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确实和“他们”有点不一样。
两位大右派·2
王恒守先生高个子，佝偻着背、戴老式金丝边眼镜，走起路来两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远套一件长风衣，冬天必定穿浅灰色呢大衣。他说的一口浙江嘉兴官话，本地同学倒也听得懂。
王先生在国内大学学的是数学，到美国哈佛研究生院攻读理论物理，1932年回国后就当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国物理学界的前辈了。“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程是他在国内第一个开设的，时至今日，这门课仍是各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霉，被“踢”到我们这所地方高校，我们无缘听他的课。
有的老师讲课条理清楚，有的老师讲课逻辑严密，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紧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师才会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学生、抓住学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老师。他的眼睛在金丝边眼镜上边发出光芒（眼镜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说道：“贝塞尔函数……拉格朗日函数……”我仿佛觉得一个个美味的嘉兴粽子（裹着函数的外壳）飞过来，砸到我脑门上、落到我嘴里……
有时候，王先生估计我这类差生“粽子”塞得太多，会消化不良，他就讲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天才伽罗瓦、神童高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等等，听得我们都忘记了下课。
最后一堂“数学物理方法”，临下课，王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临别赠言：
老僧领进门，
修行在自身。
且看尔等中，
得道有几人？
大教室里，全体同学都自发地站起来，用热烈的掌声向王先生致谢。
两位大右派·3
我和阿鲍、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访王先生，因为“数学物理方法”考下来我们自我感觉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着我们和王先生都是从上海过来的，去给王先生说说，也许会让我们通过。
阿鲍原来高我一届，休学一年以后成了我们五九级的同学。王先生上课有两位助教任辅导老师，其中一位是刚刚毕业留校任教的五八级同学，他和阿鲍同过学，从他那里阿鲍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们跟着阿鲍径直来到了王先生的家。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黄色的三层楼房内。这幢楼被称为“教授楼”，只有教授和处长才能住在此地，由于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楼”只有两幢。当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现在教授成了“关内侯、滥羊头”，连某大学的膳食科长也有教授的头衔。据说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楼”还是靠着他夫人。因为一块从复旦调来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系的教授，否则右派分子能有资格和学校党委各位部长大人、学校的各位处长大人同住一幢楼吗？
我们敲开了王先生家的门，王先生听我们自我介绍之后（大教室全年级加上电子学系一个年级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认识），请我们进入了他家的小客厅。客厅很小，一长一短两只沙发、一张长茶几差不多占了客厅的大部分空间，茶几上放着一座很别致的玉雕香炉。当我们说明来意后，王先生原来有点戒备的神情消失了，轻松地和我们聊起天来。1949年后，学校的各种运动如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后的“文革”，都是学生（左派学生）整教师，所以老教师见到学生都是敬而远之。王先生说到自己在哈佛准备考试的经验。原来哈佛历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图书馆查阅的，所以查阅考卷也是备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试是很难的。王先生还回忆当年的生活：比如刮胡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现在，一把刀片要用交关多次——因为刀片买不大着。
说到国外生活，孟德来劲了。他请王先生给我们看看当年留学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尴尬，（当年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聪敏的阿鲍立刻对孟德“发条头”：“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
我也问了一个敏感问题（我也属于脑子不清楚一类）。我说1957年报纸上批判孙大雨，说他住18层楼公寓，国家贴他300多元、加上工资共600元，有这回事吗？不料王先生激动了。（孙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诉我们：1956年弄知识分子政策，上边分下来几套“18层楼”房子给复旦的教授，房租又贵，离复旦又远，到学校上课要调几部公交车，所以没人肯去。后来横动员、竖动员，还答应发房贴付房租（高中级干部人人有房贴），没有房贴啥人住得起！结果孙大雨去了，想不到这也成了孙大雨的一条罪名了。
看来王先生已经判断出我们3个人不是什么“左派”学生，再说他已经“摘帽”，因此说话更加随便。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复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开会碰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讲安徽要办一所大学，叫杨西光支援自己的家乡，结果杨西光就把复旦各系一大批教师支援到了安徽大学，作为礼物送给了曾希圣。
