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应该写一本关于遗忘的日记。
68岁，10个月，1天
1992年8月11日星期二
刚满11岁的范妮，比玛格丽特更容易感觉到无聊的范妮问我，我的时间和她的时间是不是走得一样慢。目前比你快七倍，我对她说，不过速度经常在变。她反驳我说，“从挂钟的观点来看”（原话），不管对她还是对我来说，流逝的都是同样的时间。确实，我说，可是你和我都不是这个挂钟，另外，要我说，这个挂钟不会对任何事情发表任何观点。然后给她上了一堂关于主观时间的课，让她明白我们对绵延的时间的感受完全依赖于我们出生以来流逝的时间。于是她问我，是不是我的每一分钟都过得比她的快七倍。（哎呀，问题变复杂了。）不是，我说，如果我去看牙医，而你在和玛格丽特玩，那么某些分钟在我看来甚至比你的慢很多。长长的沉默。我听到她小脑袋瓜子里的齿轮正在试图调和偶然与总体的概念，我发现她两眼之间因思考产生的皱纹让她的表情看起来与丽松小时候一模一样。最后，她向我提出了如下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挂钟的大指针，“强迫时间用对你和对我都一样的速度过去”。我们这样做了，同时还赋予了这共同的一分钟以悼念活动一般的肃静和庄严。确实可以算是一次悼念活动，因为我俩悄悄的耳语让我想起六十年前（也可以说是昨天），在同一个挂钟的滴答声中，我父亲向我喃喃道出的“小哲学”课。这一分钟过去后，范妮亲了一下我的脸，在跑开前总结道：外公，我喜欢和你一起无聊。
69岁
1992年10月10日星期六
一小撮人在一起吃晚饭，帮我庆祝生日。“我的生日”是个孩子气的表达，我们要带着它，一直到我们的最后一根蜡烛。
69岁，9个月，13天
1993年7月23日星期五
我忘了，蒙田记性也不好：
“记忆力是一件可以巧妙使用的工具……而我就没有记忆力。……若要发表什么长篇大论，我就只好老老实实、辛辛苦苦把要说的话一字一句背出来，不然我就缺乏条理与信心，唯恐记忆力跑来跟我搞鬼。但是这样做对我并不轻松。背上三句诗需要花三个小时。……我愈不信任我的记忆，记忆愈困扰我；倒是偶然碰上还更好使，我应该随随便便求助于它。因为我逼它，它吃惊；此后它开始坐立不安，我愈询问它，它愈发呆为难；它会在它的时间，而不是我的时间内帮我的忙。……谈话时我若敢于偏离原来的思路，必然会回不过来，……对于伺候我的人，我一定要以他们的职务和家乡地名来叫唤他们，因为他们的名字叫我很难记在心里。……要是活得长，我不相信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忘了自己的名字。……我曾不止一次忘记三小时前传出或接到的口令，忘了自己的钱包放到了哪里，……我最会丢失自己特别在乎藏好的东西。……我翻阅书籍不求甚解。留在我心中的东西倒不是在别人那里见得到的，只是这时我的判断力发挥了优势，充满了推理与想象。作者、地点、原话和其他情况，都立即忘得一干二净。”《随笔集》，第二卷，第十七章。
同一位作家引用了下面一句话（泰伦提乌斯，《阉奴》，i，2，25）：
“我全身穿孔，到处流失。”
70岁零7天
1993年10月17日星期天
吃过晚饭，玛格丽特哮喘发作了，还伴随着因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咳得撕心裂肺。我十分心疼她。有那么一瞬间我产生了幻觉，看到了裹着纱布的肺片。莫娜不得不停止高声为我们朗读搞笑的罗尔德·达尔的活动。而且玛格丽特正是因为大笑才咳起来的。范妮发火了：去别处咳！丽松很绝望，因为不知道怎样让女儿好过一点。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她说。