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身边有个“长人”，就是常在皇帝旁边伺候的人，叫许小客，和唐崇是哥们儿。唐崇想当宫内教坊的判官，跟许小客念叨了几次。这天许小客下来就跟唐崇说：“今日崖公（宫里对皇帝的称呼）很蚬斗（也是宫里的话，高兴的意思），本想帮兄弟开口的，一犹豫，没敢。”唐崇马上把这话理解为许小客问他要东西，立马送了他两束绢。
几天后，许小客和唐玄宗勾肩搭背地走在宫里。许小客突然说：“俺有件事儿……”唐玄宗一把推开他，严肃起来：“什么事？”许小客赶紧说：“是教坊里的事，那个唐崇……”
话刚出口，唐玄宗说：“唐崇想当教坊判官是吧？”
许小客马上拜下去了：“陛下是真圣明，还没说呢就知道了。”
皇帝说：“那天唐崇表现不错，本来就该赏他，判官何虑不得啊？这样吧，明天让他到玄武门来。”
这就是要升官了啊，许小客兴高采烈地去找唐崇，唐崇也美得一蹦老高。他俩都不知道，皇帝回去就交代卫队：“明天在玄武门，唐崇一来，就骑马过去踩死他。”
唐崇没死，唐玄宗对教坊负责人说：“唐崇是什么人，敢让许小客奏事。打板子，发配五百里以外。许小客，再也不用来了。”瞧，走个后门，好事变坏事，俩人都倒了霉。这后门，还不如不走呢。
唐玄宗这么烦走后门的，那么走后门就有可能变成官员们构陷对手的方法。这话怎么讲呢？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魏知古的家伙。魏知古是宰相姚崇推荐出道的，可后来，俩人有了别扭。当时魏知古代理吏部尚书去东都洛阳选拔官员，就动上小心眼儿了，因为姚崇的俩儿子都在洛阳当官，肯定要找他走后门啊。
果然，姚崇的俩儿子央求魏知古照顾照顾自己。魏知古回来就把这个“后门”向唐玄宗汇报了。某日，唐玄宗召见姚崇，故意问他：“老姚，你有几个儿子？都在哪里当官啊？”
姚崇心里立马明白了，回答：“臣有三个儿子，两个都在洛阳当官，为人多欲而寡交，是不是又去麻烦魏知古了？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呢。”
皇帝本来想敲打敲打老姚的，听他这么一说，觉得老姚实在，挺高兴，就说：“嘿，你怎么知道的？”
姚崇答：“魏知古是我推荐出来的，我那俩儿子傻，就知道我和魏知古有交情，不知道我们俩已经闹矛盾了。肯定会去求他啊。”
这么一说，唐玄宗也懂了，这是魏知古要黑老姚啊，非要贬斥他。老姚赶紧劝：“千万别，这是我儿子不懂事走后门，搅乱了陛下选才。陛下不处分我已经够可以的了，还要处分知古，那大家肯定说你偏心，我就更担待不起了。”
姜还是老的辣，姚崇就这么化解了危机，还巩固了形象。魏知古呢？皇帝给他来了个平级调动，心眼儿多啊，当工部尚书得了，别吏部了。
唐玄宗没想到，自己老了的时候也犯糊涂，也走后门，可居然没走成——不给他面子的那位，叫李林甫。
那时候，宫里有个伎人，也就是耍把式的，唐玄宗想给他升个官，他却说：“陛下，别让我当官了，我女婿王如泚，要考进士了，要不您赏他个进士及第吧。”
唐玄宗答应了，转身让礼部去办这事。礼部侍郎李就找上级右相李林甫办理。李林甫问：“王如泚的水平，够得上进士吗？”
李说：“给不给他进士，两可吧。”
李林甫当即就严肃起来：“那这后门不能走啊。考进士是国家选拔人才的过程。要是皇帝对他好，直接给个官怎么行？进士不能给，要不没法选才了。”他还真的去找皇帝说去了。
王如泚这边还美呢，在家里摆席，宾客盈门，热烈祝贺。正高兴呢，中书省下礼部的公文到了：“王如泚按规定参加考试。”闻者愕然失措。皇上的面子没给，能不愕然吗？
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李林甫权势很大，大到皇帝的面儿也不给。二是古代考个公务员比现在严，就算皇帝发话，也不一定能走后门，更不能随意乱做手脚，这是规矩。