王先生最后给我们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补考了。当我们告辞时，他还告诉我们合肥火车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别好：“比上海哈尔滨食品厂的还要好！”
我们出来以后，都很开心。孟德说别人讲王恒守先生拒绝给六零级物理系同学上课，因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劳动时，那些六零级“左派”学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当时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劳动必须参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所以无论系里如何劝说，王先生坚决不上。这几天那几个整王先生的人被他们同班同学骂死了。
还是阿鲍想起来：我们忘记告诉王先生我们的姓名了！他怎么关照我们？于是我们互相埋怨了一番，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宿舍。
几天后公布了考试结果：我和阿鲍及格了，孟德没有及格。
陈毅来我们学校
学校曾经有过一台回旋加速器，算是物理系大跃进的产物。当年回旋加速器作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实验平台是科技含量极高的大型设备，连北大清华都没有！所以凡是中央领导来我校视察，必定要安排他们去参观，先后去参观过的有董必武、康生、邓小平、彭真等人，当然陪同的省委领导参观加速器就不止一两次了。本来嘛，参观什么都是省委定的节目。在中央领导离开后，《安徽日报》就会在头版发布新闻，调子千篇一律：中央领导某某同志视察我省，认为我省形势很好，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省委的工作云云。这台加速器作为“成绩巨大”的组成部分，为省委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去看过加速器（别系的同学还不让进，门口有保卫人员看着），那是一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有本系教师煞有介事的在那里值班。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一件事：这台加速器从诞生到消失，一天也没有运转过，更不用说打出什么粒子了。它纯粹是一件摆设。反正来参观的领导没有一个是懂核物理的，很容易糊弄。
1961年11月陈毅也来了我们学校，但没有去参观加速器。此时加速器大概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在体面地撤离。似乎他哪里也没去参观，倒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给大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始终没有在报上公开过。
我们都安静地坐着，因为已经通知：陈毅副总理要见见大家。然而主席台上空无一人，只有在舞台的左侧化妆间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过了好一阵子，一帮子西装革履的教授、副教授从台侧走出来，个个面带喜色。我发现我们系的粟瑶生副教授——平时穿得像个烧锅炉老工人，今天居然也穿上西装，还戴上了一条红领带。
终于，陈毅在许多省委领导的前呼后拥下，来到台中央坐下。在热烈的掌声中，张校长激动地说：陈毅同志给大家讲话！这是中央的关怀，中央的关怀！
陈毅头戴法兰西帽、穿西服，不知为何还戴墨镜。他的穿着和身旁一伙穿中山装的人形成奇特的对比。陈毅首先大谈特谈瑞士的美丽风景（刚开完日内瓦会议），我们听了颇感新鲜；然后就说学校就是要管教学，一个大学生就是要学习好，要考5分，4分马马虎虎，3分就不好了。他又讲了红与专的关系：“什么红色专家白色专家！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你就是红色专家！我还要给你叩头！”
后来被我们称为“草包省长”的黄岩省长突然插话问陈老总：“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原子弹啊？”陈老总不予答理，继续大讲科技的重要性……
陈毅的讲话和当时报纸上宣传口径、也和平时学校政工干部讲的革命道理大相径庭，在学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陈老总只肯专门会见教授而不见政工干部（这些人大都是三野陈毅的老部下），也让他们挺沮丧。
留级风波·1
陈毅的讲话对要抓教学质量的孙校长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学校开始动真格的了。我们年级有好几个同学两门以上主课不及格，拖了好久的补考也不及格——据说补考试卷更难一些，按规定就得留级，而以前大学里是极少留级的（多留一年国家多花一年的钱）。留级就留级吧，好比来什么运动，总有人倒霉。问题在于这回倒霉的同学大多是有点来头的。比如哥哥在省军区的大李，父亲在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属陈中灵（父亲当师长），当年青华的跟班王能静（老提他姐夫是马鞍山市委组织部长），等等，最让系总支曲书记烦心的是老王也要留级！老王是党员，而且是负责全年级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生干部。
我们那时候，大学是没有班主任的，也没有1964年以后才设立的政治辅导员。学校、系里就依靠学生干部来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生干部除了自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外，还得仰仗那些经常“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来了解同学们的近况。根据某人的教导：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所以学生干部三日两头把大家排队分类：哪些人是组织可以依靠的，哪些人是可以团结的，哪些人是属于另类、必须加强注意的。所以我们寝室的老王一天到晚忙这些事，到系里开会，听取各班学生干部汇报。而自己年龄又偏大（是入校以前就参加工作的调干生），成绩不好是必然的事，到底学理科不是那么好混的。
有一天老王去开会，我和刘听泉斗胆把老王床头的一本工作手册拿出来，还叫其他同学来一道翻阅，里头记的都是些对同学们的评论。其中提到一个叫陶冶的同学，明明他父亲是内战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为共产党立过功，手册里却记录积极分子汇报陶冶出身反动军官家庭，所以思想必然反动。我们寝室里黄承源是位学习优秀、政治上也很要求进步（但从不靠拢组织打小报告），结果在手册内也被归入另类，说他出身地主、思想复杂云云……
