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某一天，我和传染病专家黛博拉·横江、微生物学家苏珊·马里诺一起在医院巡视。她俩在医院的感染防控组工作，专职任务就是杜绝医院内发生病菌感染和蔓延。这可不是个在人前闪耀光辉的工作，她们也都是非常朴实低调的人。横江45岁，说话低声细语，一笑就露出酒窝，上班老是穿着运动鞋。马里诺50多岁，天生内向，不爱讲话。尽管外表普普通通，但她们已经成功处理过多次危机，比如流感、军团病和致命的细菌性脑膜炎，而且就在几个月前，还控制了疑似疯牛病的传播。当时一位病人的脑部检查结果显示他可能患了这种病，倘若传播出去，将会是一场噩梦，因为这种病不但无法治愈，会致人死命，而且其致病病毒无法通过常规高温消毒手段杀灭。也就是说，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神经外科医生使用过的器械可能已经将疾病传染给了其他病人，幸好感染防控小组的人员及时追查到那些器械的去向，并实施了化学灭菌。此外，横江和马里诺还亲历过麻疹、瘟疫和兔热病的防控战役。还有一次，她们发现一个聚会提供的一批草莓冰激凌引起了甲型肝炎的暴发，因而呼吁从全国范围内召回该品牌的草莓冰激凌。她们告诉我，最近在医院里肆虐的有轮状病毒、诺瓦克病毒、几种假单胞菌、具有超强耐药性的克雷伯氏菌，还有现代医院里无处不在的祸根：耐药性金黄色酿脓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以上几种均为传染性病菌，它们经常引发肺炎、伤口感染和血流感染）。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每年有200万美国人在医院里被感染，其中更有9万人死于感染。横江说，在感染防控组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其实不是与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对抗，也不是处理病患和员工中间有时会产生的恐慌情绪，而是敦促像我这样的临床医生按照要求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做好了，就能够有效遏制感染扩散，那就是——洗手。
她们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她们在外科楼层里到处张贴提醒海报；将原有的洗手池重新摆放位置，加装了一些新的，并且将其中一些改造成自动式；专门斥资5000美元购买“预防手推车”，车中存放了一些方便携带、外观也很漂亮的小包，每个小包里，洗涤剂、手套、手术衣等用品一应俱全；对于执行效果最好的科室，还发放免费的电影票以示奖励。尽管如此，情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洗手的次数仅为应有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跟其他医院并无区别。我们与流鼻涕的病人握手，从伤口处剥除粘住的衣物，用听诊器紧贴汗湿的胸口，之后大部分人顶多只是把手往白大褂上蹭几下，然后继续该干啥干啥：看下一个病人，在病历上狂书，甚至直接抓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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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尴尬的是，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一点也不稀奇。1847年，28岁的维也纳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曾提出一项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医生们没有注意始终、彻底地保持双手清洁，因此造成产褥热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自己。产褥热也叫做产后热，在塞麦尔维斯的时代，是导致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那时人们尚未认识到细菌是产褥热的病因，在产妇分娩后通过阴道传染至子宫。
在塞麦尔维斯工作的医院里，每年有3000名妇女生产，其中600多人都死于这种疾病，死亡率高达20%！相比之下，在家分娩的产妇的死亡率只有1%。塞麦尔维斯由此得出结论，是医生自己在病人之间传播疾病。于是，他下令在他的病房里，所有医生和护士在处理完一名患者后，都必须用指甲刷和氯溶液擦洗双手。结果，产妇死亡率立刻下降至1%。这原本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说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在其他地方，医生的行为习惯并没有改变。有些同僚甚至被他的言论激怒，在他们看来，医生绝不可能杀害自己的病人。最后，塞麦尔维斯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尊敬，反而被赶出了医院。
这个故事流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例证，旨在揭示当时医疗界的顽固和愚昧。不过，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造成那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对产褥热这种疾病，摆在19世纪医生们面前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似乎都各具说服力，比如，有人坚信医院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是致病原因。更何况，塞麦尔维斯本人行事古怪，他拒绝公开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理论，也不愿意在动物身上进行科学试验来证实自己。相反，每当有人要求他提供证据时，他都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侮辱，总是满怀敌意地抨击对方。
他曾经写信给一位对他的理论提出过质疑的维也纳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在信中说：“你，教授先生，一直以来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对一位维尔茨堡的同行，他写信说：“如果你，霍夫拉先生，在无法反驳我的学说的情况下，继续这样错误地教授学生，那么我敢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断言，你就是一个凶手，你将会被称做医学界的尼禄（古罗马帝国的暴君）而遗臭万年，说‘产褥热’都是拜你所赐一点也不为过。”他自己的手下也反对他。丢了维也纳的职位以后，他又来到佩斯，在那里，他会站在洗手池边，严厉斥责每一个忘记擦洗双手的人。人们开始故意躲避他，有时甚至暗中破坏他定下的洗手制度。塞麦尔维斯的确是个天才，但也是个狂人，这注定他只能以失败告终。
直到20年之后，约瑟夫·李斯特才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提出外科消毒的倡议，当然，他的阐述更为清晰，语气更令人信服，态度也更加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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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医生瘟疫”已经过去140年的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怀疑，是不是非得像塞麦尔维斯那样的狂人，才能改变洗手这件事的现状。想想横江、马里诺她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的吧。人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有细菌存在，人手上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总量从5000到500万不等，头发、腋下和腹股沟的细菌数量更为密集。手部的深层皮肤的缝隙里藏匿了10%~20%的细菌，想要清除它们非常困难，即使擦洗和消毒也无济于事。最糟糕的地方非指甲缝莫属。因此，美国疾控中心最新颁布的指导方针要求，医护人员不许留指甲，并且不得佩戴人造指甲。
