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行歌
有一首古代流行歌，居然和家暴有关。
南北朝时，北齐有家人姓苏。男人长得难看，鼻孔朝天，而且没啥本事，当不上官，却自号“郎中”，还酗酒，喝高了就打老婆。打的次数多了，老婆实在忍不住，向邻居哭诉。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他打老婆的事情，就有人编成歌，然后穿着女装，站在街上唱，歌声悲苦。每当唱到副歌的时候，路人们一起踏着节拍，合唱道：“踏谣，和来。踏摇娘苦，和来。”边走边唱，就是“踏谣”，因为女人悲催，所以称“苦”。然后扮演丈夫的人走来，挥拳做殴打状，大家笑成一团。
想想那场面吧，这不就是rap说唱，最早的“快闪”吗？
这出描述妻子悲苦的歌舞作品，一直流行到了唐朝。名字也变成了《谈容娘》，歌词中“郎中”变成了“阿叔子”，演员由男扮女装变成了真的女性表演，但曲调和载歌载舞的形式并没有变。“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马围行处匝，人簇看场圆。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这首唐诗就是描述街头人们跳谈容娘舞的情形。
舞蹈不仅在民间流行，还传入宫中教坊，真算得上雅俗共赏了。
有流行歌就会有歌星。《乐府杂录》里说：“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个“肉”，指的就是嗓子，现在的说法叫“声乐”。看来歌星的地位是很高的。古代能称之为歌星的，战国时有韩娥，“余音绕梁”说的就是她；西汉时有李延年，他的代表作至今还脍炙人口：“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还有一位，更熟悉了，叫莫愁。《唐书》中说：“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舞。”后来人们把石城传成了石头城，南京才有了莫愁湖，实际上，石城在郢州，现在的武汉一带。还有一说，莫愁是洛阳人，总之，怎么也和南京不沾边。
“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看，古代唱歌的技巧和现在是没有大差别的。
唐玄宗时期，有两位唱歌唱得很好的人。男的叫韦青，官至金吾将军，女的叫许和子，因为是吉州永新县人，进宫的时候，干脆就叫“许永新”了。人们曾经这么描述许姑娘：“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转一声，响传九陌。”这是一位漂亮的女高音歌唱家。
关于许姑娘的段子有两个。一个是玄宗听她独唱，请李谟吹笛。李谟是宫中梨园的吹笛第一人，等许姑娘一曲唱完，李谟发现自己的笛管已经开裂了。
另一个场面比较壮观。玄宗在勤政楼召集群臣宴会，因为临街，招致了百姓的围观。大家都想看看皇帝长什么样，于是人声鼎沸，无比喧哗，以至楼上的皇帝都无法听清百戏和音乐的声音。唐玄宗有点生气，就说算了不喝了。高力士却出主意，说让许永新姑娘唱一首吧。
许姑娘略整鬓发，手提裙袂，站到楼上，声音一出，整个广场顿时寂静下来，“若无一人”。随着歌声飞扬，“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看来，不仅许姑娘唱得好，长安百姓的艺术修养，也是不低的。
