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水很深
按现在的说法，“吾”和“我”算是同义词了。其实，它们还是有差别的。宋朝有本《四书笺义》就说，“吾”是对自己说自己，比如“吾有知乎哉”，对别人说自己则是“我”，如“有鄙夫问于我”。这里面的差别挺微妙的。不过呢，这不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少用“吾”，这种细微的差别，当个小知识知道也就行了，不知道也无伤大雅。
但有的事还是得说一说。例如，评书、小说、影视剧里，提到皇帝下圣旨，往往有一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有破绽。《万历野获编》里，提到这句话的来历，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用的，“太祖‘奉天’二字，千古独见”。书里说，皇帝有个大圭，上面有“奉天法祖”四个大字，遇到特别正式的场合，是一定要拿的。而“诰敕命”中，起首一定要称“奉天承运皇帝”。所以，正确的读法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且，明朝以前，不该有这个说法。
说到圣旨，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在宋朝，无论皇帝和臣下，发出的指令都可以叫作“旨”。只是皇帝的叫“圣旨”，首相宰辅之类的叫“钧旨”，太守以下的叫“台旨”，再往下的，就叫作“裁旨”了。这样的称呼是宋朝独有的。
写信的时候，熟人之间往往不署名，最后写个“知名不具”，透着亲密。不过要在唐宋时期，“不具”这个词不能乱用，只能长辈对晚辈说，上级对下级说。那要是反过来呢？位卑者对位尊者，要用“知名不备”。同辈朋友之间，只能写“知名不宣”。宋人魏泰《东轩笔录》里，就讲了这样的区别。魏泰说，从字面看，这三个写法也看不出有什么轻重之分，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而举世莫敢乱，亦可怪也”。
还有两个古装戏里经常用到的称呼，就是“老爷”与“大人”。细说起来，“大人”这个称呼，在明朝以前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明朝官场要称“老爷”，但也有很多区别。位重为九卿，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官员，称“老爷”，而相对低级别的官员，要称为“爷”。至于乡绅、地主之类，那是不能称“老爷”的，只能称“老爹”。
有趣的是，如果当爹的已经是“老爷”了，那么儿子无论官做到多大，别人也不能叫他“老爷”，只能叫“大爷”。直到清代，称呼才逐渐有了变化，老百姓管大官们叫“大老爷”，知府知县之类，竟然称为“太老爷”，举人、贡生什么的叫“大爷”，官场之间，互相称呼“大人”。
说起“大人”，这个称呼是始发于明朝，兴起在清代的。《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他爷爷有一次在朝房等待张居正接见，张居正进来的时候问：“哪位是沈大人？”他爷爷赶紧说：“我是。”这说明明朝已经有了这个词，而且是官僚之间互相的称呼，不分上下级。但直到清代，这个称呼还一度不被接受。
清代的《柳南随笔》说，当年嘉定有个县丞叫李玉森，见到朝廷来的直指（巡查官员）时，称呼对方为“大人”，对方还生气了。李玉森解释说：“大人这个称呼多美啊，不用来称呼您，这个词儿就贱了。”说得对方舒服啊，脸色立刻就转好了。