这时，不知怎么的，我突然产生一种治疗灵感，灵感随即又变成了不容置辩的确信。我从莫娜手中拿起书，递给玛格丽特。来，接着读。玛格丽特照做了，最开始声音小得听不见，呼吸艰难，眼里还闪着泪花。接着她的声音渐渐变得清晰，句子越读越长。大约读了半小时，她不哮喘了，而且仿佛根本没受咳嗽威胁一般。玛格丽特的嗓音像笛声，词语念完还有余音。刚才我坚信大声阅读能够治疗哮喘，我这种信念是从何而来的呢？天晓得。按照常识，我们应该让玛格丽特保持安静才对。那么是出于被压抑的经验吗？是人类的古老本能吗？不得不相信，到了一定年龄，我们所有人都多少会拥有治疗能力。过去爸爸就富有盛名，能通过按手礼疗愈最深的忧伤。
70岁，5个月，2天
1994年3月12日星期六
昨天在a.和c.家，讨论w.的癌症是不是由精神问题引起的。异口同声的回答。是的，是的，肯定是的，他无法接受自己退休、妻子生病、女儿离婚这些事。所有人都表示同意，直至主人的长子——年轻的p向我们泼了一瓢凉水：“w.要是知道自己将死于心因性疾病，而不是恶心的结肠癌，一定会大松一口气吧！”说完后，年轻的p.甩门而去。
我想我理解这个小伙子的愤怒。尽管不否认身体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我们无法表达的事——腰椎间盘突出意味着我的背受不了了，范妮的腹泻表达了她对数学的恐惧——，但我也很清楚为什么这种把一切归因于精神的倾向会令p这代人那么气恼。我像他这么大时，他谴责的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也曾让我反感。在我年轻时，身体根本不能作为谈话的主题；餐桌上禁止讨论身体。今天，人们容忍了身体，条件是只谈论它的灵魂！在一切皆精神的水印之上漂浮着那个陈腐的观念：身体疾病是性格缺陷的表现。爱发火的人的肝囊肿，无节制的人的冠状动脉破裂，厌世者不可避免的阿尔茨海默症……不仅生病了，而且生病有罪！你为什么会死？因为你自己给自己造了孽，因为你与祸害之间进行了小小的交易，因为你时不时从不健康的行为中获得享受，一句话，因为你的性格，那么不坚定，对自己那么不尊重！是你的超我杀死了你。（总之，自从天花令梅黛夫人那张毁坏的脸暴露出她的灵魂以来就没出过新花样。）你死时背负着重重罪名：污染了地球，胡吃海喝，忍受了时代却没有改变它，在全球健康的问题上睁只眼闭只眼，导致最后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被你的懒惰软弱地掩盖住的整个系统最后向你那无辜的身体发起进攻，并且杀死了它。
因为，如果说一切皆精神的倾向指出了罪犯，那是为了更好地赞颂无辜者。我们的身体是无辜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身体就是清白本身，这就是一切皆精神的倾向喊出的口号！如果我们很善良，如果我们品行端正，如果我们在一个受控制的环境中过着健康的生活，那么不仅我们的灵魂，连我们的身体本身也能变得不朽！
在回去的车里，我带着重新找回的年轻时代的激情，发表了这段长长的抨击性言论。
可能吧，莫娜说，不过不要忘了一件事，年轻的p.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他父母出丑的机会。
70岁，5个月，3天
1994年3月13日星期天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会死亡，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每一次死亡都是一个文明的灭绝。
70岁，5个月，5天
1994年3月15日星期二
