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厄
和摇滚乐、露脐装之类时尚一样，喝茶从一开始也不被人接受。不过凡事都在坚持，坚持下来，那非主流就成了主流了。
北魏的《洛阳伽蓝记》里说，有个琅琊人王肃，和大家饮食习惯不同。不吃羊肉，不喝奶，平时就喜欢吃个鲫鱼汤，渴了就喝“茗汁”。当时这做派又小众，又先锋，把给事中刘镐给崇拜的啊，五体投地。于是，刘镐也学起了王肃，开始喝茶了。喝茶在那时候非常不为人理解，彭城王就挤对他：“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这句话一出口，以后宴会上就算有茶，士大夫们也不喝了。可见，在南北朝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喝茶是个怪癖，相当装。
这里说的“苍头水厄”，就是指喝茶了。水厄这词儿，原来是说闹水灾淹死人，到了晋朝的时候，多了个意思，就是喝茶。为啥呢？因为晋朝有个司徒王濛，特别好茶，不仅自己喝，还命令别人喝，不喝还不行，“士大夫皆患之”。所以，每当大伙要见王濛了，都会愁眉苦脸地说：“完了完了，今天要遭水厄。”
这个典故流传下来，可还真有人不知道。有一次，南方梁朝的西丰侯萧正德叛变，投降了北魏。北魏的权臣元义请他喝茶。萧正德是南方人啊，元义还客气地用了“水厄”的典故，问：“卿于水厄多少？”意思是你喝茶行吗？谁想到萧正德压根儿不懂，张嘴就答：“下官虽然生长在水乡，可从来没有遇到过水灾。”话一出口，哄堂大笑。没学问啊，丢人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南方人已经比较流行喝茶了。北魏有个顺口溜，就是说他们的：“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飰，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读杀，形容吃东西发出的声音像鸟）嗍（读梭，就是现在的吸吮）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
这顺口溜是北魏大臣杨元慎接见南齐使臣陈庆之的时候说的，可见他们多瞧不起南方人，觉得人家是土老帽儿。可仔细瞧瞧，人家南方人吃的、喝的，全都是好东西，现在看来也不知道谁土。
不过话说回来，这顺口溜也说明那时候南方喝茶相当普及了。
要说茶是怎么成为时尚的，《封氏闻见记》倒是有详尽的记载。这本书讲到，三国时期吴主孙皓，喜欢逼着大伙喝酒。大臣韦昭不善饮酒，孙皓就暗地让人命韦昭以茶代酒。按现在的观点看，这孙皓还是好心呢。不过，最后韦昭还是死在了孙皓的手里。总之，那时候就有喝茶的记载了。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个大师，在那里传授佛教。学禅当然要刻苦，夜里不能睡觉，按理说过午不食，晚饭还不能吃。那得有多疲惫啊。于是，大师就允许大家喝茶。其实这么喝，精神是有了，可也越喝越饿啊。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宗教活动，让茶在老百姓中有了名气。“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相传效仿。”喝茶之风，从山东、河北，逐渐蔓延到京城长安，城市里也逐渐开了很多茶馆，专门卖煎茶。茶叶多来自江淮，数量和品种都相当多。
说到品种，那个时候，茶叶是有区分的，一种叫“茶”，一种叫“茗”。陆羽的《茶经》说，早采的叫作茶，晚采的叫作茗。不过到了现在，人们已经不这么划分了。
唐朝就有茶道了，不过陆羽并不是茶道高手第一名，第一名叫常伯熊。从理论上来说，陆羽是个开拓者，他写了书，讲了茶的功效，煎茶炙茶的方法，还造了二十四式的茶具，放在“都统笼”中，引得风起效仿，几乎人人家中必备。这其中就有常伯熊。常伯熊相当有心，把陆羽的理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无意之中，陆羽和常伯熊还pk了一次。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走到临淮县，当地人说常伯熊善茶。老李立刻把他请来。这常伯熊，身穿黄衫，头戴纱帽，手持茶器，口通茶名，熟练流畅还挺优美。老李看完表演，喝了两杯，啥都没说。
