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刷新圆周率的背诵纪录后，报纸与电台对我的采访接踵而至，英国一家大的电视台还提出要为我制作一小时的纪录片，并计划次年在英国和美国播出。节目制作单位对我在牛津的表现印象深刻，他们尤其惊讶于我在大众与媒体前的从容应对。制片单位计划于年底去美国拍摄自闭学者金·皮克（kimpeek），他是电影《雨人》主角的原型。他们认为如果我能现身说法，在节目中讲述作为自闭学者的亲身经历，就会增加节目的看点。此行不但能见到皮克，还将有机会与英美两国研究学者症候群的世界级专家对话，对我而言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同意参加拍摄，但还是顾虑重重。我已有五年没离开过英国，甚至没离开过我居住的小镇，一想到漫长的旅途和即将面对的陌生环境，就让我心存恐惧。外出期间的行程会很紧，我平日规律化的生活将被打破，如宗教仪式般的数数字活动也都将难以践行，我担心自己会无法忍受。我没去过美国（尽管我背得出麦金利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的名字和其所属政党），我不知道自己将置身什么样的环境中，会不会又大又吵？会不会绚丽得让我眼花缭乱？在那个与我家隔了辽阔海洋的地方，如果我恐慌起来该怎么办？
家人和尼奥都支持我去，但他们也担心我在外的奔波和面对新环境的无所适从，于是建议我跟制作单位事先做好协调和沟通。制作单位保证不会将我一个人留在陌生的公共场所，以防我迷路，还答应拍摄的时候不会对我进行干涉。
拍摄计划可谓气魄宏伟：两周内跑遍美国东西海岸，从加州的圣迭戈直到犹他州的盐湖城。节目名称暂定为《脑人》（ibrainman/i），起初我并不喜欢制作单位提出的这个名字，但后来也接受了。
2004年7月，启程前一周，我跟拍摄小组成员见面。摄影师叫托比，年纪跟我差不多，大家都很友善，尽量让我觉得轻松随意。即将开始的拍摄，谁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奇遇，小组成员对于这个充满未知的行程，显得兴致勃勃。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也有些跃跃欲试，我的情绪总是会被周围的人所左右。
临行前一晚，我收拾好行李。尼奥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陪我同行，为了能和我随时保持联系，他给我买了手机。我把手机放在右边的口袋里，护照、机票和钱夹放在左边的口袋里。
尼奥开车送我到机场。这是我们结识三年半以来，第一次分隔两地。临别时，他给了我一个拥抱，着实吓我一跳，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候机厅人很多，周围都是提着行李走来走去的人，这让我焦虑起来，于是我开始数排队的人数，心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那是一个最常见的夏日，晴空万里。飞机升空时，可以从窗口望见机翼掠过薄薄的浮云。广播说，我们要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航程11个小时。每当我被告知一个预计的时间，我的心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一张桌子上放着一节面团，它的长度就是一小时，我可以根据它来判断时间的长短。它的一半长度就是半小时，那么我就可以理解散步30分钟有多久了。但我从没估算过11个小时有多久，因此也就无法在心底看到它的长度，我变得紧张起来。我闭上眼睛，随即睁开，注视着自己的脚，借此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做什么事情我都喜欢未雨绸缪，事先在心里想象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该如何应对。我知道在飞机上，空中小姐会在某个时间走过来问我一些问题，例如吃什么之类的，于是我就会事先想象空中小姐站在我身边，我则轻松自如地点着我爱吃的东西。
我不断地摸着左右两边的口袋，以确认手机、护照和钱夹还在原来的位置。耳畔传来推车的声音，我开始进入戒备状态，出乎意料的事情会让我措手不及，因此我仔细听着空中小姐与其他乘客的对话，并在心里演习着她走来时会出现的场景，我要选的是：鸡肉和烩饺。推车来了又走，我的选择完全正确。
