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为我在学校里的好成绩感到骄傲，他们没上过大学，家族里也没人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如果我能考上大学就是了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然而，多年的学校生活并没有让我真正地融入其中，虽然我努力地改变自己去适应，却还是游离于集体之外。我已经厌倦了学校，当然也就不想念大学了。我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环境，尝试新的事物。这一点我倒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但我并不知道，这会带给我怎样的改变。我向父母说了我不上大学的决定，他们很失望，也为我担忧着，怕我不足以应付校园外的社会环境，毕竟我连刷牙、刮胡子这样的小事情都做得很艰难。
我每天都看报纸上的分类求职广告。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跟职业辅导员说过，信件分拣员或图书管理员很适合我。信件分拣员只需要将信件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图书管理员则终日跟文字和数字打交道，这类井然有序、可以安静独处的工作最适合我。不过，附近的图书馆，要么是不缺人手，要么就是我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后来，一则征求海外志愿者的广告吸引了我。我看过很多介绍世界各国的书，记住了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名称，对于能去远在国外的地方工作让我心中既充满向往，又有一些对未知的恐惧。不管怎样，这都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心里清楚，我不可能永远都留在父母的身边。
我将这则广告拿给家人看，他们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让我打电话多要一些资料看看再说。几天后，材料寄来。刊登广告的是志愿者海外服务社团青年部，这是个协助各地发展的国际慈善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志愿者服务团体。他们非常愿意帮助英国待业在家的年轻人，通过提供去海外当志愿者的机会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提出申请的人先要到他们在东欧的培训中心接受培训。得到家里人同意后，我提交了申请，然后就等待回音。
一想到要去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我就满心焦虑，但我已经长大，只有勇往直前，才能为自己开辟新天地。我的德国朋友延斯也鼓励我，要像他一样，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可以让自己变得自信，也可以学会对他人敞开心扉。我更希望借助这次远游，来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终于等到了回音，我被通知去伦敦中区参加面试。面试那天，我穿上新买的衬衫和长裤，父亲帮我系好领带，为了让我及时赶到，父母给我钱让我坐出租车去。一路上，新衬衫领口的商标磨得我后背又红又痒，我不停地抓。到了面试的那栋大楼，我站在电梯里面，眼睛一直盯着上方闪动着数字的小屏幕。然后到了接待处，我报上名字，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士翻开资料，用紫色的墨水笔做好记号后，让我找个位子等着。我知道“找个位子”（takeaseat）就是“请坐”的意思，而不是在等候区找张椅子带走，于是我去了等候区坐等。
等候区狭小幽暗，铺着褪色的地毯，我坐的椅子旁边有些黄色的饼干屑，我想之前在此等候的人应该在这吃过饼干。旁边还有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本有折痕的杂志，但我不想看，我更愿意低头数地上的饼干屑。
突然，门开了，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站起身，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小心地绕过那张桌子，以免碰到桌上的那摞杂志。办公室里有扇窗，显得明亮多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女士手里拿着一叠纸，我猜那大概是我的申请表。在跟我握手后请我坐下，紧接着就问了一个我最有信心回答的问题：“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志愿者？”我深吸了一口气，低头想着母亲提醒我要多强调正面的话，然后说道：“我考虑事情很周密，能够理解不同人的差异并予以尊重，有较强的学习和接受能力。”
接着她又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如果远离英国，我是否会想念自己的同伴（我没有同伴可想），以及我能否适应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等（我能）。随后又问我在哪些事情上比较在行，以志愿者的身份，我希望从事何种工作。我回答说，上学期间我曾帮助低年级的学生学习外国语言，如果去国外，我希望可以从事教授英语的工作。那名女士笑着做了记录。她又问我对东欧有哪些了解。我说在学校学过苏联历史，知道所有东欧国家的国名和首都。她打断我，问是否介意去比较贫困的国家。我不喜欢被人打断，因此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介意。我会自己带上必需品，例如书本、衣服和音乐磁带等。