等到了江南，又有人向李季卿推荐陆羽。陆羽来的时候，只穿着“野服”，随身带着茶具，操作起来，程序和常伯熊的差不多。也许是因为先入为主吧，也许是因为陆羽穿得寒碜，李季卿有点瞧不起他，喝完茶，让手下取了三十文钱赏陆羽。陆羽受打击啊，以前都是跟名流混的，这次难过了，“及此羞愧”，回家又写了篇《毁茶论》，数落喝茶的种种不是——其实，这也没必要，是真名士自风流，当官的审美往往有毛病，你管他怎么看你呢。
至于常伯熊，因为饮茶太多，“遂患风气”，生病了，晚年也不劝人多喝了。
总之，茶道兴起在唐朝，到了宋朝更是大行其道。宋朝京城汴梁满街都是分茶馆，所谓分茶，类似现在的花式咖啡，是要在茶杯里用茶做出花样图案的。可惜，现在这一手，会的人少了。
哪儿的茶好呢？陆羽做过阐述，不过按他的排名，现在的人也得大跌眼镜：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合着出碧螺春的苏州被他排在末等，出龙井的杭州也不好。但细想也难怪，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好的茶嘛。
可以注意到，唐宋时说到茶，多说煎茶、煮茶。那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喝团茶、饼茶，类似于现在的普洱茶、沱茶，是要连茶带水煮的。什么时候开始沏茶喝呢？有一种说法，是明太祖发明的。明朝的《万历野获编补遗》中说，明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品，仍然按照宋朝的方法，“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朱元璋认为这太劳民伤财了，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下令，罢造龙团，采的茶芽就能进贡。慢慢地，人们就都习惯了“汲泉置鼎，一沦便啜”，煮水与泡茶分开了，这叫作“沦茗”，类似于现在的沏茶了。当时比较好的茶分四品，依次是探春、先春、次春和紫笋。
世事总无绝对，就算言之凿凿也会有人拿出反驳的证据来。有人找出唐代刘禹锡一首诗来：“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你瞧，这茶不仅不做茶饼、茶团，还是现摘、现炒、现煮、现喝的，能说是朱元璋开头的吗？
对花酌美酒
古代的酒品种很丰富，元朝有本《酒小史》，就列举了106种酒，琳琅满目够开博览会的了。宋朝的文学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到过，唐朝人喜欢喝赤酒、甜酒、灰酒，但这些酒是什么样子，他也说不明白。他还提到了唐朝一些诗句来佐证，如：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又如：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又如：酒滴灰香似去年等等。不过宋朝也有宋朝的美酒，陆游说，皇宫中的御酒，叫蔷薇露，皇帝赐给大臣们的酒，叫流香酒。
明朝南京的士大夫们，风靡喝一种淡酒，名字叫易酒。这种酒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太不过瘾了，真正好喝上几口的人都喜欢喝明流，明流是酽酒，劲儿大。喝明流的，经常挤对喝易酒的，见面就问：“易酒有什么好处啊？”那位就答：“有三大好处，喝的时候不醉，睡觉时不缠头，明天早晨醒了不难受。”喝明流的接上茬儿了：“你要追求这个，干吗不喝两盏汤？”
明朝有位文学家兼史学家王世贞，号凤洲，他喜欢自己酿酒。这位先生有酒兴，无酒量，所以酿出的酒特别寡淡，叫作“凤洲酒”。可架不住王先生名望高，大家都以弄到一坛凤洲酒为荣，这酒还成了送礼佳品。
后来，终于有人说了实话。这位叫秦湛若，有人送了他两坛凤洲酒，他打开盖子尝了一口，对送酒的人说：“拿错了吧？这不是惠山泉吗？”这句挤对淡酒的刻薄话被记载在《雪涛小说》中，想必当时的文人提起这个段子都乐不可支。
