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长大了一些，但我还是觉得与同学来往和交朋友很困难。升入中学的几个月后，我有幸结识了里恩。他是印度裔英国人，他们一家人在50年前从印度移民到英国。里恩又瘦又高，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常会从书包里拿出梳子梳头发。他掉了两颗牙、上唇有道疤，经常被同学嘲笑，他为此害羞而紧张。或许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不能融入集体的边缘人，所以就成了好朋友。我和里恩上课的时候总是坐在一起，课间休息时，其他同学跑到操场玩，我俩就在走廊里边散步边聊天。里恩常常背诗给我听，他读过很多诗，自己也写诗，对文字和语言感兴趣，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共同点。
里恩非常喜欢伦敦，他经常搭乘地铁满城逛，拜访过不少著名诗人曾居住或工作过的历史景点，每个周五他还会去温布尔登的清真寺祈祷。我在伦敦住了十几年，却只认得家门口的几条街，这让他十分惊讶，于是他决定在周末带我一起去开开眼界，搭乘地铁去见识一下伦敦塔、大笨钟和白金汉宫。替我买好车票后，他带我进阴暗潮湿的站台等车。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低头时，发现脚边还有一根划过的火柴和一个被踩扁的香烟盒，烟盒上写着“警告：吸烟有害健康”。
上车后，里恩给我看地铁线路图，图上标识着不同颜色的线路和停靠站点：黄色的是环线、蓝色的是维多利亚线、绿色的是区域线。行进中的地铁摇晃得很厉害，就像在打喷嚏。我不喜欢伦敦市中心——人群拥挤、声音嘈杂，到处都充满着不同的气味和声光，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归类，这真让我伤脑筋。里恩带我躲过这些热闹，去了博物馆、图书馆和画廊这些比较安静的地方，我的感觉才好些。我喜欢和里恩待在一起，他总是让我觉得放心又安全。
在学校，里恩经常因为生病而缺席。他不在的日子，我形单影只，既要打发一个人的孤单，又要忍受同学的嘲讽，时间变得很难挨。课间活动时，如果图书馆没开，我就一个人沿着走廊不停地向前走，直到上课铃声响起。班里的集体活动，只要有里恩在，我就高兴地跟他同组；要是他不在，我就惨了，没人愿意跟我同组。每到这个时候，老师就会压低声音问：“谁好心帮我个忙，可以跟丹尼尔同组？”还是没人跟我同组，这倒也好，与其跟不熟悉的人一起，我宁可一个人待着。
13岁那年，父亲教我下国际象棋。有一天，他拿着棋盘和棋子问我要不要学，我点点头，于是他教我每个棋子在棋盘上具体的走法以及基本的游戏规则。父亲的棋艺并不精通，他是自学的，只是偶尔借着下棋打发时间。我第一次玩就赢了他，这让他很吃惊。“新手的运气就是好。”他不甘心，重新摆好棋盘，再次开战，我又赢了。于是，父亲想到了让我到棋社跟别人下，这会有助于提高我的棋艺。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棋社，父亲说下周就带我去。
国际象棋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著名的“骑士之旅”——骑士必须走遍所有的格子，而且每个格子只能走一次。几百年来，许多知名数学家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曾完成过这个“骑士之旅”，举例如下：
父亲带我去的那家棋社，离我家走路需要20分钟，他每周都陪我去。棋社就在图书馆隔壁，那儿的负责人叫布莱恩，个子矮矮的，脸干瘪得像梅干。棋室里摆放着几组桌椅，下棋的老人家都弯着腰，聚精会神地盯着棋盘。这里很安静，只听得到棋子落下的声音、钟表的滴答声、鞋子有节奏地在地板上抖动的声音和白炽灯的嗡鸣声。父亲把我介绍给布莱恩，说我刚开始学下棋，很害羞，但很喜欢下棋。布莱恩问我是否会摆棋盘，我点头。我在一张空桌子上摆好开场用的棋盘和棋子之后，布莱恩请来一位戴着厚厚镜片的老人家跟我对局，然后他和父亲站在我的身后观战，我感觉到他们有点儿紧张。半小时后，跟我下棋的老人家将他的国王推过来，接着站起身，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布莱恩随即靠过来对我说：“下得好，你赢了。”
我每周都喜欢去棋社，那里很安静，也不需要经常与别人打交道。不去棋社的时候，我就去图书馆借棋谱回家来看。没多长时间，我就张嘴闭嘴都是棋经了，还跟人说我长大了要当个专业棋手。后来，在布莱恩问我是否愿意代表棋社参加棋社间的比赛时，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会有更多的下棋机会。每次比赛，布莱恩都开车来接我和另外一位选手去比赛地点。棋赛比平时在棋社正规些，选手们要在事先发的纸上记录自己的每一步棋。在多数比赛中，我都赢了，因此没多久我就成了棋社的常任比赛选手。
每次赛后，我都把记录比赛棋步的纸带回家，然后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摆开棋盘，重下一遍，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方法是我从棋书上看来的，可以借此提高棋艺，还能熟悉各种不同的棋局。
