每次的宫缩，婴儿的头部都会受到挤压，向下穿过漏斗进入盆腔。就算母亲瘫痪了，过程也是如此。母亲不需要做任何事。
怀孕期间，子宫颈一直是个接近三厘米厚、由肌肉和连接组织构成的坚硬圆柱体。在临产阶段子宫发生变化的同时，子宫颈也变得柔软松弛。来自婴儿头部的压力逐渐将那些组织拉伸得像纸一样薄，这个过程被称做“宫颈管消失”。此时的宫颈就像一件罩在婴儿头部的紧身汗衫一样，在压力的作用下出现一个小小的圆形开口，每次宫缩都会将开口扩大。直到宫缩将子宫颈拉伸至大约10厘米宽，相当于婴儿头部两侧太阳穴之间的距离，胎儿才能出来。因此，子宫颈的状况决定了真正分娩的时间。扩张到2~3厘米的时候，母亲还处于产程初期，距离真正分娩还有很长时间。4~7厘米的时候，宫缩加强，“活跃”分娩阶段开始。然后在某个时刻，包裹胎儿的羊膜囊在压力作用下破裂开来，清澈的液体喷涌而出。宫缩进一步加强。
宫颈扩张到7~10厘米的时候，宫缩幅度和频率达到最大，婴儿的头部被压进阴道和骨盆最狭窄的地方。这时如果婴儿的两个太阳穴——头部最宽的部分——正好分别位于母亲骨盆的两侧，那就最理想了。先看到的是头顶。母亲把婴儿推出体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头部出来了，接着是肩膀，突然之间，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就生出来了。脐带被剪断。胎盘从子宫内膜上脱落，轻轻一拉脐带，再加上产妇一推，胎盘就被排出体外。子宫自然紧缩成球状，封闭住出血的静脉。一般来说，母亲的乳房会立即分泌初乳，新生儿可以获得喂养。
如果一切顺利，过程就是这样的。但几乎每一步都可能出现问题。几千年来，分娩是年轻女性和婴儿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产妇有大出血的风险。胎盘可能撕裂或脱落，或者分娩后还有部分残留在子宫里，造成猛烈出血。分娩后子宫可能没有收缩，静脉不断流血，导致产妇失血过多而死。有时候分娩期间子宫还会破裂。
感染也可能发生。一旦羊水破了，细菌侵入子宫的危险会逐渐增加。19世纪，塞麦尔维斯发现医生是导致产妇感染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们没有注意清洁自己被细菌污染的双手，而把这些细菌传染给了产妇。细菌会杀死胎儿，往往也会夺走母亲的生命。在抗生素时代到来之前，这一直是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即使到了今天，如果产妇羊水破了以后，24小时之内没能分娩，被感染的概率仍然高达40%。
更严重的问题是“难产”——无法把孩子生出来。造成难产的原因有很多。胎儿可能个头过大，特别是晚产的胎儿；产妇的骨盆可能过于窄小，当人体缺乏维生素d和钙，就容易导致骨骼发育不良，骨盆也会比较窄小；临盆时，胎儿可能侧向进入产道，只有一只手臂向外伸出；也可能是臀位，即臀部先露出来，腿抵住胸部卡在那里；还可能是足式臀位，也就是两脚先露出来，但胸部被抵住；就算头部在最外面，也可能因为转错了方向而被卡住；有些情况下虽然头部能够出来，但肩膀被卡在母亲骨盆的后面。
这些状况都很危险。如果胎儿被卡住，唯一能够给它输送血液和氧气的脐带最终可能被套住或压住，导致胎儿窒息。还有些时候，产妇分娩的时间长得惊人，始终生不出来，最后和腹中胎儿一起丧命。例如1817年，英王乔治四世的21岁女儿威尔士公主夏洛特就分娩了整整四天。她腹中的胎儿重量超过八斤，体位是斜的，而且头部过大，无法通过夏洛特的骨盆。活跃分娩期一直持续了50个小时之久，胎儿才终于出来——还活着。六小时后，夏洛特本人死于大出血。由于乔治四世只有夏洛特一个孩子，因此只得把王位传于他的弟弟，后来王位又被传给他的侄女，这才会有维多利亚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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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助产士和医生一直在寻找避免这种悲剧发生的方法，所有这些努力书写了妇产科的创新史。第一个能够有效挽救产妇生命的发明叫“钩针”——一个长长的、尖端锋利的器械，往往还带有爪状的钩子。这个工具后来经过改进，变成碎颅钳。一旦情况危急，助产人员用它将胎儿的头骨粉碎，把胎儿取出，这样最起码可以挽救产妇的性命。