二代不成器
听过评书《杨家将》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位仗义执言、忠心耿耿的“八王赵德芳”。历史上还真有其人，不过不是赵德芳，而是他的表弟赵元俨。赵德芳是宋太祖的四儿子，年纪轻轻就死了。而赵元俨是宋太宗的八儿子，封燕王，镇北虏，威风凛凛，人称“八大王”。
“八大王”威风到什么程度呢？燕蓟之地，如果小儿啼哭不止，当妈的就说：“再哭八大王来了。”孩子立刻就收声。人们牵牛马过河，也会在牛马耳边说：“八大王在河里哈。”牛马立刻就显得特别听话。
就这样一位大英雄，偏偏有个不成器的儿子。八大王的儿子叫赵允良。欧阳修《归田录》里记载，这位小王爷特别爱坐木马子，坐上就不下来，饿了就在木马子上吃饭喝酒，还叫人在面前奏乐歌舞，一坐就是一整天。据宋书《谐史》说，小赵这个不良嗜好一直持续到三十多岁。木马子是什么呢？可不是现在小朋友骑着玩的木马，更不是电脑病毒。木马子就是现在说的“马桶”。瞧，这孩子还真是重口味。
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好，从小锦衣玉食。有聪明的，但也有不少“二”的。因为“二”得比较明显，从古至今，总成为文人们讥讽的对象。清代《康熙字典》的总编修官陈廷敬就讲过一个段子，说在他的老家山西，有兄弟两人曾经做过大官。可他们的孩子不读书，败家，最后穷得拿着家里的银碗到大街上要饭。陈廷敬揶揄说，知道去要饭，就不知道手里那银碗可以换钱吗？换了钱不就可以干好多事不要饭了？陈廷敬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能不读书，要不，就得给祖上丢人了。
类似的故事，金朝人元好问也讲过。在《续夷坚志》里元好问说，燕地有个大款叫刘伯渔，做生意发的财，生活过得极其奢侈——他养了好几百号闲人，任务就是给他打探哪儿有好吃的，怎么做，做好了给他吃。再多的钱也禁不住糟蹋，刘伯渔年老的时候，家财已经大不如前，等到他去世十几年后，俩儿子已经把家败得干干净净，上街要饭去了。元好问说这叫“玉食之祸”，他耳闻目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了。
诸位二代，有时候好不学，坏学得相当快。唐朝《朝野佥载》就讲了这样一对父子。当爹的叫崔挹，是国子监的官员，儿子叫崔湜，官比爹大，吏部侍郎，管人事的。这爷俩一对贪，收人家钱，卖官。有一次某人想买个官当，向崔挹行贿，老崔收了钱，小崔却不知道，到末了也没给人家官做。那个人去找小崔讲理：“你家亲戚都拿我钱了，你凭啥不给我官做啊？”小崔一瞪眼：“谁拿你钱了？看我不拿鞭子抽死他。”那人答：“你真敢抽他，就该丁忧回家了。”古时当官，若是父母去世，就得回家守孝，叫作丁忧。话说到这份儿上，小崔才明白是自己爹收了人家钱，一时语塞，满脸羞愧。
就这位官二代，对自己的老爹也是抠门到家。在唐朝，吃个瓜可不是件容易事，种的少，还要看节气。可巧，有一次赶上瓜熟了，皇帝念老崔年纪大了，赐给老崔一个瓜，让小崔给带回家去。这回轮到小崔对老崔保密了，回家压根儿没提这事，而是偷偷把这个瓜给自己的小妾吃了。事情传出去，“朝野讥之”。成了话把儿，还被记到了史书上，一出名就是一千多年。
不懂事，是二代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朝野佥载》，写到了另一件事，关于武懿宗的。武懿宗是哪位呢？他爷爷是女皇武则天的伯父，他爸爸是唐高宗时的仓部郎中，总之是官二代加皇亲，啥都不懂就封了王爷。就这位，净给武则天找不痛快。有一天武则天在宫里请吃饭，欢声笑语地正高兴呢，这位武懿宗突然站起来说：“臣有急事要启奏。”武则天吓了一跳，赶紧问：“出什么事儿了啊？”武懿宗说：“以前我家属地征收物品，都是直接收的。现在改成由州县帮着征收，损耗太大了。”那意思，还是改回来吧。