不过，自酿酒的确是古人酒文化的一大特点。但凡有点家底，又喜欢风雅的人，多在家中自酿美酒，作为宴请和馈赠的上好礼品。清初的官员王士祯，就在《分甘余话》中讲，某年冬天，他得到了朋友送来的自酿美酒。随着酒来的还有一首诗：“黄流初压室氤氲，亲贮陶瓶远寄君。非向故人夸酒旨，醉乡风味欲平分。”这首自酿酒诗让王士祯大受感动，回复道：“白家乌帽重屏里，初试红泥小火炉。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风雪压屠苏。”一唱一和，都是自酿酒勾出的雅致。
古人用自酿酒招待客人，喜欢夸张地说：“我要倾尽家资招待你。”陆游说，这句话原本出自晋朝，就是倾尽家资酿酒，再拿酒招待人。后来韩愈说过“有卖直须倾家资”，黄庭坚说“欲倾家以继酌”，都是这个意思，而不是直接给客人钱——也没那么喝的啊。
古人喝酒的另一个习惯，就是对着花喝酒，这样才有感觉。花与酒，是密不可分的两样东西。在唐朝的长安，每到春天花开，游人士女就要出游，见了花立刻停下来，摆酒赏花。这个习惯一直持续着。到了宋朝，欧阳修贬官来到滁州，环滁皆山，他干的头件事就是让手下的谢判官去山谷里种花。谢判官问种什么花合适，欧阳修写道：“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看，栽花还是为了喝酒方便。喝出状态了，才能写出《醉翁亭记》。
老被贬官的还有苏东坡。元祐七年正月，被贬官的苏轼来到颍州。有天晚上，月色明朗，堂前梅花盛开。他心爱的女朋友王朝云说：“春天的月色比秋天的月色好呀，秋天的月色令人心中凄惨，春天的月色却感觉和悦。有月有花，不如叫朋友们来喝酒吧。”苏东坡高兴极了，夸奖王朝云：“这是诗人才说得出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你会写诗啊。”
那天，老苏一扫胸中块垒，酒浇透了，还从王姑娘的话里得到灵感，写道：“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清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共离人照断肠。”
明朝礼部尚书于慎行退休后隐居家中，写了部《谷山笔尘》，其中记载，他有个好朋友杨巍，喜欢到处搜罗石头，家里的石头都堆成小山了。杨巍喜欢和石头喝酒，每一种石头，先浇一杯酒，再自饮一杯。这种喝法叫于慎行煞是羡慕，家里没石头啊，就种了二十多种菊花，每个品种，浇一杯，自饮一杯。二十多杯喝下来，就醉了。
自酿加对花，古人的雅致恐怕现代人很少能享受到了。
古人吃的果子
要说中国古代有名的水果，那肯定要提到荔枝了。前有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后有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么一来，想不知道荔枝都难。其实到了宋朝，荔枝在南方种植得已经很多了，不仅岭南有，四川也有，福建也有。陆游就写到过一种福州的荔枝，叫亮功红。这亮功红不仅个大味美，还有个特点，认主人。
主人是谁啊？名叫余深。北宋宣和年间，朝廷每年向福建征收数十万颗荔枝，余深上书提意见：“福建以取花果扰民。”结果被贬了官，到福州当知府去了。这亮功红，就是余深在福建任上栽种在家里的，“亮功”是余深家御书阁（存放皇帝御书的房间）的名字。
余深到了福州，倒霉的官运没到头。靖康年间，他又被贬到了建昌军。怪事发生了，他走了，亮功红居然不结果了，直到一年后他回来，果树才又结出了荔枝。
这里一定要说说宋徽宗，这位不折不扣的荔枝爱好者，把荔枝种到了开封皇宫里。有一年，保和殿前荔枝成熟，他亲手采摘，并且赐给燕帅王安中。还赐诗说：“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这诗还真跟谶语似的，没几年，宋徽宗还真被金兵俘虏过了燕山。
在古代，另一种很受重视的果子是枣。种植枣树的历史很悠久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传说吃枣能成仙。苏东坡说，陕西永乐有一种无核枣，一般人还吃不到，唐朝的道士侯道华就是吃了这种枣成仙的，苏东坡本人也吃过一颗。清代王士祯的《分甘余话》里，则考证了许多以“枣”命名的地方，如枣强、枣阳、酸枣、煮枣等地。他说汉书《樊哙传》里就有对“煮枣城”的记载。宋书《墨客挥犀》则对太原人吃枣有着生动的记载：太原人很喜欢吃枣，无论老幼贵贱都喜欢把枣放在袖子里，有空就吃一颗（很像现在的人吃口香糖、吃槟榔）。时间长了，太原人的牙齿都变黄了，所以有“齿居晋而黄”的说法。