夜里，当膀胱胀得要爆炸时，我就会大汗淋漓地醒来。我是过了很久才发现这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我出汗，我醒来，我扔掉被子，我想小便，但我还没睡醒，所以懒得起来。我试着重新入睡；尝试失败。在几个月里，我将这种突然之间的出汗现象归结为某种男子更年期症状，类似莫娜一直叫苦不迭的阵热……然而不是的，我之所以出汗是因为想小便。一旦需求被满足——假如我能做到的话——，我便又可以带着正常的体温入睡了。年轻时，同样的欲望曾让我出汗吗？完全没有印象了。
70岁，8个月，5天
1994年6月15日星期三
我们认识，格雷古尔那个年迈的哲学老师在家长会上对我说。我是去听取大家对我孙子的溢美之词的。真的吗？是的，我在您年轻时折磨过您，他带着友好的微笑解释道。于是我认出他来：贝克医生的侄子！那个四十年前在他叔叔给我拔息肉时用巨大的手掌堵住我喊叫声的人！这学年一开始，格雷古尔就不停地在夸这个哲学老师“绝对赞！”在他的描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老师是个高大的塞内加尔人这个元素，因为这个细节与哲学无关。f先生轻拍着他的鼻翼说：现在做这类手术会打麻药让你睡着，不过它们的效果还是跟从前一样不明显。您孙子也有点鼻音，不过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哲学家。
71岁，5个月，22天
1995年4月1日星期六
回到医院，去看望西尔薇。格雷古尔和我。她还认得我们，但似乎有点不适应。格雷古尔，她轻轻地说，听起来没有现实感。这是她儿子，她知道，这是她儿子的名字，她还记得，她的声音中有一种温柔，可是形象和名字无法触及她，它们无法重叠。好像她看到的是模糊的影子，格雷古尔说，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她自己也是模模糊糊的，好像她走在自己身旁，你不觉得吗，爷爷？西尔薇刚生病那会，格雷古尔在告诉我她的病情时已经这样说：妈妈已经不“清晰”了，或者，今天还行，妈妈挺“清晰”的。当w.医生在办公室接待我们，告诉我们要“看清问题”时，我看到格雷古尔微微笑了一下。
71岁，5个月，25天
1995年4月4日星期二
今晚想起西尔薇时（她将在一个月后出院），脑中浮现“脱轴”这个词。过去妈妈抱怨我时常用这个词，它会产生一种眩晕和模糊的感觉。归根到底，这本日记也可以成为一个永恒的适应练习。脱离模糊状态，将身体和精神维持在同一条轴线上……我一生都在试图“看清问题”。
71岁，8个月，4天
1995年6月14日星期三
在哥白林站，一个巨大的集体身躯侵入91路公交车内。我在蒙巴纳斯火车站上车时，车子还是空的。我利用这意外的孤独一头扎进阅读，几乎没受一站又一站坐到我身边的乘客的打搅。到瓦万站，所有座位都已经被占据。到哥白林站，过道里也挤满了人。我带着一种无辜的自私看着这一切，这种自私经常出现在那些已经找到座位因而看书看得愈发起劲的人身上。一个年轻人坐在我对面，也沉浸在一本书中。可能是大学生吧，在读弗里茨·左恩的《火星》。在大学生身边，站在过道里的，是一位肥胖的女士，六十来岁，气喘吁吁，手上提着一个塞满蔬菜的草编袋，正粗重地喘着气。大学生抬起眼睛，与我目光交会，看了看那位女士，主动站起来向她让座。请坐，太太。在年轻人的礼貌中有种日耳曼做派。挺拔，高大，脖颈僵硬，笑容内敛，一个有气质的男孩。那位女士没有动。我甚至觉得她在用目光扫射大学生。年轻人手指着座位坚持着。请坐吧，太太。女士让步了，看起来很不情愿。反正没有表示感谢。她走到空座位前，始终喘着气，但没有坐下来。她站在我面前，手中拿着草编袋，可是一直站着。年轻人还在殷勤地坚持。请坐啊，太太，请吧。这时，这位女士发话了。再过一会，她用嘹亮的嗓门说，我不喜欢座位太热！小伙子的脸猛地红了。