留级风波·2
在老王们的眼中，黄承源这样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但“不靠拢组织”、不打小报告的同学属于“白专”！比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吾辈更加靠不住。陈毅在讲话中举了一个飞行员的例子：飞行员的任务就是钻研技术、开好飞机；政治上只要不开到台湾就可以。然而老王们却认为“白专”驾驶员由于技术好，能很轻松地把飞机开到台湾去；反倒是吾辈即使想把飞机开到台湾也去不成，技术不行嘛，在飞到台湾的半途中就掉入大海了。
平心而论，老王人并不坏。他是山东人，小时候在家乡当过儿童团长（家乡是八路军根据地），按曲书记的说法“早就是党的人了”，拖到现在才入党已经够委屈了，不像老蔡、老徐这些毫无背景的、完全是靠打小报告、靠整人钻进党内的人。尽管老王人还可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搞这一套排队分类的事，就必须向系总支汇报同学们的动态，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曲书记也是山东人，和老王同乡，为了老王留级的事可没少出力。但这回教务处一定不肯网开一面，不要说曲书记，就是已经升任校党委副书记的前任系总支雷书记也没有回天之力。雷书记行政级别13级（转业前为上校），是校领导中级别最低的，他敢和孙校长对着干吗？
老王还是留了级！这让曲书记很恼火，为这事还开了全年级大会。曲书记铁青着脸在会上讲话，说：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说怪话！说什么还共产党员呢，读书留级。讲到这里激动地拍桌子：“共产党员不是给别人说三道四的！不是可以让别人说怪话的！”全场鸦雀无声。
会后同寝室的广伟担心地说，是不是又要搞运动抓出说怪话的人了？我们回忆了一下，至少我们寝室没有人说老王什么，也就安心了。
结果没有搞运动，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寝室铁三角·1
老王离开以后，老胡住进了我们寝室。老胡以前是省科学院送到武汉大学代为培养的一批人的领队，1961年底这批人统统调回我校继续读书，成了我们的同学。老胡也是调干生，已经结婚，是一个有好几年党龄的资深党员，所以一来就代替老王成为年级“最高学生领导”。程金涛和我开玩笑：“你们寝室怎么搞的？老是受到党的关怀。”
在寝室内我和许广伟、黄承源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要好。广伟是团小组长，也是当然的政治学习组长；承源算是学习小组长，似乎除了把作业收齐交给课代表之外没什么分内的事。这两位室友都很聪敏，然而聪敏的表现不一样。
广伟的长相可归入“其貌不扬”一类，最大的缺点是眼睛斜视，当他注视你的时候你会以为他在看别人。他主持的政治讨论会上只要老王或者以后的老胡不在，大家尽可以谈山海经：哪部电影好看、学校的澡堂供水不正常、谁追求谁——会后汇报，广伟会有板有眼地说小组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党的方针政策一致拥护——那时候的广伟已经看透了政治，他没有入党要求，因此也不打小报告。在毕业之前，我和广伟已经到了说话毫无保留的地步。
如果说广伟已经把政治看透了，那承源就是一个永远和政治无缘的人，连背政治教条也不会。他每门专业课考试都是优秀，但政治课如政治经济学啦、中国革命史（党史）啦、马列主义哲学啦总考不好。那时的承源又黑又瘦，但走路、说话却很精神。他还有一双巧手，做实验又快又好，尤其在无线电实验中排的线路整齐美观。奇怪！来自小县城的他，家里不可能有无线电收音机，承源却能造一个出来。无怪乎黄承源若干年后会成为计量科学的权威、压力仪表的大专家了。
1962年秋天，报上登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消息，广伟、承源和我相约出去在校园散步。广伟说：饭能吃饱了，“他”又要不太平了！我们心情都不太好。
以后的岁月证实，广伟真是看透了政治。
寝室铁三角·2
早餐的粥变稠的意义除了能给上午听课专心提供物质保证之外，还使得大家对异性的兴趣与日俱增。原本不修边幅的男同学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女生穿的衣裳变漂亮了，学校里出双入对的景象处处可见，有的同学还结了婚。
我们寝室也开始议论女生了，时间往往在晚上熄灯以后，因此美其名曰“黑话”。内容无非是什么系的什么女生长得好看、哪一对很般配，等等，连已婚男士老胡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大伙的聊天。
许凯寿是寝室里最被大家羡慕的同学，他入校之前就有女朋友了，每周必来一封信。据凯寿兄说，他们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凯寿是长江以北的江苏人，女友是同乡，所以属于扬州美女。反正我们对江苏北部的地理都不熟悉，只要在长江以北，一律归之为扬州，扬州的姑娘必定美女。对大家如此严密的推理，凯寿高兴地完全赞同。
朱启山被我们称为朱老板、简称老板，大伙认为他对女性最有办法。朱老板在孩童时期就由他父母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对方父母大概是邻居什么的，和朱家一样都是合肥本地人。定亲后不久，双方不再是邻居了，可能往来也不多了，彼此长大了互相都不认识，但是按照本地习俗，婚约依然有效。所以，不久前，朱老板收到他久未谋面的“未婚妻”一封信，内容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婚约必须解除！还指出朱老板作为革命青年应该支持。老板这才知道“未婚妻”已经是中专生，于是老板立刻回信，说完全理解并坚决支持对方的想法，“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岂能容忍封建包办婚姻”？老板还建议双方见见面，商量一下如何反对彼此家中的封建家长，地点约在包河公园。结果两人果真见了面，发现在反封建方面观点是如此一致，所以继续交往通信。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自由恋爱的男女朋友，最近打算结婚了。
广伟终于对我和承源吐露了心事：他喜欢上了在图书馆借书处的一个姑娘小谢，但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希望我们能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我们都投入到广伟的恋爱中去，把原本属于两个人的事变成了“铁三角”的集体行为。
寝室铁三角·3