另一种和成仙、长寿有关的果子，就是桃子了。元好问《续夷坚志》里，讲了位道士和桃子的奇遇。一年秋天，大雨刚过，道士在山里溜达，忽然看见很多叶子顺流而下，叶子中间有一个大桃，“大如杯盏”（有现在的大久保大）。桃子被石头挡住，道士把它取过来，真是又红又香。他觉得这不是寻常东西，对着大山拜了又拜，把桃子吃了。之后，又回到住处，将桃核钻开，吃里边的桃仁，“甘如酥蜜”。两瓣桃核，他用来当了酒杯。有天和元好问用这俩酒杯喝酒，那桃核一沾酒，立刻红润如新。道士是否成仙没说，元好问只是说他六十多岁看上去和四十岁的人差不多。总之，桃也是相当神奇的东西。
梨和杏在古代也是很普及的果子，为此还传出不少段子。比较有趣的段子，是辽国使臣李俨出使宋朝，住在蔡京家里，这一住就是好长时间。李俨想家了，有天和蔡京喝酒，突然拿起盘子中的杏说：“来未花开，如今多幸（杏）。”那意思我待的时间太长了。蔡京反应还挺快，立刻拿着梨说：“去虽叶落，未可轻离（梨）。”俩人还对上句了。
在古书中翻翻，就会发现古人接触的水果还挺多的。和今天一样，他们经常把远方奇特的水果，当作稀罕物，还记载下来。如语儿梨、木馒头（无花果，《续墨客挥犀》说出产在岭南，但当时开封有很多地方有卖，长得像小梨，中空，熟后色微红，味道甜里带酸，是官府待客公款吃喝用的水果，有“公筵多饤木馒头”的说法）。明朝的《谷山笔尘》说，在“陕西近西域处”，有一种小蒲桃（葡萄），名字叫“琐琐蒲桃”。他不知道“琐琐”的名字从何而来，推断当年汉武帝有个馺娑（音萨梭）宫，这种蒲桃是种在宫里的，故此得名。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到了清代的《分甘余话》，则提到了台湾出产的水果，比如菠萝蜜、羡子等等。
古人知道，水果和别的食物一起，往往能相得益彰，做出好吃的小点心来。杜牧有首诗就写道：“忍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流年如可驻，何必九华丹？”这说的是什么呢？《侯鲭录》解释：可见唐朝就有樱桃酪吃了。杜牧的诗好，把个樱桃写得意味深长。
把果子吃出意境来，大概是古代文人的追求吧。岳珂的《桯史》里就写了这么个故事：有一次黄庭坚去朋友家做客，一起在小廊轩上喝酒。廊轩很漂亮，栏杆外还种了几株余甘子。余甘子其实就是橄榄，生吃的时候，初入嘴酸涩微苦，回味却是甘甜，所以有“余甘”的名号。
酒到酣处，主人请黄庭坚给廊轩起个名字。黄庭坚看到余甘子，写了两个字：味谏。这两个字很别致，把余甘子的味道、廊轩的特色都写了出来，一时为人津津乐道。这事过去没多久，黄庭坚又收到了朋友送的橄榄，他诗兴大发：“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吃素与吃荤
人还是猿猴的时候，是以素食为主的，因为不会围猎。据说人有三十二颗牙齿，二十八颗都适合吃素，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颗可以撕咬肉类。后来进化成了猿人，开始吃肉了，有若干猿人遗址出土物为证。到了春秋战国，素食反倒珍贵了，那是因为开垦的土地少，有点地全得种粮食，至于菜，《诗经》有描述，大多是采点野菜，想吃个清炒莜麦菜，门儿都没有。直到西汉之后，铁器大普及，开垦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加上通西域带回大量种子，这才菜田遍地开花，有了植物油，有了铁锅，有了炒菜。豆腐的发明，则为食素打下坚实的基础，让素食空间大大扩展。后代还出了不少素食专著，如《山家清供》《本心斋蔬食谱》等等。
素与荤相对，但荤可不单指肉。《说文解字》说：“荤，臭菜也。”“臭”通“嗅”，臭菜是那些气味强烈的菜，比如葱、香椿、蒜苗、蒜薹、韭菜、薤（藠头）之类的。按这个标准，还得算上辣椒，辣椒自清代才引进中国，《说文解字》不知道，但辣可是名副其实的“臭菜”。所以严格意义上的食素，不单不能吃肉，以上“臭菜”也不能吃。
古人对蔬菜多有溢美之词，明朝张岱的《夜航船》就说，诸葛亮行军所到之处就让人种“五美菜”，哪五美？一可以生吃，二可以腌咸菜，三可以充饥，四可以消痰止渴，五可以进补。四川人又把它叫诸葛菜。它到底是什么呢？用赵丽蓉的话说，它就是一个“大萝贝”（萝卜）。
