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典里，勤奋被定义成“为完成某种事业而付出的持续、认真的努力”。这个定义过于简化，还蕴含了点残酷的味道。假如一个人将此作为其毕生的生活状态，那么他的生活似乎真的很狭隘，也太缺乏挑战。
如果把勤奋理解为获得伟大成就的先决条件，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承担高风险任务的人而言，它都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他的行为和表现必须到达极高的、几乎是无法企及的标准，方能称之为勤奋。然而，一些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们却做到了，他们的付出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在印度根除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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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病例是一名11个月大的小男孩，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妈妈总是喜欢把他的头发往前梳，这样一来，刘海儿就更能衬托出他圆圆的脸蛋。他们一家住在栋格珀德拉河流域一个名叫乌帕尔哈拉的村子，位于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村子三面都被山峰环绕，山上植被很少，怪石嶙峋。村子里没有自来水，而且经常停电。男孩的妈妈不识字，爸爸也只能看懂路标。他们都是农民，和三个孩子一起住在用茅草和泥土搭成的棚草屋里，只有一个房间。不过，孩子们还是被喂养得很健壮。每隔一阵子，他们全家就会出去旅行。
2003年4月，一家人去北方旅行探亲。5月1日返回后没多久，男孩开始发烧，一阵阵痛苦地恶心呕吐。他的父母带他到邻近的诊所，医生给他打了一支消炎针。两天后，高烧退了，不过他还是无法挪动自己的两条腿。父母吓得慌了手脚，又带他去给那位医生看，医生诊断不出来，因此把他送到60多公里以外的贝拉里地区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无力的症状蔓延到男孩的全身，连呼吸也开始变得微弱而吃力，他只能一动不动地平躺在医院病床上。
地区医院的一名医生按照突发性小儿麻痹症的标准规程，打电话到邦首府班加罗尔，向那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监督官员汇报情况。接到电话的官员派人采集了男孩的粪便样本，并送往孟买的一个国家级化验室做细菌培养。6月24日，化验结果最终反馈回来。世界卫生组织驻新德里的一名年轻技术官员接到了电话：这是一例被确诊的脊髓灰质炎。这种病本来在印度南部已经灭绝，现在警报又重新拉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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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早在将近20年前就开始投身这场战役，誓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脊髓灰质炎。如果成功，应该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项成就。不过，也只是个大大的“如果”而已。国际组织喜欢发一些雄言壮志，要为这个星球扫除这样或那样的威胁，可惜几乎总以失败告终。这个世界地域如此广袤，又如此复杂多变，想要高高在上、让它俯首称臣恐怕很难。
从过去到现在，为了消除一些疾病，人类已经作出了不小的努力。1909年，新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第一个全球性根除疾病的计划，他们在52个国家使用抗蠕虫药来消灭钩虫病。结果无济于事。今天，仍然有十亿人，即地球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感染上钩虫病。此外，该基金会和美国军方联合发起的黄热病战役耗时17年，直到1932年，研究人员发现其病原除了人体，还有其他的宿主，例如蚊子，该计划遂被搁置。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一项消灭雅司病的计划。雅司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患者身上的皮肤会发脓溃烂，产生疼痛。工作人员筛查了61个国家的1.6亿人，用盘尼西林来治疗每一个发现的病例。12年之后，这种临床症状不明显的病菌仍在悄悄地蔓延，该计划只得取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消灭疟疾，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曾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时至今日，还是有三亿人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
