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的辛酸
当父母的，望子成龙的多。幼时家教，无不绞尽脑汁，学虎妈狼爸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可真是一个充满聪明孩子的国度，甘罗和晏殊常常被拿来说事儿，其实这算什么啊？甘罗十二为上卿，晏殊十四赐进士，太大了。现在那么多人十三四岁就成了公务员，公众哗然——少见多怪了是不是？还有四岁就当官的呢。当然，人家是靠本事，不像有些人，拼爹加伪造履历，那要搁在旧社会，别说当官，就杀头了也说不准。
这位超级神童出现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叫蔡伯禧，福建福清人，不到四岁，就被皇帝召见了。为啥召见他啊？因为这孩子能背一百多篇诗。皇帝一看，立马给了他一个校书郎的官职，在皇宫里当伴读。这事记载在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里。据说，这是历史上当官年龄最小的纪录了。
比他差点的叫吕嗣兴，南宋孝宗时的浙江衢州人，四岁的时候“能诵《书》《切韵》、变四声、画八卦”，皇帝给的官职是“从政郎”，给皇孙伴读。还有一位神童武状元朱虎臣，绍兴三年参加武殿试，射箭十发九中，滔滔不绝大谈《孙子兵法》和《诸葛八阵图》，夺了个状元，才九岁。
男孩儿这么出息不算新鲜，女孩儿参加科举考试的也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宋孝宗淳熙年间，特别设立了童子科，有个叫林幼玉的小女孩儿，“求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结果顺利通过考试，小小年纪就封了个“孺人”。要知道这个封号，只能给官员的老婆，给了小女孩，就相当于给官了，至少七品吧。
这些都是孩子里的牛人。至于有兴趣特长的那就更多了。比如宋朝人刘镇就写过一首《八岁女善棋》的诗：“慧黠过男子，娇痴语未真。无心防敌手，有意恼诗人。得路逢师笑，输机怕父嗔。汝还知世事，一局一回新。”看来这位诗人是和小姑娘下棋下输了，没辙，人家姑娘有压力啊，棋输一着，当爹的要生气。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顺德县出了个小小书法家。多小啊？两岁就出名了，人虽小，却善写大字。他四岁的时候，大官马文卿巡按广东，还召见了他，把他抱在膝盖上，让他写字。这孩子手很小，握笔却极有力，运笔如飞，挥洒自如，写出的字有碗口大。人人都说是个神童。当然，也有人怀疑是什么神灵附体了。这事是清代《五山志林》里说的，俞樾在《茶香室续钞》里分析说，没听说他长大了书法多有名啊，看来还真是小时候有什么古怪。
中国家庭第一次培养神童的狂潮，似乎是出现在两宋。原因呢，是因为有个叫朱天锡的小孩儿。北宋元丰年间，朱天锡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礼部，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狂背一遍，一字不错，朝野震惊，皇上给了个进士。还有人写诗称赞：“神童之科今有无，谈经射策皆壮夫。古来取士凡数涂，但愿一一令吹竽。甘罗相秦理不诬，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赋归欤，待君释褐还乡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头一个学习的是他的堂兄、十二岁的朱天申，在朱天锡的基础上，又加了几本书，而且能连读一百遍；接下来是十二岁的黄居仁，九经连读七十五遍，全给了进士。
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么挣功名，可比长大了老老实实参加科举考试更合算。于是全国各地经久不息坚持不懈地培养神童，比如江西南康，就有了个神童山，每年都能输出神童上百人，其中一部分能得到功名，比例是七比一。
最过分的就是朱天锡的家乡饶州了。邻居们都想，既然朱天锡能当神童，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不能？于是五六岁的孩子，粗读诗书以后，马上就得背五经。小孩注意力不集中啊，家长也有办法，把孩子搁竹篮子里，再把篮子搁树枝上，这样就不会走神了。教书先生呢，先谈好价钱，然后按经书算钱，背完一种，结一次账。