小谢是不久前来图书馆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人长得白白净净，为大家借书、还书的态度十分好，在广伟眼里绝对属于温柔敦厚的类型。她的口音和广伟很相近，是靠近长江的含山、无为那一带的本省人。好在小谢是大家都能见到的“公众人物”，我和承源常常有机会在小谢面前吹捧广伟，不过收效甚微。
广伟采取了一种迂回包抄的战术。他一下子和小谢周围的同事都混熟了，尤其和一个中年妇女——工作中挺照应小谢的被她称为辛姐的干部家属，他经常去辛姐家，在那里常常能见到小谢。但能说会道的广伟和辛姐拉家常滔滔不绝，对小谢却说不出什么花前月下来；辛姐倒是很理解广伟，她劝广伟要有耐心，时候到了自会成功，“火到猪头烂”。
我和承源也跟着广伟去辛姐家玩，有时见到小谢在辛姐家逗辛姐的孩子。辛姐的老公在省军区当兵（官），是个少校军衔的副团级干部，东北人，很爽朗健谈，他会用饼干和一些部队新闻来招待我们。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今年（1962年）高考，李政委的女儿和张副司令的儿子都落榜了，把两位首长气坏了。原来今年只看分数（纯粹瞎搞）。两位首长可都是老红军，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少校作恭敬状，差一点就立正了）一查原因是两个小家伙在谈恋爱、没有用心复习。（倒也门当户对的）首长勃然大怒，把小家伙关了起来，逼他们好好温课、明年再考，不考上大学不许恋爱。
缺乏耐心的广伟没有听辛姐的话，又搬来一员女将救驾。女将是承源的亲戚，在合肥师院工作的滕姐。滕姐和寡言少语、性格沉稳的辛姐不同，是一个急性子、热心肠的人，她在承源、广伟的引见下，一下子就和小谢、辛姐打得火热，还请小谢到她家去玩。她在小谢面前喋喋不休地表扬广伟，结果是反而使辛姐对她的做法不以为然。后来想想也挺滑稽的：铁三角加两位中年妇女，目标是小谢一人，力量相比是5比1，竟然还是失败。
一天晚上我陪广伟到小谢的住处去，那是一间3个单身女职工居住的宿舍房。女宿舍果然称得上窗明几净，3张单人床呈品字形，床边的墙上贴着图片，床头柜上有一些小摆设；书桌上还有插着野花的花瓶。广伟和其他两位都比较熟，和她们有说有笑（一位是丈夫在外地的青年妇女，另一位是个已经摘去右派帽子的老姑娘、大学毕业生），小谢却沉默地坐着，仿佛广伟不是来看她。我没话找话，指着一张床问小谢：“小谢，这是你的床吧？”不料小谢杏眼圆睁：
“你为什么说这是我的床？是不是这张床最俗气？”
终于有一天广伟垂头丧气地告诉我：小谢明确地对他表态，她不可能成为他的女朋友。广伟总结失败原因时说，有可能小谢对承源印象好，辛姐则认为滕姐暗中在拉小谢和承源好。当承源知道了广伟的怀疑后非常生气，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我也劝广伟不要瞎猜疑，当然两人后来消除了误会，但总不像过去那么“铁三角”了。
男人们的友谊常常经不起女性掺和。
从同学到朋友·1
不久以前，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作小范围的聚会。王朝诚也来了，我们聊起了朝诚兄当年拉琴、绘画的往事，他说早就放弃了。我特地问他：还会翻翻莱蒙托夫的诗作吗？他只是淡淡的一笑，摇摇头，对我们提及当年他在同学们中是最有艺术气质的话题、表现得很冷漠。朝诚这些年搞音响设备、搞大屏幕显像装置或者小区智能化等方面卓有成效，也赚了一些钱，至今退而不休，“仍在为房地产老板打工”。
我和朝诚一年级不在一个班，但已经知道他了。那时的他留一头长发，架一副当年很新潮的“秀郎架”眼镜，冬天穿皮夹克（1960年代很少见），虽然是本省的中学毕业生，说的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本地同学中绝无仅有。有一次夜自修，朝诚和两个上海同学坐在教室的前排，（我坐在旁边“看闲书”）不知怎么他们几个议论起朝诚的祖籍来。上海同学说朝诚籍贯镇江，而镇江人在上海人眼里“和江北人差不多”！我看见朝诚站起来，嘴角微微颤抖，突然走了。后来我和他熟了，知道他是一个很敏感、敏感到有点神经质的人。
二年级分专业以后，我和王朝诚同在一个班，自然就熟了，但让我们走得很近的真正原因是俄罗斯文学艺术。朝诚对莱蒙托夫喜欢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次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我们热烈地讨论《当代英雄》中的皮巧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勇敢美丽的达吉雅娜。后来参加议论还有一位上海同学汪初人。我们总是一道散步、一道去看电影——主要是苏联电影等外国电影，我和他们只有一点不同：他们没忘记自己还是学物理的，我忘记了。
有一期《苏联画报》（中文版）刊登了一条招生通告：莫斯科卢蒙巴大学对亚洲、非洲地区招生，可以通过寄自传去报名，学校会根据自传酌情录取。朝诚和初人非常起劲地写起自传来，还互相交流如何写，是否要俄文简历，等等，我对此不以为然，给他们泼冷水：即使人家肯要，我们这里肯放吗？当年派出去留苏的人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接班人”，轮得上我们吗？再说此时的中苏关系虽未公开破裂，但已大不如以往。后来他们两位也停止了努力。
从同学到朋友·2
汪初人个子不高、有一头浓密的鬈发，动作灵活，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和阿鲍都是学校棒球队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进大学以前，我根本不知棒球为何物。他和朝诚对打乒乓，用的是左推右攻，攻势凌厉；而朝诚手握横板打守球，姿势极佳，却老输球。本来是玩，但朝诚会老大的不高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初人和朝诚都读起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来，这可能和物理专业有点关系。朋友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我也读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深感自己抽象思维能力不行，如黑格尔的著作，我从头看到底的只有《美学》。倒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的著作通俗易懂，此外我还喜欢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爱尔维修及伏尔泰、卢梭的著作，比较近代的哲学家我欣赏柏格森，认为他的“直觉”说很有道理，尽管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唯心的神秘主义。
