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轻道士，正是在大匡山上与李白曾有一面之缘的丹丘子；老者则是李白亟欲一见的上清派道长司马承祯；而那华服官人，则是当朝秘书监崔涤。
将近十三年前，太平公主及窦怀贞等人被控以“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并有七月四日作乱之谋，而倾党遭到诛除。事发之前，皇帝召见了当时的中书令崔湜——此人曾经将妻妾上献于原本还是世子的李隆基，以此而成为满朝卿吏之笑柄；而崔湜本人非但毫不以为意，也仗着自己的秀色与高才而成为太平公主的面首之一——他正是崔涤的哥哥。
起初，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的父亲崔挹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官任尚书省的副职，是自有唐以来，所未曾有者。而崔湜“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的权术与野心更不止于献妻进妾而已。上官昭容掌权时，崔湜为其面首；太平公主势焰盛时，他也毫不犹豫地以色事之。张鷟的《朝野佥载》如此记载：“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闱，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可谓谑矣。
皇帝召见崔湜，实则别有用心。尽管在接见时动之以恩义，托之以腹心，泄漏了对于太平公主的诸多不满；不过，这显然只是诱敌之术。崔湜归家，与崔涤商议依违之计。崔涤苦口恳劝：“主上有问，勿有所隐。”
可是，崔湜却基于与太平公主的情谊而辜负了这告诫，日后果然以“私侍太平公主”而得罪——皇帝发禁卫军“平乱”之后，把崔湜流放于窦州。也就在崔湜道经荆州、停留于掷甲驿的当天，接获皇帝新颁布的敕令，宣称宫人元氏在受审时供出他案，元氏曾与崔湜同谋进毒以期杀害皇帝，崔湜当即赐死，缢于此所。
向日在宫中，十目所视、千夫可指，元氏与崔湜根本没有彼此接近的机会，所以说崔湜进毒弑上之事，越是追究细节，就越令人起疑。当震惊和愤怒渐渐平息下来，皇帝忽然发现：这一指控明显出于攀诬，而朝中法司希旨逆意而办案，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对于太平公主之乱的查察和鞫审，已然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朝着无人能预知的方向恣肆而去。
皇帝再也没有向人说起崔湜，可是却时不时地派遣高力士：“唤崔九入宫。”
崔九乃从大排行论称，崔涤是也。他平居喜交游、好议论、有辩智，随时能引人噱笑。皇帝最忌人张扬自喜，原本不喜欢崔涤这样的个性。可是崔涤的长相与崔湜极相似，一旦见到了崔九，在俯仰接谈之间的一些片刻，皇帝会误以为面前这人竟是崔湜——崔湜浑若未死，就让皇帝不时觉得好过一些。
以此而一再相召，久而久之，皇帝在新人身上所见者，便不只是旧人的面目，他渐渐为崔涤开朗坦易的性情所吸引，原先对崔湜的愧疚和思念，也就转变成对崔涤的赏识；不但经常随手赏赐些天家恩礼，不多时还给升了官，成为秘书监，君臣过从密迩。崔涤随时可以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的时候不让席，有时他的座次还排在皇兄宁王李宪之上，日后更御赐一名，曰：“澄”。
东封泰山的时候，皇帝钦点崔涤随行，封禅礼成，加金紫光禄大夫。圣驾于封禅之后并不在鲁地停留，随即回銮东都，崔涤则立刻请命下江陵，表面上的名义，是陪同司马承祯赴衡山，这也另有缘故——早在封禅礼仪使张说所订的仪注中已经明白议定：封禅次年春正之日，应由太常少卿赴南岳致祭，整个封禅大典便有了延续、扩充的意义。
司马承祯能够先行往衡山勘查风土，这是很难得的事，皇帝也就一口答应了。然而崔涤却另有计议。原来过往十余年间，崔涤四处打听天下有道之士的术业能为，目的就是要让负屈而死的哥哥得以超荐。他听人说司马承祯“服真五牙法”、“太清行气符”能打通阴阳两界，且此师行事厌恶繁文缛节，痛恨招摇排场，对于一个毕竟还是问罪未及赦免的亡灵来说，施以简约平易的手段，更属难能可贵。然而，要搬动这样一位天下知名的道长，来开脱一个身负叛弑污名的罪臣，毕竟不好启齿。