对我而言，下国际象棋最难的就是必须连续两三个小时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深入思考，但不能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否则我就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总是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小事，例如有人呼吸声大些，也会影响到我。有几场开局很好的棋赛，就因为我无法专心致志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每到此时我就会备感挫败。
每期的国际象棋杂志我都会去图书馆里看。有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个赛事预告，在我家附近将举办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参赛费的要求是，提前预付，优惠（off）5英镑；当日付费，20英镑。我通常都是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所以不知道这里的所谓“off”具体指什么，我想大概就是“交纳”（offer）的意思吧。在父母同意我参赛后，我按地址汇去了5英镑。两个星期后，我去了参赛地点，报上我的名字，负责接待的人仔细看了名单，说我可能误会了，预付款不够，还需补交15英镑，好在我身上还有钱，补足差额后，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比赛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有自信，思路敏捷，判断准确，很快就占据优势，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然而我的对手在走完一步棋后，突然按停了计时的表，然后站起身来。我看着他在我旁边走来走去，他则等着我的下一步棋。他的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一下子脱离了比赛的状态。他那双鞋在光滑坚硬的地板上发出摩擦的咯吱声，让我无法凝神思考。就在这样心神不定的状态中，我走错了几步关键的棋，导致最终输掉了那场比赛。我懊恼至极，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继续比赛，只好放弃了接下来的比赛，走出赛场回了家。我觉得，这种比赛性质的玩法并不适合我。
我常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摆开棋盘，自己一个人玩。家里人知道我的习惯，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绝对不会进入我的房间。国际象棋有固定的规则，棋局和步数会反复出现，一个人下棋时可以不受外界干扰，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潜力。16岁那年，我发明了象棋18步走法，并把这个棋步投给了一家国际象棋杂志。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的投稿发表在杂志的读者专栏里，而且还列在首位。父母以此为荣，还将杂志的那一页裱起来，挂在我房间的墙上。
同年初，也就是1995年，我参加了普通中学教育文凭考试，历史得了最高分asup+/sup，英国语言和英国文学、法文、德文都得了a，科学科目得了两个b，木工课得了c。在最开始的数学考试中我得了a，但最后一次考试得了b，因为我的代数不好。数学方面，我仅对数字有联觉和心理反应，但对数学中出现的文字则没有感觉，因此我对代数中的方程式一窍不通。于是，我放弃了数学，而选择历史、法文和德文作为我晋级的科目。
库柏女士是a级法文的老师之一。在我17岁那年，她帮我安排了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目的地是南特，那是一座位于法国西北部卢瓦尔河畔的海滨城市。老师认识那里的一个家庭，他们非常愿意接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很多担心：离家远、坐飞机、到陌生的地方，但一想到可以在国外讲法文，我就兴奋得不得了，也就抛开了那些顾虑。我在南特待了10天，接待我的家庭对我非常好，只要我需要，就会给我足够的个人空间，让我独处。他们总是鼓励我讲法文，给我创造很多练习机会，不论是玩桌球、海边散步还是悠闲地吃海鲜大餐，我们都讲法文。10天后，我回到家中，除了因为皮肤敏感略有晒伤，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同年夏天，一个叫延斯的德国男生来我们学校进修英语。因为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会讲德语的学生，所以延斯上课的时候跟我坐同桌，课间休息时，无论我到哪儿他都跟着。我喜欢下课的时候有人陪我聊天，和延斯交流的时候，我们会将德语和英语混在一起讲。延斯教了我很多以前我不会的德语词汇，例如，handy（手机）、glotze（电视机）。延斯回国后，我们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络，他写英文，我写德文。