安史之乱以后，许姑娘流落民间。当时韦青在广陵（扬州）避难，晚上在河边凭栏眺望，突然听见船上有歌声。韦青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许永新吗？赶紧上船看，果然是她。故人相逢，对泣良久。
再后来，许姑娘回到长安，但没多久就“殁于风尘”。她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母亲说的：“阿母，钱树子倒矣。”
说回流行歌。古代流传时间最长的一首歌是什么？清代俞樾说是《从军五更转》。他查宋朝的笔记，发现已经有了这首歌：“一更刁斗鸣，校尉逴连城。遥问射雕骑，悬惮将军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长。试将弓学月，聊持剑比霜……”反反复复，一共五段。这首歌一直唱到俞樾所在的清代，民国时还有，生命力可谓持久。只不过，后来被人填了男女调情的歌词，从一首边塞军旅歌曲，蜕变成了“淫靡媚亵”之词。
类似的歌曲还有不少。比如《荡湖船》《小儿郎曲》等等。《扬州画舫录》说，玉版桥有个乞丐，家境本来丰厚，就因为迷恋小曲而家产荡尽，沦为乞丐。他翻版了《小儿郎曲》，唱的是男女相悦之事，人人争听。其实，这首歌是由《十二月》《采茶》《养蚕》等歌曲演变而来，本身也和男女没关系。只是当时有不少商人争相出版诗词戏曲的歌片儿牟利，翻印了几十种歌词版本，甚至荒村僻壤的杂货铺也有销售。“乃知声音之道感人深矣。”
中国人唱歌的天赋源远流长，要不怎么能编出《诗经》呢？不过儒家一直对其中来自郑国、卫国的歌曲不满，认为“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郑声卫歌，来自民间，多描述男女关系，成了靡靡之音的代名词，绝对算精神污染。和现在的许多流行歌一样，总是受到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攻击。
《东轩笔录》里，就记载了一段关于“郑声”的争论。有一天王安石和弟弟王安国、好朋友吕惠卿一起聊天，说起了刚刚看过的晏殊的小词。王安石挺鄙视：“当宰相的人，还写这些小风情的玩意儿，像话吗？”王安国性子耿直，回护晏殊：“他偶然写写这些自娱自乐怎么不行？一点也没影响他的事业啊。”吕惠卿呢，想巴结王安石，抢白说：“人从政了，必须要放弃郑声这样的东西。何况他自己还写，那就更不行了。”王安国正色道：“放弃郑声，不如远离小人。”
吕惠卿觉得王安国这是在骂自己，从此和王安国失和。其实，他还真算是个小人，王安石那么提拔夸奖他，可最后给王安石最大打击的，就是他。
人品怎么样，唱什么歌还真瞧不出来。流行歌自古以来就容易遭受主流社会攻击，可生命力依旧旺盛，要不怎么流行啊？唱唱男女之事怎么了？人不流氓，人类灭亡，没有男女，岂能有你？
玩戏
蹑球之戏，是盛行在唐朝的一种玩意儿。可不是踢足球，说白了，是踩球——一个直径数尺的大木球，外面饰以彩绘，滚到观众面前。一个姑娘跳上去，用脚控制着木球，前进，后退，左右转向，萦回去来，无不如意。这不就是杂技团的表演吗？
最刺激的表演是高空走绳，表演者叫绳妓。《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唐玄宗就看了这样一场演出。舞台两边竖起几丈高的立柱，立柱之间绷着笔直如弓弦的绳子。女演员从一端蹑足而上，在绳子上往来自如，行动敏捷，望之如神仙。如果在绳子中间相逢，还能侧身而过。
高空走绳不是简单走走，还有花样。有穿着高木屐走绳的，前后弯腰，从容仰俯。更动人魂魄的，是踩着五六尺的高跷上去，还有在绳子上叠罗汉的，高达四五层，然后上面的人一个空翻，又站到了绳子上。没人掉下来。她们的所有动作，都要跟着鼓点儿——这不是大马戏团吗？