这句话让人听得目瞪口呆，我一时忘了正在读的书。我迅速扫了周围人群一眼，看到了众人的反应。大家忍住笑，大家盯着自己的脚，大家公然看着车窗外，总之，大家觉得很尴尬。就在这时，那位女士俯身对我说了一句话，她的脸离我的脸只有几公分的距离，好像我们是老相识似的。她说：我在等椅子变冷！这下，我成了大家瞩目的对象。大家在等我的反应。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这一秒钟里，91路车上的所有人组成了唯一一具身体。同一具有教养的身体。一具独一无二的身体，它的屁股无法承受被别的屁股坐热的座位的热气，但它情愿扑倒在公交车轮子底下，也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
71岁，8个月，5天
1995年6月15日星期四
没有教育就没有滑稽。
71岁，8个月，6天
1995年6月16日星期五
听了我的“集体身躯”的故事后，莫娜也讲了一个故事，结论与我的完全相反。六十年前，在美丽的卡尔卡松市，她的好朋友——当时身无分文的吕西安娜寄住在安贫小姐妹会。每个周日早上，修女们会在弥撒开始前一小时把她们的学生带到教堂。她们让学生坐在前几排的凳子上，孩子们就在幽暗空旷的教堂里数着念珠做祷告。之后神甫来到教堂，点亮灯火，奏响小风琴，大门打开，信徒们涌进来。孩子们于是会起身，把座位让给非常有钱的贞德学校的女孩子们，到教堂深处去听弥撒。
是的，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吧，莫娜强调道，人们用穷人家小姑娘的屁股给有钱人家的女孩暖座位！这是当时的习惯，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71岁，8个月，9天
1995年6月19日星期一
蒂乔约我在饭店见面。他看起来很慌张，在我对面坐定后，焦急地让我伸出舌头。为什么让我伸舌头？把舌头伸出来吧，拜托！别人在看我们呢！不管了，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蒂乔难得不开玩笑。怎么了蒂乔？等你把舌头伸出来我再告诉你。最后我照做了。不够，我要看到整条舌头！我用第一次领圣餐时的夸张动作温顺地向他展示了我的舌头。他检查了好一会，其间服务员一直不动声色地在旁边等我们点单。行了，可以了，收回去吧。点完菜他向我承认，今天早上在浴室时，他吓了一跳，因为发现自己的舌头白如石灰，上面的裂纹尤其深，导致他疑心病发作，立即推断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接着又补充道：不过，你的舌头裂纹跟我的一样，总的来说你的舌头也不是粉红色的。他由此断定这应该是衰老的自然反应。
“你应该从来没注意过这个现象吧？你从来不看自己的舌头！”
“很少看。”
然而当天晚上我就做了这件事。舌苔确实发白，上面沟壑纵横，有些裂纹深得让人害怕。同布鲁诺小时候伸出来的柔滑粉嫩的舌头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他常常在大家面前把舌头伸出来，因为它“在里面觉得很无聊”。凑近看自己的舌头，我发现侧面有小包，应该是钙化的味蕾，还有暗红色的小泡，挂在舌系带上，看起来像海葵。可能是破裂的血管。我们的舌头像鲸鱼皮那样老化，上面布满沟川，长满脓包，像鲸鱼被各种贝壳覆盖，看起来具有了千岁的安静外表。
所以，平常那么自信的蒂乔也像任何人一样，成为了这些“第一次”的牺牲品，我们一直到死都得承受身体这些“第一次”的恐吓。这个故事附带又让我想起海绵状的牛舌。过去在寄宿学校时，学校会定期给我们吃牛舌，垫在几乎变成液体的牛屎状的绿色菠菜下面。有时我们会互相把牛舌和牛粪扔到对方脸上：令人难忘的打架和随之而来的没有任何效果的惩罚。关于疯狂大笑的最美好回忆。以至于当又回想起这些事时，我会在床上默默笑起来。你在想什么呢？莫娜问。