遇到难产情况，有些医生和助产士能够想出办法保证产妇和胎儿渡过难关，他们也因此而声名鹊起。举例来说，当胎儿是臀位分娩，双臂被困在头顶上，可以采用拉夫赛特手法（lovsetmaneuver）：手持胎儿臀部，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胎儿，然后伸手进去握住胎儿的一只上臂，向下拉过胸部，将其取出。如果胎儿手臂已经出来，但头部卡住，你可以使用马里修-斯麦里-维特手法（mariceau-smellie-veitmaneuver）：将手指放入婴儿口中，这样就能够用力拉并始终保持对其头部的控制。
头部已经出来、而肩部卡住（肩难产）的胎儿如果没有立刻分娩出来，5~7分钟之内就会窒息。有时在产妇下腹部用拳猛地下压，可以将肩膀挤出：如果不行，还可以采用伍兹螺旋手法（woodscorkscrewmaneuver），把手伸进去握住胎儿的后肩，将胎儿推出；也可以使用鲁宾手法（rubinmaneuver，握住被卡的前肩，朝前推向胸部以将其推出）和麦克罗伯茨手法（mcrobertsmaneuver，猛地向腹部弯曲产妇的双腿，从而将胎儿肩部从卡住的部位脱离）。如果所有方法都行不通，最后还有一种手法，没人愿意以自己的名字为此冠名，但事实上它挽救过很多婴儿的生命：折断胎儿的锁骨将其拉出。
类似的手法多达几十种，虽然挽救过数不清的小生命，但失败率也相当高。从远古时期，人们就知道外科手术是拯救难产婴儿的方法。公元前17世纪的罗马法律就有规定，孕妇死后，考虑到腹中胎儿存活的可能性，必须在下葬前将胎儿开刀取出。1614年，罗马教皇保罗五世颁布了一项类似的法令，规定如果婴儿气息尚存，就必须为其施洗礼。但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为活着的产妇实施剖腹产都属于犯罪行为，因为手术常常会造成大出血和感染，致使产妇丧命，而产妇的性命是必须获得优先保证的。直到19世纪晚期，麻醉和消毒法得以发展，20世纪早期又发明了双层缝合技术，能够防止生产时子宫大出血，剖腹产手术才真正成为了一种实用的方法。即便如此，剖腹产仍然不怎么为人所知，因为当时有一种更好的选择：产钳术。
产钳术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既非凡又多舛，这种救人性命的方法发明之后，却被隐瞒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产钳的发明者是彼得·钱伯伦，他是首位在伦敦做助产士的法国胡格诺教派信徒。产钳的外形看起来像一把大的金属蛋糕夹，两个刀刃的设计贴合婴儿的头部，把手由一个螺丝从中部连接。医生可以用它将卡住的胎儿向外拉出，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技术能够解救母子双方的性命。钱伯伦家族，决定将这个工具秘不示人，当做传家宝。每次被人叫去帮助难产的孕妇，他们都会把所有人赶出房间，用床单或毯子盖住产妇的下半身，这样一来，就算产妇本人也看不出端倪。他们家族把产钳的秘密保守了三代之久。1670年，家族第三代成员修·钱伯伦企图把这个发明卖给法国政府，可是没能成功。后来，他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在阿姆斯特丹行医的一个产科医生罗杰·鲁恩胡伊森，这位医生又将这项技术对外界隐瞒了60年。直到18世纪中期，秘密才被公之于众，并迅速广为应用。1817年夏洛特公主难产死亡，为她接生的产科医生理查德·克罗夫特由于当时没有使用产钳而受到大众的责难，之后不久他就开枪自杀了。