饶州神童这个品牌打响了，可也有相当大的代价——据说有不少小孩，就是这么念书念死的。难怪有人评价：“如此教小儿，可谓矫揉造作矣。”看看吧，现在为奥数题和各种竞赛头疼的小孩儿们，你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宋朝的孩子比你们惨一百倍。虎妈狼爸什么的也别吹牛了，老祖宗比你们虐多了。
这种很“二”的教育方法，似乎并没教出什么能干的人才来。不是所有小孩都适合当神童，也不是所有神童都能像甘罗、晏殊那样，成为人才。
要说真正聪明的孩子，还真有一个。这小孩儿叫王宷，是宋神宗年间的将军王韶最小的儿子。王宷的聪明，体现在他刚会说话的时候——那年春节期间，汴梁城举办了盛大的灯会，所有人都出门去看灯。王韶的家人，也扛着小王宷出去凑热闹。走到皇宫的宣德门，正好赶上皇上登楼，那真是万众敬仰，一片欢呼，人都快挤疯了。等家人把视线从皇帝身上移开，一摸肩头，小孩儿没了。
丢了孩子，家人吓坏了，找也找不到，只好溜回家。王韶看见他们神色不对，一追问，才知道孩子丢了。万没想到，王韶说：“要是别的孩子丢了，咱们就得找找，王宷啊，不着急，过几天自己就能回来。”
还真让王韶说着了，十天后，王宷真回来了，是皇宫中派的太监陪着，坐着牛车回家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家人扛着王宷出门的时候，就让人贩子盯上了。这孩子穿得真漂亮啊，估计能卖个好价钱。跟踪半天终于等到机会，皇帝出现，最热闹的时候，人贩子们一拱一挤，王宷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换人扛他了，瞬间就和家人分开。王宷情急之中，干了一件事，把自己的珍珠帽子藏怀里了。
人贩子背着王宷奔逃，路过东华门，正好有几辆宫中的小车要进去。王宷一把抓住车子的窗帘，大喊大叫，还拿出了帽子挥舞。那几个人贩子魂儿都吓飞了，撒腿就跑。
就这样，车里的几个太监把王宷抱进了宫里，孩子太好玩了，太监逗着王宷玩了一夜。
第二天，太监们带着王宷去见皇帝，说捡了个漂亮孩子，是吉兆，意味着皇家也会添男孩儿。皇帝就问王宷：“你谁家小孩儿啊？”王宷说：“我是王韶的小儿子。”
皇帝还挺失落，念叨着：“瞧，原来是有人家的啊。”
孩子聪明，皇上挺喜欢，留在宫里玩了。在这些日子里，皇上问清了王宷被拐的经过，直接叫开封府取消休假来破案。拐卖孩子的案子，只要有决心没有破不了的，没两天，那几个坏蛋拿住，审结，判罪。这才叫太监把王宷送回家去。
太监们带给王韶的，除了他儿子，还有一份开封府审案子的案卷，以及皇帝送给孩子的过年礼物，有小金人儿，有钱，还有果子，价值万钱。
王宷的聪明劲儿，在于他的随机应变。这比读死书的小孩强多了。他长大后，进了翰林，还当了兵部侍郎。不过，最后也是因为聪明玩过头了，死在宋徽宗手里。
王宷被拐这件事，是王宷的孙子讲给岳飞的孙子岳珂听的。岳珂把它写在了《桯史》里。
正旦大朝会
开封皇宫大庆殿，四名高大威武的镇殿将军站立四角，皇帝高坐宝座。殿外，文武百官加皇亲贵胄冠冕朝服，肃立无声，甚至在京的举人们也被叫来。来自各地的进奏使献上贡品，接着是四方前来朝贺的使节上殿，包括大辽、西夏、高丽、回纥、于阗、大理、大食……在节日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新的一年开始了。
这是《东京梦华录》对北宋皇宫“正旦大朝会”的描述。说起来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尽管宋朝有正旦放假前三后四（春节前三天和后四天）的规定，但皇帝、官员、皇亲们，正月初一不放假，而是必须上朝。这一天的朝会，是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大朝会，哪天请假，这天都不能请。其实，很多朝代都有这个规矩。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的在京官员乃至皇亲国戚，守岁之后，顶多打个小盹儿，就得穿戴整齐，顶寒风、冒瑞雪，披星戴月赶往皇宫上朝，相当辛苦。
过了初一，也不见得就能在家陪父母亲人，皇帝还要选有能耐的武将一起到南苑射猎，玩上一天，然后赐宴。遇到春节赶上立春了，还要有打春仪式。头一天，开封府就要赶一头牛进皇宫，这叫春牛。拿鞭子抽抽牛，叫作打春，那意思，大概就是新年得好好干活才有个好收成吧。