此事迁延多年，忽然在开元十三年大暑之日，竟莫名其妙地成就了。原来是那胡紫阳的门生丹丘子倾万贯家资、在嵩阳修筑的道院终于落成，广邀海内高贤，大集天下术士。司马承祯身为一代宗师，也在受邀赴筵并尊礼坛讲之列，所讲即是“五门见道妙义”。
司马承祯欣然应邀开讲，还在大暑日亲笔复信，告诉丹丘子：秘书监崔涤刻在东京，去嵩阳不远，可以延为上宾。司马承祯向不结交公卿，此举殊不寻常。丹丘子便向交递书信的道童随口问了一声：“真君忽欲见公卿，殊费解！”
不料那道童当下从袖中另取一纸奉上，道：“师云若有此问，所答在焉。”丹丘子摊开这第二张信笺，但见端端严严写了八字：“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这话说了也直似未说，丹丘子依言赴洛阳延请，崔涤闻知此议出于司马承祯的八字真言，并不明了其中另有道术之士深密的玄机寓焉，登时击掌欢踊，开颜喜笑道：“神人知某，何可求而得焉？”崔涤与丹丘子、司马承祯之订交自此而始。
一年有余的光阴过去，皇帝再于开元十五年召见司马承祯，“令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之地，置坛室以居”，因而创建了阳台观。这一恩宠，实则出自崔涤的进言——只不过到了开元十五年的时候，崔涤也已经过世了。至于崔涤于开元十三年在嵩阳初会司马承祯时，以为那“一死”指的是兄长崔湜，“一生”所指，也就是崔涤本人，崔涤以是而慨服其术算之神。殊不知司马承祯这八个字实则另有所料于日后——那“一死”，实言崔涤；“一生”，说的却是生受阳台观封赏的道人自己。
开元十四年春，司马承祯、丹丘子和崔涤联袂来到掷甲驿前，暴雨未歇，司马承祯指门而道：“但不知——某等为不速之客耶？抑或室中之人为不速之客耶？”
“然则……”崔涤有些迟疑，他知道间壁驿亭中都是远近闻名而来迎迓的黄冠羽客，这些人只道司马承祯是来南游衡山的，那么暗中超荐之事，万一泄漏形迹，上达天听，以皇帝之雄猜犹疑，少不得要治罪。
“不妨，此大鹏之使介而已。”司马承祯笑着转向丹丘子道，“汝此行不虚，或可与故人重逢了！”
崔涤并未料想到，千里迢迢追随司马承祯来此超渡，不过就是一拂袖间之事——究其实而言之，他连吴指南骇诧不能自信的五色祥云都未曾看见——忽然有些许的失望之感。然而，他又觉得司马承祯如此草率为之，或恐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底细，遂举步上前，施一长揖全礼，低声追问道：“即此便是了么？”
司马承祯淡淡答道：“‘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君宜同其情慨耳。”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只有八个字，出自《世说新语·政事第三》，却另有长远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嵇绍则是司马承祯奉以为“知出处大节而不移”的完人——多年之后，李白能够得到仕途发展上的许多暗助之力，实则种机于他在江陵与司马承祯的一次倾谈。所谈者，恰是嵇绍，以及嵇绍的父亲嵇康。
嵇康官至中散大夫，本由父亲嵇昭事曹魏为侍御史而成为士族。嵇昭并妻皆早逝，嵇康成长之后，娶了宗室之女长乐亭主，这固然是保障士族门第的惯例，但是，仕宦生涯显然与嵇康所耽所习的老、庄之学，有着极大的差异。
世人熟知嵇康隐于河内山阳，几无半点官声。生前著作又多次不可扼抑地表达了厌弃仕途的强烈情感，在与一同列名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的绝交信中，甚至公开以极尽揶揄的修辞，自嘲“七不堪”，不能为吏。包括：贪眠不起、闲游不羁、衣履不洁、不喜文书、不喜吊丧、不近俗人、心不耐烦等。凡七不字，都是曲笔反写他对积极进取以邀功名、掌权柄的轻鄙。尤其是在“七不堪”之后的“二不可”，更坦言自己的性情不合时宜：“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更强烈的议论是在这一段反讽之后的结语：“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鸟鱼，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此言，实关乎千古百代以来士君子出处知道的关节，也正是大鹏见希有鸟之后的一段激辩，暂伏草蛇灰线于此。
