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卡基发现了三个到这家来玩的小孩。他检查了他们的手，都还没有服用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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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了那辆四轮驱动车一阵子，终于到达了距离斯里格热村几公里远的初级卫生中心。这是一幢土褐色的混凝土建筑，未经粉刷，有三间房。中心的卫生官员在门口迎接我们。他大约40来岁，穿着熨烫过的宽松西裤和一件带纽扣的短袖衬衫，是当地唯一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看样子他非常期盼我们的到来。他给我们倒了茶，正准备闲聊几句，可是潘卡基直入正题，还没等落座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能给我看看你的基层计划吗？”他指的是由每个地方官员制定的以街区为单位的接种计划，这些计划对整个行动的统筹很关键。
这位卫生官员的计划写在一叠破破烂烂的纸上，里面有用记号笔画的地图，还有铅笔画的表格。第一页写着他已经招募了22支两人小分队，每队要负责34144人的接种工作。潘卡基：“你怎么知道你对人口的估计是准确的？”官员回答他已经到每家每户都调查过了。潘卡基又看着地图，在这个地区，各个村庄之间的距离都超过16公里。“你怎么给工作地点很远的接种人员派送疫苗？”官员说，用汽车。“那你们有多少辆车？”两辆。“是什么车？”一辆是救护车，还有一辆是租来的。“那检查员要怎么去实地考查？”官员迟疑了一下，把计划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开始沉默。他不知道答案。
潘卡基继续提问：“22个小分队每天需要大概100个冰袋，也就是说三天一共需要300个，为什么你的预算里只有150个？”官员解释说，他们每天连夜把冰袋冷冻起来，为第二天做准备，可还是不够。“在哪儿冷冻？”他指给潘卡基看那只大冰箱。潘卡基打开冰箱，把温度计拔出来，上面显示的温度高于冰点。官员解释说，那是因为没电了。“出现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对策？”他说他有一部发电机。但是当潘卡基要求他带我们看看那部发电机时，他不得不承认那东西并不管用。
从外表看，潘卡基并不属于威严的那一型。一头蓬乱、有点孩子气的浓密黑发，差不多是中分，有时候还不听话地竖起来；他把手机的来电铃声设置成詹姆斯·邦德“007”的主题曲；坐车的时候，他一见到猴子就指给我看；他爱讲笑话，喜欢脑袋往后仰着大笑。然而，实地考察的时候，他的举止变得严肃庄重，话也少了很多。他不会指出别人的回答正确与否，他让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我都有股冲动想要告诉那位医学官员，他做得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潘卡基好像打定主意不打算说点什么来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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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古帕有两例疑似病例出现，我们在一位本地医生的陪同下，在周边四处走走。这是个人口密集、比较城市化的镇子，镇上的房屋都是混凝土建造的，一幢挨着一幢，没有窗子，都是单坡屋顶，上面覆盖着锈迹斑斑的波纹状金属。大约有4.3万人居住在这里。水牛、摩托车、“咩咩”叫的山羊，还有卖水果的小贩占满了狭窄的街道，我们只得在当中挤来挤去。我注意到这里有电，电线从稀疏耸立着的电线杆上低垂下来，有些房子里传出电视的声音。
我们发现，两例疑似病例同在一个小的穆斯林聚居地范围里，几个月前这个地方才刚刚冒出来。经过一家一家地询问，潘卡基了解到这里的孩子几乎都没接种过常规疫苗。有些家庭好像觉得我们形迹可疑，回答我们的提问时极为敷衍，一个字也不肯多说，或者干脆不理我们。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接种人员漏掉的孩子。潘卡基担心还有其他孩子被藏了起来。就在前一年，穆斯林人当中流行着一种谣传，说印度政府在给他们穆斯林男孩接种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疫苗，服用后会丧失生育能力。后来政府通过实施一项教育计划，以及让穆斯林人更多地参与到免疫行动中来，谣言这才平复下来。不过怀有戒心的绝对还大有人在。
之后，我们随一名本地医生和一支小分队走到一个名叫巴克昆迪的村子。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女主人身材娇小，容貌秀丽，脚趾上还带着指环，一个婴儿松松地捆在她的髋部。另一个约莫三岁的男孩站在旁边，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一小群人。两个孩子都没有接种，所以潘卡基问她：“是否可以允许我们给他们服用疫苗？”她毫不犹豫地说：“不行。”神色既不愤怒也不害怕。潘卡基问她知不知道附近已经出现了脊髓灰质炎的病例。她说知道。但她仍然不想让孩子服用疫苗。为什么？她不肯说。潘卡基说好吧，对占用她的时间表示抱歉，然后继续走向下一户。
“就这样放弃了？”我问。
“对。”他说。
那个本地医生落在后面，我们回头的时候，看到他正冲着那位母亲大喊：“你是个蠢货吗？你的孩子会变成瘫子！他们会死的！”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潘卡基发火。他走回去跟那个医生面对面。他问：“你干吗要大喊大叫？以前她至少还肯听我们说话，但现在怎么样？她一个字也不会再听了。”