人类唯一一次成功的尝试是和天花的斗争。那场斗争规模巨大，跟脊髓灰质炎的战役不相上下，不过论及难度，毫无疑问要比后者低。天花发病时有明显的水泡和疱疹，易于迅速分辨。一旦病例出现，可以即刻派遣工作组为患者可能接触过的所有人实施免疫措施。通过这种策略，1979年天花被成功消灭。辨别脊髓灰质炎感染的难度则要大得多。在1000个被感染的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会麻痹瘫痪，其余人都只是表现出肠胃感冒的症状而已。而且，被感染者的症状减轻之后，传染性仍会持续好几个星期。同时，脊髓灰质炎也不容易确诊，取得粪便样本、送往化验室，直至正确化验出该病菌，整个过程通常要花好几个星期。在一个病例被确诊之前，恐怕已经有更多人受到了感染。因此，脊髓灰质炎的免疫范围要比天花的大很多。更何况，天花的预防接种只需一次，就能立即发挥保护作用，而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服用一次未必生效，小孩腹泻时往往会把口服的疫苗直接排泄出去。所以，在四到六周内，必须重复进行一轮免疫接种。两者的区别就好比熄灭一支蜡烛的火焰和扑灭一场森林大火。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脊髓灰质炎的战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西方国家实施了常规的预防接种，因此这种病并不多见。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病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还时有出现，并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呈地域性爆发。1988年，超过35万人患麻痹性脊髓灰质炎，起码7000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到2001年，全世界总共只发现498例。目前，整个美洲、欧洲、西太平洋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未再发现。
如此说来，脊髓灰质炎好像已经濒临灭绝。然而，自2001年以来的每一年，它都会在亚洲或非洲的某个国家突然暴发一次，病魔越过国界，似乎在向世人咆哮，威胁着卷土重来。2002年，印度成了暴发地，西部地区出现了1600例。当年，全世界病例的五分之四都集中在那里。不过人们确信，疾病已经被隔离在西部城邦的少数地方。接着，就是2003年，居住在印度南部的一个男孩被确诊患上脊髓灰质炎，那是近三年来该地区的首个病例。要是疾病从那里蔓延开来，这场战役将会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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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收到卡纳塔克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不足24小时，世界卫生组织新德里办事处的医生和技术官员桑尼尔·巴尔给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印度政府的负责人都发了电子邮件。他的职责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提供最初的情况评估。他在邮件中写道：“病例出现在卡纳塔克邦一直以来情况最恶劣的地区。”那里的卫生条件和常规免疫工作很落后，在很久以前就是脊髓灰质炎病例最集中的地方。“病毒在该区扎根传播的风险很高，只能采取迅速强力的措施进行大范围‘扫荡’。”“扫荡”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的叫法，指的是对新发病例周围的所有可能染病的儿童实施免疫。如果在某个地区，通过常规免疫接种已经消灭脊髓灰质炎，但又突然出现新的感染病例，使得疾病有卷土重来的危险，那么就需要进行“扫荡”。为了确保目标人群全部得到接种，也为了降低招募志愿者的难度，战役要在三天内迅速结束。
桑尼尔·巴尔在邮件中发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需要实施“扫荡”行动的区域，总面积为13平方公里。有一些夏季的假期和节日需要避开，所以政府官员选择7月27日开始第一轮的免疫接种。第二轮将在一个月后展开。
35岁的得克萨斯人布赖恩·惠勒是世界卫生组织脊髓灰质炎计划印度地区的首席运营官，他为我介绍了整个行动的流程：“印度政府将负责招募医疗工作者和志愿者，并把他们编组。这些人要经过培训，学习如何接种疫苗。接下来会给他们安排交通工具，发放疫苗、一次性冷却装置和保持疫苗低温的冰袋。然后，他们会被分派到各处，给每一个五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如果接种疫苗的人数少于目标人群的90%（90%是制止疫情传播的必需比例），行动就算失败。”
我问他：“有多少人会参与这次行动？”
他查了查预算表，说：“这个计划将会动用3.7万名接种人员和4万名医疗督导，租用2000台汽车，提供18万只一次性疫苗，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给420万儿童接种。而时间是：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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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几乎专门攻击儿童的疾病，超过80%的病例出现在五岁以下的儿童身上。其致病因子是一种肠道病毒，只有进入消化系统才能造成感染。一旦病毒侵入内脏，就会占据附近的淋巴结。病毒在淋巴结处迅速繁殖，使感染者产生发烧和肠胃不适的症状，然后从粪便排出。患者的排泄物可能污染衣物、洗浴设施和饮用水设备，疾病就通过这些途径传播出去。这种病毒在人体外可以存活长达60天。