夜幕低垂，我因为紧张而无法入眠，只好翻看飞机上的杂志，戴着耳机听音乐。飞机终于降落了，这次毫无差错的搭乘让我充满了成就感。虽然头疼并四肢僵硬，但我到了美国。
洛杉矶天气晴朗，温度也比伦敦高些。导演找好了车，工作人员将行李和装着摄影、录音器材的箱子搬上后车厢。我看着他们就像摆俄罗斯方块一样，试了好几次才将所有的东西放妥。司机将我们拉到圣地亚哥一家海边旅馆。虽然旅途劳顿，但我还是被告知明天一大早就得开工。在旅馆房间里，我有节奏地刷牙，洗脸也是按照惯例，从水池里舀五次水泼在脸上。上床前，我将闹铃设定在早上4点半，然后倒头睡去。
一听到闹钟响起，我就立刻跳了起来，用手堵住耳朵，我不喜欢这个让我头疼的声音，然后腾出一只手按停闹铃，房间即刻恢复宁静。天还暗暗的，我用两分钟的时间刷牙，然后冲澡。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是陌生的，莲蓬头很大，水流冲在头上有重重的感觉，毛巾的质地也怪怪的。换上自己的衣服时，才找到些熟悉的感觉。我极不自在地踱出房门，走下楼梯，来到餐厅。一直等到托比那张熟悉的脸孔出现，我才坐下来用餐，早餐是松饼和茶。等到一行所有人都吃完，大家上车来到一个楼宇排列整齐、窗户闪闪发亮的地方。我们要拜会的是著名神经学专家拉马钱德兰教授和他领导的加州脑研究中心。
一群科学家在门口迎接我们。经过一个阳光明媚的走廊，我们被领入拉马钱德兰教授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光线比走廊暗些，靠墙的书架摆满了书，厚重的书桌上摆放着几个塑料脑部模型，还有几张散放的纸。他们要我坐在教授的对面，他旁边还有一个助手。
教授是个“大人物”，说话的声音很大，握手时我感觉到了他的手掌大而有力，就连圆圆的眼睛、浓密的黑色卷发和胡须好像都大大的。他很热情，这让我慢慢放松了下来。
他们给我出了心算题，教授的助手用计算机核对我的答案。因为时差，我的头还在疼，但这并不妨碍我计算。随后他们让我挑出给定的一组数字中的质数，我全部答对，还解说了数字在我心里怎样变化出来各种颜色、质地和形状。教授侧耳倾听，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午餐时间，教授的助手夏伊领我去研究中心的餐厅用餐。夏伊是个年轻人，跟教授一样有着深色的头发和圆圆大大的眼睛，他对我在数字方面的视觉化反应颇感兴趣。午餐后，他和研究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埃德对我的数字经验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我要了一支笔，将他们问到我的那些数字，用我的理解方式画出来。我的视觉化数字绚烂而复杂，而我又画得如此之详细，让他们叹为观止。
我的表现让科学家们大感兴趣，他们请求导演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我的特殊能力。导演打电话请示在伦敦的制片人，得到了批准。
第二天，在摄像机的跟随下，我又将对数字的感觉描画出来。我边在白纸板上勾勒我的数字风景，边解说如何利用数字的不同颜色、质地和形状进行心算。他们甚至要求我用橡皮泥捏出某些数字的形状。
随后，他们又给我看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圆周率数值，同时我的手指连接着直流电皮肤反应测量仪。研究人员随机改动了圆周率中的个别数字，例如把6改成9。当看到这些被改动过的数字时，我就开始不舒服，面部表情也随之变化，因为我熟悉的数字风景被破坏了。测量仪测到明显的起伏，反映了我对被改掉的数字有生理反应，几位科学家在旁啧啧称奇，夏伊尤为惊叹。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不介意自己成了科学家实验用的小白鼠？我的回答是“不”，因为这样的实验将有助于科学家们更进一步了解人类的大脑结构，造福人类。而我也特别感谢他们让我通过实验来知晓自己的心智运作方式，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与科学家们的相处很快进入尾声，接下来的行程会更加紧张。夏伊开车带我去附近的悬崖看海、看降落伞在空中翱翔。他希望能有一个单独和我相处的机会，于是我们去海边散步。他继续询问着我对数字的感觉，还拿出纸笔做记录，我的描述让他再度痴迷。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对于科学家来说，你是个千载难逢的研究对象。”这句略带恭维的话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我答应跟他保持联络，至今我们还经常互通邮件。
