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二，美国国防部都会在网上更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伤亡情况。根据2006年12月8日公布的数据，在战斗中受伤的美军总数是26586人。其中，2662人死亡；10839人重伤，虽然得以保全性命，但无法继续服役；13085人轻伤，在72小时内返回战场。这些数字充分表明，眼下军队医疗人员要承担的救死扶伤的责任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繁重的，其压力也是最大的。
2005年9月，美国在伊拉克的战死人数达到了2000人的分界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战死人数是衡量战争规模和危险性的一个标准，这就好比可以通过凶杀案犯案率评估一个社区暴力犯罪的规模和危险性一样，只不过两者都不能算是充分的指标。
很少有人认识到，决定士兵生死的不光是敌人的武器是否先进，医疗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举例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凶杀案死亡率已经降低到接近于零的程度。然而恶性伤人案件，特别是持枪伤人案在这期间上升到原来的三倍还多。死亡人数减少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医院提供了更好的外伤治疗——或许被枪射中的人比从前增多了，不过医生能够救活的人也更多。枪械伤人案的死亡率从1964年的16%降到了现在的5%。
战场上也经历着相似的变化。虽然武器的火力增强了，不过致命性却降低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军人面对的是敌人的刺刀和单发步枪，伤兵的死亡率是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军用手榴弹、炸弹、炮弹和机关枪攻击我们，伤兵的死亡率反而只有30%。而到了朝鲜战争，武器的杀伤力肯定更大，伤兵死亡率却降到了25%。
不过，朝鲜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越南战争中伤亡人数为153303人，其中47424人死亡，到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伤亡467人，其中147人死亡，伤员的死亡率始终保持在24%。拯救伤者的技术似乎还赶不上制造伤者的技术。
军队迫切希望找到更有效的降低死亡率的方法。集中精力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应该就是最具前景的途径了。20世纪的进步就是这样得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了新的麻醉剂和血管外科手术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究出了更好的烧伤治疗办法、输血方法和盘尼西林；朝鲜战争期间，抗生素得以大规模应用。美国政府为各种各样的新研究投入了数亿美元，研究范围包括血浆代用品和冻干血浆（没有新鲜血液时可用来输血）、外伤伤口的基因治疗法、中止肺损伤的药物疗法以及监测传输战场上士兵生命指征的微型设备。
不过，这些研究几乎都尚未成功，也没有在当下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可是伤员的死亡率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历史性的下降。虽然在现在的一些战争中，受伤士兵的人数比过去的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和美西战争加起来还要多，比越南战争前四年的参战人数还要多，可死亡人数却实质性地减少了。受伤美国士兵的死亡率仅有10%。
军队医疗团队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这很值得思考。海湾战争以来，并没有重要的新技术或疗法诞生。此外，医疗人才的供给也相当不足。2005年，这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美国军队中只有大约120名现役、200名后备役的普外科医生。能够派遣到战场上的最多只有30~50名普外科医生以及10~15名整形外科医生，他们要负责支援在伊拉克作战的13000~15000名美国士兵。而且，这些医生和他们的医疗小组自身也可能命丧战场。
2004年秋天，我受邀参加“战时巡诊”，来到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这才对战争伤亡的规模有了一些认识。每周四，那里的外科医生都要跟巴格达的战地医生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华盛顿收到的美军伤亡报告。我到的那天，大家讨论的病例包括：一例枪伤、一例反坦克地雷炸伤、一例手榴弹炸伤、三例火箭推进榴弹炸伤、四例迫击炮炸伤、八例简易爆炸装置炸伤，以及七例无明显原因受伤。受伤的士兵全都不超过25岁。其中伤势最轻的士兵19岁，一颗地雷完全爆炸，炸穿他的面部和颈部。一个士兵失去了部分手臂，还有一个被大规模爆炸炸掉了整条右腿和膝盖以下的左腿，骨盆处还有一个开放性伤口。一个受到枪击的士兵伤在左肾和结肠，另一个伤在腋下，需要实施腋下动静脉再造手术。还有一个脾脏破损、头皮撕裂和彻底舌撕裂。这全都是十分严重可怕的伤势，然而，他们的性命都被救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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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新的技术，那似乎跟军队医生们的专业技能也没什么关系。42岁的乔治·皮珀斯是一位外科肿瘤专家，我在医院做外科实习生的时候，他是总住院医生。2001年10月，他率领他的外科小组进驻阿富汗，服役一段时间之后返回，随即又于2003年3月被派往伊拉克，跟随地面部队从科威特穿越沙漠进入巴格达。
他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波士顿布莱汉姆女子医院外科住院部实习，后来又到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做癌症外科研究员。当他最终完成职业训练以后，需要在军队服役18年。我本人和认识他的任何人都不曾听到他对此义务有过怨言。
1998年，他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他很快成为那里的外科肿瘤主治医生。皮珀斯以三件事闻名：镇定、聪明（在学习结束前，他就已经发表了17篇论文，都是关于乳腺癌疫苗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在医生实习期间和妻子养育了五个孩子。外伤手术并不是他的特长，在被调配到战场之前，他从未见过枪伤，甚至从未见过任何跟伊拉克战场上相似的外伤。在沃尔特·里德中心，他的工作也是以乳腺手术为主。然而，在伊拉克，他和他的医疗小组却成功地拯救了那么多伤者，把死亡率降到了历史新低。
