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涤与吴指南另有一相同之处，他们都在开元十四年亡故了。
此番江陵之会，继之以衡山之行，而后又过访安陆，一路奔波，堪说是马不停蹄。途中，崔涤便感觉体气虚弱，心血起伏，待回到洛阳遵化里故宅，终于累倒。这间歇心闷的毛病，原本只是偶发，旅次之中兼旬一犯，及返家宅，竟三数日一眩晕，天地颠倒，四方旋转，唯蜷缩于地，但觉身在滚滚洪流之中，随波涛翻起滚落，无际无涯。
据家传旧闻，崔涤的祖父崔仁师于高宗永徽初叶一病而逝之前，也是这么个症状。他自知大渐之期不远，不免要操烦许多未了之事，可是这人平生坦易诙谐，凡事总要表现些洒落出群的风标，再三寻思，想到个主意。先是将遵化里府中舆夫、马仆、庖丁诸色人等聚集了来，打开正堂前榭四面轩门，终朝连夜作饮宴之会，往来送迎不歇，陪侍的是府中私蓄的一班乐工、歌妓，分班轮值，筝笛笙笳具备，务使歌吹不歇。崔涤则高踞上席，兴来则饮，饥来则食，随念所及，或书札或赋诗，总之是尽其所欢而一一面见了旧友，也交代了后事。
这一番连绵豪宴，有说长达数月之久者。许多当时游身于东都的寒士也辗转夤缘赴会，有的只是来一睹盛况，有的则试图亲接风雅，也有的不过是想蹭几顿饭食。多年之后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之句如此：“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盛称几度所闻之妙乐者即此。来游东都、观国之光的杜甫这一年只有十六岁。
至于崔涤生前在歌乐喧阗之中所作的诗，有此：
琴心偶感识长卿，缓节清商近有情。脱略鹴裘呼浊酒，消淹蚕篆作幽鸣。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滴落风流谁拾得，晓开新碧漫皋蘅。
留在崔九堂中的这一页残稿与其余三十多首五七言之作，皆为近体律绝，首首依律而成，看来严谨而少局面，也没有古风、歌行之属的长篇，不知是否崔涤作诗惯常如此，或也是由于病中神思逸想不能恢阔开张之故。这是他仅存的遗篇，皆无题目，应该是寄赠而抄录的稿本。这一首旁注四个行草小字：“付安陆行。”
“行”字，可以解释为行走、旅行，也可以解释为歌行。不过，这明明是一首七律，不应归于“行”。将崔涤其他多首诗作的注记比合而观，也没有任何一诗具载诗歌体例。于是也有人推测，这个“行”字，可能是个“许”字，“付安陆许”的意思，就是交付于安陆许家的某一人。
安陆，是李白托身之地；许家，则是李白就婚之门。司马承祯在一年多前于江陵城掷甲驿前的滂沱大雨之中所谓：“非此君，斯人恐不得亲魏夫人之大道。”一语之谶，恰恰应在这里。说得明白了，正是：“设若没有崔涤，李白恐怕就错失了亲近上清派道术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清派之门的一员，恰与“安陆”许家的一段因缘有关。
崔涤的这一首诗，开篇用的是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典实。不烦赘言：这就是借由一个通俗的故事，来借喻接受这一首诗的人所面对的人生实况。
诗眼在于颈联的“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
其中由萧墙、病雨二词领句，所指皆为崔涤本人。萧墙，是面对国君宫门的短墙，一名塞门，又名屏。当臣下来到屏前，受到短墙之阻隔，便须警省：即将面对国君，心情必须肃穆，因此萧字从肃。崔涤近年来为皇帝新宠，时时召入宫禁见驾，或恐就是在宫禁之中、御苑之内、萧墙之前，曾经目睹红豆发枝而起兴，随即由这一回忆中的物象，唤起了对远方安陆故友的思念。
红豆为男女互赠留情、以表相思之物，毋须甚解；出此“看冷双红豆”之言，则用心可知，也许对于接受这一首诗的人，崔涤有一番警惕或劝慰的意思。换言之：崔涤或许知道对方用情已冷，也或许是不希望对方用情渐冷，才以一种肃穆的感怀，勉此远人。
关键还在紫荆，此树中原遍产，属种繁多，唯其中一种，号曰“箩筐树”，唐时产地仅蜀中与安州——蜀中，既是司马相如的故乡，也是李白成长的家园；而安州，则是李白娶妻而随居十年之地。此一特种紫荆，天下仅两处繁生，不可谓不难得，看来崔涤是借着这树，来隐喻着分别出身于蜀中、安州两地的一对佳人，应该彼此相爱相惜。
崔涤写过这一首诗之后不知又撑过了几日，终有一天午后，倒卧在堂榭席间。他生前有令：“一俟不起，便教管弦昂扬，不舍昼夜，勿使须臾停歇，以祝仙游之壮。”
然而这首“付安陆许”之诗究竟命意如何？却与崔、许二家三代以来的私交略有渊源。