武则天给气坏了，翻着眼睛盯着屋顶椽子半天，才回过神来，说：“朕和亲戚们一起吃个饭，乐一乐，容易吗？你是亲王啊，就为你家那点鸡毛蒜皮，差点把朕吓死。朕觉得，你不配当这个亲王。”一句话，说得武懿宗摘了帽子，磕头不止。周围大家赶紧说情，才算把这事圆了过去——拿现在的话说，这位武懿宗也忒没眼力见儿了。
和权贵沾亲带故的人都容易得瑟，武懿宗不算是最得瑟的，最得瑟的一位叫王子溶，南宋人。他为啥得瑟啊，因为他是秦桧老婆王氏的亲戚。凭着这层关系当了官，最早是在浙东仓司。上级每次请客，必须得叫他，他一到场，吆五喝六，又玩又闹的，上司唯唯诺诺，好像变成了他的下属了。后来他到苏州吴县当了知县，这下倒霉的是苏州的知府了。请他吃个饭，他一入座，头一件事就是指使人去请戏班子，手下飞马前往，麻利得很，不管人家是否有演出，必须得立刻到场，无人敢留。
有一次元宵节，王小爷要看灯，竟然召知府到县衙来，导致“郡治乃寂无一人”。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一次，知府和王小爷一起喝醉了，回到家中，睡到半夜，突然有人玩命敲门。一边敲一边喊：“我是王知县派来的，有急事必须面见知府。”
知府吓坏了，赶紧穿衣服，举着蜡烛，狼狈不堪地见客。一见面，来人说：“我们知县喝多了，听说你家有咸菜，让我来要一坛子，拿去吃醒醒酒。”
知府连个屁都没敢放，赶紧叫人拿咸菜，送到王小爷门上去。
这事写在陆游《老学庵笔记》中。陆游叹道：“其陵侮如此。”要是现在哪位市长，手下有这么个区长，还不郁闷得跳河？
吃喝场上也有人品。二代们人品不济，飞扬跋扈，基本是因为骨子里有狗仗人势的基因吧。
辩才无双
读了点书的人，特别喜欢辩论。一是能卖弄学问，引起大家敬仰；二是能打败对手，高人一等。就像动物世界里动物老掐架，为的是争当头领，读书人的辩论，有时无关对错，仅仅就是为了掐架。
王安石得意的时候，编了本《字说》，大约就是现在的字典，他把每个汉字都拆解，说汉字的音、形都表示万物的规律。天下的读书人，就都得按照这个方法来解释汉字。
这种学术权威非常招人讨厌，苏东坡就不服，有一天质问王安石：“丞相，我问你，牛长得壮实，鹿跑得快，那为啥‘犇’（就是奔的异体字）是表示速度快，而‘麤’（粗的异体字）是表示粗壮呢？”（另一个版本，这话是刘攽问的，刘攽是《资治通鉴》的副总编辑，一看就知道是司马光的人。）结果，把王安石问了个张口结舌。
苏东坡接着问：“你说‘坡’是啥意思？”王安石答：“‘坡’就是土的皮。”苏东坡大笑：“那‘滑’就是水的骨头了？”
这有点像现在的人在网上吵架。明面看，是学术争论，背地里，是两派官员的政治斗争。得罪王安石有啥好果子吃啊？没多久，苏东坡就被贬官了。
苏东坡没想到的是，到了百十年后的南宋，他自己成了学术权威了。陆游就写过，北宋的时候，社会上风靡的是《文选》（南朝萧统组织编纂的前人优秀诗文选），那时候说什么，都得用《文选》里的词儿。草一定得叫“王孙”，梅花一定得叫“驿使”，月亮得称作“望舒”，山水必须是“清晖”。要不这么说，就吃不开。所以有个顺口溜，叫“《文选》烂，秀才半”，意思是《文选》念熟了，秀才就算考上一半了。
可谁知道风水轮流转，到了南宋，崇尚的是苏氏文体，一切文章体例、用语乃至口气，都得按苏轼、苏辙他们的路数来。谁要不服，就做好一辈子怀才不遇的准备吧，顺口溜也改了，叫“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可是当年苏东坡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辩论之类，效果最好的是和当下的红人辩，效果次之的是和前人辩——当然质疑的必须得是常识。比如陆游，就质疑了一个成语，“寿终正寝”。陆游说，古代诸侯快死的时候，一定要抬到大厅去，死也得死在大厅上，不能死在卧室里，为啥呢？因为卧室里有女人，死在那儿容易导致女人干政、误国。大厅，也叫路寝，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寿终路寝”。可很多人包括黄庭坚都认为大厅叫“正寝”，卧室叫“小寝”，这不就成了笔糊涂账了吗？