医生受到如此直接的指责，面子上十分难堪，于是反唇相讥：“她大字也不识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小孩儿好！”
“那又怎么样？”潘卡基回答，“你大声嚷嚷也没用。要是在村民中间传开我们强迫他们服用疫苗，那就更遭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几个人拒绝服用，这就够好的了。他后来这样跟我说，一个恶意的流言就可能会破坏整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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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地医生，到村民，再到走家串户的工作人员，人们经常提出同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搞这次行动？”大家需要干净的水，因为痢疾每年会夺去50万印度儿童的生命；需要更充足的食物，因为这个国家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有半数都营养不良；需要有效的感染防控体制，这样就既能防止脊髓灰质炎，也能防止其他疾病流传；需要灌溉设备，这样出现个把旱季也不会让农户颗粒无收。人们需要的东西很多，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搞这样的计划？周围地区时不时暴发疟疾、肺结核，还有霍乱，可是几年来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过来看一看。现在不过就是冒出一例脊髓灰质炎而已，就如此大动干戈，弄得好像连步兵团都要开进来了似的。究竟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现成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兼顾，可以一边扫除脊髓灰质炎，一边在其他方面投入更多努力。可是在现实中，二者是需要权衡的。举例来说，整整一周时间，卡纳塔克邦北部的医生们只能关闭初级卫生所，全力投入到脊髓灰质炎的防疫工作。
潘卡基给出的理由似乎更具说服力一些：消除脊髓灰质炎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在一个村子里，我看到一位村民质问为什么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不为他们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潘卡基回答，他们能力所及的只有这么多。他接着又说：“再说，就算你吃不饱饭，通过我们的防疫行动让你不变成瘫痪也绝对没什么坏处吧。”
不论你决心要解决哪一桩人类面临的难题，失明、癌症，乃至肾结石，几乎都可以套用这个说法。（“就算你吃不饱饭，不肾疼也绝对没什么坏处吧。”）此外，还有资金的问题。至此，这项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耗资30亿美元，平均每个病例600多美元。相比之下，印度政府2003年国民医疗健康总预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四美元。一位官员告诉我，就算这项计划真的能够成功，要想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可能还要花费两亿美元。而这笔钱要是能够投资在建设符合规范的污水处理系统，抑或是改善基础医疗服务等方面，将来绝对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况且，谁也不敢打包票说，消除脊髓灰质炎一定能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目标期限从2000年推后到2002年，后来又延迟到2005年，现在正准备再次推迟。最近这些年，疫情虽然没有大规模暴发，每年只有几百例，但一直此起彼伏，为了追击它们已经消耗了越来越多的经费，人们难免滋生出一些厌烦情绪。每年印度出生的儿童大约有2400万，这些儿童就是新的潜在受害群体，相当于委内瑞拉的全国总人口。为了跟上形势变化，每年都必须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为所有五岁以下的儿童免疫接种。而事实是，我们无法对这些花费进行任何成本收益的计算，谁也不能保证目前的这些钱都被花在了刀刃上。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负面因素，该计划迄今为止已经预防了大约500万例脊髓灰质炎，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成就。虽然将这种疾病从世界上彻底扫除是一个宏伟、甚至也许有些不现实的志愿，不过仍不失为一个可行的任务，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能够做的、对人类未来有益的事情之一。对那些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来说，天花的灭绝是永远的福祉，消灭脊髓灰质炎应该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吧。