我们通过朝诚结识了一位刚毕业留校的哲学教师田振义，他是从物理系毕业的，听说是毕业前发表了一篇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而被学校留了下来，至于朝诚如何认得他的，我始终没搞清楚。只知道朝诚称他为老田（叫田老师叫不出口、毕竟只比我们高一届）。有天晚上朝诚严肃地告诉我，他今晚要看些东西准备准备，因为明天要和老田讨论。
田振义看起来儒雅、清秀，说话老带着微笑，那时的他已经读过现代哲学的不少东西，如维根特斯坦和其他逻辑实证主义的作品。我印象中振义兄对我们在一起谈谈讲讲很重视，说维也纳学派就是这样讨论、聊天而形成的。
那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这样讨论、聊天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同学到朋友·3
同年级的上海同学都走得很近，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结：怀念上海。在我们几个比较亲密的上海同学中，屠利水无疑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哥。这不光是由于他的年龄比我们大，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我们有见识。
利水兄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事物的观察力极为敏锐！他到实验室只要看一眼实验桌上放置的仪表、部件，马上就知道今天做什么实验、应该怎样做。难怪他后来到巴西最负盛名的圣保罗大学实验室大显身手，以至于到了70岁大学当局还不肯放他退休。他对人的评价总是一语中的。比如我们班的女生曹奇珍，到底哪一点不好看？我们七嘴八舌，利水只有两个字的评语：“腿短”。（希望澳门特区立法议会曹主席别生气，现在你腿很长）
学校女子篮球队的3名主力是大家景仰的“明星”，她们的雅号：“白马”、“黑马”、“野马”更是如雷贯耳。汪初人是“野马”的铁杆粉丝，凭着自己也是学校运动队（棒球）成员，一来二去和3位都熟了。一次聊天中初人问她们：你们3个是不是平时鞋彼此换着穿？三马大吃一惊，初人告诉她们这是他的同学屠利水发现的。三马一定要初人引见这位明察秋毫的“观察家”，于是3位篮球美女在棒球小伙的陪同下来到男生宿舍，同利水兄会谈了半个小时。
提到屠利水，就不能不提马廷年，马廷年总是和屠利水形影不离。廷年兄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为知名科学家，早已去世；其父的同学朋友皆为学者，所以谁是不是学部委员（即当今称为院士者）、谁是不是一级教授？尽管去问他，保证给你满意答复。廷年兄很有正义感，对几个爱整人的学生干部深恶痛绝。
当年学生中无形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为党员和学生干部（团支委以上）；第二等是团员；第三等是没入团的“老百姓”同学。在我们几个老百姓中间，屠利水是唯一的团员，然而他一直被团组织视为另类——因为他有“海外关系”，父亲在巴西。
汪初人自去“淠史杭”水利工程回来以后，情绪一直很激动，对饿死人一事到处发表感想。王朝诚担心地对我说：这小子迟早要闯祸！
从同学到朋友·4
修“淠史杭”水利工程我没有轮到，和几个同学留下来种菜。“大部队”回来以后，带回来许多不能公开的“新闻”。屠利水和马廷年住的草屋没有主人，墙上贴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们估计这位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房主是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了，不过用的是饿死的方式。在工地上干活的大都是妇女，问她们男的呢？她们直言：饿死了！
当然这些话都是私下里说的，谁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讲，只有汪初人毫无顾忌。有天下午他和一个同学在寝室里公开争辩起来，声音响得隔壁房间也听得见。据说：汪初人大发“谬论”，以饿死人的事实攻击三面红旗、从而否定党的方针政策；而那个同学（也是上海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安徽一塌糊涂是事实，但不能归罪于党中央，比如上海在柯老的领导下就搞得不错，说明党的方针还是对的。两个人没争出结果，汪初人一怒之下走了，那个同学就去找老胡汇报了争辩的事。应该讲这个同学平时不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对整人的学生干部也很有看法，他之所以去汇报是因为有人听见了他们的争论，也由于自己讲话有点“豁边”（对安徽的领导大不敬），所以就来了个先发制人。
如果这事发生在1959年1960年老蔡“当政”时期，立即就会召集全班大会“帮助”汪初人了，而现在是1961年底，马上就要跨入1962年；而年级的学生“最高领导”老胡初来乍到，似乎不怎么着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没有动静。但是差不多全年级都知道了初人乱讲话被汇报的事。
朝诚比谁都紧张。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嘴唇经常神经质地颤抖（诗人、艺术家大都如此），他把借给初人的书要了回来，又把向初人借的书还给他，弄得像情人分手彼此交还信物一样，挺滑稽的。和朝诚一样，其他几个上海同学（包括我）都和初人拉开了距离，怕受到牵连，显得不够朋友。
只有利水兄表现出大哥风范，他反而和初人更接近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初人算是找到了主心骨，他和利水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找学校领导，找龚书记去谈心。不是有句话吗：小鬼难缠，阎王好见。
从同学到朋友·5
在学校的东南角有几幢独立的西式小楼，在上海则被称作小洋房或者叫别墅，在四季常绿的冬青树丛的环抱中显得十分雅致，由于少有人走动，也很幽静。此地就是学校领导的住处，相当于学校的“中南海”，龚书记就住这里的某一幢小楼，一幢楼只住一家。和所有的地方一样，学校住房是根据级别、职务来分配的，你从一个人的衣着不一定能判断他的官大官小，但完全可以根据他的住房大小来确定他社会地位的高低。方书记搬走以后，按理说，新提拔的党委副书记雷书记可迁入“中南海”，可他仍旧住“教授楼”一套四居室。为何？级别不够（把雷书记气得）！后来从北京调来了韩校长（副校长），是9级干部，所以理所当然地住进了那幢空关的小楼。
后来汪初人告诉我们，他在龚书记的小楼附近徘徊了好久，还把自己要说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背了多遍。虽然初人兄自学过形式逻辑，但说话却不太有逻辑，被屠利水评为“糊里糊涂、不晓得伊讲啥末事”。因此在利水兄的敦促下，初人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猜，当他鼓足勇气走进龚书记的住处后，一定把事情的经过很有逻辑地交代清楚了，龚书记对他的来意也完全明白了。让初人料想不到的是：龚书记并没有严厉批评他，而是和颜悦色地肯定了他来找党委“交心”的举动，还说他有这种认识不奇怪，农村工作确有问题，而党是会解决这些问题的，要相信党等等。那天龚书记和汪初人谈了很长时间，当汪告辞时，龚书记还叫他以后常来。
