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者初入三清之门，头顶平冠，身着黄帔，大约是一般服制。从东汉五斗米教传延而成立的天师道，又名正一道，也就是潘师正上推三代所受于陶弘景、下传一代而及于司马承祯的这个教派；其装束就比较繁复。身为道者，头戴芙蓉玄冠，下着黄裙，外披绛色粗布。若是假以时日，潜修上进，则服饰更为精丽，有的玄冠四叶，瓣象莲花，褐帔三丈六尺，不以粗布，而用紫纱，且有青罗作里，光鲜明丽。到了三洞讲法师的位阶，法服上还饰以纹绣，加九色章黼，如诸天云霞，其灿烂华美，难以言表。
修习上清派《大洞真经》、《灵书紫文八道》和《黄庭经》等上清派原始经典，盖因直承自魏夫人华存，须特示礼敬，道者入室之时，就有“以紫为表，以青为里”的规矩，有鹿皮之巾，则着之；无鹿皮之巾，则以葛巾代之。总之，冠袍披戴，极尽繁琐之能事。
席前诸人都不能道：这一袭外紫内青的长袍——或称之为紫绮裘者，究竟在玉霄峰白云宫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但知绝非等闲服色而已。李白从未受箓为道士，无端收受如此华服，自然着了些惶恐，低声问龚霸：“恕某学疏识浅，不能解此中缘故，然未敢以身为沟壑而受之，谨以奉还。”
李白不由分说便拒绝了这一袭紫绮裘，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唯独孟浩然的神情不同。他知道李白那一句“未敢以身为沟壑”的用意，遂不待龚霸回答，抢道：“凭君一语，而知士行，天下有何贵物不能受纳？”
原来那是出于《子思子》和《说苑·立节》篇的两段记载，被赵蕤取用于《长短书》，作“是曰”、“非曰”之辩，又是个矛盾相攻、莫衷一是的论题，正反皆以子思的言行为根据。赵蕤曾以此题令李白释其所以然，而李白不能解。
《说苑·立节》上曾经提到：子思居留在卫国期间，过着极端清贫的日子，一身粗麻袍，连外裹的罩袍都没有，二十天之中仅仅吃了九顿饭。魏文侯的国师田子方听说了，派人送了一领白狐裘给他，又担心他矜持不受，还特意吩咐：“吾借物与人，随即或忘；赠与之物，亦如抛弃，故不必挂怀。”子思的答复倒也爽快：“伋（子思名伋）闻之，妄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汲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然而，在《子思子·外篇胡母豹第五》上，另有一则文字，叙述卫公子交要馈赠四辆马车给子思，温言相劝道：“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欢，而辱先生之洁也。先生久降于鄙土，盖为宾主之饩焉。”子思的答复是：“伋寄命以求，度身以服卫之衣，量腹以食卫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赐，衣食已优，意气已足，以无行志，未敢当车马之贶。”
赵蕤所挑衅的是，既然子思在卫国所受到的待遇是日夕皆有酒及祭膰（熟肉）之类的赐物，以及量身订制的衣服，又何至于“缊袍无表，二旬九食”呢？
龚霸也许不明白这“未敢以身为沟壑”的典故；也许是明白的，却根本不在意。但见他拈起二指，翻开紫袍光滑的表被，露出亮青色的衬里，叹道：
“某乃江津小吏，身为贱胥，而倾心慕道数十年矣；一向闻彼玉霄峰天下名山，道法严明。此物确系上清派道者法服，未着之前，必以函箱盛护，置于高净之处。既着之后，起坐须时时拂拭，勿使渍染。虽暂解离身，更不得与常服俗衣相邻。纵是同修同契，亦不许相假交换。尤有甚者，绝不许赁借俗人服用。其矩范之森然，万万不得逾越。而寻常为下座者，实亦不能着此紫袍。然而，正因如此，李侯更不该峻拒所贶。”
“何则？”这倒是众口一声的疑惑。
“此必出于司马上师之厚意，岂容吾辈妄臆？”说着，还是将白绫包裹覆盖妥当，推还于李白手中。