这样的演出，最早仅限于宫廷，直到安史之乱之后，才逐步蔓延到民间。
说到马戏，真正马上表演的记载出现在晋朝，讲的是北方后赵石虎的事情——他在正会殿前看表演，一辆马车驶出，上面有一个高达两丈的立柱，立柱顶上贯横木。横木两端各有一名演员，或作鸟飞之状，或者倒悬朝下。车上也没闲着，小演员们作猕猴之形，在马身上行走，一会儿站在马头上，一会儿钻到马肚子下，一会儿又到了马尾，而马丝毫不受影响，奔走如故。对了，那时候这不叫马戏，而是叫“猿骑”，也写作“猨骑”。
这种马上表演到了明朝，称为“走骠骑”，又叫“走解”。明朝天顺三年三月五日，皇帝赐文武百官在后苑观看走骠骑。只见一匹马飞驰而出，马上人打着旗帜，这是领队，接着又一匹马跟上，马上人矫健腾挪，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人马相得，精彩纷呈。一匹接一匹，整个表演的队伍，马匹上百。最后是以胡服架鹰走犬的围猎场景结束，十分壮观。
“走解”传到江湖上，就是跑马卖艺。到了清代，演员们大多变成了女性，靠这个赌博、奸淫的事情逐渐增多。康熙年间，陕西出现了陈四案，一个拥有一百三十多人的逃荒卖艺大家庭被控抢劫杀人，惊动了皇帝，要求严审。陈四等主犯被判斩立决，家人被发往黑龙江为奴。
其实，陈四案的初审没有找到证据，但皇帝近年接到陕西丰收的报告，不相信有人会逃荒，所以命令刑部严查，这才有了如此惨烈的结局。
当时的山西提督潘育龙乘机上书，将走马卖解之人尽数查拿，江湖演艺发展遭受沉重打击。知道为啥中国出不了大篷车吉卜赛人了吧？逃荒，那不是给盛世抹黑嘛。
不过，康熙年间还真的搞了场大马戏。康熙二十二年，因为四海承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皇帝决定拨银一千两，在后宰门外搭高台，上演《目连救母》。这出戏的特别之处在于，凡是道具涉及动物的，全部用活的，动用了虎、象、马。现在的话剧，舞美让把活马牵到舞台上，还真不新鲜。
以上都是皇家的玩意儿，到了民间，花样可就更多了。金元时期，民间有一种倒喇戏，用琵琶、胡琴、筝等乐器组成乐队伴奏，舞蹈演员们则头顶双瓯，瓯上燃灯，口噙湘竹，以竹击节，有点像现在杂技中的顶碗，又有点像曲艺中的燃灯大鼓，关键是他们不是站着，而是要舞蹈。这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不得不提一提木偶戏，也叫傀儡戏。《梦粱录》说，最早的一出木偶戏，讲的是汉朝陈平奇计解白登之围的故事。当时有名的艺人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木偶戏也是分很多种的，其中有一种叫“肩担戏”，拿个木棍，挂个帘子就开始演出了，一手五个指头，上面五个小木偶，另一手敲锣打鼓，嘴里变声，给众多人物配音，整个演出，一个人齐活。现在，这种手指木偶，还是妈妈给小孩子讲故事的最佳道具吧？
人操纵的傀儡戏，不算奇特——听说过机械木偶戏吗？唐朝大历年间，太原节度使辛云京去世，葬礼上，就出现了机械木偶——各路节度使纷纷送祭礼，其中范阳送来的最大个儿，上面俩木偶对打，是尉迟恭战突厥，“机关动作，栩栩如生”。等到祭奠完毕，灵车要出发的时候，范阳的使者把队伍拦住了：“别走啊，还没演完。”于是大家停下，等着下一出：项羽刘邦鸿门宴。来哭灵的人们争先恐后扒着帷幕看戏，都没人哭了。最后孝子出面，说演得不错，赏马两匹，这才完事。
和木偶戏齐名的，自然是皮影戏，宋元时已经相当普及。《武林旧事》中写，杭州著名的皮影戏演员有三贾和三伏，三贾是贾伟、贾仪、贾佑，三伏是伏大、伏二、伏三。还有一名女性，叫黑妈妈。《梦粱录》则说，杭州的名演员是贾四郎、王升和王闰卿等。