下一站，赌城拉斯维加斯。制作单位希望能用“轻松”的娱乐形式来呈现我的能力，这一招学自“雨人”，而拉斯维加斯就是我施展的“舞台”。
对于制作单位的安排，我的感觉很复杂。将我的能力媚俗化，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重蹈“雨人”的覆辙也会让大家以为，所有的自闭症学者都是从“雨人”那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同时，我也理解，电视节目在呈现严肃的科学内容时，必须融入一些娱乐性的因素。我喜欢跟朋友玩牌，但从没进过赌场，于是好奇心最终占了上风。
内华达的炎热让人无法忍受，热浪扑面而来。等出租车的时候，我虽然只穿了薄t恤和短裤，但还是汗湿衣背。好在只走了不远的路，就到了。谢天谢地，终于能享受到宾馆大堂的冷气。
不过，这里的状况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很难找到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赌场。虽然最终找到一家小规模的赌场，不但同意我们进去拍摄，还免费提供住宿，但环境实在很难让人满意，地毯很脏，大堂弥漫着发霉的味道。大堂经理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为大家分配好房间，这更让我们失落到极点。
但是，打开房间门后，才发现里面竟然又宽敞、又舒适。夜色降临，拍摄小组带我坐上车，去拍摄拉斯维加斯最著名地段的夜景，到处都闪耀着赌场绚烂的灯光。刺眼的光线让我很不舒服，我紧握双手，身体变得越来越僵直。还好，没多久我们就去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回去后大家早早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拍摄小组就忙着在赌二十一点的牌桌区，隔出一块安静的区域，准备妥当后，才到房间接我过去。赌场提供大量赌钱用的筹码供我们拍摄使用，跟老板和庄家打过招呼后，庄家快速地为我解释了牌局的规则。
二十一点是最流行的扑克牌赌法之一。a算一点，也可以算十一点，人头牌j、q、k都算十点，游戏的目标就是赌玩家手上的牌能否超过庄家的点数，但不能超过二十一点。
发牌前，大家先下注，然后庄家替大家和他自己各发两张牌，庄家的其中一张牌面朝下。如果有人拿到一张a和一张人头牌，就立刻算赢，因为两张牌合计正好是二十一点。若是没有这样的牌，玩家则可以选择加牌或维持现有的牌，要是手中所有的牌超过二十一点就算爆牌了。当所有玩家都要好牌后，庄家掀开他朝下的那张牌，再决定是否加牌。如果他的点数低于17，就必须加牌，加到最少十七点，要是庄家爆牌，那么，所有玩家都算赢。
玩二十一点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算牌。玩家会在心里默记出现过的牌，然后推算剩余的牌，看自己有多大胜算，如果觉得自己赢的概率大，就可以加注。牌可分为好坏两种，两点、三点这样点数低的牌算好牌，十点算坏牌。算牌的人根据出现过的牌，来推算剩余的牌里还有多少好牌、多少坏牌，以确定自己的策略。
算牌并不容易，就算是老手，也只能靠算牌提高1%的赢牌概率，通常在赌场是不允许算牌的。我们这张赌桌上的8副牌加起来有416张牌，牌数之多，如果靠算牌来赢取胜算，真是难乎其难。
对我而言，在赌场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做到不分心。我坐在庄家对面的高脚凳上，专注地看着开赌前怎样掀牌、洗牌和叠牌，我身旁的摄像机引来众多围观者，赌桌边很快围满了看我赌牌的人。
摄制组跟赌场借来这张赌桌，让我成为跟庄家对赌的唯一玩家，而且要求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赌完。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熟悉赌牌的规则，我只是根据拿到手的牌做判断，例如，拿到一张10和一张8，我就不再要牌；如果拿到3和9，我就会继续要牌；但如果庄家现出的牌是4、5或6，我就不要，这些是大家在赌牌时的基本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