各种繁杂的仪式，有可能持续到正月十四，那天皇帝要去五岳观迎祥。侍卫官员、三衙太尉、执宰侍从、亲王宗室前呼后拥，怎么也得几百上千人加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给老百姓提供了娱乐机会，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看车驾仪仗——不过有个规矩，不准出大声。“有高声者，捶之流血”，大过年的，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按现代的规矩，过了初六就该上班，最晚也就到元宵节吧。而在古代，到了元宵节，大家才能真正消停下来。皇上不出宫了，百官才能放松。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遇到会试之年，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就要在元宵节后没多久考试了，又一番忙碌。
明朝的于慎行在《谷山笔尘》中记载，唐朝的官员有“春月旬休”假期，休息十天。当然休假也不能去旅游，因为皇帝要请吃饭，在这些天里，从宰相到员外郎，都要请到，每人还要赐钱五千贯。唐玄宗甚至会在花萼楼请卫队吃饭，尽欢而散。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百官从元宵节开始，还有十天假期。于慎行抱怨道：现在（万历年间），皇上约束太严，今天禁止宴会，明天禁止游乐，百官萧然愁苦，工作倦怠。他觉得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一天的安逸，能补偿十天的辛劳，就该多放几天假，才能更好地工作。
相对于官员们，老百姓就要轻松自在得多。宋朝汴梁城的老百姓，从正月初一开始，就得到开封府的“通知”，允许关扑三天。啥叫关扑呢？就是古代一种独特的买卖方式。你看中了我的货，那好，咱俩赌一把，你赢了，货拿走不要钱，要是我赢了，你得按价付款，但东西不能拿。这种赌博式买卖在平时是非法的，要被发现会被带到官府打板子，但在正月初一到初三，就可以进行。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化妆品、衣服鞋子、梳子、帽子、玩具等各类百货，甚至酒楼的饭卡酒牌，都可以参加关扑，满大街都能听到关扑的吆喝声。关扑是如此有趣，乃至一旦发生，便被聚众围观。当然，买的没有卖的精，洪迈《夷坚志》就讲，有一位手气太背，和卖黄柑的小贩关扑，输了一万多铜板，却一口黄柑都没吃到。
春节假期的高潮，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唐朝、宋朝、明朝、清朝，这都是个重大的节日，无论是长安、汴梁还是北京，主要街道全都搭起彩棚，花灯高挂。据说唐朝的长安城，原本是实行宵禁的，但元宵节前后三天，允许“放夜”。甚至皇帝也参与其中，不惜斥巨资搭建巨型花灯。有人带头，老百姓自然不甘落后，摩肩接踵，争先恐后上街赏玩。
到了宋朝，汴梁灯会的主要场所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上，开封府搭建的彩棚正对皇宫宣德楼。御街两旁歌舞百戏无比喧哗，声震十数里。吞铁剑的、玩木偶的、演杂剧的、说书的、吐五色水儿的、炼丹的、弹琴吹箫的、驯猴的甚至驯鱼的、驯蚂蚁的、驯蝴蝶的……整个御街那叫一个热闹，走都走不动。
和唐朝一样，宋朝元宵放灯也是三天。后来有所改变，汴梁可以放五天。《铁围山丛谈》说，民间传说，是吴越王钱俶来见宋太祖赵匡胤，出钱买了两天灯，从此变成五天了。实际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后蜀孟氏投降，时间正好是正月。宋太祖心里高兴啊，下了旨意，开封元宵放灯，三天延长到五天。
到了明朝，北京观灯的主要场所在灯市口，绢纱、烧珠、明角、麦秸、通草各种样子的花灯，从正月十四就已经被店铺挂了出来，做买卖的还会出灯谜招揽顾客，猜对了就送小礼物。还有人从燕山峡谷里采来大冰块，雕琢成花灯。烧火判儿也是受欢迎的节目，商家用泥土塑成个判官，中间是空的，里面塞了柴草，点起来，噼啪作响，火星子从眼睛嘴巴里往外冒，十分好看。据记载还有鳌山灯，十分巨大，就是用青瓷做的三千多盏小灯，在大架子上，摆出一个图案来，图案还能不停变幻。点鳌山灯往往是灯会的高潮。
元宵节过多长时间呢？《万历野获编补遗》里转载了永乐年间的圣旨原文：“正月十一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者，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宣德年间的圣旨则说：“上元届节，特赐百官假十日，在京军民如故事，张灯饮酒为乐。”法定假期十天，而且，一定要中央发布放假安排，和现在一样。
正月十五，并非假期的结束。在唐朝的长安，正月过半后，都市时尚男女就要乘车跨马，出来赏花饮酒，往往找到一树盛开的花朵，立刻在它面前铺席子搭帐篷，喝酒吟诗。人最多的时候，竟然要“等位”，因为全长安的花都被人占满了。到了南宋，士大夫们还喜欢开春宴，在西湖上请客，从使相亲王，一直请到郎中邸官，连绵不断的宴请要持续到清明——这实在是太铺张了，最后这个习俗慢慢被废止了。
