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数过，从父亲在客厅艰难地迈开步子到他扑倒在自己的影子里，一共是7秒。他倒下后，喘着粗气，瞪大眼睛看着我，眼里满是红血丝。
父亲逐渐显露出病态，是在有了双胞胎妹妹之后。他的生活习惯也不同往日，很少在院子里做事，也不再去见老朋友了。他有时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可有时又一言不发。短短几个月，父亲看上去老了10岁，体重骤减，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行动越来越迟缓。
10岁那年，我正巧看到父亲第一次发病。那之前的几个月，父亲会无端地倒下或发出很怪异的声音，母亲总是设法不让我们看到这些。但那天我恰好走进客厅，眼看着父亲扑倒在地板上，眼睛睁得又大又向外凸，嘴里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不知在讲些什么。我安静地站在原地，看着父亲，不知该有怎样的感觉，也不知该做些什么。母亲听到父亲扑倒的声音，赶紧跑进客厅，她轻轻地推开我，让我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说父亲只是不舒服，她已经叫医生了。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停在我家门口，鸣笛声随之停歇。我从楼梯上看见救护人员将父亲抬上担架，在他身上搭了一条毛毯，然后将他抬走了。
第二天，家里比往常安静，感觉也很冷。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想着父亲的病，寻找着对父亲该有的感觉，但却找不到。过后几天，我才感觉出，缺少了父亲这个家就不够完整，于是我盼着父亲能早点儿回家。
父亲住院这件事，大人们给我们的解释是：父亲累了，要在医院休息，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父亲住院的这几个星期里，孩子们被禁止去探望，母亲则乘车去看他。父亲在一家收治慢性精神病患者的疗养院里接受治疗，那时我们还太小，不知道“精神病”是什么概念。母亲从不跟我们讲父亲的病情，只说他病情在慢慢好转，而且很快就能出院了。母亲忙着照料父亲的时候，家里的7个孩子（有5个是4岁以下）全靠姥姥、姥爷、家里的亲友和义工帮忙照看。我和弟弟作为年龄稍大些的孩子，被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减轻大人们的负担，例如帮忙打扫、擦干碗盘、拎袋子等。
父亲出院时，大家并没有为此而庆祝，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家里的生活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尽管父亲尝试着做他生病前的日常家务——换尿布、做晚饭，但还是不一样。我那时就已经知道，那个竭尽全力照顾我、保护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连他自己都需要照顾、需要保护的人。在医生的叮嘱下，父亲每天都吃药，还需要多休息，午饭后，他就回到楼上的房间睡几个小时。当父亲休息的时候，母亲要求家里的孩子都像我一样小声说话，免得吵到父亲。如果小一点儿的孩子哭起来，母亲就马上抱着他们冲到院子里去，然后才哄他们。
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母亲在各个方面都很依赖父亲，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太讲话，彼此间的默契也了无踪影，就像换了两个人，而且要开始一种不一样的关系。吵架成了他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声音越吵越大、越吵越凶。我不得不堵住耳朵来躲避他们的争吵声。有时，大吵一架后，母亲会走进我的房间，静静地跟我坐一会儿。我真想把这安静变成一条柔软的毯子，将母亲裹起来。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他大部分时间的言谈举止跟原来一样，但有时会突然发作，讲话颠三倒四、神志不清，还会躲开家里人。之后的几年里，他经常住院，每次都要几个星期。再后来，父亲的病好像一下子就好了，就像他得病时一样突然。他变得能吃能睡，体力恢复了，心情也好起来了，慢慢有了信心和勇气。父母的关系也好转了，接下来的1990年夏天，家里添了第八个孩子安娜玛利亚。17个月后，距离我满13岁还有4天，家里添了最后一个孩子雪莉。