皮影戏起于汴京，刚开始用素纸制作，后来改用羊皮，用彩色装饰，避免损坏。皮影戏的内容，大多是说史，所以“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明朝还流行一种“过锦戏”，大约有一百多回，每回的演员都有十来个人。一回过锦戏的演出时间不算长，跑龙套的打着引旗一对，在锣鼓声中上场，就是一回开始了。其内容大多来自市井，比如世间骗局丑态啊、痴男怨女啊、奸商官司啊之类，关键是，一定要把观众逗笑。有点类似微缩的元杂剧，实际上更像现在的小品。
张岱《陶庵梦忆》说，明朝还有个节目，叫“扮马上故事”。二三十人骑在马上，不需要怎么演，也不要演技，关键是要像，大家一出来，就能让观众明白这是哪一出。衣袍铠甲之类服装道具，花再多的钱也不在乎。他讲到有一次祈雨，他家所在地方要搞马上故事，题材是《水浒》，于是大家遍地去寻找黑矮汉、长大汉、头陀、胖大和尚、茁壮妇人、姣长妇人、青脸的、红脸的……城里没有去郊区，本县没有去邻县，重金聘请，最后终于凑齐了一套“梁山好汉”。
自古文体不分家，说完文艺演出，再说点体育的。古代最为普及的群众体育运动，就是拔河。“拔河”这个词，唐朝就有了，再以前，还叫过“牵钩”。相传是春秋时楚国伐吴，练兵时用的。原来是用竹篾编的缆绳，后来改用麻绳，长达四五十丈，两边共分出几百条小绳。每年正月望日，人们都举办拔河比赛，分成两队，把小绳子系在胸前，然后在鼓点声中对拉。大绳正中立大旗为界，观众齐声加油，胜负规则就不用说了，人人都知道。
另一项人们喜闻乐见的运动，是摔跤。摔跤当年不叫摔跤，叫相扑，日本现在还保留着这个名字，另一个名字是争交。令人万分吃惊的是，在宋朝，居然有女子摔跤，还是——裸体的。宋朝嘉祐某年正月十五日，皇帝带着后宫娘娘们上宣德门，看民间百戏，其中就有刺激的女子裸体相扑。看完了，皇帝只说了一个字，赏！为这事，司马光耿耿于怀，特别上书：娘娘们都还在啊，还看女人裸体摔跤，还赏，这也太变态了吧？他坚决请求禁止女子“裸跤”。
但女子摔跤运动员则一直存在着，被称为“女飐”。每当摔跤比赛开始时，女飐负责出来热场子，当时叫打套子，数对打完，观众已经是人山人海。这时候，男人的比赛才开始。
南宋最著名的摔跤比赛在杭州护国寺南高峰举办，搭个大台子，设个奖品，各地选拔来的膂力过人、天下无敌者才有资格登场竞技。奖品包括旗帐、银杯、彩缎、锦袄、马匹等等。宋理宗景定年间，还有一位温州来的优胜者韩福，获得了军佐的职位。
南宋杭州，有名的男子跤手包括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赛关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郑伯大、铁稍工韩通住、杨长脚等等，女子选手呢，也有位赛关索，还有嚣三娘、黑四姐。可惜了，没有发扬光大，要不现在的职业拳击和相扑，算什么呀。
古代服饰风尚
其实，古人对于奇装异服之类接受的程度比现在好许多。他们好像特别在意其他人有什么新鲜东西穿戴，好多笔记小说也都把这当个事儿来写。比如晋朝的《拾遗记》，就提到在河北向西“二万里”，有“孝养之国”，那里的人们“织茅为衣”。查查地图，那地方不到北美，也是欧洲了吧，说的是当地土著吗？
这书还说，燕昭王七年，卢扶国来朝，使臣结草为衣，号为卉服；汉武帝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的析沦国来朝，使节结草茅为绳，结网为衣——有人说，这类似于后来的罗纨。罗纨都是形容上好丝绸的，罗是轻软，纨是白色。网眼装，这个可以有，很新潮。