总算雨过天晴了，初人兄从心事重重的样子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朝诚把自己的书又放到初人那儿（表示友谊依旧）。只是老胡不大高兴，他对我说（我们同一寝室）：“我们又没有把他怎么样，他倒跑到党委去告状了！”我从那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干部都恨属下越级告状或上访！到今天仍然如此！
看电影·1
在肚子吃不饱、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我们对精神食粮反而更需要。主要的精神食粮就是看电影。如果学校放映的是味同嚼蜡的国产片，我们几个人就去市中心看外国电影，散场后步行回学校。当时合肥的公交车少，而且晚上很早就停运了。从西门到学校很长一段路坑坑洼洼，又没有路灯——所以女生不敢晚上到市里去，而我们一边顶着星星和月亮走路，一边议论让人激动的电影内容，不知不觉学校就到了。上床的时候已是饥肠辘辘，只得喝一大杯水对付着睡觉。
看的电影大都是苏联电影。最让人荡气回肠的是那些根据俄罗斯古典文学名作翻拍的电影：“白痴”、“复活”、“带阁楼的房子”、“偷东西的喜鹊”、“父与子”、“黑桃皇后”、“叶甫盖尼·奥涅金”、“脖子上的安娜”、“梅丽小姐（当代英雄）”。我总觉得苏联的电影编导十分忠实原作，忠实到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程度。这一点倒很对我的胃口。
朱文熙结束休学从上海回来以后，老是来邀我一道去看电影。因为休学，他从五九级降到了电子学系六零级，没有熟人。他非常喜欢“白夜”，一连看了两遍，我和他去市区的光明影院看“白夜”的那次，他已经是第3遍了。文熙兄买了4张票子，两张是我们的，还有两张准备让给别人。他告诉我，只要有人能说出这部电影的原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把电影票白送人。快开映时，影院已告客满，果然有人来问他有否退票（那天是周日），文熙就把他白送电影票的问题亮了出来，结果很扫兴：有人答不出、悻悻而去；有人干脆骂文熙是神经病。文熙兄发扬世界优秀文化的举动以失败告终。
其他国家的好电影我们也不会放过。如英国电影差不多部部皆佳：“鬼魂西行”、“天堂里的笑声”、“一个士兵的经历”，“百万英镑”、“冰海沉船”、“孤星血泪”等进大学以前就看过。在“天堂里的笑声”中有一个小配角，是个售货小姐，没有几句话，但她的美丽、清纯、俏皮给我的印象极深！20年后才知道，她就是奥黛丽·赫本。
看电影·2
在东欧的电影中，匈牙利的电影最有特色。且不说在“废品的报复”和“马戏春秋”有出色表现的那位喜剧大师（不知其名），“十块美金”、“菲力和玛丽的故事”、“圣彼得的伞”都耐人寻味，让人开心。本来觉得东德的片子不错，像“柏林情话”、“科伦上尉”等，但1962年看到了“神童”、“古堡幽灵”，大家都认为东德片比西德片差远了。捷克的“好兵帅克”也令人难忘。
西欧的电影进来得很少，然而都是精品。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希腊的“伪金币”；意大利的“她在黑夜中”（“警察与小偷”等新浪潮代表作在高中时代看过）；法国的“红与黑”、“三剑客”……
同学们对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电影尤为关注，因为中苏同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报刊上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家记忆犹新，虽然1960年代再也不提这个口号。由于我们的今天糟得不能再糟，自然对“明天”寄予厚望。1956年以后的苏联电影让我们对“明天”很憧憬：“青年时代”、“劳动与爱情”、“继承人”、“百货商店的秘密”、“忠实的朋友”、“心儿在歌唱”、“不同的命运”、“茹尔宾一家”……，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把苏联的社会生活描绘得如此诗情画意，怎么能不令人神往？当然以后知道了这些影片也在粉饰生活，也有虚假，但你不得不承认：比起当时充满说教、只有好人坏人的国产片，那些歌颂友谊和爱情、追求美好生活的苏联电影就算假，也假得很真！
一个星期天下午，学校放了一部现实题材的苏联电影，看完后我们在寝室里议论，老曹走进来兴奋地对我们说：“瞧瞧人家的社会主义，多美好！再瞧瞧俺们的！像俺们这种社会主义俺是不会去搞的！”老曹是山东人，没等我们对老曹的掏心窝子话表示赞赏，同寝室的上海同学刘听泉冷冷地说：
“你不搞没关系，会有人搞的。”
老曹瞪着刘听泉好一会，嘴里迸出一句：“我操！”把门重重地一摔，走了。
老曹是团支部书记，出身贫农，父亲是“革命干部”，在系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而刘听泉连团员都不是，他为自己比老曹“觉悟高”颇得意，但是我知道他大大地得罪老曹了，当年得罪学生干部都没有好果子吃。
1963年毕业分配时，上海的名额很多，刘听泉却没能回上海。
看电影·3
一些描绘苏联内战的电影也很不错，像“风”、“不平凡的夏天”（根据费定的小说翻拍）、“两姐妹”、“苦难的历程”、“阴暗的早晨”（来源于阿·托尔斯泰的著作）、“静静的顿河”（出自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比起这些电影，什么“列宁在1918”之类的片子只能算烂片。
当年那些杰出的苏联电影明星是多么让我们着迷啊！基丽英科的美丽聪敏（“偷东西的喜鹊”）、贝特里茨卡雅的泼辣可爱（“静静的顿河”）、吉洪诺夫的英俊潇洒（“海军少尉巴宁”）、邦达尔丘克的深沉激情（“奥赛罗”、“一个人的遭遇”）……我们班的程金涛看了“青年时代”后，激动地说：这个小姑娘女扮男装，比男孩子还要像男孩子，太神了！
“红帆”的上映在朋友中掀起了波澜，王朝诚当时暗恋一个六零级电子学系的上海女生（大家叫她radio），他发现这个女生和“红帆”的女主角十分相像，于是兴奋不已。当然，在我们眼中只是有点像而已，radio怎么能和“红帆”中那位美人相提并论！为了我的真实想法，朝诚差一点和我绝交，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提像不像的话题，反正“红帆”是大家都喜爱的电影。
我对“红菱艳”很偏爱，可能是我喜欢舞蹈艺术的缘故吧。穿上了舞鞋就永远脱不下来了，这大概是所有真正舞者的宿命吧。
政治地震
1961年11月陈毅来我们学校时，有一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出现，他是学校校长，有中央要人来学校视察他应该陪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1962年初，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曾希圣下台了。