……
咨询了一下，这条像老鲸鱼的舌头有一个名字：“有苔舌”。
72岁，2个月，2天
1995年12月12日星期二
有些疾病因为它们引发的恐惧，反而具有了帮助我们忍受其他所有疾病的美德。通过做最坏的打算来接受偶发性事件，这样的倾向时常出现在我这一代人的谈话中。昨天就是如此。在凡尔纳家，说到t.s.的诊断：本来担心是阿尔茨海默症，幸运的是，其实只是抑郁症。呼！幸福被保全。t.s.最终还是会变得疯疯癫癫，但别人不会再说他是被爱罗斯结果的了。
我虽然心中冷笑，但也没把自己排除在外。虽然死不承认，但我跟任何人一样害怕阿尔茨海默症的威胁（我自然想到了艾蒂安，他的状态每况愈下）。尽管如此，这种恐惧有一个好处：它让我无暇顾及那些真正影响我的疾病。我的血糖含量让人担忧，我的肌酐已经不成比例，我的耳鸣对声波的干扰越来越明显，我的白内障给我制造了一条模模糊糊的地平线，每天早晨醒来我就会多一种新的疼痛，总之，衰老已经在方方面面发展起来，而我只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恐惧：对爱罗斯·阿尔茨海默症的恐惧！这恐惧导致我每天都强迫自己进行记忆训练，而我身边的人还以为这是一种博学的消遣。我可以整段整段地背出我亲爱的蒙田、《堂吉诃德》、我的老普林尼或《神曲》（请注意，是原文！），可是一旦我忘了一次约会、找不到钥匙、认不出某某先生、想不起某个名字或忘记谈话的主线，爱罗斯的幽灵就会立即出现在我面前。无论我怎么跟自己说“我的记忆力一直那么任性”、“还是孩子时它就已经不时背叛我了”、“我一向是这样而不是别样的”都无济于事。终于被阿尔茨海默症抓住的念头会战胜一切理智，然后我想象自己很快就到了这种疾病的末期，跟世界与自己失去了联系，成为一个还活着却记不起自己曾经活过的东西。
在此期间，大家要求我在甜点上来时朗诵一首诗，我按惯例让大家三催四请后背诵了一首。啊！至少您没有被阿尔茨海默症盯上！
72岁，7个月，28天
1996年6月7日星期五
弗雷德里克，医生，格雷古尔住院学医时的情人和老师。弗雷德里克抱怨在城里吃饭时，无法不被在座宾客的健康问题轰炸。每个聚会都会有半数客人为自己或亲人寻求诊断、疗方、建议、推荐。这让人很恼火。自我从医以来，他说，甚至自我做学生以来，就没有人问过我在扮演医生角色以外，还对什么感兴趣！以至于他患了社交恐惧症。要不是格雷古尔在这方面的兴趣，弗雷德里克一定会把自己封闭在家中，因为……（说到这里，他的手在头顶上做了个切割的动作）烦不胜烦！据他的说法，饭桌让医生成了萨满巫师。看到医生像所有人一样吃喝，大家会觉得他很亲切，他成为了忧郁症部落的巫师，太太们的精神领袖，我们在谁谁家遇到的那个了不起的医生——而且那么人性化！——，你还记得吗，亲爱的？在医院，弗雷德里克说，在同一些人眼中，我说的确实是同一些人，我首先是个官员候选人，被怀疑靠偷窃社会保险金来收藏保时捷。在饭桌上不会。我一下子变成了某种人道主义的、值得尊敬的、有能力的医学的化身。如果你是外科医生，而别人在朋友家遇到了你，他们就会像小狗一样一直追随你至手术台，然后热情地把你的手术刀推荐给其他朋友，因为医生同果酱有一个共同之处：自家的才是最好的！当我看到我的见习医生们在急诊室过度操劳时，我很想对他们喊：都滚吧，别管你们的病人了，去城里吃饭，建功立业都是在那里，而不是在值班室里！
晚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弗雷德里克一个人在发火。站起来时，他眼里闪着狡黠恶毒的光问我：您呢，还好吗？健康还行吧？趁我在这，可别浪费机会哟！
72岁，7个月，30天
1996年6月9日星期天