面试结束了，那位女士站起来跟我握手道别，说很快会通知我结果。回家后，母亲问我面试得怎样，这样的事我无从把握，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几个星期后，我收到答复，说我通过了面试，要求我在下个月去中部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
通过面试让我很高兴，但想到要坐火车又让我焦虑，因为我从没独自坐过火车。答复的信件里附了指示路线图，我将里面的每一个字都背下来，才稍稍感到安心。启程的日子到了，父亲帮我整理好行装，又亲自送我到车站，陪我一起排队买票，然后看着我找到正确的站台，踏上火车，他才跟我挥手道别。
夏天的火车闷热难耐。我迅速找了个旁边没人的靠窗位置坐下，把行李放在两脚之间，紧紧夹着。座位软塌塌的，怎么坐都不舒服。我不喜欢这列火车，因为它太脏了，车厢地板上黏着糖果纸，我前面的空座位上还有皱巴巴的报纸。列车行进时所发出的震耳噪声，使得我无法专心做任何事，就连数清车窗上的刮痕都做不到。停了几站后，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聚拢在我身边的或站或坐的人，让我越发焦躁不安。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翻杂志的声音、随身听的嗡嗡声、音乐的嘈杂声、咳嗽声、擤鼻涕声、吵闹的说话声，让我的脑袋快要在这些声音的轰炸下裂成上千片了，我只好用手指堵住了耳朵。
火车终于到了目的地，我如释重负地下了车。由于我没有方向感，所以总是担心自己会迷路。还好刚出站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进车里，把地址交给司机。没多久，车子抵达一栋红白相间的大楼前。这栋楼的窗户很多，周围都是树，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哈波恩大楼——会议暨培训中心”。从大厅里的简介手册得知，这栋楼是18世纪的建筑，之前是女修道院。我来到报到处，棕色的木柱子直顶天花板，加上那些咖啡色的椅子让这里显得尤其昏暗，木头栏杆的楼梯正对着的是报到处的桌子。我领到培训期间必须佩带的胸卡，上面写有我的名字，还有房间号码、钥匙以及当周的培训日程表。
我的房间在楼上，光线比楼下好，也显得没那么陈旧。房间角落里有个小洗手池，厕所和浴室都在走廊的尽头。我不喜欢在洗漱时卫生间里还有别人，因此我每天都尽量早起，赶在别人之前洗漱完毕。
培训第一天，我知道了自己被分到立陶宛教英语。除了知道它的首都是维尔纽斯外，我对立陶宛可谓一无所知。培训中心发给我几本介绍立陶宛风土人情的书，以便让我对它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是团体说明会，参加者是十几个被分到东欧各国工作的青年志愿者。大家围坐在一起，首先是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很紧张，暗暗地提示着自己，发言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看着大家。其他志愿者中有我认识的人，其中一位是个爱尔兰男生，很长的卷发，他去俄罗斯；还有一个是女生，被分到匈牙利做儿童工作。
培训不算紧张，有很多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多数人都到娱乐室聊天、玩游戏，我则愿意留在房间里看书，或者去大楼服务中心，那里有很多我喜欢的书和图表。每次去餐厅，我都来去匆匆，因为不想跟很多人在一起。每天的培训结束后，我就一个人坐到楼外的草坪上，看夕阳，看大树，想着自己的心事。对于出国，我还是充满顾虑，害怕此行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不过在同时也兴奋着，因为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生活和命运。
培训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培养团队的参与合作精神。受训者被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分到一个装满彩色塑胶球的箱子，任务是将塑胶球快速移出箱子。我想，如果能得到简单明了的指令，我就会有非常好的表现，而且还会为自己对团队所做的贡献而骄傲。这样的练习通常要做上几个小时，对我而言，自始至终地全身心投入确实有些困难。
培训的第二部分是分组讨论不同的文化价值和风俗，目的在于通过彼此的辩论以消除个人心中的成见和误解，从而开拓眼界与心胸。有一次，大家看了一段描述世界各地饮食的片子，然后主持人问大家，如何看待一些国家大量食用动物油脂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皱起眉头，认为这种吃法很恶心。我想主持人说的应该是牛油，于是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种吃法。
关于东欧各国的地理、社会和政治形式的讲授是培训的第三部分。有一次课上，大家都在做笔记，但我只是坐着听，一个字都没写。培训讲师问我为什么不做笔记，我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记在脑海里了，不需要做笔记。我上学的时候就如此，一样有好成绩。讲师充满怀疑地问了我几个课堂上的问题，我全都答对了。
培训结束后，我回家等待去立陶宛的最后确认通知。我等到的是一个大包裹，里面放有很多印刷品，还有地图、人名、联络电话、住宿资料、工作细节和机票等。这意味着，我被录用了。父母开始担心，怕我离家那么久那么远会不习惯。但我却为此兴奋不已，感觉自己的人生迈出了一大步。我几乎不敢相信，在自己快20岁的时候终于要离开家了，去一个远在1200公里以外的地方。