曾希圣的去职当时在安徽不啻是一场政治地震！他战争年代就在安徽工作，从1949年后一直当安徽的第一号人物，1960年山东的舒同被免职以后，曾希圣还兼任了一个时期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曾校长同时当两个大省的第一把手（据说是建国后唯一一次），可谓显赫一时。
在安徽省，曾希圣那是一言九鼎。我后来工作的单位领导张格副校长是曾希圣的老部下，他告诉我曾希圣能力强、但容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安徽省有许多党内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用说非党知识分子了。在各次运动中曾都是“宁左勿右”，1958年大跃进更是大放“高产卫星”，所以深受“某人”赏识。
但曾希圣和李井泉毕竟不一样，当他发现安徽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他十分焦急！据说他坐小车下乡，叫几个公社书记来汇报，那几个书记都吓得逃走了。后来曾希圣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整顿公社，也抓了一些“五风干部”，终于他下令在安徽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立竿见影，1961年下半年农村的局面好转了，农村同学放假肯回家了，而且带回来黄豆、山芋干之类的吃食，学生食堂早餐的粥由稀开始变稠，“自由市场”开始出现。这时，曾校长反而下台了。
被曾希圣整下去的干部陆续被平反，包括贬到我们学校的李凡夫、杨小椿又调回省里当高官，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黄部长也回到了学校。然而黄部长不肯再当宣传部长了，他向党委表示想去教书。听说黄部长被戴上右倾分子走后，他老婆不管家（大概是闹离婚），结果他们上小学的女儿被一个家伙奸污了！黄部长平反回来后变得心灰意懒……
桂书记作报告
1962年初，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来我校作报告，这个报告可谓空前绝后，让人难以忘怀。
桂林栖在安徽省的地位仅次于曾希圣。1960年初也来过我们学校，那是为了听取教育革命誓师大会各系师生表决心及向省委献礼的。当时桂书记笑呵呵地坐在主席台上听各系代表上台胡吹一通，还接受了他们呈上的大红纸决心书及成果（模型什么的）。我记得我们系的代表除了吹一通加速器之外，还宣称要放火箭。后来，我们系果真在运动场上放过“火箭”，其技术含量和烟花爆竹差不多。历史系代表庄严宣告：历史对共产主义的建成作用不大，所以历史系改名为政治系！从那时开始，我校就没有历史系了，大概到1970年代末再改回历史系。最后桂书记作指示，肯定了我校广大师生反右倾运动的革命积极性。
这回桂书记和两年以前那种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样子大不一样，调子很低沉。一上来大谈人民公社60条，什么三级所有、以队为核算单位的重要性（1958年的一大二公不对），又讲了“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是谁？桂书记含含糊糊始终没讲清楚。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以至于坐在后边的同学高喊听不见（胆子够大的），桂书记听见以后，立刻放大了音量。
桂书记说成熟的农村劳动力应该为30岁至40岁，而安徽全省有数百万的缺口，等现在的农村青少年（17、18岁）长大还需10年左右，这是影响全省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至于这个缺口怎么造成的、几百万成熟劳动力在哪里蒸发了？桂书记没有明说，他很清楚听众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你不能不佩服桂书记：他始终不说人饿死了，但他告诉你几百万人没有了，有“缺口”了。
曾希圣下台不久，桂林栖也被免职，后来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了党委书记。
京剧朋友·1
江淮大戏院是当年合肥最豪华的剧场，凡是外地来的大剧团或本省最重要的演出总在那里举行，票价也是最贵的。我去过几次，同去的有刘听泉和孙伯年，我们去看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演出，我们3个人都喜爱京剧，在京戏方面有共同语言。
当时的京昆剧团演员阵容强大，旦角有杨春霞、李炳淑、华文漪、梁谷音、王芝泉，生角有计镇华、李永德、周云敏、蔡正仁。而且演的剧目以京戏为主，很对我们胃口。我的一个初中同学金锡华是上海戏校毕业的，在剧团演小丑，我们看完戏以后就去找他聊天谈戏。在回学校的路上，大家都很开心，这种开心的日子可惜太少。
刘听泉有1米80以上的个头，上海话叫“长脚”，因此是学校篮球队二线队员（球技差一点）。他有一种奇怪的胃病：饭后会把吃到肚子里的食物反刍到嘴里，再咬嚼一番第二次吞入肚内，和牛很相似。听泉常常带着冷冷的、不屑一顾的神情，加上和人顶嘴说话很尖刻，所以人缘不太好。然而在我们同寝室的那些日子，我俩相处得不错，这是由于他认为我和他一样：懂戏！
听泉兄的父亲是个京剧票友，和言派名票李家载很熟，家学渊源的刘听泉自然很懂戏，而且引以为荣。当他得知我也喜欢京剧，不仅知道四大名旦、余言马高谭杨奚麒，还知道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王瑶卿，甚至前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后三鼎甲（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我都讲得出名堂，从此对我刮目相看。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评话（说大书）。他吹陆耀良的“三国”，我就吹张鸿声的“英烈”。我们都听过吴子安的“隋唐”，当我把“隋唐”中小辈13条好汉从第1条好汉李元霸一直背到第13条好汉秦琼以后，刘听泉从此对我青眼有加，把我看作是他值得结交的人。
京剧朋友·2
孙伯年原来比我高一级，休学一年后来到我们班级。他的长相很特别，眼角和眉梢都往上挑，活像戏曲舞台上的古代人物；平时总穿对襟中装，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对人彬彬有礼，与同寝室的人都处得很好。
孙伯年虽然喜爱京剧，但不像听泉和我那样内行，谈起戏来听的多、说的少，对我们尤其是对听泉兄颇为尊重，使得很少说人好话的刘听泉对他颇有好感，老是拉他一道去教工工会俱乐部过过戏瘾。