拿树叶做衣服的记载一直到清代还有。学者俞樾引用《滇黔纪游》一书里的内容说：云南腾越地方的少数民族女子，“纫叶为衣，飘飘欲仙”，叶子“甚大而柔”，所以耐缝纫，而且还挡雨。俞樾不无羡慕地说，这衣服很别致，可惜没有去那地方的人帮我买一两件回来。时尚还真是外来的好。
至于中国自己的穿着，原先都是有规矩的。古人穿衣，上身叫衣，下身叫裳，《后汉书》说，到了汉献帝时期有了变化，男人衣服的上身就越来越长，下身就越来越短；女人则越来越喜欢穿长裙，上身的衣服就短了。当时还有人批评这种穿法是“服妖”，说是“阳无下而阴无上”。反正批评时尚的人，基本都是上纲上线，要不时尚就没法批评了。
当然，批评是阻止不了时尚的发展的。明朝末年，还有人见到过野老聚会，上着短衣下着布裳的，可清代之后，至少在外套上，男子基本就是一身长袍了，只有女人才衣、裳分开，有人还把这当作在大街上区别男女的方法——“有衣无裳为男子之服，殊衣裳为女子之服”。不过各种时尚都是短暂的，到了民国以后，衣裳这俩字成了一个词儿，男人上下身分开穿也很正常了。
在古代，服装可不仅仅是用来区分男女的，还要用来区别身份。宋朝《石林燕语》就讲过戴斗笠的讲究：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可以在斗笠前加皂纱，把斗笠围上一半，叫作“裁帽”，其他人就只能戴斗笠，不能围纱，叫“席帽”，另外，只有公卿可以在戴帽子的同时也戴斗笠，叫作“重戴”。看那些武侠片中，大侠们经常戴个有纱的斗笠打杀，其实是错误的，要是真那么戴，不能隐蔽自己，还会让自己格外抢眼——这飞檐走壁的，怎么可能是大官呢？
明太祖时期，规矩就更严了。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帝命礼部尚书李源名等制定服装规格：文官衣服的底边，离地要有一寸，袖长可以过手，但挽起来只能到肘，袖口九寸。生员们衣服与文官相同，只是袖子还要短，挽起来不及肘三寸。老百姓的衣服要离地五寸，武官衣服要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袖口仅容出拳。士兵们衣服离地七寸，袖长过手五寸，袖口仅容出拳……如此繁琐，估计除了军装能守规矩，其他坚持不了多久。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还不准老百姓穿靴子。洪武初年的监察御史王英，有一次穿着便装在街上晃悠，结果被守门的士兵给捆了，原因就是他穿着靴子呢，这太不正常了。王英赶紧申辩：“哎哎，我是当官的。”还赶紧让人到自己船上拿了官服来作证，这才被放了。瞧，夜行人要穿靴子，也是不合逻辑的。
不过，规矩都是人定的，是人定的就能变化。就拿蟒袍来说吧，蟒袍和龙袍的区别很小，只不过蟒比龙少绣一只爪子。这种很接近皇家专享的服装，最早也是一般人不能穿的，只能用于外交，到了明朝正统年间，还是只用来赏赐“虏酋”，也就是其他部落、国家的首领。可后来太监的势力增强了，不知道怎么的，大太监们居然穿起了蟒袍。到了弘治年间，皇帝开始赏赐内阁大臣们穿大红蟒袍，这衣服的穿着面就逐渐展开了。
为了穿衣服，还真有打起来的。汉朝有一个叫魏朗的，是个郡功曹书佐，特别在衣服上较真。有年正旦早晨举行仪式，估计是冬天太冷吧，他的上司掾史顾龛在朝服外面披了件裘皮大衣，这就被魏朗揪住，一口咬定这不合规矩，不是臣子该穿的。顾龛心说没哪条规定不许穿裘皮啊，不服，两个人拉拽争吵起来。魏朗还真大胆，命令士兵把顾龛的大衣给脱了。顾龛大怒，死活不脱。魏朗左手拽住顾龛，右手击鼓，嘴里还嚷嚷，终于把太守给惊动了，太守一听，就说顾龛你回去吧，让魏朗来就行了。这魏朗还真一根筋，顾龛不去，他也不去，说自己不舒服也要回家。合着他就瞧着人家的衣服不顺眼。