另外一个版本是，有个叫夏玉麟的小孩，称呼县令为“大人”。县令不高兴了，说“大人”这说法哪儿来的啊？你给我从书里找出一百个“大人”来。夏玉麟也聪明，张嘴就答：“孔门七十二贤人加云台二十八将，一共一百个。”这么一说，把县令给说乐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人”就逐渐普及了吧。总之，张大人李大人什么的就叫起来了。不过有一点得注意，“大人”还是官员之间的称呼，吏员（政府聘任的无功名的办事员）和老百姓，一定还得叫官员为“老爷”“大老爷”。
那再往前说，没有“老爷”“大人”的时候，官场怎么称呼呢？恐怕就是“明公”“公”一类的了。
在古代，即便在一般老百姓之中，也有些区别人的称呼。例如男青年，就被分成两种，学习好的、家里有背景的文艺男青年，会被称为“秀”，如张三秀、李五秀，这个“秀”字，一度成了男孩名字中的常用字。而普通的男青年，就叫作“郎”，张三郎、李五郎。
慢慢地，“秀”这个称呼，也蔓延到女子之中。北宋祥符年间，建安有位姓徐的女子，写了本书叫《闺秀集》，从此，会吟诗有文化的女孩子，就叫作“闺秀”。再后来呢，大家都知道了，女性基本抢走了这个“秀”字，男人们很少这么叫了。
还有两个常用称呼：老师，同学。其实这两个词的历史都不算长，全是明朝才有的。
在明朝之前，人们称呼老师都叫“先生”，尊敬一点，“老先生”，再尊敬下去，“先生大人”。科举的考生，对主考官自称“门生”，叫对方“某公”。可到了严嵩掌权的时候，情况变了，阿谀奉承的人多，就把严嵩叫“老师”，再肉麻的，则叫“老夫子”，言外之意，严老师直逼孔圣人啊。从此，“老师”这个词就蔓延开来，以至于大家无缘无故就互称某老师某老师，和现在一样了。这样看，“老师”这个词，出身还不太好呢。
至于“同学”，则出现在明末。以前上学，一个老师教的，叫同门，同一届考生，叫同年，没有叫同学的。崇祯年间，江南兴起了结社，最有名的就是复社。同一个社的人，互相称呼为“社盟”。可忽然有那么一天，大家都改称“同学”了。当时的知识精英黄宗羲在一首诗的注解里写道：“同学之称，余与沈眉生（沈寿民）、陆文虎（陆符）始也。”他提到的这两位，都是复社有名的文人。看来“同学”这个词不错，很快就被大家用开了。到现在网上有了新叫法，成了“童鞋”了。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称呼。文艺作品不是史书，可能用错了大家也不知道，反正不是当真看的。不过要用对了呢？显得自己多严谨啊，多认真啊，多积德啊。谁也做不到全对，追求准确就好。
要脸
自古以来人们对脸就很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宋朝的蒲传正，洗个脸还要分成大洗脸、小洗脸。什么叫小洗脸呢？就是俩人伺候着，只洗脸颊，每洗一次换两次水；大洗脸呢，五个人伺候着，除了脸以外，捎带脖子、肩膀都要洗，要换三次水。每天，大小洗脸各一次。类似的，他还有大濯足、小濯足（每天各一次），大澡浴、小澡浴（一天大一天小间隔着洗）。总之，他是一个干净、讲究，过分强调卫生和生活质量的人。
说了可能好多人不相信，明朝皇族见人，也是要化妆的。《茶香室续钞》援引明朝文献说：原以为皇帝的帽子，都用珠宝，但不用翠。可是也见过藩王家里有喜事，王爷头上簪花两枝的，还都是翠做的，所谓翠花。一问内侍，才知道皇帝在后宫中也簪花。《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说，他到都城，和太监们聊天，谈到皇帝上朝前一定要在脸和脖子上扑粉，这样显得更加严肃。扑粉和严肃沾得上边吗？人家没解释。也许，是因为朱元璋长得不好看，子孙们试图洗白，也未可知。
不过也真有不在乎自己脸黑的。这位是名人，王安石。有一天他哥们儿吕惠卿跟他说：“你脸上长黑斑了啊，告诉你个偏方，用芫荽洗洗，就能洗掉。”没想到王安石说：“我脸长得黑而已，不是黑斑。”吕惠卿道：“芫荽也能把黑洗掉。”王安石笑了：“我黑是天生的啊，芫荽有啥用呢？”
男人脸黑点儿不是大问题，要是坑坑洼洼就有点儿麻烦。古人把出了水痘在脸上留下的疤痕叫“痘疤”，文雅一点的名字叫“天黥”。明朝有个文人叫徐渭，给一幅人物画像写赞，画上这位是天黥。脸长成了这样还得夸，真够难为徐渭的。徐渭还真有辙，直接写道：瓜啊瓠子啊又白又肥，只能做腌菜；松柏树干多鳞片，却是栋梁。看您的长相，必须得不是瓜瓠，是松柏。……有这么夸人的吗？
