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认为，当医生最大的难关是学习技能。刚开始你信心满满，以为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结果随之而来的失败马上会把你击倒。不过慢慢地，我发现其实学习并不是最困难的部分，就连高强度的工作也算不上是最可怕的，尽管有时候疲倦会把你逼近崩溃的边缘。其实，医生最难的地方在于了解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里，哪些东西是自己无力控制的。
托马斯先生是我的一个患者。一年秋天，他来到我的门诊看病。他患的是库欣综合症，这是一种跟激素有关的疾病，患者的肾上腺扩张，开始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患了这种病，就像是不断通过静脉注射过量的类固醇一样，而这种类固醇非但不能强健肌肉，反而会令肌肉无力。
托马斯72岁了，之前他一直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曾在纽约一所中学任教，退休后和妻子一起在鳕鱼岬享受生活。他有高血压，右侧髋关节有时会犯关节炎，需要服药控制血压和关节炎，除此之外，他的身体算是相当健康的了。然而，去年冬天他拍摄x光片时，发现有问题，于是又去做ct扫描，结果显示他的左肾长了一个六七厘米大小的肿瘤，是癌症。ct图像上，他的肾上腺略微有些膨胀，不过程度较轻，而且在当时，相比之下，癌症是更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托马斯做了一次切除肾脏的手术，手术后，癌细胞看起来被及时控制住了，很快他就出院了。
可是过了几个月，托马斯的面部、腿部和双臂开始明显肿大，整个人看上去圆滚滚的，甚至有些膨胀。只要稍稍碰触，身上就会出现淤伤，此外，他还莫名其妙地感染上肺炎——这种真菌性肺炎通常只出现在化疗者或艾滋病患者身上，反复发作，不见好转。医生们对他的情况都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给他做了各种检查，最终发现他的皮质醇水平高得惊人，是库欣综合症。再次的ct扫描显示，他的肾上腺已经扩张到常人的四倍，正在疯狂地分泌皮质醇。医生们又进一步检查，想要找出致使肾上腺膨胀的原因（比如说，脑垂体障碍是常见的原因之一），可是一无所获。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非常容易疲劳，挪动一下都要费好大力气。那年夏天，他开始爬不上楼梯；到了9月，连坐着的时候站起身来都得挣扎半天。他的内分泌科医生尝试用药物来平衡激素，但是没有效果。到了11月，他已经站都站不起来了，行动只能全靠轮椅。尽管一直在做抗菌治疗，但他的肺炎还是不断复发。激素从他的肾上腺不受控制地涌出来，正在一步步摧毁他的肌肉和免疫系统。
感恩节前夕，他被送到了我这里会诊。在点着白色荧光灯的陌生检查室里，他的妻子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慌表情，而他本人却表现得相当镇静，即使坐在轮椅上，他也显得颇有威严。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有加勒比黑人血统，说起话来清晰干脆，十足一副当惯老师的派头。
我也直接切入正题。我告诉他，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把两个肾上腺都切掉。我解释说，腺体在肾脏的上部，就像两个黄色肉质的三角形小帽子，右侧的腺体隐藏在肝脏下方，而左侧的在胃部后侧。把两个腺体都切除是很极端的办法，虽然可以解决原本激素分泌过多的问题，可是切除后会矫枉过正，造成分泌激素过少，从而导致低血压、抑郁，疲劳感也更严重，而且一旦遭遇感染或外伤，自身无法产生应激性反应，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服用激素药物能够减轻上述影响，但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而且这是个大手术，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如失血过多、器官衰退等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考虑到他目前的健康状况这么差，之前又经历过切除恶性肿瘤的手术，风险肯定更大。不过，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的身体绝对会逐渐衰弱下去，最多只能活几个月。
托马斯不想死。但他也坦承自己更害怕手术，害怕手术给他带来的伤害。他不想承受痛苦的折磨，不想离开家。我告诉他必须战胜恐惧心理。我问他，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说他想要过正常的生活，希望能够和妻子相依相伴，再度漫步在家附近的海滩上。我说，为了这些希望，他应该做手术。毫无疑问，手术是有很高的风险，恢复也会很困难，而且手术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那是他唯一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他所希望的生活将会成为可能。他同意做手术了。