竹林七贤决不是诗酒风流、洒然世外而已。“避征不仕”往往意味着士族脱卸门第中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意味着士人自有疏离皇室或心怀异志的诡谋，这是极其危险的抉择。是以《与山巨源绝交书》并非嵇康与山涛交谊之断绝而已，它甚至该被视为嵇康对山涛的保护。
此后，乃有吕巽、吕安兄弟阋墙而导致的一连串杀戮。干宝《晋纪》云：“吕安与康相善，安兄巽。康有隐遁之志，不能披褐怀玉宝，矜才而上人。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
这是一段原本吕氏兄弟都亟欲隐藏的家庭丑秽——吕氏兄弟原本与嵇康是多年故交，吕巽贪恋吕安之妻美，借酒而污之。吕安在嵇康以保全门第名誉的劝说之下，不再追究。岂料吕巽深自惴惴，反而诬控吕安毁谤（一说是不孝之罪）。吕安因此被判流徙发边，不得已而写信向嵇康求援。嵇康基于义愤，写下了另一篇著名的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非徒与吕巽决裂，并挺身为吕安证冤，遂也犹如当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而获罪故事，受连坐而下狱了。
然而，若仅止于家道秽闻之辩，焉得问罪如此？事实上，此案波兴澜起，另有内外两因。揆其内因，是当吕安问了流徙边郡之刑后，那一封向嵇康寄发的书信之中，有这样的句子：
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这几句愤激之语已经不只是恼恨兄长反噬诬陷而已，甚至明显透露出对政权和皇室的颠覆之心，晋太祖司马昭将之“追收下狱”，实出于疑惧叛逆。接着，便是连绵而来的外因了。
正当其时，吕巽的故友，也是正有宠于司马昭的司隶校尉钟会，当廷大发议论，认为收信人嵇康亦必须予以收押究罪：“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终于，嵇康被录为死囚。时有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这样反而坏了事。皇帝对于士论之腾起更加畏惧，非但不许所请，还很快地将嵇康处死，以免喧嚣连绵，抗议迭宕。临刑之前，亲族都来话别，嵇康颜色不变，问其兄嵇喜：“来时携琴否？”
嵇喜道：“已携来。”
嵇康取过琴，稍事调弄，弹奏了那首知名的曲子——《太平引》；曲成，叹道：“《太平引》于今绝也！”一说《太平引》为《广陵散》。
《广陵散》绝后二十年，山涛举荐了嵇康之子嵇绍出任秘书丞，嵇绍十分犹豫，以为其父获罪，为人子者不应再仕，但是山涛却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嵇绍遵山涛之嘱而出仕，任御史中丞、侍中，一度还被罢为庶人。日后，在一场皇室骨肉辗转相残的八王之乱中，嵇绍应征复出，参与荡阴一役，身当矢石，所部大败，为了护卫晋惠帝，为叛军乱箭横刀所杀，鲜血溅满了皇帝的衣袍。战阵之中，侥幸未死而被俘的晋惠帝被押往邺城。当左右从人欲为皇帝更换血衣的时候，皇帝说：“此嵇侍中之血，勿洗去！”
就司马氏政权之酷虐而言，嵇绍岂能为利禄所驱而就任？尤其是嵇康承袭父亲的士族地位，道尽了“七不堪、二不可”，底蕴亦不乏自认是前朝曹魏故臣的心意；这种心意，寄托于出世之说，原本是借遁之辞，顺理成章。可是，山涛的劝慰之语，也并不是出自趋炎附势的居心。在山涛看来，进退之间，并不应该以个人赋性或怀抱为依归；作为士人，只有以天下为担当。至于食谁家之俸禄，更不须营营于思念之中。
“然则，真君之言，是以嵇侍中之血责成崔九么？”崔涤固然知道山涛、嵇绍的典实，却全然并不能体会司马承祯的用心，只得虚虚一问。这一问，显然也透露着不情愿的意思；至少，若以嵇康蒙冤屈死、可是嵇绍仍殉帝以忠而言，崔涤仍心有不惬；他对于当年崔湜遭到宫人元氏攀诬的阴谋之主仍未释怀，原以为司马承祯慨然而来，还真能透过什么贯通阴阳的手段，以求问于阴灵。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得着这样一番结语——
司马承祯道：“汝有大力则可以与大事；无此大怀，则并大力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