但是，彻底消除意味着我们必须真正地找到并制服最后一例骨髓灰质炎。否则，几十万志愿者的辛勤耕耘、还有数十亿的金钱都将化为泡影，甚至更糟。倘若这次行动失败，整个灭除计划的理念就会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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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理想的背后是劳心劳力、单调乏味，而且充满变数的工作。认真谨慎地关注细节，再加上伟大的抱负，就能有所斩获。我们的行动有理有据，在一些条件比印度还要恶劣很多的国家里，比如孟加拉国、越南、卢旺达和津巴布韦，脊髓灰质炎都被灭绝了。安哥拉在内战期间消除了脊髓灰质炎；2002年，阿富汗尚处在战乱期间，坎大哈暴发脊髓灰质炎，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扫荡”行动成功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2006年，该病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兴风作浪，并时不时越过边境到邻国捣乱，于是又一次的“扫荡”行动在那里展开。
潘卡基告诉我，在印度，这样的“扫荡”行动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人们骑着骆驼扫荡；在加尔克汉德邦丛林里的部落区，大家开着吉普车扫荡；在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的洪泛区，工作人员乘坐汽艇扫荡；医务人员甚至还曾经坐着海军巡洋舰到孟加拉湾的偏远岛屿上扫荡。而这次，我们自己在三天内行进了大约1600公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城镇。
潘卡基几乎一直在使用手机。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一旦有冰袋不够用的危险，邦官员可以从制冰厂安排运送给各小分队，万一某个地区的地方官员严重低估了需要接种的人数，还可以将“扫荡”延期一天。在巴尔昆迪村外6.5公里处，我们就突然见到一片流动工人居住的临时棚屋，这块区域在所有地图上都没有标注。我们为那些孩子检查的时候，却发现每个人的指甲上都有接种的墨水印。在其特拉杜尔加县，我们看到矿井都损毁了，不过邦官员早已安排好，让煤矿公司协助接种人员进入矿工居住区。经过一番搜寻，我们在各处发现几个孩子，他们也都服用过疫苗。
“扫荡”结束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在13个地区配发了超过500万支新鲜的疫苗；电视、广播和地方报纸也都不断地宣传这项公众服务行动；印度扶轮会印制并派发了2.5万条横幅，6000张海报，还有超过65万份传单。420万目标儿童中，有400万成功接种。“扫荡”行动成功！
2005年，印度只出现了66例新发脊髓灰质炎。潘卡基和他的同事们相信，他们正在接近最终目标：在印度灭除这种疾病。而要是印度能成功，整个世界也许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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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潘卡基和他的同事们肩负的任务依旧很沉重。潘卡基说，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他曾经亲眼见过一千多个脊髓灰质炎患儿。开车经过村庄和城镇的时候，他只需看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个是脊髓灰质炎患者。于是，我开始意识到，他们无处不在：那个乞丐，瘦弱的双腿盘在身下，靠一辆木头手推车往前滚动；那个男人拖着腿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好像拖着一截木棒；还有那个行人，一条萎缩的胳膊紧紧蜷曲在身侧。
“扫荡”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乌帕尔哈拉，这是卡纳塔克疫情最先暴发的地方。首个病例的患儿现在14个月大了，上半身很健康，几乎算得上是强壮，进行治疗之后的几天，他的呼吸就恢复正常了。不过当他的妈妈把他放到床上俯卧的时候，就能看出他的腿是萎缩的。护士教给这位妈妈一些练习操，让她给孩子做，因此他的左腿已经恢复了足够的力气，可以爬行，可右腿还是软绵绵地拖在身后。
村子里的污水池是露天的，路上净是满身污泥的猪和脑袋压在蹄子上、像猫一样蜷着身体打盹的奶牛，我们绕过这些前行，找到在那个男孩之后染病的邻居女孩。她18个月大，大大的脸盘显得闷闷不乐，牙齿雪白雪白，头发又短又硬，耳朵上带着小小的金耳环，穿着件黄棕相间的格子花纹衣裳。她在妈妈的胳膊中扭动着身体，只是双腿垂荡在衣服外面。在阳光下，她的妈妈表情呆滞地站在我们面前，抱着她小儿麻痹的孩子。潘卡基轻轻地问她，孩子是否服用过疫苗——因为也许她拿到了疫苗，但并没有给孩子服用。那位母亲说，在女儿生病前的几周，一位医疗工作者曾来过这里发放疫苗。但她听见其他村民说有孩子服用这个东西以后发烧了，所以她拒绝给孩子服用。现在，她的神情里满是深切的悲伤。她盯着地面说，她不明白。
随后，潘卡基继续往前，一家一家地检查接种人员的工作。全部检查完以后，我们离开了。往村外延伸的道路是条红色的土路，牛车在上面留下了一条条车辙，我们的车子就顺着这些车辙“嘎吱嘎吱”地前进。
“如果脊髓灰质炎最终消灭了，你会做什么？”我问潘卡基。
“嗯，麻疹还没消灭呢。”
印度的基本行政单位，类似于中国的省。——编者注
钩虫是一种肠道寄生虫，靠吸食人体内的血液为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