脊髓灰质炎病毒只会感染几种类型的神经细胞，不过只要感染，就会将细胞摧毁。在一些最可怕的病例中，病毒从血流扩散至脑部，摧毁那些主管呼吸和吞咽的细胞。为了存活，患者只能通过导管进食，由机器供氧。不过，最常受到病毒侵袭的神经细胞是脊髓的细胞，它们的功能是控制手臂、双腿和腹部肌肉。很多时候，由于遭到损毁的神经细胞过多，患者的肌肉功能完全丧失，四肢变得瘫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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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第一种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即乔纳斯·索尔克疫苗，开始推行。这种疫苗是从被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中提取的，推广前经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临床试验，44万名儿童接受了接种，另外21万名被注射的是无效对照剂，还有一百多万儿童作为未接种比对样本。五年后，艾伯特·萨宾发布了一项新疫苗的研究成果。他的疫苗是口服剂，接种起来比索尔克的针剂注射要简单，同样是活性疫苗，但新疫苗不仅能够给提高服用者的免疫力，还带有轻度的传染性，可以将免疫力传播给未服用的人。他曾在墨西哥托卢卡的一次免疫工作中使用过这种新疫苗，当时这座十几万人口的城市正在暴发脊髓灰质炎。仅仅四天，萨宾的工作小组就给当地80%的11岁以下儿童接种了疫苗，共计26000人，称得上是闪电行动。几周之内，脊髓灰质炎就从该城市消失殆尽。
萨宾宣称，这种新疫苗可用来灭除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范围的脊髓灰质炎。不过，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只有一位领导人认可了他的疫苗，那就是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962年，卡斯特罗的国防委员会组织了82366个地区委员会，采用萨宾疫苗，在古巴全国挨家挨户地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疫苗接种行动。到1963年，古巴境内只发现一例脊髓灰质炎。
一直到1985年，泛美健康组织启动了一项在美洲扫除脊髓灰质炎的计划，萨宾这项了不起的发明才算是真正得以广泛应用。六年后，秘鲁匹其纳克城的两岁男孩路易斯·费尔明·泰诺里奥成了美洲最后一名脊髓灰质炎受害者。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受到该计划不断成功的激励，启动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灭除脊髓灰质炎的战役。国际扶轮社许诺提供2.5亿美元给予支持，后来还额外投入了3.5亿美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意负责在全世界组织疫苗的生产和分配；美国政府将这项计划作为疾控中心的核心工作之一，提供专家支持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支持。
行动的中心是“全国免疫日”——一个国家的所有五岁以下儿童一律要在规定的三天内接种疫苗。1997年的一周之内，中国、印度、不丹、孟加拉国、泰国、越南和缅甸的2.5亿儿童同时接种了疫苗。最终，全国免疫日惠及了全球五亿儿童，几乎是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可靠的侦察监督网络，世界卫生组织的这项计划已经将世界范围内脊髓灰质炎的病例减少到不足过去的1%。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任何职权来做这样的工作。它无权告诉各国政府要怎么做事，而且它没有雇用任何接种工作人员，也不负责分配任何疫苗。它只是一家设在日内瓦的小小的行政机构，每年由几百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决定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却没有涉及工作方法。在印度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雇用了250名医生，负责在全国各地监控脊髓灰质炎。这个组织一直以来累积下来的实用性资源就只有信息和技术专长而已。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仅凭这些怎么能够成事，于是亲自去了趟卡纳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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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天的“扫荡”行动中，我跟着潘卡基·巴特纳格尔一起，走遍了卡纳塔克各个地区。潘卡基是国际卫生组织的一名儿科医生，40多岁年纪，有点胖胖的，为人亲切，很好相处，他的任务是监督整个行动是否正常运转。我们在新德里等候去南部的航班时，他告诉我说，这个工作可能很棘手。世界卫生组织为“扫荡”行动调拨了很多资金，儿童基金会提供疫苗，印度扶轮社印制了一些横幅，并负责当地的宣传。不过，这次行动实际的执行人是政府的卫生官员，他们要负责招募数以千计的接种工作者，并正确地培训，派往每家每户，这些政府官员可不受那些组织的管辖。