格雷古尔的同性恋倾向。我的思想再开明也没用（“思想开明”，多么狭隘的表达！），在同性恋问题上，我的想象力十分迟钝。即便我的原则能接受，我的身体也绝对无法想象对同性的欲望。格雷古尔是同性恋，好吧，这是我们的格雷古尔，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他的性取向不是问题，可是在一个男人身上得到满足的格雷古尔的身体，这是我自己身体的思想——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无法想象的。这不是鸡奸，不是。莫娜和我并没有轻视这种方式，我们的玫瑰花瓣让我们心旷神怡，而且她扮演的小伙子多么漂亮啊！问题就在这里，她并不是小伙子。我思考着格雷古尔的同性恋问题睡着了……或者说我已经不再思考这个问题，谜团自己一丝一缕地散开，变成睡眠本身，将我吞灭。
72岁，9个月，12天
1996年7月22日星期一
一个人在花园，被一只小鸟的鸣叫声惊扰，我从正读着的书上抬起眼睛。很遗憾没能认出是什么鸟。这个结论对几乎所有花都适用，它们簇拥在我周围，我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对一些树、大部分云和被我手指碾碎的这团泥土的组成元素也适用。对所有这一切，我都叫不出名字。少年时代的农场劳作几乎没有教会我任何自然知识。它们唯一的用途是帮我塑造了肌肉。即便知道了一点什么，也是很快就忘了。总之，我那么有文化，以至于完全不具备一点最基本的常识！这只把我从阅读中拉出来的鸟儿在这宁静的无知中鸣叫着。另外，我听到的其实不是鸟鸣，而是宁静本身。一种绝对的宁静。突然之间心生疑问：我的耳鸣哪里去了？我听得更专注了一些。好像的确是这样的：没有耳鸣，只有鸟叫声。我堵上耳朵，听自己头颅内的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耳鸣真的消失了。我的头是空的，在手指的压力下，它有点嗡嗡作响，好像我把耳朵贴在一个桶上了。完全是空的，这个桶。空无一点声音，这让我很开心，然而空无一点常识，这让我很沮丧。于是我又重新投入到我那博学的阅读中，好进一步清空自己。
72岁，9个月，13天
1996年7月23日星期二
耳鸣又回来了，当然。什么时候？完全不知道。昨晚，它又在那，在我的睡眠中嚣叫。我几乎松了口气。这些小病小痛出现时让我们惊恐万分，可是后来它们不仅成为了我们的同路人，更是成为了我们自己。从前乡下人就是很自然地用疾病的名称来称呼别人的：甲亢、驼背、秃子、结巴。我小时候上学时，班级同学之间也互相这样称呼：胖子、近视眼、聋子、跛子……对于这些被视作先天给定的缺陷，中世纪将它们变成了家庭的姓氏。至今街上还走着古尔特屈斯（短腿）们、勒格拉（油腻）们、珀蒂皮埃尔（小脚）们、格罗让（胖子让）们、勒波尔尼亚（独眼龙）们等等。不知道这种粗鲁的中世纪智慧会给我起什么绰号。勒西弗尔（耳鸣人）？杜西弗莱（耳鸣）？杜西弗莱老爹？杜西弗莱老爹不错。您知道的，就是那个脑袋里会鸣叫的人！接受自己吧，杜西弗莱，然后让自己名垂青史。
72岁，9个月，14天
1996年7月24日星期三
又想到那只没认出的鸟儿时，脑中回想起苏佩维埃尔的诗句：
森林里
会有鸟儿的歌声响起
没有人能找到
没有人能喜欢，甚至没有人能听到
只有上帝，他，能听到，
然后说：“这是一只金翅雀。”
出处是《万有引力》，我想，这首诗叫《先知》。是的，可是我的那只，真正的那只，它叫什么名字呢？明天问问罗贝尔。
72岁，9个月，16天
1996年7月26日星期五