1991年，我们再一次搬家，搬到马斯顿街一栋四室的房子。我们住的是整片房子中的一栋，离商店和公园很近，房后的院子也很大。但我们住过的所有房子，包括这栋，都只有一个浴室，以至于我们常常需要在浴室门外排长队等着洗澡。客厅和餐厅隔着几道不上锁的门，可以来回穿越。当需要想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楼下的几个房间穿来走去，从客厅到餐厅，经过厨房、走廊，再回到客厅。走的时候低着头，双臂紧贴身体两侧，旁若无人地来回穿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1990年9月，我升入中学。母亲特地领我去市中心为我买了我的第一套学校制服：黑色外套、长裤、白衬衫和红黑相间的条纹领带。父亲教我打领带，可我怎么也学不会。于是，他让我只将领结弄松，需要戴的时候，直接套上拉紧就可以。这套制服穿在身上很不舒服，面料的质地粗厚，压在身上很沉，黑色的新皮鞋穿起来也会将脚趾夹得生疼。我还买了新书包和文具。
我就读的是巴金修道院中学。报到第一天，父亲帮我打好领带，扣好衬衫的袖扣，然后带着我坐公交车来到学校。在校门口，他鼓励我要勇敢面对新环境，迎接开学第一天的大挑战。我目送他离开，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怯生生地跟着其他学生走进体育馆，校长要在那里向全体新生致词。体育馆很小，几位老师靠墙而立，全体新生只能席地而坐，纷纷坐下的瞬间，地板上的尘土飞扬起来。校长马克斯韦尔先生要求大家保持安静，然后开始讲话。我坐在后面，发现自己很难听进去，只好低着头，用手指来回拨弄地板上的灰尘，等着结束。分完班级和老师后，学生排着队去了各自的教室。我高兴地发现我的教室位于校图书馆隔壁。注册后，我领到了新学期第一周的课表，原来每门课都由不同的老师在校内不同的教室里上。从小学升入中学，最让我难以适应的就是上课需要不断地换学科、换教室、换老师。
新班级里没有几个巴利小学的老同学，好朋友巴巴克去了另外一所学校。我紧张得不敢和班里的任何人说话，甚至不肯做自我介绍。上课时，我会不停地看表，希望指针可以走快些，好让这一天马上过去。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全都冲向操场，我害怕被跑出教室的学生冲撞到，所以尾随在后面。我来到隔壁的图书馆，从参考书书架上拿了一本百科全书，一个人坐下来看。我不断地抬头看图书馆墙壁上的表，因为担心要是上课迟到就会被已经在教室里坐好的同学盯着看，那会让我浑身不自在。午休铃声响起后，我又坐在了图书馆同一张桌子上看书。
上小学的时候，我中午吃母亲为我准备的盒饭。上了中学，父母希望我吃学校的午餐，因为我们是低收入家庭，有代金餐券。看了半小时书后，我来到餐厅，就餐的人没剩多少了，我就可以拿着餐盘一个人在餐台选自己想吃的食物。我选了炸鱼、薯条和豆子，因为很饿，又在点心区拿了一个甜甜圈。我走到收银台，将餐券递给收银员，她按了几个按钮后告诉我，代金券的面额不够买那个甜甜圈，需要补差额。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着急又羞愧，脸一下子红了，感觉自己马上要哭出来。收银员看到我的窘状，安慰我说没关系，因为是开学第一天，甜甜圈留着吃好了。我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虽然餐厅的人不多，但我还是担心会有人走过来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我飞快地吃完，立刻起身离去。
放学后，直到所有的同学都走了，我才走向那个我认得的公交车站牌，因为我早上就是从那里下车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搭乘公交车，我不知道原路返回必须要坐反方向的车才可以。公交车到了，我上了车，将我在心里反复练习过的几句话讲给司机听，也就是告诉他我要在哪一站下车，然后我就自顾自地掏钱买票，司机回答些什么，也没听清。司机又大声地重复刚才的话，而我正努力克制着自己的紧张慌乱，还是没听懂他的话。我一直堵在车门口，没办法，司机摇了摇头，收下我的钱，递给我车票。我找了就近的一张空椅子坐下，沿途望着窗外，看是否会出现我熟悉的街景，但窗外的景色一片陌生，好像方向也不对。我担心起来，然后就意识到自己坐错了车，我跑到车门口，焦急地等着停车开门。下车后，我走到对面去坐车，告诉司机我要下车的站名，这回司机没说什么，只告诉我票价，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暗自松了口气，这回终于坐对了。20分钟后，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我从车窗看见了我家在的那条街，总算安全到家了。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我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坐车去上学了。站牌离我家很近，而且我还记得所有的发车时刻，所以我从来不会错过车次——除非公交车误点。我们每天到校后都要先去自己的班级报到，然后根据当天的课表去不同的教室上课。不幸的是，我生来没有方向感，就算在住了多年的街区，我除了几条特意记忆过的街以外，还是会迷路。在学校，解决的办法就是跟在同学后面走。