我们搭乘飞机前往班加罗尔，接着连夜坐了八小时的火车到贝拉里。贝拉里是个人潮拥挤、尘土飞扬的城镇，但在当地而言，这里算得上是地区中心了。在一家怪里怪气的小旅馆（这里的生意以观光旅游为主）里，潘卡基和他的组员一起吃了早餐。要监督400万名儿童的接种工作，可是工作小组里一共只有四个人而已：三名年轻的医学官员和他自己，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说叫做“卡纳达”的当地话。这几个医学官员吃完了早餐的黑绿豆饼和煎饼，然后点燃香烟（好像在印度，半数医生都会抽烟）。这时，潘卡基询问了一下情况。
另外三人告诉他，自从第一例病例被发现以后，该区域又出现了四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个也是乌帕尔哈拉村的孩子。还有四例疑似病例正在等待化验结果。这次“扫荡”行动共有13个目标地区，而这些病例中除了一例，全部出现在贝拉里地区。
“那我们必须集中监察这个地区，”潘卡基说，“眼下，这里是世界上脊髓灰质炎传播最密集的地方。”另一名医学官员列举了一些有关这个地区的数字。他告诉潘卡基，贝拉里地区的人口数是2965459，共有542个村庄，9个市镇。52%的男性和74%的女性都不识字。在地区医院和卫生所工作的只有99名医生。他又转而在地图上指点着说，病例都集中在斯里古帕周围的村庄，呈三角形分布。斯里古帕距离这里大约65公里远，是个贫民窟遍布的小市镇。
潘卡基分配了任务。他将负责监督乌帕尔哈拉村、出现确诊病例的斯里格热村和有疑似病例的两个市镇区，此外还有吉特拉杜尔加的一座矿场——它属于一家私人公司，接种工作人员可能很难被允许进入。他让另外三人负责其余村庄，并且要求他们在他之后对乌帕尔哈拉和市镇区再次进行加强性检查。于是大家分头行动。早晨八点半，我们俩已经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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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先租了一辆四轮驱动的丰田车，嚼着槟榔的司机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开了一个小时，才告诉我们车上的电池是坏的。他说，引擎什么时候熄火，我们就什么时候下去推车。潘卡基觉得这事十分滑稽。
车窗外的大地被灼热的太阳炙烤着，群山都是沙漠般的棕褐色。那年一场雨也没下，只有少数有滴灌设备的田地能看得到绿色。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行进50多公里，才来到斯里格热。村子里到处都是挤挤挨挨的泥墙棚屋，窄窄的巷子里堆放着垃圾，到处都有灰头土脸的孩子们在玩耍。潘卡基让司机把车停在一群杂乱无章的住宅楼旁边。
我们看到每个门上都用粉笔写了一个数字，一个p，还有一个日期。数字就是为房子编的号码。p代表着接种人员已经来过，找到住在里面的所有五岁以下儿童，并给他们接了种，就在日期标示的那天。潘卡基掏出一沓纸，大步走向其中一间棚屋。他问门口的年轻妇女有几个孩子住在这里。她回答说：“一个。”他要求看看那个孩子。女人找到孩子，潘卡基托起他的手，注意到他小指的指甲上有一个黑色的墨水印，接种人员就是通过这个来给已经服用过疫苗的孩子做标记。“田里还有其他孩子吗？有去亲戚家的孩子吗？”“没有。”女人回答。他又问她的小孩之前是否接种过疫苗，她说没有。“听说镇里出现脊髓灰质炎疫情了吗？”“听说过。”“在工作人员上门以前，听说有接种小分队要来吗？”“没有。”他对她表示感谢，把获得的信息都记在了一张表格上，然后才离开。
走访了几户人家，潘卡基说，到目前为止，工作人员都完成了任务。不过让他头痛的是，村民们都不知道接种人员哪天会来。除了拉起横幅以外（我们进村的时候就看到好几条横幅挂在那儿），工作人员还应该骑着装有扬声器的电动三轮车，播放录音带通知那些不识字的村民。要是没有事先告知，有些人会拒绝让敲门的工作人员进去。
又转了几间棚屋，我们遇到一支接种小分队，其中一人是社会福利工作者，她穿着双拖鞋，身披蓝色纱丽，发间插着一朵花，另一个要年轻些，是个女大学生志愿者，头上也戴着一朵花，肩上背着储存疫苗的蓝色正方形低温箱。她们正站在一户棚屋前面，棚屋门上的标记不是p，而是x，因为这所房子里的女人说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不过其中一个不在，所以没能接种。潘卡基让她们把低温箱打开，他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冰袋，嗯，虽然天气很热，但冰袋还没有化开。他又看了看一个个独立的疫苗密封瓶，还很新鲜。每个小瓶上都有一个灰白相间的靶形标记，他问她们是否知道这代表什么，她们回答说代表疫苗仍然完好。“那么，疫苗过期的话，标记会变成什么样？”她们说：“里面的白色会变成灰色或黑色。”回答正确。潘卡基继续朝前走。
我们来到村里最近发现病例的那家。得病的是个女孩，18个月大，很安静。她的母亲又怀孕了，还有一个三岁大的男孩也一直黏在身边。母亲把那个小女孩放下仰面平躺，好让我们为她检查。小女孩的两条腿都不会动，我能感觉到她的臀部、膝盖和脚踝都没有力量。她患病不过才四个星期，几乎可以肯定还带有传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