黥是一种刑罚，在犯人脸上刺字。尤其是在宋朝，运用得比较普遍，《水浒传》里的宋江、林冲等人，都刺过。魏泰《东轩笔录》讲了个脸上刺字的段子：有个叫陆东的，通判苏州，并且代理知府行事。他判了一个罪犯，需要流放，就在人家脸上刺了几个字：“特刺配某州牢城”。
字刺完了，手下人提出不同意见：“领导啊，不对啊。这个‘特’字，意思是本不该这么干，但因为某种原因，破例这么干。你这不是说，他罪不至此，但迫于朝廷规矩只好发配吗？这不是事实啊。这人本来就该发配，又来个‘特’，讲不通，回头上面该追究了。”
陆东一听，吓坏了，立刻把犯人叫来，重新刺字，把“特刺”二字，给改成“条准”了。倒霉的犯人，受了二茬罪。
后来，有人向上级推荐陆东升官，上级一听他的名字，就说：“陆东啊，知道知道，是不是苏州那位在犯人脸上打草稿的？”得，出名了。
关于脸，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寓言。这个寓言的原创是唐朝人顾况。《唐语林》说，顾况这个人总是和同事闹别扭。有一次和领导吵完架，气哼哼地讲：“我做梦梦见嘴和鼻子争功，嘴说：‘我谈论古今是非，你个鼻子不出声，为啥在我之上？’鼻子说：‘咋了？饮食非我不能辨！’眼睛对鼻子说：‘我近能看毫端，远能看天际，唯我当先，必须在更上面。’接着问眉毛：‘你有啥用啊，还在我上面？’眉毛道：‘怎么了？我是没用，就好比主人养的宾客。可没有宾客，就不体现实力，没有眉毛，以何面目见人啊？’”
顾况说这话，是挤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毫无用处的家伙，跟眉毛一样，纯属撑门面。有个群口相声叫《五官争功》，最早的出处，也许就是这个。
还好，顾况一番话让领导觉得有道理，对他又好起来了。
唐玄宗时期，有一位安西衙将刘文树，口才极佳，特别善于奏对，唐玄宗挺喜欢他。就一样，刘文树长了一脸黄毛胡子，特别像猴子。唐玄宗呢，还就老拿这事儿挤对他。唐书《开元传信记》说，有一次刘文树又要见皇帝了，事先唐玄宗叫来身边的谐谑高手黄幡绰，叮嘱道：“明天见了刘文树，你给我好好奚落他。”刘文树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早知道皇帝憋着坏呢，也找到黄幡绰，送了他好多礼物：“最烦别人叫我猴子了。你明天再怎么说，也别说我像猴子哈。”
第二天，当着皇帝和刘文树的面，黄幡绰是这么说的：“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就是你不像猴子，是猴子硬要像你。
唐玄宗开心大笑，心里也知道黄幡绰肯定收了刘文树的好处。可还是开心了呀，就没再追究。
将军的脸是如此重要，若是长得不给力，上阵杀敌，可能效果就要打折扣。《教坊记》和《乐府杂录》都说到了脸的故事，综合一下，是这样的：南北朝北齐的时候，皇帝高欢之孙、兰陵王高长恭“性格胆勇”，上阵杀敌，总是最先突入敌阵。就一样不好，长得有点娘，脸孔女里女气的，这多影响打仗的效果啊。高长恭想了个办法，做了个大面具，临阵戴在脸上，这回真是威风八面，百战百胜。这就是面具的开始——后来，在一些需要雄壮之气的音乐里，就出现了面具人。比如击鼓，唐朝宫廷里的鼓手，都戴着面具，拎着鼓槌出场。
类似的事情现在还有。英超切尔西队守门员切赫就是一位。2006年，切赫在比赛中被对手踢得颅骨骨折。伤愈后，每当比赛，切赫必戴面具。一种说法，这是医嘱，必须保护切赫面部；另一种说法，切赫必须戴着面具心里才感到踏实，要不老有阴影。不管怎么说，切赫这面具就算永远戴着了，除非他退役。而面具，也成了切赫的标志。
拿面具遮住自己，不要脸，其实也是为了要脸。
鳌头独占