“怎么可能做到的？”我问他，也问他的同事，每次见到曾在战地医疗小组工作过的人我都会这么问。根据他们的描述，我发现，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做一些事情：从实践中总结方法，研究如何将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而我们这些民用医疗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怎么样，顶多称得上时好时坏。这些医生跟我谈到的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几乎算是平庸的改进方法，却在战场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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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其中一项改进方法跟防弹衣有关。防弹衣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不是什么新发明。80年代初，城镇警察机关开始配备防弹衣，美国军队则是在海湾战争期间。一件约7.26公斤重的防弹衣可以保护一个人的身体核心部位，如心脏、肺和腹部器官免受爆炸和刺伤。但是战地医生们发现，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医疗机构时身上都没有防弹衣。他们根本没穿！因此，上级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士兵始终穿着防弹衣，无论他们怎么抱怨防弹衣很热、很重或是很不舒服。当士兵们开始养成穿防弹衣的习惯，战场上的死亡率立刻就降了下来。
与之类似，通过更加细致地研究运作系统，这些医生们还得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军方伯顿研究所的外科医生罗纳德·贝拉米上校对越南战争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利用直升机撤离可以节约运输伤兵到医院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过程平均费时超过11个小时，而使用直升机可以将时间减少到一小时以内。如果伤兵能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死亡率会降到3%，然而越南战争中，士兵的总体死亡率为24%，这是因为一小时以内把伤兵运送到手术地点还是不够快。民用医疗中有所谓的“黄金一小时”，即如果在一小时内开始治疗，绝大多数外伤患者都能被抢救过来。但是战场上的伤势、尤其是失血情况要严重得多，贝拉米提出，受伤的士兵只有“黄金五分钟”而已。有了防弹衣，可以稍稍延长一下救治时间。不过，近年来军队强调轻装、快速行进，他们的移动速度要比补给线和医疗队快得多，这样一来，把伤员撤离到医疗救治点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费时，直接导致他们面临伤势恶化甚至死亡的危险。
于是，军队转而采取一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个别应用过的方法：前线外科手术小组。这些小组的规模很小，仅由20名成员组成：三名外科医生、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两个护理麻醉师、三个护士，再加上军医和其他协助人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他们乘坐六辆“悍马”军车尾随部队，直接上到战场。他们携带三顶可快速组装的轻型帐篷，将其相连可组成一间约0.58平方米大小的医疗室。对伤者实施即时抢救和手术的用品分别装在五个背囊里——重症监护背囊，外科手术背囊、麻醉背囊、普通外科背囊和整形外科背囊，里面有消毒器具、麻醉设备、药品、消毒铺单、白大褂、导管和一部可以用一滴血测量出血常规和血压的手持式设备。小组还带有一台小型超声波仪器、便携式监控器、转送专用呼吸机、可提供50%纯度氧气的氧气浓缩机、20袋输血袋，以及六台折叠担架。所有这些都是普通医疗设备。还有很多正常情况下很有帮助的仪器，诸如血管造影设备、x光设备等等，小组都不得不舍弃。（因此，整形外科医生不得不通过触摸来寻找骨折的位置。）但行军过程中，他们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搭建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里面设有两张手术台和四张配有呼吸机的术后恢复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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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珀斯率领的是第274前线外科手术小组，他们跟随部队一起，在入侵伊拉克期间行进了1700多公里。小组先是辗转纳西里耶、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着一路进入南部沙漠，然后到北部的摩苏尔，最后抵达巴格达。根据医疗日志记载，在最初几个星期内，该小组共救治了132名美国伤员和74名伊拉克伤员（其中士兵22人，平民52人）。有些天过得很安宁，但其余时间都忙得喘不过气。有一天，在纳西里耶，他们收治了10名重伤员，其中一人右下肢被榴霰弹炸伤，一人的小肠和肝脏都中了枪，一人胆囊、肝脏和横结肠中枪，一人颈部、胸口和后背都被榴霰弹击伤，一人直肠被枪打穿，还有两人四肢受枪伤。第二天，又有15名伤员送到。
皮珀斯给我描述了新体系是如何彻底改变了他们救治伤员的方式。伤员一旦送来，他们就实施标准的进展性创伤生命维持规程，这也是所有非军事创伤治疗需要遵守的操作规范。由于穿透性伤口的比例很高——战场上的伤员中，80%都是枪伤、榴霰弹伤或是爆炸伤，比起普通的创伤，他们需要进行救生手术处理的频率要高得多。由于物资供给有限，他们只能为伤员提供短时间的手术治疗，以及不超过六小时的术后重症特护。所以，小组成员把治疗重点放在控制损害，而不是最终修复上。他们用纱布垫包扎肝脏的伤口以止血，在出血的动脉里放入暂时性的塑胶管避免血液从破口处大量涌出，暂时性钉住穿孔的肠道，清洗伤口的污物，总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防止细菌感染和大量出血。他们尽量地把手术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稳定伤情之后，伤员往往还处在麻醉状态，戴着呼吸机，腹部伤口包扎着纱布、尚未缝合，肠道也没有连接好，血管还需修补，这时候立刻被转送到上一级的医疗单位接受治疗。
他们的上级医疗单位是两家野战支援医院，分别处在4个方位。每家医院各有248个床位、6张手术台、一些专业手术设施，以及x光机和化验器材。它们也是流动医院，通过航空、拖车或轮船运输组件，24~48小时以内就能完全投入使用。即使到了这一级，治疗的目的也不一定是最终修复。伤员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最长，为三天。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救治的美军伤员会被转送到所谓的第四级医院，一家设在科威特，一家在西班牙的罗塔，不过最大的一家在德国的兰德斯图尔。那些预计需要接受30天以上治疗的伤员将被运送回国，主要是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或是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布鲁克陆军医学中心。伊拉克俘虏和平民则留在野战医院等候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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