许圉师，祖贯高阳，而后落籍安陆，为追随李渊逐鹿天下的开国功臣许绍之子。此子进士出身，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四迁为左相。到了高宗龙朔二年冬十月，突遭巨变，其子许自然于射猎时误杀一人，许圉师忧怜其子不免于刑，遂隐案不奏，却被当朝的许敬宗揭露，以为：“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随即父子皆下狱，到第二年春天，许圉师贬官虔州刺史，复调相州刺史。
许圉师在相州时，仍一本宽省刑罚的用心施政，据说有官吏犯赃事发，许圉师也不推究，仅赐《清白诗》责勉之，有句如此：“悲天看洒十方泪，夜雨来施千户春。”还果然感动了那官犯，改节从善而为廉士。这个因许圉师一念宽慈而受惠的官犯，就是崔湜、崔涤之父崔挹的从弟崔捷。受此恩德，崔家和许家从此时相往来；从日后墓志碑撰可知，高宗末叶——即使是许圉师过世之后多年——崔捷之家与许自然之弟许自牧和许自遂两家，还分别在调露元年和永淳元年缔结过婚姻。
此外，即是许家和安陆另一显宦郝氏的绵密关系与来往。
许圉师的外甥——也就是许绍的外孙——郝处俊少孤而好学，年未弱冠，即以精研《汉书》而知名，俨然成一家学。郝处俊非徒知书，亦能征善战，曾追随英国忠武公徐世绩征辽而有功，以此而大开仕途，迁中书令、拜检校兵部侍郎、兼太子宾客。不过，就在李白来到安州的整整五十年前，郝处俊以直言极谏之故，伏下了此族一祸。
高宗上元三年，皇帝以风疹之疾为口实，扬言退位，要让天后摄理国政。让国兹事体大，不能不与宰辅相商。郝处俊对奏时言辞亢直而坚决，他是这么说的：“臣下尝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即使取鉴于旧史，昔年魏文帝生前有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
这一番议论立刻得到中书侍郎李义琰的支持，皇帝遂罢逊位之念——当然，郝处俊也就因此而触怒了武氏。然而，《新唐书·郝处俊传》：“武后虽忌之，以其操履无玷，不能害。”
五年之后，郝处俊薨，年七十五，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典仪隆重，封赏无匹。可是郝处俊知机而先见，早就托侍中裴炎上奏，转达了婉谢恩赐灵舆、官供葬事，这当然是为了持盈保泰，不予后党以构陷之辞。
殊不料郝处俊的孙子郝象贤在七年之后的垂拱四年，仍旧为家奴攀诬造反而入罪，临刑之时，郝象贤“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人还没来得及被送上法场，便教金吾兵乱棍打死在路上，“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处俊亦坐斫棺毁柩”。此后法官每欲处大辟之刑，都会用木丸塞人犯之口，此其始也。
先是，郝处俊之子郝南容曾任顿丘县令，当时郝象贤尚未成年，暴戾乖张，痴顽不驯，一帮常与他往来的朋友都称他“宠之”。他自己不亲书卷、拙于字句，并不知道“宠之”二字，声韵一旦调转，便另寓暗讽，成了“痴种”。郝象贤不但不觉有异，每每还在父亲面前自以“宠之”为号。郝南容无奈，只好诱着他说：“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延之皆来。”
翌日，郝象贤果然邀来了十多人，郝南容一一与之饮，而后才恳切地劝道：“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的确愚昧，烦劳诸君为起字号，然而，有损于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乎？”意思就是说：“痴种”之诟，殃及前代先祖，连郝处俊也一并骂上了，是不是请让一步田地？说着，一阵涕泣，众少年遂羞惭无地而退。只此可见从郝处俊以下，门第之式微如斯。
郝家的门第仍够撑持，香火得以绵延，还得感谢崔家。这又有一段不大为人所知的旧事在焉。大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刑部以《贼盗律》中之谋逆罪，兄弟连坐仅没官而已，有以为太轻者，请改从死；奏请八座详议。当时世论纷纷，有从重、从轻两派。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勣（即徐世绩）等议请从重；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议请依旧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