到了20世纪初，人类分娩的疑难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医生们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确保分娩的安全性，包括消毒、产钳术、输血、使用药品（ergot，麦角流浸膏，是一种引产药和收缩子宫药，用于产后止血），甚至在危急情况下，还可以采用剖腹产。20世纪30年代，多数城市里的产妇都不再选择找助产士接生，而是到医院生产。
但是，1933年，纽约医学会对纽约市2041例分娩死亡的案例进行研究，公布的结果令世人震惊。调查表明，至少三分之二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此前20年，产妇的死亡率都毫无起色，新生儿死亡率甚至不降反升。医院分娩没有展示出任何优势，在家生产的产妇状况反而要更好一些。调查人员非常惊骇地发现，许多医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没有发现产妇大出血休克的明显征兆以及其他本可以挽救的情况，违反基本的消毒规定、误用产钳导致产妇感染。白宫接着发布了一份类似的国家报告。医生们也许拥有最为先进的工具，但助产士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情况下反而做得更好。
这两份报告将产科医学带到了一个危急的转折点。很多产科专家已经展示出非凡的创造力，他们提出各项理论，发明各种器械，解决了婴儿分娩的诸多疑难问题。然而，仅有理论和器械还远远不够。如果产科医学不想重新回到粉碎胎儿颅骨的老路上，就必须作出另一种创新：必须建立标准化的分娩程序。
到现在，又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医学为人类分娩带来了令人吃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惊骇的改变。如今，超过90%的分娩都会使用电子胎心监测仪，超过80%的会采用静脉输液，75%的会实施硬膜外麻醉，至少50%会使用药物加快分娩（现在已经普遍用催产素，这是一种促进宫缩的天然激素）。在美国，30%的分娩是剖腹产，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产科医学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变化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分娩过程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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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接待员领着伊丽莎白·洛克和丈夫进入一间小小的诊室。一个助产护士记录她的宫缩时间——的确每次相隔五分钟——接着做骨盆检查，看了一下宫颈的扩张情况。经过12个小时有规律、痛苦的宫缩，洛克以为自己的宫颈可能已经张开了七八厘米，可事实上，只开了两厘米。
这个消息可真是令人沮丧：她的产程才刚刚处于起始阶段而已。护理医生本想让她先回家，但最终还是决定让她留下来。分娩楼层是马蹄形状的，12间病房环绕在护士站周围。对一所医院来说，为产妇接生是不错的业务，如果医院给产妇留下了好印象，她们对医院的忠诚度会保持很多年。所以，虽然分娩病房本质上就是治疗室，但还是布置得尽可能温暖、亲切。每间房里都装了隐藏式的灯，挂着装饰窗帘，还设有为家属提供的坐椅，以及可供个人控制的温度、湿度调节系统。洛克那间甚至还有一个按摩式浴缸。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她一会儿泡在浴缸里，一会儿坐在橡胶分娩球上，一会儿又在大厅里散步，每次宫缩来袭，她都停下来绷紧身体。