这种辩论体现了陆游咬文嚼字的较真精神。可是，他较真得似乎过分了。《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了，“路寝者何？正寝也”。一个意思啊。
辩论牵扯精力，不仅辩的人费神，围观的也费神。但不管怎么说，有辩论还是好的，最可怕的是不由分说连辩论的机会都不给，那就惨了。
这个倒霉鬼叫张钧，是金熙宗的手下。有一年，雷雨大作，宫殿被震坏，金熙宗迷信啊，要搞点祭拜上天的仪式，还要大赦天下，就让张钧来起草诏书。
张钧是汉人，按照汉人皇帝诏书的习惯，在文章里写了谦虚的话，比如“顾兹寡昧”“眇予小子”之类的，这是很正常的语言。可是金朝人不懂啊，有个叫萧肄的，是个谄臣，跑到皇帝那儿告状：“张钧这是骂你呢，寡是孤独无亲，昧是不懂人事，眇是瞎子，小子是小孩儿——这是利用诏书骂皇帝啊。”金熙宗一听就火儿了，把张钧叫来，也不容人家解释，一剑扎到张钧嘴里，最后把他剁了肉酱。这叫什么事儿啊。
喜欢辩论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信心强。特别是网上有些辩论欲特别强的人，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心，就觉得自己对。这种人古代也有。
《雪涛小说》里就讲过——有位从南方来的，见着生姜，一口咬定这东西是树上长的。有人说不对，这是土里长的，他急了，非要拿自己的驴和人赌。连问了十个人，都说姜是土里的，这哥们儿还嘴硬呢：“驴我不要了，但姜肯定是树上结的。”
另外一位北方人，也这毛病。他到南方吃菱角，连壳放嘴里嚼，有人说：“菱角壳不能吃。”他马上辩上了：“这我能不知道吗？可是菱角壳吃了败火啊。”又有人问：“北方有菱角吗？”他立刻回答：“怎么没有？山前山后到处都是。”
还有一种喜欢辩论的人，略微强点，读过一点书，就出去跟人喷——这位是明朝人，名字叫韦政，外号韦大夫，见谁跟谁辩，用的都是古代的君臣故事，可故事说完，前因后果也讲不出来了。有人就挤对他：“你看的书，是《脂麻通鉴》吧？”
脂麻就是芝麻，那时候江南流行脂麻点茶，所以就有人买小包芝麻。卖芝麻的呢，经常撕了旧书当包装纸——比较多的就是《资治通鉴》了，就有人看了一页包装纸，然后假装学问人出去侃大山了，前后文是什么，一点不知道。要是真遇到行家，就老实承认：“我是看的脂麻包装纸。再多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这种人读的书，就被戏称为《脂麻通鉴》了。
可毕竟是读了啊，功夫有限还是下了点。哪儿像现在有些网上的大喷子，啥都不懂就直接质疑了，凭的仅仅是“逻辑”，而且是说不通的逻辑。有时候真怀疑他们的辩论不是为了分出是非，他们迷恋的是辩论本身，那就太招人烦了。
敏感词
有年慈禧老佛爷做寿，请谭鑫培进宫唱戏，戏码是《捉放曹》。谭老板有一句念白“杀猪宰羊”，忽然念成了“杀猪宰牛”。念错了，自然没赏，谭老板倒也不以为意。后来有人追问他：“老爷子你怎么给念错了？”谭鑫培道：“今年是三阳（羊）开泰，本不愿应这出戏。要照原词一念，先犯了个大不敬的罪名。”
原来，这年是羊年，慈禧、李莲英又都属羊，不是三羊吗？在老佛爷生日会上“杀猪宰羊”还了得？什么都得讲个避讳。谭老板心细，自觉过滤了。这话传到李莲英那里，李加倍赏了谭鑫培，后来，宫里还把《捉放曹》这戏给禁了。