立陶宛共和国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小国之一，北接拉脱维亚，东南与白俄罗斯接壤，南边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而后又被德国占领，1945年重新被苏联占据。1990年3月11日，星期日，立陶宛独立，成为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的共和国。当时苏联试图对其进行镇压，并由此引发了一起发生于立陶宛电视塔的著名事件，几个立陶宛人在事件中丧生。不过，镇压没有成功，2004年，立陶宛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乘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我数着来往的车辆，一想着要到明年才能见到家里人，我就头疼欲裂，好像要生病一样，离家真的让我难过。临行前，我答应母亲，每周打电话向她汇报近况，并保证每顿饭都好好吃。机场的大厅很冷清，那时已是11月，暑假早已结束，我很快就托运好行李，然后过了安检，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我不停地踱来踱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机班次，终于等到了登机时间，我顺利登机。机舱座位空着一半，我旁边座位也没人，这让我感到很放松。我埋头坐在座位里，阅读培训中心寄给我的资料，默念那些有着奇怪发音的人名和地名。一路无人打扰，班机在维尔纽斯国际机场降落时，我检查了一下随身带着的相机，这时的立陶宛已快入冬，我打算多拍几张雪景的照片。
等候入境的人并不多。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巡视着通关的旅客，检查完护照后，会盖上“立陶宛共和国”的红色印章。我通过了检查并拿到行李后，被负责接待的志愿者协调员开车送到了住处。
我住在立陶宛的第二大城市——考纳斯。安置我的公寓是栋钢筋混凝土建筑，楼前有片菜地，都是公寓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在经管。此处远离公路，所以很安静。我的房东叫乔纳，满头银发，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介绍了公寓的规定，以及怎样使用公寓的设备，包括开关暖气等。他又将电话号码留给我，嘱咐我有事可以随时跟他联系。送我来的协调员给我一张手绘的路线指示图，上面有我前往工作的地点以及乘车路线。那天是星期五，开始工作前，我还有两天的时间让自己安顿下来。
公寓比我想象的宽敞。厨房、客厅、浴室、卧室，一应俱全，房间内挂着厚重的深色布幔，阴天的时候显得格外幽暗。厨房里有冰箱、橱柜和一个破旧的炉子，四面的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客厅里陈列着桌子、沙发、电视，有一面墙上还悬挂着乔纳家人的照片和一些装饰品。浴室里的淋浴设备很齐全，还有洗衣机，这对于当时的立陶宛来说，算是奢侈品了。卧室足够大，床、桌椅、电话，应有尽有。在未来的9个月里，这就是我的家了。
整个周末我都在忙着安顿行李，试用公寓的设备。我打开了电视，里面大都是美国的节目，配有立陶宛字幕。冰箱里有乔纳留给我的牛奶、面包、早餐麦片等必需品。我从没自己动手做过饭，一旦冰箱里的食物吃完了，我就得鼓起勇气去市中心采购。
上班第一天，我起得很早，洗漱完毕，穿上厚外套、围上围巾后才出门。尽管没到冬天，但这里已经很冷了。按照协调员留给我的指示图，我从公寓旁边的小路走上了大马路，然后去路边的报摊买公交车票。发给志愿者的资料里有关于怎样在立陶宛买东西的内容，我全都背下来了。于是我跟摊主说买一张车票，他递给我一张小小的方形车票，还找给我一些零钱。我坐的车子在一条又长又陡的路上颠簸着，几乎每分钟都会停下来载客。上车的乘客包括戴着帽子、身穿厚皮衣的男人，领着孩子的妈妈，还有带着围巾、脚边堆满塑料袋的矮小老太太。车内逐渐变得拥挤起来，我开始头晕，好像淹没在人海中。我迫切地想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于是在车子快停靠的时候，我猛地站起身来，低着头一路推挤着下了车。下车后，我浑身虚脱，几分钟后才缓过来。
提前下了车，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我沿着一条长长的陡坡路一直走到尽头的一栋高大的水泥建筑前。我站在水泥台阶上按门铃，一个浓妆艳抹、戴着很多珠宝首饰的娇小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欢迎你!是丹尼尔吧!请进。还喜欢立陶宛吗?”“刚到，还没来得及四处看看。”我回答。接着她做了自我介绍，她叫丽达，是中心的创办人兼主任。
丽达的中心叫“社会创新基金会”，属于非政府组织，主要救助附近失业和贫穷的妇女。立陶宛脱离苏联后，社会动荡不安，失业人数骤增，丽达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帮助女同胞在新的社会环境里自立自强。
中心的工作大半由志愿者承担，这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很多志愿者都来自国外，跟我一起教授英语课程的叫奈尔，他70多岁了，被美国和平队派遣到这里。休息的时候，他总喜欢讲过去的事情，讲他在美国安家，退休后和太太买了活动木板房，还游遍了美国的50个州。
中心还有一位叫奥加的女教师，是俄罗斯人。她有着一头红色的卷发，戴着彩色的眼镜。每次开口讲话时，我都看得见她嘴里一左一右的两颗金牙。奥加看得出我在新环境里的紧张，于是安慰我说大家都如此，这让我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