从技术上来说，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肾上腺切除之后，他的皮质醇水平急剧下降，而且通过药物可以将之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死神已经远去。不过，直到现在我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手术已经过去了七个月，他还是没能回家。他昏迷了三个星期，肺炎反复发作，我们不得不给他实施气管切开术，并且插入一根进食管；后来，他的腹腔被感染，必须插入多个排泄管；医院里流传的两种不同细菌又使他患上了脓血症。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整整四个月，本来肌肉就很衰弱无力，如今身体这么虚弱，行动更加困难了。
目前，托马斯处于长期治疗中。最近有一次，他躺在担架上，被送来我的办公室。复健医生告诉我，他的力气正在一步步恢复。可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他连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都很费劲。我捂住了他的气管切口，这样他才能够说话。他问我，他什么时候能够再站起来，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告诉他，我也说不好。他开始哭泣。
今天，我们能够运用现代医学的先进科学和技术。虽然学习运用这些技能已经很让人头痛的了，然而，其实理解它们的局限性才是最为困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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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妻子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堂兄为了他12岁的女儿卡莉打电话给我。一年多以前，卡莉开始时不时地感觉透不过气。胸部x光片显示她的胸腔里有一个团块。那是个淋巴瘤，跟彼得·富兰克林在医学院上学期间所患的肿瘤相似。按照卡莉当时的病情阶段，能够治愈的机会超过80%。她做了六个月的化疗，头发都掉光了，嘴巴长满水泡，身体也变得很虚弱，时常恶心作呕，但癌细胞总算消失不见了。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肿瘤再次出现，大小跟之前一样。关于淋巴瘤在化疗后再次出现的情况，书本上也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只是说：“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很差。”不过，卡莉的肿瘤科医生还是拿出了几套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卡莉和她的家人决定尝试一种新的化疗。可是刚做完一个疗程，她的白血球总数就急剧减少，住在医院里好几周才恢复过来。医生跟她和家人一起商量了接下来的治疗措施。他们共同决定还是尽力推进治疗，于是换了另一种化疗方式。结果，白血球总数再次急剧下降，而肿瘤却一点也没缩小。
跟我通电话的是卡莉的父亲罗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已经尝试过三种化疗方法，可癌细胞还在生长。为了抽出肿瘤造成的胸腔积液，医生在卡莉的胸腔里插入1厘米粗的软管。她又忍不住呕吐了，连进食都很困难。她浑身无力，一天天消瘦下来。胸管、肿瘤、扎针和换绷带，卡莉几乎每小时都要经历一次疼痛。还有一些可以选择的治疗办法——其他的化疗方式、实验性治疗，甚至还可能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但是罗宾想知道，自己的女儿究竟还有多少机会。他们应该再让她接受更多的治疗（同时也意味着更多折磨），还是把她带回家等死？
医生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许多人认为两者之间的界限简单明了，就好像病床上画着一条笔直的分界线一样。批评家们总是对我们表示出不满，说医生们把国民医疗费用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挽救只剩下六个月生命的病人身上，这是不合理的。也许我们确实可以把这部分徒劳无益的花费节省下来——只要我们知道病人什么时候只剩下最后六个月的生命。
既然病人不一定会死，我们医生当然会奋战到底。通过一位朋友，我结识了小沃森·鲍威斯，他是全国有名的产科教授，现在已经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退休。交谈的时候，我问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我以为他会提到实验室里的新发现或产科方面的新技术——他做过关于给胎儿传输氧气方法的基础性研究，而且是美国首批发现如何给胎儿输血的人之一，但他告诉我，让他最感骄傲的是1975年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进行的一次实验，那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产科医生。当时的医学界普遍认为，早产两个月及两个月以上的婴儿几乎没有存活机会。因此，医生不会为他们采取什么救治措施。然而，他决定治疗这些婴儿，不管他们浑身多么青紫，体质多么虚弱，个头多么瘦小。他找了几位医生，组成一个小组。他们并没有采用什么新技术，而是完全按照普通足月婴儿一样的处理方式。如果遇到婴儿难产，就做剖腹产手术，而在此之前，医生不会为了挽救一个没有生存希望的婴儿而给母亲做手术。不管婴儿看上去多么软弱无力、奄奄一息，都进行静脉输液，给他们戴呼吸机。医生们发现，这些早产婴儿出生时虽然只有一两公斤重，但绝大部分都可以存活下来，正常、健康地成长——只要医生们为他们奋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