普通肥皂最多只能起到中等程度的灭菌作用，其含有的去污剂成分能够去除不那么顽固的灰尘和污垢，连续洗涤15秒也仅能杀死少量的细菌。塞麦尔维斯就是发现普通肥皂的作用有限，所以才采用氯溶液来消毒。特制的抗菌肥皂含有洗必泰等化学成分，可以瓦解微生物膜和蛋白质。不过，即使选用了合适的肥皂，想要正确地洗手，也要遵循一个严格的程序：首先，必须摘下手表、戒指和其他珠宝首饰（这些物品最容易藏污纳垢）；然后，用热的自来水湿润双手，涂抹肥皂并使肥皂泡覆盖手部的所有表面，直到双臂的三分之一位置，肥皂泡的停留时间要根据生产厂商的建议（通常是15~30秒）；冲洗整整30秒；用干净的一次性毛巾彻底擦干，最后用擦手毛巾关闭水龙头。接触任何一名病患之后，都必须重复上述步骤。
几乎没人能坚持上述流程。而且，好像根本不可能做到。每天早晨巡房，住院医生要在一小时以内检视20位病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通常也要接触差不多数量的患者。按规定，接触每位患者之后都必须洗手，这样一来，就算把每次洗手的时间控制在一分钟，医护人员也要花去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专门用来洗手。而且，如此频繁地洗手还会刺激皮肤，引起皮炎，这本身就会导致细菌数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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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凝胶的刺激性要比肥皂低，欧洲已经采用了将近20年，而在美国最近几年才开始普及起来。这种东西使用起来要省事得多，大约只需花15秒左右把凝胶擦遍整个手掌和手指，让它风干即可。给液器可以放置在病床边，取用起来也很方便，无需专门走到洗手池边。有趣的是，纯酒精的杀菌效果并不好，当酒精浓度在50%~95%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杀灭细菌。
我们医院最近开始采用60%浓度的酒精凝胶，这可是横江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让大家接受的。推广时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人们害怕这东西会产生有害气体（其实没有）。后来，大家担心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强，横江他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也无济于事。于是，又引进一种添加了芦荟的新产品，这次人们却抱怨气味不好闻，于是也遭到淘汰，又有谣言说凝胶这玩意儿会损害人的生育能力，因此一些护理人员拒绝使用。最终，感染防控组拿出证据，宣传酒精不会被人体吸收，医院的一位生殖科专家也认可了凝胶的安全性，谣言这才渐渐止歇。
随着凝胶被普遍应用，遵守正确的手部清洁程序的医护人员比率大幅提高，由原先的大约40%上升到70%。可让人头痛的是，医院里的病菌感染率却一点也没下降。这说明70%的遵守率根本就不够，还是会给细菌传播提供充足的机会。事实上，耐药性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的感染率还在持续增长。每天，横江都会统计当日的记录表。前不久一天，我和她一起查看，发现医院700名病患中，63人被感染了mrsa（耐甲氧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另外22人身上发现有vre（耐万古霉素肠球菌）。很不幸，与美国各家医院的感染率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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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耐药性细菌的感染率上升已经演变成全世界的噩梦。1988年，英国的一间肾脏透析室受到感染，vre首次暴发性蔓延。到1990年，这种病菌走出英国国境，来到其他国家安家落户，在美国，每一千名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当中，就有四个被感染。而到了1997年，重症监护病人遭遇感染的概率竟然上升到23%。一旦，或者干脆更恰当地说，当更具危险性的微生物（比如禽流感病毒，或是从未见过的、更致命的细菌）出现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情形？“那将是一场浩劫。”横江说。
恐怕只有像塞麦尔维斯那样，对洗手这件事无比执著才行。目前，横江、马里诺和她们的同事已经着手在医院的各楼层随机抽查。她们事先没有通知就直接进入各个病房，检查是否有溢出的液体未经处理，卫生间有没有打扫，龙头是否滴水，凝胶给液器是不是空的，针盒是不是装得太满，手套和医用罩衣有没有储备充足等；她们还要看护士在处理病人伤口处的衣物和导尿管时是否戴了手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感染的通道；当然了，她们也会留意观察大家在接触新的病人之前有没有把手洗干净。一旦发现问题，她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当面指出，不过语气尽量保持温和，“你是不是忘记用凝胶洗手了？”这是她们最常用的台词。慢慢地工作人员开始认识她们。有一回，我看到一名戴着手套、穿着罩衣的护士从一间病房走出来，手上拿着病人的病历（规定上要求脏手不可以碰触），这时她看到马里诺，突然停下来，脱口而出：“我可没碰房间里任何东西！我是干净的！”
她们讨厌这样工作，她们可不想成为抓捕感染的警察，这样子既无趣，也不一定有效。医院共有12层病房，每层都有4个不同的分区，学塞麦尔维斯那样，在洗手池边怒目而视？她们可做不到。而且，这样做她们还要冒着招惹同事极大反感的危险，就像塞麦尔维斯当年一样。可是，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翻阅了《医院传染》和《感染控制和医院流行病学》，这两种都是业内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但是我遗憾地发现，那些致力于改变现状的试验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人们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种肥皂或洗手液，能够保持皮肤无菌几小时，这样事情就简单了，对我们大家都好。只可惜这种东西还没发明出来呢。一位专家由此半开玩笑地提议，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放弃洗手，大家都不去接触病人。
遇到困难，我们总是期待出现毫不费力的解决办法，最好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能把问题一笔勾销。不过往往都事与愿违。想获得成功，必须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一百步，虽然每一步都很短小，但一步接着一步，不能犯错，不能松懈，人人都得努力投入。做医生常常被认为是独立的脑力工作者。但其实，相比诊断出什么疑难病例，确保每个人都洗手这种事能够更多地促进医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