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皇帝说起“学仙也晚”、“随命为天子”的话，贺知章故作临机而动，实则早就主意打定而上奏，道：“我朝高宗皇帝乾封丙寅之年，曾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之阳，而武氏随行焉。其后武氏亦于万岁登封乙未之年，封于嵩山，至今二十又五载矣。此天子为万民敬天事神之礼，不宜久疏，而绝天人精神往来。”
“封禅大事，岂便说得即做得？”皇帝打断他，“远事姑且不征，即就乙未之封少室而言，早在天授年春正月，便有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臣、外官二千八百人上表，请封中岳——遑论这毕竟还是出于武氏之意；尽教如此，也还迁延了五年。”
大唐开国首度封禅，要从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乾封丙寅的前一年——十月说起。
当时天子率文武百官、武后则领内外命妇，从驾的文武仪仗，自东都洛阳启行。一路之上，都要列营置幕，帐帷彩幄，弥亘原野。随行者，东从新罗、百济、高丽等国而来；西自波斯、乌长、突厥、于阗、天竺而来。天下军将，也各自简选了精锐扈从，卤簿仪仗绵延数百里。初发景观，即有“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的盛况。
封禅的礼仪究竟应该如何？历代皆无定制。唐高宗所从事者，多出于当代礼官研读古籍、揣摩文字、附会诸般数术词语的摹想、发明。像是筑起一座高坛以祭天地及四方山岳之神，这坛台，无论在《周礼·春官》或《史记·封禅书》里，原本就叫做“封”，其广丈二尺、高九尺，相当简朴；封禅之时所建立的刻石，也叫“封”，连尺寸大小都没有定式。
但是到了唐玄宗时代，便融合了道教的法语；封，也就形成了繁复的名类。至若“封”中藏有玉牒，在秦汉之时，约只是祷祀祈求的话语，并无奇秘奥衍之处，可是到了唐代，踵事增华之余，便成为一宗连皇帝都不知道该如何慎重其事的繁琐大事。
直到十二月，高宗一行才蕈集于泰山之下，在此地停留十日。其间皇帝下达敕命：在山南之麓四里处建圆丘为祀坛，坛上以五色土髹饰，名之曰“封祀坛”。此外，山顶也要另筑一座更高耸、更宽绰的五色土坛，这是“登封坛”，其形制“高九尺，广五丈，四面出陛”以象“九五之尊，德被四方”。同时，还要在与泰山一脉的社首山顶再筑一座方坛，号曰“降禅坛”。三坛皆依《周礼》所记，以素土夯实而成，不用一砖一石，极简约而质朴，以示对天纯诚，不假雕饰。
封禅之礼完全结束之后，皇帝接受群臣朝贺，还要下诏，立三碑，改“封祀坛”为“舞鹤台”、“登封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此时，天下改元乾封，改奉高县为乾封县——这已经是后话了。
此前，君臣们都要在这泰山脚下度过岁末，直到次年新正朔日，才进入封禅大典的高潮。皇帝先在山南“封祀坛”祀昊天上帝；第二天才登岱顶，封玉牒于“登封坛”。玉牒究竟是什么？始终是一个秘密，搜求旧典所载，并无任何形容。人们只知道历来封禅的帝王，会将这“玉牒”埋藏在祀坛之下，而一向无人能窥其字句。到了开元天子当下，也只听说：当初高宗封泰山的这一回，“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此处的意思是说：前来封禅的皇帝分别将他对天（也就是昊天上帝）以及配享于天地山川的前代帝王所祷祀的内容，封藏在不同的容器之中。关于这件后世史书必将记载的大事，行年三十六岁、雄心勃勃的李隆基表面上谨慎，也颇有不欲昭告于人的主张。于是，当着司马承祯的面，他故意曲折其辞，又问了一次：“犹记睿宗皇帝曾问道兄术数如何治国之事；道兄奏以‘无为’，而直指数术为‘异端’，此诚惊人之论！然则，封禅以通神明，是有为抑是无为？”
司马承祯闭上双眼，匍匐而言：“举天下人之力，倾天下人之资，虔天下人之心，致一‘敬’字；正是化‘有为’以入‘无为’；借‘无为’以彰‘有为’。”
皇帝原本躁动不宁的心忽然安定下来，他吁了一口气，骋目遥迢，从重重叠叠的飞檐反宇之间，望见几块畸零的蓝天，这时就连飘过宫苑上空的云朵，都缓慢得好像凝结了。他反复回思道士的话，觉得感激。他知道：道士大可以不必鼓励他多事，多事则怎么说也够不上“无为”的妙旨。可是，道士言外，似仍有未尽之意，令这好奇慕才不能自已的皇帝还想一探究竟：
“‘致一敬字’当作何解？”
“天子示人以敬，便是‘无为’；天下以敬生信，便能‘有为’。”
此后，司马承祯别无长言；无论皇帝再怎么问，只唯唯虚应“如其然”、“则其本然”、“与民休养”、“共物生息”而已。他不希望皇帝在层出不穷的语词上反复考掘，转成文字之障，却误以为自己得到了无上的奥义。
皇帝这一次受箓，不期然却坚定了他封禅的意愿。他相信司马承祯的推论：当皇帝展现了他对天的崇敬之后，也就随之而巩固了苍生百姓对整个帝国的信仰，而这种“致一敬字”的工作，却是多方面的。