数学当然是我最喜欢的学科。开学那天，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数学的分班考试，然后按照成绩从高到低，分成1～4这4个等级。我被分在等级最高的一级班。刚一入班，我就发现这个班的进度比我在小学的班级要快很多。每个同学对数学都很感兴趣，很投入，老师教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我最喜欢的内容是数列，例如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21……），其中每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此外，我还喜欢数据处理（例如计算一组数据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和概率问题。
多数人不能靠直觉算出概率，就像这道题：“一位母亲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女孩，另外一个也是女孩的概率是多少？”答案并不是多数人会想到的1/2，而是1/3，因为这位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就不可能有两个男孩，所以剩下的可能就是：男女、女男和女女。
在做“三张卡片”这道概率题时显然也不能跟着感觉走。问题是这样的：有三张卡片，第一张两面都是红色，第二张两面都是白色，第三张一面是红色，一面是白色。将三张卡片混在一起，然后抽出其中一张放在桌上，朝上的一面是红色，那么另一面也是红色的概率有多大？有人说，有红色面的卡片只有两张，一张的另一面是红色，一张的另一面是白色，所以，红色面出现的概率是1/2，即红色与白色出现的概率各占一半。而实际的答案是，这张卡片另一面也出现红色的概率是2/3。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两面都是红色的那张卡片，一面写a，另一面写b；一面红色、一面白色的那张，在红色那面写c。需要我们判断的那张卡片，已经显现出的红色面，有可能是a、b或c。如果是a，则另一面就是b；如果是b，则另一面是a；如果是c，则另一面就是白色。所以，这张卡片的另一面出现红色的概率是2/3。
中学期间，我还喜欢历史。我从小就喜欢列表里的内容，历史课上就能接触到各种列表，包含君主、总统、首相名字和在位时间的世系年表，都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喜欢纪实类的历史胜过虚构的小说，研读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史实和人物，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享受。我还试着理解不同思潮和不同历史局势之间的相互关联。我惊讶于历史事件的连锁效应，一个看似孤立的偶发事件竟然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历史的复杂性令我着迷。
我从11岁起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历史人物世界，包括总统和总理，我还替每一个人编写了完整且复杂的传记。我脑海中会毫不费力地浮现出人名、日期和事件，需要我动脑筋思考的是那些构成事件的材料和统计数据，一些源自我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认识，另一些则完全靠想象。直至今天，我仍然会思考自编的这套历史年表，并不时地增加一些新的人物和事件。以下就是我想象出的一个历史人物：
霍华德·桑杜姆（1888-1967），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贫穷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当选为共和党众议院议员，3年后入选参议院，时年不过36岁。1930年当选州长，1938年11月，击败64岁的民主党现任总统埃文·克雷默而成为新总统。桑杜姆战时受任，于1941年向纳粹德国和日本宣战。1944年11月（总统选举每6年一次），桑杜姆被民主党候选人威廉·格里芬击败，从此隐退政坛。桑杜姆在退休后撰写的回忆录于1963年出版，他唯一的儿子查尔斯，追随父亲的足迹，踏入政坛，在1966-1986年间担任众议员。
当然，也有我不喜欢的学科，课上得也辛苦，例如木工课。其他同学会兴致勃勃地锯木头、打磨、组装，我因为听不懂老师的指令而总是落在后面。有时候，老师会对我失去指导的耐心，直接过来替我做。老师以为我在偷懒，但实际情况是我不想待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体育课也是如此。我喜欢那些不需要跟别人互动的项目，最想参加的是跳蹦床和跳高。可惜的是，体育课大部分时间玩的是橄榄球、足球这类需要彼此配合的团队活动。队长被选出后，会接着选自己的队员，我最怕这个时候了，因为每次挑选完，都会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倒不是我不会奔跑和传球，只是不知道该何时移位、何时传球、何时将位置让给别人。赛场上总是很吵，我的大脑会自动屏蔽外界而进入封闭状态，直到有球员或教练跑来提醒我要“专心”或“参与”，我才会意识到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