一段时间以来，受到胃胀气的残暴统治。一种无法克制的放屁冲动会突然而至，于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放屁时咳嗽，孩子气地希望咳嗽声能够掩盖住屁的声音。无法知道这种诡计有没有成功，因为咳嗽在我耳朵里引起的爆炸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外面的声响。另外，这种小心其实没什么用，因为通常出现在我身边的人，他们的教养已经好到一定程度，宁死也不会指责我的不文明。同样的，也没有人担心我的咳嗽。一群野人！
蒂乔被我的心里话逗乐，作为交换，他给我讲了一个滑稽故事。像蒂乔大部分“体味”很重的笑话一样，这个故事也是余味无穷，如香奈儿特级香水的味道那样挥之不去。
蒂乔和四个放屁的人
四个老朋友聚会。第一个对其他三个说：我放屁时，声音吓人，臭味熏人。第二个说：我是声音很可怕，但一点不臭。第三个说：我是一点没声响，不过那臭味，那臭味，啊我的孩子们，那臭味啊！第四个说：我的不一样，既不响也不臭。长长的沉默和眼角的目光，然后三人中其中一人问他：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放屁啊？
72岁，9个月，27天
1996年8月6日星期二
来吧，来吧，拿出点勇气：有关格雷古尔的性倾向问题，我那些没有问出的问题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今天下午，看着采覆盆子的他们——弗雷德里克和他，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晚饭后，吞下最后一口面包屑馅饼，格雷古尔自己公布了答案。当时我们正在花园里散步，他把胳膊伸到我的胳膊底下，对我说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爷爷，你在想弗雷德里克和我，谁是攻谁是受。（爷爷稍微有点不知所措。）其实这很正常；所有人看到同性恋时都会想到这类问题。（停了一会。）因为你爱我跟我爱你一样多，所以你在想你心爱的孙子有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感染那肮脏的艾滋。事实上，这的确是扼住我所有忧虑的瓶颈。这么一来我一下子倒翻了问题的箩筐。无数可怜的孩子应该都受着这些问题的困扰，却不敢问任何人。怎么看待唾液？它是传播途径吗？口交呢？口交会得艾滋吗？痔疮呢？牙龈呢？你们注意保护牙齿吗？什么频率？伴侣多不多？你们对对方忠诚吗？不要担心，爷爷，弗雷德里克离开他老婆，不是为了背叛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至于我，我跟你一样，坚决拥护一夫一妻制。关于谁是攻的问题，有时是我有时是他，要看心情和当时的战况，有时你完了换我。又绕着花园走了一圈，然后是一个更为专业的解释：至于为什么会有同性恋倾向，爷爷，这个问题太大了！让我们就停留在表面吧，行吗？让我们就说，只有男人才能真正满足男人。比如口交，从严格的技术角度来说，只有自己享受过，才能很好地为别人服务！女人无论多有天赋，永远只能达到一半的高度。
夜很深的时候，我俩还单独守在火边：说到底，他向我吐露心声，你是我两个使命的始作俑者。我成了医生，因为我不想你死，我成了同性恋，因为你带我去看了《人猿泰山》。树丛中那个全身赤裸的帅小伙子简直是我的大天使加百列。可那时你只有八岁啊！是的，在这方面也很早熟！
再后来，关于医学，我跟他讲了维奥莱特的死。他认为是静脉炎。维奥莱特越来越痛苦，她的静脉曲张越来越厉害，做体力活时越来越吃力，那天下午可能有一颗石子从腿或腹股沟转移到了肺部，堵住了她的呼吸。你的维奥莱特碰到了大面积的肺部栓塞，爷爷，你完全无能为力。不管是你还是别人。
六十年来的第一次，想着维奥莱特的死，我平静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