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不确定病人能不能完全康复，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军队外科医生一直在学习如何救治受伤的士兵，有的人身体遭受100%的烧伤，有的头部受到严重、永久性的伤害，有的腹部受伤并且四肢中的三肢都被炸飞，这些人都得到了治疗。在之前的战争中，这样的伤势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虽然失去双臂、仅凭一条腿是没有可能再过上正常的生活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医生不要放弃。尽管伤员们的伤势空前严重，我们仍旧希望医生们以幸存者的康复为奋斗目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争取，并且找到解决办法。
即便是最普通的病情，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我10岁的女儿哈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患有严重的牛皮癣。这个病不会危及生命，不过她的全身因此留下粗糙的红色疥疮和鳞片状的斑块，膝盖上、背上、头皮上和脸上都有。皮肤科医生给她使用了强效的类固醇软膏和药物，病情稍微控制住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不听话的斑块不时冒出来。医生说，他已经尽了全力，能用的办法都用了。现在我们只能尝试控制病情，希望哈蒂长大后能够靠自身的免疫系统摆脱这种疾病。于是，很长一个阶段我们对她的病都无可奈何。但她讨厌这样，她尤其憎恨脸上出现的皮疹，于是不断地央求她的妈妈和我说：“求求你们，带我去看另一个医生吧。”我们最终答应了。第二个皮肤科医生说她有个办法可以试试看。她给哈蒂服用一种普通的抗生素：阿莫西林。她说，这个药对成人没用，但有时候对孩子特别有效。两个星期后，斑块都消失了。
这样看起来，医生最简单最明智的行事法则应该就是：不轻言放弃，找出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个法则也很合我的心意。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多的机会，能让我们避免最糟糕的错误：放弃那些本来可以救治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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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他上了年纪的祖母因为背痛服用布洛芬，结果导致胃出血，休克过去。医院给她实施了多次输血才能弥补巨大的失血量。一袋装血浆被放在压力袋中，以最快的速度泵入她脆弱的血管里。医生为她实施了紧急的内窥镜检查和血管造影，经过很多个小时的不断努力，终于找到出血的动脉，并帮她止住出血。但止血后她的情况一直不太好，戴着呼吸机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始终不省人事。肺部和心脏也停止了工作，最后医生只得为她做气管切开术，插入进食管和导尿管，一只手臂上插入动脉输液管，颈部插入中央静脉输液管。一个多月过去了，情况不见一点好转。继续那样残酷的治疗，她的家人都感到于心不忍，就算老人能活下来，今后的生存质量恐怕也很难保证。最后，全家人找到医生，说他们已经决定，是时候撤除维持老人生命的一切措施了。
但医生们拒绝这样做。他们说，让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他们满含关切，渴望得到我们的同意，同时态度又相当坚决，”我的朋友这么说，“他们不想听到停下来的话。”所以家人们同意按照医生们的想法继续治疗。大约过了10天左右，我朋友的祖母开始戏剧性地好转起来。很快医疗组就拔除了她身上的各种插管，气管切开的位置也愈合了，她度过了危险期。又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恢复，她总算是苏醒过来，之后又享受了几年的快乐生活。我的朋友说：“她曾经告诉过我很多次，能够活着是件多么开心的事。”
这么说，也许我们应该永不停止，一直努力下去？面临不确定的状况，怎么做才更加有益？我们不久就会发现，奋战到底的法则既不可行，也不人道。每一个医生，不管是外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或是皮肤科医生，都会遇到无法治疗、甚至无法作出诊断的病人，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我本人就有几个病人，他们诉说自己的腹部有这样或那样的持续而剧烈的疼痛。我竭尽所能，尝试了一切办法想要查找出疼痛的原因。ct扫描、核磁共振都做过了，还把他们送到肠胃病专家那里，用内窥镜检查他们的结肠和胃部。我排除了胰腺炎、胃炎、溃疡、乳糖不耐受，以及较少为人所知的乳糜泻的可能性，但我仍找不到病因，他们的腹痛始终存在。就帮忙把我的胆囊给摘除吧，一个病人这样恳求我，甚至连她的内科医生也这么跟我说。那个病人疼痛的位置就在胆囊，可所有检查都表明她的胆囊没有任何异常。有极小的可能性胆囊就是疼痛的来源，可你会只是为了碰碰运气而切除她的胆囊吗？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解决不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一味执著下去，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有些时候，你根本什么也做不了。