话说至此，众人都沉默了，倒是那驿卒怯生生地移膝向前，凑近几席，从袖内摸出一角纸封来，道：“尚有此物。某将袍至亭前，遇一女子，付某此笺，说是要面呈崔、李二郎君。”
崔五和李白相顾一眼，大约料到了这纸封的来处，却都踌躇至再，没有取看的意思。范十三一把将纸封掠去，搋入怀中，放声大笑，道：“不外是加餐相忆之语，丈夫长策未挥，不必寓目了！”
也像是有意不理会那信笺所载，崔五依士人拜礼，长跽挺身，向孟浩然举盏近额，道：“某后生，向不及亲沐夫子雅教，但接闻于长者，谓夫子曾献书宰辅，有鸿猷远略以致朝廷——”
不待崔五说完，孟浩然却摇起头来，也略一举盏，随即搁下，道：“也没什么，俱是十年前的往事了。某野人献曝，不察轻躁而已。”
然而一来一往的简淡之言，却勾起了李白的无限兴味。在他听来，十年前孟浩然似乎曾向当局献策，上达宰相，而以崔五这般身份的公子也有所知会，应该是影响非凡了。随即兴奋地问道：
“某亦闻之于业师，投匦之制，广开言路，俾壅塞自伸于九重，圣人亲览而知四方之事，果其然乎？”
投匦进状，与书策文章，是武氏则天首创的奏事之例。她在垂拱元年，设置匦使院，属中书省，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为知匦使。命匠人铸造四只铜匦，旁侧四面分别涂以青丹白黑四色，以应东南西北方位。每日暮进晨出，列于署外，任人投递文书。
虽然天后始意，不免欲以风闻之言，借作搜猎异端之据；然水能覆舟，亦足载舟，的确如赵蕤所说的，一时“广开言路”，凡能属文者，或者是怀才自荐的人，有“匡政补过、申冤辩诬、进献赋颂者”，都可以畅其议论，令天下事汇集于内廷。其所施设，大凡如后来宪宗朝李中敏《论投匦进状奏》所追述的情状：“（铜匦）每日从内将出，日暮进入，意在使冤滥无告、有司不为申理者，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开其必达之路，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
久而久之，难免也出现了冤滥诬控、诡异谵妄的文字，只好另谋权宜，先誊录副本，呈之于专职的“匦使”，再三检核，不让那些显而易见的恶札烦扰御览。可是，这似乎又违背了当初设铜匦以奖励投文的本意。
匦使亦分两层，由御史中丞、侍御史、中书舍人等兼任“理匦使”，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知匦事”。也是这些职官，对于非由科举、制举出身的人才，知之最先亦最多。
开元初，太平公主之党诛戮一空，薛稷瘐死于狱，崔日用复拜吏部尚书，一方面基于任用、考察官僚为其职守，另一方面也因涉及与太平公主一派勾斗的畏忌，崔日用特别留心二事，一为举才，一为物议。此二端都不免要留心“投匦”，遂时时征询于理匦、知匦诸使。
孟浩然上书是在开元四年，彼时朝廷看待投匦故事，已多援例收纳，专使批阅，虚应而已。可是崔日用却从献策的文字之中，看出此子文才识见，不同俗流，经常诵述其策论文字，不徒是赞赏，也以之教诲子弟。
“某不敢僭越，然口呼‘孟夫子’，自有缘故。夫子策论之文，某犹朝夕在心，是不敢忘家大人之言耳。”崔五眄一眼李白，当下随口便诵出了一段当年在崔日用耳提面命之下强记的文字，那正是孟浩然投匦之作：“‘诗书礼乐，大化流行，故举寰区之人，莫不各安愚贱之分；文武成康，世泽敷衍，故尽素王之圣，而不敢有慕殷夏之心。’此何等豪越之言？家大人尝言：若知贡举，非取此人为状头而何？”
这番话不免让孟浩然激动了。他知道崔日用大起大落，虽然身后荣显毕至，偏偏在仕宦生涯之中，没有主考举士的机会。但是，孟浩然实则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衷——但凡作诗、行文，他必然是随视听之官，触目接耳而浸假会心，始能徐徐落笔。这是因为由作诗入门，形成了铺叙景语以为构思之本的积习，到了应考关头，了无游目骋心之资，遂难以在限时之内，依论题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