这个段子是戏剧评论家徐慕云先生写在《梨园外纪》里的。这只是古往今来众多因忌讳被过滤的一例。在中国，还真讲究这个，为尊者讳，为显者讳，为权者讳。上面的人还没说啥呢，底下有不少积极的。最典型的，秦始皇名字是嬴政，所以正月就不能读成“政”月，必须念成“征”月。
唐末军阀杨行密割据南方，当地人就不能说“蜜”字，蜜改叫蜂糖了。十六国后赵的皇帝叫石勒，有一种叫罗勒的草，就得改名叫兰香。后梁太祖朱温他爸爸叫朱诚，所以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就得改称叫州东、州西、州南、州北，韦城、聊城这些地名，也给改成了韦县、聊县。宋仁宗名叫赵祯，音近的蒸饼（馒头），改名叫了炊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还真有人为这事挨了揍。南北朝北齐皇帝高欢，没当皇帝的时候在东魏做宰相。有天下属辛子炎跟他汇报事情，说了句某某事“取署字”，高欢就急眼了。为啥啊？因为辛子炎有口音，把“署”念成了“树”，高欢他爸爸叫高树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板子。这要搁现在，高等数学怎么念啊？也许得改高数叫神算吧。
有没有不在意避讳的皇帝呢？有，唐太宗。唐太宗叫李世民，他手底下俩大臣李世绩、虞世南都跟他一样，属于“世”字辈儿的，唐太宗可从来没想过让这二位改名。直到唐高宗即位，才想起避讳这事儿来，当时虞世南已经去世也就算了，李世绩改名叫李绩，“世”字儿就没了。
有趣的是，唐太宗不给自己避讳，却还记得为隋朝的皇帝避讳。唐初，魏征等人修《隋书》的时候，因为隋文帝的父亲叫杨忠，所以把该用“忠”的地方都改成“诚”。比如忠臣改成诚臣，《忠节传》改成《诚节传》。就连唐太宗写诗，都写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都是为杨忠避讳呢。这要到了朱温那儿，还不都得给改回来？
不过，总的来说，唐朝人对避讳还是看得比较轻的。古书《唐摭言》里，就收录了一封曹州布衣袁参写给宰相姚崇的信，有一段说：“您要是遭遇不测，被人抓了，老婆孩子也进监狱了，我一定以微薄之身，伏死一剑，以白君冤。”虽然是表忠心吧，但人家还好好的就这么说人家，搁现在是不是也有些别扭呢？
避讳特别繁琐，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是个避讳特别多的朝代。不仅说话写字避讳，连姓名官职都得避讳。
在宋朝被避讳弄得最五迷三道的，非赵匡胤的三弟赵廷美莫属。赵廷美最早叫赵匡美，结果他二哥赵匡胤当皇帝了，他只好改名叫赵光美，后来三哥赵光义当皇帝了，他就叫赵廷美了。
本来按照金匮之盟，赵光义之后该轮到他了，可没想到赵光义要传皇位给儿子，赵廷美政治斗争失败，从秦王、开封府尹的高位上一降再降。有趣就有趣在这个开封府尹上——宋朝后来当上这个市长的人，除非是皇族，其他都要叫“权知开封府”，也就是暂时代理市长，包括著名的包拯，他也是个代理的。为啥啊？因为正市长皇家的人当过，别人不敢当。倒霉的赵廷美，终于在身后让别人忌讳了一把。
这一类的避讳到南宋愈演愈烈，甚至官职犯了三代内的家讳都得辞职。比如有个张嗣古，曾经要升任起居郎——也不知道这仨字儿哪个犯了祖上的名讳了，他必须得请辞。这朝廷也真有意思，一看出了这事儿，干脆把官名给改了，改成“侍立修注官”了。