南北朝以前，大多数人平时头上就戴个方巾。到了北周武帝那时候变化了。周武帝心灵手巧，系头巾的时候硬是从脑后抻出了两个小翅膀，自此头巾就叫作“幞头”。到了唐朝，皇族们都用丝绸做幞头，翅膀比较长，士大夫和老百姓只能用粗帛，翅膀短。当时的头巾裹在头顶，皇家的顶比较小，是圆的，叫作“内样”，而其他人的头巾顶必须裹得方方正正。开元年间，唐玄宗接见燕国公张说，瞧着他的脑袋，怎么瞧怎么别扭，于是干脆送了他一个内样幞头，说你就戴这个吧。张说下次见唐玄宗的时候，戴着幞头，皇帝乐了，于是下令，所有官员都得戴内样幞头——很快，内样幞头就流传开来，人人都戴了。
戴幞头是个时尚，也有不少乐子。比如吏部尚书刘晏，裹幞头的时候就特别慢，先压出一个翅膀来，再压出一个翅膀来。后来旁人提醒：“尚书干吗不把两翅一抽，不就行了吗？”刘晏听了大吃一惊：“什么？这两个翅膀是通的？能抽出来？”刘晏裹头，在当时成了个特别逗乐的段子。
还有一位兵部侍郎严武，裹头的时候喜欢把头巾浸湿，叫作“水裹”。这样裹头的效果，就是幞头特别紧，而且翅膀上还有好看的褶皱，于是人皆效之——水裹成了时尚了。
御史陆长源比较个性，有天忽然给自己裹了个蝉翼罗幞尖巾子。有人笑话他，他很不屑：“哼，人有才，就是拿蜘蛛网裹个牛角都没啥不行的。要是没才，拿玉片裹个簸箕，也没啥用。”这话搁到现在，可以说成：要是有气质，穿什么人都漂亮，要是没气质，穿黑丝，那有用吗？
唐文宗的时候，有个左拾遗叫夏侯孜。有天上朝，夏侯孜穿了身桂管布（一种广西土布）的衣服就来了。唐文宗就问：“你怎么穿得这么寒酸啊？”夏侯孜知道皇帝属于倡导节俭的人，立刻顺竿爬：“这布厚实，可以御寒。”
皇帝十分满意，对此念念不忘。一天突然对宰相说：“我觉得那个夏侯孜，一定是贞介之士。”宰相立马回了一句：“他是当代活颜回、活冉求。”颜回和冉求都是圣人门徒，节约表率啊。皇帝深有感触，长叹一声，第二天，也弄了身桂管布衣服穿上了。百官一看，得了，还什么绫罗绸缎啊，找布去吧。
要是穿越到那个时代，可以看见皇帝和满殿文武官员都是粗布衣服，真是亘古奇观。好比现在大家都穿西服一样。时尚，就是这么流行起来的。
至于夏侯孜，他真的简朴吗？未必。他最后是练房中术练死的，一天一个小姑娘，花费比衣服大多了。自古至今好多人，拿他说房事害人呢。
马球与外交
现在的官员商人、附庸风雅的家伙，要是不会打几洞高尔夫球，简直都不敢说自己是成功人士。古代也有类似的运动，那就是马球。
马球最初兴盛于唐朝。不过和很多时尚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刚开始并不受主流社会待见。唐朝人封演写的《封氏闻见记》中就记载，唐太宗（一说为唐高宗）曾经跟侍臣聊天，说：“我曾经见过西番人打马球。昨天在升仙楼外的街上，有一群胡人打上球了，我怀疑他们是故意想让我看见。这么看，帝王的一举一动都得谨慎。我已经把球给烧了，约束自己，从现在做起。”
从这段话里，能看出几点，一是番人胡人非常喜欢打马球，水平不低，甚至打到长安街头来了。二是人一当皇帝，脑子里弯弯绕就太多了，根本看不明白为什么要戒。可能是因为有嬉乐之嫌，影响不好？也许，有轻微的妄想症也未可知。
但是到了唐中宗年间，政策就变了。当时吐蕃派人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皇帝安排的招待节目之一，就是在梨园看打球。吐蕃的使者对皇帝说：“咱手下就带着打马球的高手，咱们打比赛吧。”皇帝同意了，结果几场球下来，吐蕃队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