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元九年十一月，皇帝又派遣使者将这位已经七十四岁的老道士迎入内宫，亲受法箓。是从这一刻起，李隆基正式成为一名具有道士身份的皇帝；他显然有备而来，出其不意地问了司马承祯一句：“昔在高庙时，天竺法子慧乘僧大折我教道义，卿若身为李仲卿，当作何语？”
司马承祯略无思索，慷慨答道：“彼论固知名，而无益于道义；是亦无损于道义。”
“卿且高论，朕乐心随理。”
“《老经》原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断读不确，乃生误会。仲卿失察，遂为佛子攻破。”
“然则，应作何解？”皇帝闻所未闻，有些吃惊。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说到此处，司马承祯停顿了一下，语气一缓，复道，“‘道法，自然。’”
司马承祯的话让刚刚获得道士身份的皇帝大为欢忭，忽然体会到古文集中载录枚乘《七发》所形容的那种状态：“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豁然开朗，有如大病初愈。
在原先的辩论里，是将老子论中的一切“法”字皆作“仿”、“效”之解。于是“道”和“自然”二者也就有了一种等次差异的关系；质言之，“自然”应该是“道”所追随师法的对象，就必然高于道、大于道。这也理所当然与“道即自然”、“自然即是道”等语有了内在的抵牾。回头再以“天”和“地”的等差来攻讦，居然会导出“天应即是地”的结论，则道家根本论题，便弃甲曳兵矣。
可是司马承祯却把最后一个“法”字，变成了道体的状态、道体的形式、道体的规律，一旦脱解出前三个法字的“师法”之意，“自然”就不会是一种既“大于道”又“等于道”的矛盾语，所指称的也不是一个大于一切的终极本质，而只是一个形容词了。
“道兄！高论，妙议！”皇帝对司马承祯的称谓忽然改了，改得有些唐突，有些失份，但是没有谁会在意。的确，这一番答问使皇帝念念不忘，他像是初次发觉道门的诙谐与淡泊，的确有一种真诚的气质，于是转身对身边的大臣笑说：“恨我学仙也晚，只能随命为天子。”
这位随驾接见司马承祯的大臣，正是礼部侍郎贺知章。在朝列百官之中，以修真炼气闻名，据说能驱赶自己的生魂脱身，夜行千里，与诸鬼游。武后时，曾出任太常博士，掌考选庶务。
有那么一回，贺知章与同僚赌戏，指着一人腰间金龟袋饰为质，谓：“某能于中夜启北门，持管而归，不教人知，遂者得此。”北门，说的是芳林门；此门向南大路直通安化门，为京师脊干，随时有羽林重兵镇守。所谓的“管”，就是钥匙。唐代官员例受鱼袋。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袋。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鱼为佩龟。三品以上的龟袋更用纯金为饰，四品用银，五品用铜。到了中宗年间，才又罢龟袋、还赐鱼袋。
贺知章谈笑一诺，与太常寺僚友共席至夜半，忽然说：“北门锁钥至矣！只在此室之中。”
众人争相喧哗寻找，果然在梁上觅得，却仍不肯释疑，乃将钥匙涂裹了油脂，复置返于梁上。天明之前，钥匙已然不翼而飞，贺知章则始终在席未去。直到晌午过后，北门军中盛传奇闻：芳林门的钥匙滑腻不能经手，无人能道其缘故。贺知章自有杂诗记此事：
蝉蜕空余一树秋，泠风初领北门楼。仙身看解新痕在，青琐松脂证去留。
句中的“青琐”，琐字亦通于锁，原本是皇家宫门窗棂上的青色连环饰纹，借指广厦豪宇，也多喻称宫廷。松脂，则是《神仙传》上赵瞿的故事——赵瞿因为病癞，遭家人遗弃在荒山里，竟有仙缘奇遇授以松脂之药，从此“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之后，竟证成为地仙。不过，再翫其所藏之事，便与生魂解体、以取北门之钥的事吻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