假期最长到什么时候呢？陆游说，成都人放假，要放到农历四月十九日。那一天叫浣花日，“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于是那一天，人们倾城而出，锦绣夹道，到浣花溪杜甫草堂游玩。有趣的是，成都多阴天，但浣花日那一天肯定放晴。陆游在四川待了几年，屡次去浣花日集市，每次都是晴天。他说，成都有句俗话：就算是白头老人，也没见过浣花日下雨。
这么悠长的假期，是怎样的幸福啊，难怪大家都说成都人自在呢。
神物
古代经常出现一些神物，我在秦始皇兵马俑采访的时候，就听说过秦紫，就是兵马俑身上的紫色，其成分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化学合成物，十九世纪的德国率先发现，怎么两千年前的物事上就有了呢？还有出土的一柄剑，上面打磨的纹路很整齐，完全是机床打磨的样子。铜车马的顶盖，一次浇铸完成，现代工艺都解决不了……诸如此类，让人瞠目结舌。
其实神奇的不止这些，清代俞樾的《茶香室丛钞》说，唐朝有本《记事珠》就记载过，徐福给秦始皇做过一个叫“不钩”的门帘，秦始皇把文珠抱起来放在膝盖上，门帘自动放下，文珠走了，门帘又自动卷上去了，不用钩子，所以叫“不钩”，还叫“自然之帘”。这不是自动卷帘吗？俞樾猜测文珠是个宫女的名字，现在看，也许是遥控器的名字吧？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唐朝有自暖杯，倒进酒去，自己就加热了，还冒热气。立刻引起好多理科生的质疑，说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不可能自暖。要我猜，这可真不是物理，而是化学。做杯子的材料指不定是什么呢，和酒发生了反应，还出现了气体，也未可知。
这个杯子记载在五代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中，特别说明是藏于“内库”。但好玩的东西不止这一样，还有避寒犀和龙皮扇。前者在开元二年冬至由交趾国进贡，色如黄金，放在金盘上，“温温然有暖气袭人”。后者藏于长安大富豪王元宝家中，每当暑月宴客，将它放在座前，洒上清水，“飒然生风”，喝上一巡酒，客人就感觉到冷了，马上撤去。这扇子唐明皇还借去把玩过，命名说是“此龙皮扇子也”。这不就是小型的加热和制冷设备吗？
还有有趣的物事。《乐府杂录》中说，长安有个富二代康老子，酷爱声乐，不事劳作，结果家产荡尽。有天在街上碰见一名老妪在卖一个旧坐垫儿，看着样式漂亮，花了五百钱买下来。后来被一个波斯人看见，说：“这是哪儿弄的啊？这是冰蚕丝所织，夏天放在座位上，可致一室清凉。”
波斯人花了大价钱把垫子买走，康老子又有钱了，然后又给败光了。
至于记事珠，不仅是书名，也真有其物，是宰相张说的收藏。如果有什么想不起来的事情，就把它拿在手中转动，“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这不会是个做成球形的移动硬盘吧？
机械人的记载，在古书中是相当丰富。《西京杂记》里曾经写到，汉高祖入咸阳宫，找到了十二个铜人。这可不是其他书里记载的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铸成的大铜人，那个太大，这十二个，是小铜人，坐着的，高约三尺，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有弹琴的、击筑的、吹笙吹竽的……他们坐着的台子底下有两个铜管，通向台子后方，一个是空的，一个有绳子。只要有人吹空管，另一个人拽绳子，小铜人乐队立刻发动，“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这会不会是内置机关上弦的玩具人呢？
汉高祖被冒顿单于围困在平城白登山，差点没回来。当时四面被围，战事最紧张的一面是单于的夫人阏氏负责的一面。后来陈平用计，解围了。用的什么计，史书多不说，可能不光彩吧。《乐府杂录》揭开了这个秘密——陈平知道阏氏性嫉妒，用木头造了个机械美女，在战壕里跳来舞去的，让阏氏远远瞧见了。阏氏心说，这要抓住了这个漂亮姑娘，单于肯定不会放过啊，那我不就惨了？一转念，撤围而去，白登之围遂解。
陈平搞的女机械人到底多漂亮啊？应该不比现在的充气娃娃差吧？
唐书《朝野佥载》讲到了比较先进的机械人：某县令殷文亮酷爱喝酒，用木头做出机械人，穿着彩衣，干吗啊？给他斟酒啊，一点洒不了。他还做了一个机械美女歌舞队，唱歌吹笙，皆能应节。沁州巧匠杨务廉，做了个机械和尚，拿着一木碗，上街化缘，碗里的钱一满，触发机关，机械和尚就说话了：“布施。”这是可以出声的。