科举考试，殿试第一名，叫作状元。可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宋朝，前三名都叫状元。宋朝的文献记载，朝廷专门设立了状元局，里面五六十人，专门伺候状元。三位状元一入局，威风八面，使唤这些人写请柬、买酒果、安排饭局、安排游街游园游湖、安排皇帝请吃饭……大家还都特别乐意。为啥啊？这些状元以后都是朝廷栋梁，伺候好了，今后在官场上可以多照应。
状元们在状元局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充分享受人生大改变的喜悦。那大概是他们最快乐的一个月了吧。
后来呢，状元专指第一名，就又有了榜眼的称呼。第二名、第三名都叫榜眼。为啥呢？眼睛嘛，自然要有一对，所以必须得有两个。至于探花，最早的含义是这一榜考中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再后来，到了南宋以后，状元、榜眼、探花的名位才算最后确定，分指前三名。
有意思的是，每次考试发榜，榜单都有个命名。最早是以第一名来命名的。比如某人参加考试，这届第一名是张三，那么某人就是“张三榜”上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以主考官来命名，主考官叫李四，那么某人就是“李四榜”上的人。经过漫长的演变，最后才以干支年代来命名，如某人是康熙多少年“辛丑榜”进士。
状元和榜眼还有个任务，就是要去皇帝那里领殿试榜出来。领榜的时候，赞礼官带着这二位走上大殿的台阶，状元在前，榜眼在后。他们走到“中陛”，也就是台阶的中段，要立定，等着领榜。这时候稍微靠前的状元站立的位置，台阶平面上正好刻着升龙和巨鳌，状元往往站在鳌头的位置，这就是传说中的“独占鳌头”。
不知道哪儿来的根据，说某地要是出了状元，这一年当地必然歉收。歉收这事儿，状元得负责啊，就有了状元妻子上城楼撒谷子的风俗。“听说劝农冠盖出，倾城又看状元妻”，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抛头露面，直到清代还屡见不鲜。前提是，当科状元不能单身，也不能是陈世美。
按说全国那么多考生，考状元挺难的，可有时候也有例外。唐朝时候，考试竟然不将试卷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考上考不上，全由主试官说了算，叫“通榜”，这就为走后门大开绿灯。有时候主试官不想看卷子，干脆委托给不相干的人来定榜单。不相干还算好的，考官甚至会找考生来写榜单，这也太不严肃了。
有一年考试，考官竟公然在考场里说：“诸位都是一时英俊啊，可惜了，无人来救。”当时在场五百多考生，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说啥。有个七十多岁的老考生叫袁枢的，问了一句：“您……啥意思？”考官答：“没有榜单啊。”合着他懒得看卷子，榜单竟然没写。
袁枢说：“要不，我来吧。”
主考官闻听大喜，立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给了袁枢。袁枢真不含糊，接了纸笔，稀里哗啦一挥而就，写完了，就是状元那名字还空着呢。考官问：“那状元是谁啊？”袁枢说：“状元啊，非老夫不可。”得，他就这么成了第一了。
还有更神奇的——唐文宗时的状元裴思谦。这位是由权臣观军容使仇士良写信，推荐给主考官高锴的。高锴接见考生的时候，裴思谦上前一步说：“高老师，仇军容写信推荐了一位裴思谦，裴思谦要是不中状元，你就不能放榜。”高锴为难了，说：“那我总得见一面这个裴思谦吧？”裴思谦道：“哦，就是我啊。”
脸皮又厚，后台又硬，裴思谦就这么成状元了。难怪唐朝的后半段这么乱，这都用的什么人啊。
唐朝还有一位宋岳，怎么考都考不上。有天做梦，梦见一神仙跟他说，你这名字不行啊，岳（繁体为），脑袋上压着一大山，怎么可能出头呢？
他醒来想想也对，就想把那“山”字给去了，可那样就变成“狱”了，依旧不太好。一狠心，两边的“犬”旁都删了，改名叫宋言了，还真别说，中了个解元。为啥啊？说不清楚。反正那届的主考官冯涯被参作弊，宋言后来也从第一被抹到了第六十五名。这位宋言还真有信心，第二年再考，终于中了个第四。