有一天，我正走在走廊里，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珍妮满面怒气地拦住我。她说：“你们这些医生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从来不知道适可而止吗？”那天，她一直在照料一个肺癌病人。他的一侧肺部已经被摘除，五个月以来，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是在重症监护室以外的病房里度过的。刚做完手术，他的另一侧肺部就出现了肺炎，不做气管切开、不戴呼吸机根本无法呼吸；他还要大剂量地注射镇静剂，否则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外科医生动手术帮他放置了一根胃管，他只能通过这个吸收营养；他的肾脏感染了败血症，治疗小组不断地给他做透析。事实早已显而易见，这个病人是不可能活着出院了。但是不管医生也好，病人的妻子也好，好像都很愿意与现实对抗，因为他们认为病人得的不是绝症（他的癌细胞已经通过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而且他还只有50来岁。所以尽管他躺在病床上，一点好转的希望也看不到，医生们却不断想方设法地让他留着一口气。当然，珍妮见到的像这样的病人还不止这一个。
我们交谈的时候，珍妮也提起，她觉得有些医生的确是过早地放弃努力了。然后我问她，最优秀的医生应该怎么做。她思考了片刻，然后回答说：“优秀的医生会清楚一个关键性问题——医生不是治疗的主体，一切应该以病人的需要为重。”她说，优秀的医生也不一定总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有时候他们也会执著过头或者不够执著。但至少他们会经常停下来自省，会重新思考自己选取的道路。他们愿意从同事那里寻求不同角度的意见，绝不会刚愎自用。
这番见解十分睿智，但是却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容易理解和把握。当病人来找你，希望你能运用专业所长提供帮助，但你却失败了，接下来你还能怎么做？只有靠你的性格来决定了——有时候你摆脱不了的只不过是自尊心而已。也许你会否认自己的治疗方案失败，否认自己其实已经无计可施；也许你火冒三丈，可能还把责任推到病人身上——“她没遵照我的医嘱！”甚至于害怕再次看到那个病人。这些反应我都有过，但从来都于事无补。
总之，我们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没有哪个指南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面临无法确定的情况，我们常常过于执著，不愿意放弃。但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情况只是你的自负和一意孤行在作祟，哪些情况继续执著只会造成伤害。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的确是要“奋战到底”。但奋战不意味着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我们并非总是清楚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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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的医生也说不清楚，一旦前面几轮化疗失败，她康复的希望会变得多么渺茫。谁知道一种试验性药品或是另一种化疗能起什么作用？成功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但她的医生也跟卡莉和她的父母申明，如果他们希望停止治疗也没关系。
她的父亲罗宾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想要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跟他交谈的时候，发觉自己除了重复医生们给出的选择之外，别无他法。他当然希望女儿能够活下来，但也不想让她遭受不必要的折磨。如果接下去的治疗方案能救活100名患病儿童中的2个，而其余98名儿童最终都痛苦地死去，对卡莉来说，这个方法还值得尝试吗？我也不知道。卡莉和父母必须自己去理清这些头绪。
我们谈话后不久，卡莉的母亲雪莉给亲友们发了一封邮件，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必须从精神上根除笼罩我们的、令人对未来失去信心的一切担忧和恐惧。”两天后，2006年4月7日，卡莉被父母接回了家。4月17日，雪莉又发来一封邮件：“复活节次日凌晨一点刚过，卡莉在家中平静地离开人世。我们都还好。我们的家里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平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