吃素，有人是因为信仰，有人是为了养生，还有人只是因为穷。比如唐伯虎，这人曾经想建功立业来着，最后被人黑了，困守桃花庵，穷得揭不开锅，只好吃青菜，于是写了首《爱菜词》：“我爱菜，我爱菜，傲珍馐，欺鼎鼐……菜之味兮不可轻，人无此味将何行？士知此味事业成，农知此味仓廪盈。技知此味艺业精，商知此味货利增。但愿人人知此味，此味安能别苍生？我爱菜，人爱肉，肉多不入贤人腹。厨中有碗黄齑粥，三生自有清闲福。”
这词读起来挺酸的，心酸的酸。其实，他何尝不想“千日之醉亦不恶”“蟹螯酒杯两手持”。
吃素还是吃荤，是个人的选择，可以劝，不可以强求。宋孝宗为宋高宗守丧的时候，就吃素，一口气吃了一百多天。一直伺候他的吴夫人看着心疼，暗地叮嘱尚食官说：“官家吃了这么长时间素，都瘦了，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啊。”厨子们想出一招，把鸡汤掺在素膳里给端上去了。没想到宋孝宗味觉灵敏，吃出来了。这下可好，吴夫人被赶走，其他相关人员受了处分。这是真心想吃素的。
唐朝有个侍中叫崔安潜，信佛，一直吃素。镇守西川三年，他得宴请手下啊，没肉说不过去，就用面做成猪肉羊肉的样子，还挺用心，看上去十分逼真。这大概就是素鸡、素鹅什么的发端吧。
北宋开封的大相国寺，有个烧朱院。这是啥来历呢？原来这里有个和尚叫惠明，擅长烹调，最拿手的是烤猪肉。结果他住的地方被人称作“烧猪院”。惠明有个哥们儿，是诗人杨大年。杨大年经常跑来吃惠明的烤猪肉，有天说：“你看你个和尚，住在烧猪院里，不合适啊。”惠明挺无奈：“他们都这么叫，我有啥办法啊。”杨大年出主意：“改个字，叫‘烧朱院’，这不也好听点吗？”惠明连连点头——可这听起来，有啥区别啊？
最可笑的人是吃着素，心里想着荤，或者太装。苏东坡就嘲讽过那些表面吃素，却偷偷喝酒吃肉的和尚。他说，这些和尚把酒叫作“般若汤”，鱼叫作“水梭花”，鸡叫“钻篱菜”，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属于干了坏事儿还想留好名儿，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这倒让人想起现在的素菜馆，明明是豆制品，非要做出肉味儿来，还要起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之类的名字，到底是让人吃肉还是吃素啊？相当纠结。
古人还经常把吃素和廉洁、节俭联系起来。比如宋朝有个官员叫仇泰然，有天跟幕僚聊天儿，问道你家每天花销多少钱啊？那幕僚当时就哭穷：“人口多啊，我家十口人，一天得用一千钱。”仇泰然惊着了：“怎么这么多啊？”幕僚说：“你看，早饭吃点肉，晚饭全吃菜，可不得这么多吗？”仇泰然火儿了：“哎，我是太守哎，平时都不吃肉。你是个小官居然敢吃肉？定非廉士。”就此，仇太守不爱搭理这位幕僚了。
要说这幕僚也就是早饭吃口肉，还花自己的钱，搁现在的公务员，多大个事儿啊？
还真有装廉洁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这位叫聂豹，明朝正德年间的苏州知府，王阳明的铁粉儿，言必称阳明先生的那种，王阳明去世的时候还大哭一场，愣说自己是王先生的弟子。就有一毛病，贪。收了好多贿赂，藏在咸菜坛子里，说自己一家子就爱吃咸菜。有天手下一个李通判到他家来，问：“怎么这么多咸菜啊？”聂豹解释：“多腌点，给我爹寄去。”李通判也是个顺杆儿爬，老实不客气：“哎呀，我老婆最爱吃咸菜了，送我点呗。”说完立刻叫人搬，一共搬走十二坛。聂豹在旁边看着，愣是没敢吭声。
这咸菜，估计是不还了，大家心知肚明黑不提白不提。要不聂豹后来怎么还一路高升当右佥都御史了呢。
吃素得罪人，这事听着挺不可思议的，可还真有。说的是南宋贾似道当权时期，有位老朋友，想走贾似道的门路，混个差事。贾似道跟他聊得挺好，到饭点了，一起吃呗，那位半天不动筷子。贾似道问：“你怎么了？”答：“兄弟正在斋戒，只吃素，不吃荤。”贾似道沉默，看了一眼左右侍从，侍从立马叫厨房换了整整一桌子素菜。
可就打这顿饭之后，贾似道再也不见这位老朋友了。该朋友还真有韧劲儿，天天去府上求见，坚持了一个月，终于再次见到老贾。贾似道见面头一句话就是：“你都吃素了，自有神明护佑，还求我干吗啊？”到了最后，也没给这个朋友官做。
馒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