例言之，有一份早就呈上来的太史奏疏，指陈：已经通行五十多年的“麟德历”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准确预测日食，这不是新鲜事，援旧章往例，就该更造新历，皇帝迟迟未决，却在见了司马承祯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诏命名僧一行“更造新历”，亦即日后名为“大衍历”者。一行僧造历，还牵涉到要更铸新的观测仪器，于是又发动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具全新的“黄道游仪”，用以“测候七政”——亦即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轨迹。这两件事传扬开来，使天下周知，人们开始期待：“皇帝将有大事于天。”
果然，到了次年（即开元十年）六月，早先因为木材腐朽而崩毁的太庙历经五年工期而重建完竣，并从原先的五室扩充为九室。当初被搬迁到太极殿的历代先祖皇帝神主都迁回太庙来了，皇帝也特别发表诏书，强调了他敬天法祖的情感。
法祖，则不只是去礼敬那建立大唐的高祖李渊而已；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皇帝又依据史官们最新的研究——以及相当程度的牵强附会，追尊北魏时代官居金门将的李熙为大唐“献祖宣皇帝”，并追尊李熙之子李天赐为大唐“懿祖光皇帝”，两位受追尊的皇帝牌位，都入祔于太庙九室了。
此举，显然有意遮掩李唐自冒郡望的长远谋划。李唐皇室篡改郡望，以图自高于山东豪门士族的质疑早在国初之时即普遍流传。根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所记，唐太宗时，即有法琳僧当面驳斥唐太宗自道郡号为“陇西成纪”。法琳是这么说的：“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此处所谓的“柱下”，是指老子李耳；而“成纪”则是汉将李广。法琳之说，已经是公然揭露李世民自冒汉家贵胄身份，以高声价了。
追尊两祖并为皇帝，乃是为了昭告世人：一向被封为太祖的李虎（也就是开国祖李渊的祖父）也有了可传之于经传的父辈和祖辈——李虎之父，就在这一追尊之下，确认是李天赐无疑；当李熙、李天赐的父子地位一旦纳入了李唐皇室的宗谱，李熙又可推考为凉后主李歆嫡系之孙，而众所周知，李歆原本就是凉武昭王李暠的次子；这样一来，李唐由原本“陇西狄道”之郡望就可以一变而为“陇西成纪”——因为相传那李暠恰是龙城飞将李广的十六世孙。
不但要追尊先祖为皇帝，就在三个月之后，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官居礼仪使的张说等人上奏：行之有年的“三祖并配之礼”也应该修改。
高祖武德年间以降，皇家祭祀之地就有一个原则不易而逐时变通的规矩：如欲祀景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则在圜丘；如欲祀元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昞）则在明堂。圜丘，天子于京中祀天之地；明堂，则是天子举行朝会和一般祭礼之处。太宗即位，则以高祖配圜丘，到了高宗时代的永徽年间，又以太宗奉祀于明堂。日月代迁，高宗升遐之后，武后垂拱年间又改了常例，而将高宗奉祀于圜丘，于是称之为“三祖并配”。
如此，本无失礼不敬之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礼仪使张说所提出的解释，却出于皇帝的意旨，以为：三祖并配，略无等差，为了严肃仪注，应该重新更张。于是一举而提高了高祖李渊的地位，使之配祀昊天上帝。
这仍是出于皇帝对于“致一敬字”的别裁专解——开元天子刻意慎重其事，相较于先前高宗和武氏两度封禅，这一次更不是寻常的祈福，他要借由祀天的大典再一次强调：天下唯李氏独尊的门第。
本年（开元十三年）八月，张说再度上疏议封禅仪，请以皇帝的父亲睿宗配皇帝祇，也就是让睿宗享有仅次于天神的地神之位，如此一来，皇帝祭天、祭祖都为一事，所以在封禅之礼中最重要的文献“玉牒文”中，皇帝是这么写的：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读去声），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底绥内艰，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这篇文字四言立体，每四句或六句换韵，用的是《诗经》的“颂”体，以示庄重。文内有“升中”二字，升者，上也；中者，成也。“升中”就是祭天的别称。特别拈出高宗祭天的一节，主要还是因为其后有“中宗绍复，继体不定”的一段插曲。所指不外为武氏当国——她一度篡改了国号，也曾经在嵩山祭过天；史册斑斓，不容粉饰涂销，只好在这篇玉牒文里轻描淡写，避言皇统中断，也不写宫廷阋争，迳以“底绥内艰”（终于度过了一段内廷艰困时期而归于平静）四字一笔带过。而先以“高宗升中”领文，反面文章即是抹去武氏也曾经即位祭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