到了宋朝，考试就严多了。科举的时候，皇帝还亲自出题。《东轩笔录》里说，有一次宋太宗出的题目是《卮言日出赋》。他去看考生们答题，一边看还一边说呢：“最近举子们风气比较轻薄，写文章不往深里想，就追求早交卷。现在我出这题，比较深奥，就是为了让考生们好好思考，扭转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恶劣风气。”结果话音未落，考生钱易交卷了，宋太宗气得破口大骂，将此人轰了出去。从此以后，皇帝都对科考失去了信心，竟然十年没有举办考试。
要说这事，也不全赖考生，谁让他出这题呢？“卮言”，就是随便说说的意思啊。
宋朝还有个规矩，人可以不经科考先当官。但当官不是完事大吉，当了官了，还得参加考试。甭管你参加的是mba还是读了野鸡大学还是啥啥商学院，反正得参加国家统一考试，考上了，就取得了继续当官升迁的资格，但不给文凭。没考上，对不起，现在的官也别当了，回家去吧。一直到南宋淳熙年间，有人以官员身份应试合格，赐给进士及第，这才算有了国家承认的文凭。
说到考状元，宋仁宗年间有位杨窴（音田），是一心想得状元的。为啥呢？因为他得过解元，会试考了会元，最后考小赋给皇上看，要是皇上点了状元，那就是连中三元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哥哥是枢密使晏殊的女婿，有背景啊。
信心满满，他求他哥哥找晏殊，想预先看看自己殿试得第几了。
回复让他失望，第四。杨窴气得直拍桌子：“不知道哪头驴得了我的状元了。”合着人家比他考得好，就是驴。
这头驴叫王安石。本来稳稳拿了状元，谁知道皇帝阅卷的时候，看到其中有一句“孺子其朋”，不高兴了：“这话犯忌讳，不可魁天下。”犯啥忌讳了？这话是周公教育周成王的，皇帝不乐意了。要说杨窴的运气还是真好，第二名、第三名都是官员应试，前面说了，考多好没职称，也不能当状元，于是，状元就给了第四名杨窴。他真的连中三元了。
可惜的是，杨窴身体不好，没多久就死了。连中三元不容易，连中三元又没当官，没给政府什么贡献，历史上还就他一个，也算留名了。
看来，就是严格的考试，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可言。最公平的，还是老天。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带头的主帅叫粘罕。这粘罕对中原地区的科举考试还挺好奇，上来就办了场考试。结果，磁州人胡砺得了第一。粘罕先传令不要公布成绩，然后到考场中，召集年老考生集合，说是要不计成绩都给功名。一大堆老头们争先恐后，都跑粘罕马前跪着。
粘罕拿着马鞭，指点着训话：“你们这些老东西，你们有才吗？要是有才，年轻时候就考中了。现在你们都老棺材瓤子了，还参加考试，侥幸得官了，肯定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为身后打算，还不可着劲儿贪污啊？对国家有啥好处啊？年轻人也不是好东西，你们中肯定有人收钱，替年轻人代考。呸，老的小的都不是好人。本来打算杀了你们，可你们还没来得及犯罪呢，又想把你们都轰回家去，可你们远道而来也不容易。得了，就让你们考一场吧。你们这些人，以后要老老实实，报效大金，不老实，必杀无赦。”
一番话，把这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训得战战兢兢，磕头如捣蒜。最后，除了胡砺以外，汉人一个都没上榜。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古书说金朝从此尽失士子之心。可仔细琢磨下粘罕的话，又不能不说有点道理。有些官员，不就是在老了的时候玩命敛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