我在青春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个子长高了，嗓音变粗了。父母教我使用体香膏，教我刮胡子，但我觉得太难了，感觉不舒服，常常任由胡子长得很长。荷尔蒙也让我改变了对别人的想法和感觉。一个懵懂的少年并不清楚感情是什么，只是想和喜欢的人亲近，却不知道那正是感情的开始。我会靠近其他在操场上的同学，离他们近到我的肌肤能感受到他们的体温。那时我尚不知道什么是个人空间，也并未意识到我的举动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从11岁开始，我就被男孩吸引着，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班里的其他男生都对女生感兴趣，常在一起讲女生的事情，而我从不这样，但我并不会因此而更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所不同——因为我早就知道自己跟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从没因为自己在性别方面与其他男生感觉不同而觉得羞耻，那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像青春期的身体变化那样，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青春期的时候，别人总是笑话我不能自在正常地跟男性来往，我因此变得更加没有自信，也不可能找人约会。我对学校性教育方面的课程根本不感兴趣，也从不跟人提及我经历过的那种感觉。
16岁，我第一次有了迷恋的对象。那时，我们班只有十几个同学。那一年，班里转来了一个新同学，引起了我的关注。他个子高大，颇有自信，尽管是新来的，但很快就和同学打成一片了，他的性格与我截然相反，然而我们有一点共通之处——都修a级历史。每次看到他，我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心跳加快、口干舌燥、肠胃翻搅。光是看到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在教室里看不到他的身影，我就会因为张望他的到来而无法专心听课。
有一天，我走进图书馆时正巧看到了他，就情不自禁地坐在他旁边。我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没做自我介绍，还好他认得我是他的同班同学，点头示意后，他继续看书。我努力地想打破沉默，但没有成功，就这样静默了15分钟，直到上课铃声响起，他起身离去。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从历史学习入手，作为跟他交往的开始。于是，我抄录了那个月的历史课笔记，再次在图书馆看到他时，将厚厚的一沓笔记递给他。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告诉他，我想帮助他，因为他是新生。他向我道谢，然后收下了笔记。后来我又整理了其他笔记送给他，在我保证这并不麻烦之后，他才肯收下。
不过，他还是没有像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我，哪怕是跟我说上一句话。我心里为此而惴惴不安，于是将自己的感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下课的时候，在图书馆交给他，然后马上离开，我实在没有勇气看着他阅读我内心深处的想法。那天放学后，我刚走到校门口就见他站在路边。我想掉头跑开，因为还没有勇气面对他，但太迟了，我们都看到了彼此。我们并肩站着，那一刻虽然短暂，我却感觉到了幸福，仿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一样。他将纸条还给我，简单又礼貌地解释说，他不可能成为我希望的那个人。他耐心地看着我，没有生气，没有伤心，也没有马上走开，倒是我垂着头，先走开了。
我带着伤心难过的心情回到家里，唯一可以抚慰我的就是听我喜欢的音乐。在美妙的旋律中，我的心总能找到归宿。我最喜欢的歌手有卡朋特兄妹、艾莉森·莫耶以及海滩男孩。我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听，用随身听连续几个小时播放同一首歌。
高中最后两年，还发生了别的让我不顺心的事，那就是课程结构和内容发生了改变，让我难以适应。历史课的内容枯燥乏味，还增加了大量作业，我不得不写一大堆尽管知道却不感兴趣的事情。值得安慰的是，历史老师沙斯登非常欣赏我对历史的钻研，他常在下课的时候跟我聊一些我感兴趣的历史话题。此外，a级历史的课程进度很有弹性，学生在课业方面有一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因为班上人很少，授课的内容也还算深入。我最后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考得不错，但我却提不起精神，因为我无法预料毕业后我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