名字中不许用“天”字，也是从宋朝开始的。宋徽宗政和年间，给事中赵野上书说：“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的，已经下令去掉改变了。但还有用天字当名字的，我觉得也该禁止。”这个建议被宋徽宗采纳了，从此人们的名字里，这几个字就消失了。到了明朝正统年间，这事就更过分了，内阁的授意，考进士的，试卷里出现“天”字也不行。那“天”叫什么啊？改叫“霄”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更为神奇的是，在宋朝连“太行山”都成了忌讳。为啥啊？古文太与大相通，“太行”就是“大行”，大行就是——皇帝挂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文人崔公度写给宋真宗的《太行山赋》，就改成了《感山赋》。后来，一系列的朝代似乎都在避讳太行山。
宋朝皇帝讲究避讳，有时候会把自己避讳乱了。《铁围山丛谈》说，宋徽宗是个特别爱换年号的皇帝，他为了纪念自己当皇帝二十年，曾经下令改年号为“重和”，和上加和，多么喜庆啊。可是没俩月，就发现这年号和辽国的年号重了。原来，辽国曾经有个年号叫重熙，可宋徽宗时期，辽国国主叫耶律禧，禧与熙同音，辽国也讲避讳啊，于是就把以前的重熙年号，称为重和。宋徽宗听说后不干了，怎么能和番邦一个年号呢？改！
几个月后，“重和”改成了“宣和”，汴梁皇宫里就有宣和殿，宋徽宗心说我用我的宫殿当年号，总没毛病了吧？
可谁知道还是有毛病。有人指出，宣和的“宣”字，里面有“二日”，你一大宋朝，有俩太阳，吉利吗？
宋徽宗可真急坏了，到处征求意见，这年号叫什么不犯忌讳啊？想了好几年没想出来，把金兵想来了，他禅位了，年号改成靖康了。这可是历史上著名的年号之一。
避讳，有时候也是权力的象征。你要是平头百姓，谁想得起为你避讳啊，可你要是权臣蔡京，那就是另外一种待遇了。蔡京当权之时，吃饭的时候上菜，必须报出菜名来。饭桌上有菜汤，宋朝人叫菜羹，菜羹菜羹地叫，口齿不清楚不就成了“蔡京”了吗？一定要改。于是，菜羹变成了“羹菜”。
那个时候，蔡京还有个忌讳，就是写文章不能有“哉”字。为啥啊？“哉”与“灾”同音，有损和谐社会形象。这可难坏了参加考试的考生们，圣人书里最爱用“哉”了，什么“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之类，不让写“哉”，这考试没法写作文啊。
蔡京不管这套，只要有“哉”的，“必暗黜之”。最后还是有官员看不过眼，上书皇帝，“哉”字才算又活过来了。后人形容当时的情况，真是“转喉即触讳”。
到了元朝，必须避讳的字就更多了。清代有一本《在园杂志》讲，元朝写贺表，一共有一百六十七个忌讳字。这本书还把这些字列出来，有些的确是莫名其妙，比如：梦、幻、蒙、追、古……也不知道这是哪位的主意，这文章还怎么写啊？
忌讳有好几种原因，除了尊重、恐惧以外，还有一种是因为讨厌。明朝《万历野获编》说，南宋最讨厌的当然是金朝，所以南宋皇帝后妃留下来的墨宝中，“金”一律变成了“今”。到了明初呢，当然不喜欢元朝了，所以民间的很多贸易文书中，吴元年、洪武元年这些时间概念，都变成了吴原年、洪武原年。这倒没有行政命令，完全是大家自发自愿的一种行为。
关于百姓中的忌讳，还有很好玩的事情。清代学者俞樾小时候写过一首诗：“君子虽争没世名，留芳遗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冯玉瑛。”
曹蜍和李志两位，都是晋朝的书法家，不过运气不好，和王羲之生在了同一年代，没什么大名气，但毕竟算是留名历史了，可这冯玉瑛又是谁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明末大名鼎鼎的奸臣马士英。这位马士英还是很有才的，善画山水，留下许多作品。只是人品太不好，后人极其厌恶他，忌讳提到他的名字，干脆，就给他画上的署名添了几笔，马士英就变成冯玉瑛了。
混到这个份儿上，真是很惨吧？偏偏总有人不接受教训。今天避讳这个，明天避讳那个，脆弱得不行。别在今后某一天，让大伙给避讳了，那就是历史笑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