到了晚上10点半，宫缩加速了，每隔两分钟一次。负责她的产科小组有一个值班医生，他又检查了一次她的骨盆，宫颈仍然只开了两厘米。这说明产程停止了，如果曾经确实开始过的话。
医生给了她两个选择。第一，打催产素刺激分娩。第二，回家休息，等待真正的活跃分娩阶段到来。洛克不想使用药物催产。于是，午夜时分，她和丈夫回到家中。
她刚回到家没多久，就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个错误。疼痛的感觉实在太强烈了。克里斯一倒在床上就沉沉睡去，她一个人根本没办法承受这种疼痛。不过，立刻返回医院会显得自己很愚蠢，只得又强忍了两个半小时，然后叫克里斯开车把她送回去。凌晨2点40分，护士重新检查、接收她入院。产科医生又给她做了检查，宫颈已经开了将近四厘米，活跃分娩阶段到了。
然而这时，洛克开始产生虚脱的感觉。频繁宫缩已经持续了22个小时，带来了异常的疼痛，她一直没合眼，已经筋疲力尽。为了缓解疼痛，她先尝试了一种叫做纳布啡的止痛药，但是不管用，她再也受不了了，要求硬膜外麻醉。一位麻醉师走进来，让她侧躺在床上，背对着他。她感觉到麻醉师把潮湿、冰冷的消毒碘酒重重地涂在她的脊柱上，然后有针头压在皮肤上，接着是一阵刺痛，一直贯穿到她的腿部，硬膜外导管放进去了。医生往导管里注入一剂局部麻醉剂，宫缩的疼痛逐渐消失，只剩下麻痹感。她的血压下降了，这是硬膜外麻醉的副作用之一。产科小组赶紧为她静脉输液、注射麻黄碱，以提升她和胎儿的血压。15分钟后，她的血压才稳定下来。监测器显示胎儿的心率始终正常，每分钟约150次。小组成员各自忙各自的去了，大约凌晨四点钟，洛克睡着了。
早上6点钟，医生回来检查，发现她的宫颈还是只开了四厘米，洛克非常沮丧。她原本不打算使用任何药物干预分娩的决心终于瓦解了，催产素开始滴注到她的体内。宫缩剧烈起来，早上7点半，宫颈开了六厘米。终于有了进展，洛克兴奋无比。她又休息了一会儿，感觉有了力气。她已经准备好，几小时之后就能开始真正的分娩了。
亚历山德拉·佩西医生负责接下来一天的接生工作，她在查看护士站后面的那块白板，上面按小时记录着所有产房里的产妇的进展。每天早晨的情况都差不多：一间产房的产妇可能正在分娩，另一间产房的产妇正在用药物催产，还有一个产妇可能在待产，宫颈只是张开了一部分，胎头位置还比较高。白板上，洛克那一栏写着：g2p041.2wkspit+6/100/-2，意思是洛克已经怀孕2次，生育次数为0（她有过一次流产史），孕期41周零2天，已经注射过催产素，宫颈开6厘米，薄化程度100%，胎头位置-2，也就是胎儿头部距离阴道口大约还有7厘米。
佩西来到洛克的房间，跟洛克介绍说自己是今天的主治医生。佩西今年42岁，已经接生过2000多名新生儿，给人既干练可靠又亲切和善的印象，让人觉得很舒服。她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没到医院，而是找助产士帮忙的。洛克认为她俩能够互相理解。
佩西等了三个小时，观察洛克的产程进展。上午10点半，佩西再次检查洛克的情况，不禁皱起了眉头。宫颈一点也没有变化，还是只开了六厘米。胎儿的位置也没有继续下降。在进一步的检查中，佩西发现胎儿面朝侧方。它被卡住了。
有的时候，加强宫缩的力量能够将胎儿的头部扭转到正确的方向，并将其推出。因此，佩西戴上手套，用手指刺破了洛克的羊膜囊，羊水喷涌而出，宫缩的力度和速度都立刻加强了。然而胎儿还是没有挪动位置。更糟糕的是，通过监测器可以看到，每次宫缩，胎儿的心跳就会开始减慢——120…100…80…继续变慢，几乎要过一分钟才能恢复正常。心率像这样急剧下降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时候不一定能说得清楚。打医疗过失官司的时候，律师们喜欢说这是胎儿“救命的呼唤”。在有些情况下是这样的。心电图不正常可能表明胎儿的氧气或血液供应不足——脐带可能缠住了它的颈部，或者胎儿整个受到了挤压。但是通常情况下，即使心率出现持续性下降，而一次宫缩之后能恢复正常，表明胎儿的状况仍然很好。只要胎儿的头部遇到强力的挤压，心率就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