郴州刺史王琚，手更巧，用木头做了个机械水獭。水獭身上绑了块石头，沉到水下，嘴张着，里面是鱼饵。鱼只要一吃鱼饵，就会触发机关，“啪嗒”，水獭嘴闭上了，石头也会落到河底。失去重量，木水獭浮出水面，鱼就这么抓住了。
古书上的事情，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不能全信。不过，有些“现代化”的东西，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拿牙线牙签来说吧，牙线牙签这东西，早在晋朝就有了。有记载说，晋朝的文学家陆云，在写给哥哥陆机的信中，就提到了“剔齿纤”，说要送他哥哥一盒，可能就是牙线或牙签。元朝赵子昂还有“食肉先寻剔齿签”的诗句。清代道光年间，苏州山塘有一对老夫妇，削柳木为剔牙签，“以此致小康”，看来是个不错的生意。
至于牙粉，金朝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就有制作方法：茯苓、石膏、龙骨各一两，寒水石二两半，白芷半两，细辛五钱，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对，磨成粉末，早晚各一次用来揩牙，有人坚持下来，九十岁了，“牙齿都不豁疏，亦无风虫”，“食肉尚能齿决之”。这个方子，现在的牙膏厂可以好好借鉴一下。
这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宋朝，专门的牙科大夫都有了。《茶香室丛钞》转宋书《攻媿集》说，有一位叫陈安上的医生，术妙天下，牙齿有毛病了，找他可以种新牙，“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只是不知道这位陈医生的假牙，是用什么做的，烤瓷的话，收费贵不贵？
说完嘴里的，可以再说说身上的。俞樾讲宋朝还有本书叫《游宦纪闻》，里面写到唐朝时候，占城国王派使节到长安送贡品，其中包括十五瓶“蔷薇水”。这蔷薇水有什么用呢？洒点在衣服上，衣服就是穿旧了，香味也不会消失。另一本宋朝书《铁围山丛谈》更是讲到了蔷薇水的来历：“旧时说蔷薇水是外国人采蔷薇花瓣上的露水制成，其实是不对的。要用白金瓶，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屡采屡蒸，积而为香。”看看熟悉吗？这和现代制作香水的工艺已经很相近了。
占城国王和蔷薇水一起送来的，还有八十四瓶“猛火油”。据说洒在任何东西上，“得水则出火”。这和古人水火相克的思想可是大相径庭。另有记载，在宋朝，专门有个机构叫“广备攻城作”，其中有项任务就是生产猛火油。俞樾猜测，所谓猛火油，就是洋油之类。“洋油得水则益炽，因有得水则出火之说矣。”这个猜测应该八九不离十，唐朝那几十瓶猛火油，大概要算中国最早的成品油进口了。
在生活用品里，还有样东西和现在有关系，就是立柜。宋朝沈括《续梦溪笔谈》中说：“阁者板格，以庋（读作鬼）膳馐，正是今之立馈。”意思就是用板格来拓展放食物的地方，在宋朝叫作“立馈”。可能因为这个立馈是木头的吧，后来就变成了，成了立櫃、立柜了。其实柜的原意是箧，小箱子的意思，立柜最原始的写法，应为立馈，后来也有地方的人叫橱（厨），然后干脆合二为一，成了现在的橱柜。橱柜，宋朝就开始使用了，年代悠久。
除了生活用品以外，生产工具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大家都知道的木牛流马、宋代水车啥的不细说了。单说交通工具，一样是轮船，南宋就有了。《梦粱录》说：“贾秋壑（就是贾似道）府车船，船篷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这句话可以看出，那时把轮船叫车船，靠的还是人力，像现在公园里的脚踏船，但那毕竟是八九百年前啊。
至于车，那花样就更多了，除了指南车以外，还有司里车，带里程表的，走多远都知道。还有舂车和磨车，舂车上面有木人和舂碓，车子一动就开始舂米，十里地舂米一斛（十斗）。磨车可以磨面，十里地磨面一斛，这样的车子出现在晋朝，发明者是解飞和魏猛变。这车要再做大点，动力再足点，就能改成现在的混凝土搅拌车了。
所以啊，千万不能低估古人的智商，也不能只拿现在的学识去理解很多古代的记载，古人文理科都是不错的，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没发扬光大，有的还失传了。要是它们一直在顺理成章地保留和发展，现在的日子，可就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