工会俱乐部是为教工服务的，有一些老师经常在那里拉琴吊嗓子，也有人专门去听听捧捧场，总之去玩的都是教师、职员及其家属，学生不可能去。然而什么事总有例外，我们3个爱好京剧的学生去玩，居然也受到欢迎。一位拉琴的老师命令我们每人唱一段（算是入门考试），轮到我唱完几句“空城计”后，一位中年女子点头称赞：“好！有味！”并且欢迎我们经常去。就这样，我们3个人就成了学校教工京剧队的学生成员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中年妇女过去是个专业演员，工梅派青衣，不知何故改行成了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是京剧队的核心人物。
来俱乐部吊嗓子的有不少学校的高层人物，数学系系主任许义生先生、外语系系主任姚企文先生、体育教研室主任蒋浩泉先生等等。不论是教授还是助教，是处长还是办事员，统统都是票友，在京剧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很难得的。外语系的冒效鲁先生有时也来转转，不过他从来不唱。提到冒先生，“说起了此马来头大！”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国学大师冒鹤亭之子，做过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又是北京的名票，梅兰芳的密友，还是一个古典诗词名家……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再次来合肥演出时，我收到金锡华的信，信上叫我和孙伯年去他后台住处，有话要讲。我感到奇怪，就和伯年去了，去了才知道原来孙伯年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参加京昆剧团，打杂拉幕干什么都行。金锡华和李永德给孙伯年讲了一通要安心做大学生的道理，伯年点头接受表示不勉强参加了。在返校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叹气。
京剧朋友·3
学校在教师、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广州会议的内容。朱文熙混进会场听了传达并作了记录，然后得意洋洋地对我们宣讲了广州会议周恩来的讲话：文艺要让人流泪，要打动人，为海默的《布谷鸟又叫了》平反，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还有一条：肯定了传统的戏曲。
也许是受了广州会议的鼓舞，工会俱乐部的票友们正式成立京剧队，准备公演几出戏。有些喜欢吊嗓子清唱的人一听要粉墨登场，全打了退堂鼓（怕出洋相）。所以只演两出戏：一出“武家坡”，由姚企文先生和安徽省京剧团的一位旦角合演；学校的梅派青衣主演“三堂会审”。后一出戏全部由学校的票友担纲演出：王大人由政治系（前历史系）的小孙老师扮演；红袍刘大人由中文系的李老师扮演；蓝袍潘大人是次要角色，派给了刘听泉；丑角崇公道出场时间很短，派给了孙伯年；还派我演门子——王大人的跟班。公演得到了安徽省京剧团的大力支持，所有的场面（京二胡伴奏、全套锣鼓）、龙套班底、服装道具统统包掉，还派来一位老演员（资深老生）张老师来给我们排戏，当导演。
票友中女性很少，除了梅派青衣之外就只有蒋先生14岁的女儿青青了，她曾在南京市戏曲学校学过京戏，1962年初戏校停办以后就待在家里。青青长着一双水汪汪、黑灼灼的眼睛，人又活泼，大人们都喜欢她，本来想让她演一个角色，但考虑她太小、只是家属，就算了。后来张老师帮忙让她加入了安徽省京剧团学馆。
在排练中李老师和小孙老师常有争执。从北京调过来的李老师学马派老生，举手投足无不透着点马派的潇洒；小孙老师刚从复旦毕业不久，是复旦大学京剧队的台柱，学的是姜派小生，兼学叶派。两位都很自负，互不买账。有一回李老师暗示小孙不懂戏，小孙老师气得脸色发白：“我不懂戏？告诉你，我吃奶时候就听戏了！”此话倒也不假。小孙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品大员、人称“寿州相国”的孙中堂，父辈是上海的实业家，估计家里常办堂会请名角唱戏。
他们的冲突被张老师一一化解。刘听泉和我讨论一番后，一致认为他们二位的矛盾反映了京派和海派在京剧表演上的不同认识。
京剧朋友·4
公演那天，我们早早来到了学校礼堂后台化妆间，准备“扮戏”（化妆）。梅派青衣自己会“扮戏”，其他票友都得请省京剧团的人化妆。替我化妆的是一位叫马老师的京剧团专业人员，他还是这次演出的舞台监督。马老师仔细地替我上油彩、画眉毛，然后把我脸的两边往上一收，用纱头巾之类的套紧，我觉得眉毛被吊上去了、有点难受。他帮我穿上戏服、戴好戏帽，穿上厚底靴，还叫我走两步。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行了！”
我感到穿上底这么厚的戏靴走台步十分不易，很容易摔倒，艺人穿着它还要跑圆场、翻跟斗呢，唱戏真不简单。
青青跑到化妆间来和伯年、听泉说笑，看到我时突然睁大双眼打量了我一番：“哦哟，扮上戏像换了一个人！”我听了颇为得意，问她台下看戏的人多不多？她调皮地用上海话回答：“多，才来看侬额呀。”说完跳跳蹦蹦地走了。
“武家坡”先演，我们都站在台侧看姚先生出场。姚先生唱的第一句是西皮倒板：“一马离了西凉界……”，“界”字刚落，台下炸雷似地一声“好！”大家朝发声的座位望去，原来是冒先生叫的好，这声好又脆又亮又响，可见冒先生用足了丹田之气，但是这声好也抢走了姚先生的风头。
“三堂会审”要演1个多小时，我在台上呆站1个小时！台词只有1句：“请刘大人用刑！”共说两次；舞台动作除了站，至多就是接公文、呈公文；尽可安心欣赏他们的表演。正因为过分关注别人，在一次王大人“打坐向前”时，忘了替他搬椅子，以至于台上出现停顿的僵局（总不见得按院大人自己搬椅子吧）。马老师在台角轻声提醒，我才赶快补救搬座椅，小孙老师已经大光其火了。等戏一结束，我飞快脱下戏装，立刻溜走，就怕小孙老师找我算账。连脸上的油彩也是到宿舍里擦洗掉的。
孙伯年只是开场时有戏，早已回来。我们俩等刘听泉等到很晚，不见他回只好睡觉。第二天才知道，听泉散戏后又是拍照又是和参加演出的票友、省京剧团的老师一起吃夜宵（学校请客）。刘听泉说大家在礼堂里找过我们，还告诉我们：马老师张老师在吃饭时说今晚演出有两点出彩：一点是演刘大人的马派老生很有马连良的神韵；另一点就是王金龙王大人身旁站的门子扮相漂亮！听说我这个跑龙套的门子竟然成了一出戏的亮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京剧朋友·5
学校的布告栏上贴出一张处分告示！上面写着：孙伯年，家庭出身反动军官。因放松世界观改造，在上海休学期间猥亵邻居一个年仅12岁幼女，情节极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本该严惩，因尚能主动向学校交代，有悔罪表现，故给以留校察看1年处分，以观后效……
告示在我们年级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孙伯年的文质彬彬、待人谦恭都是骗人的假象，他本质上是个坏蛋。尤其是女同学，对孙伯年更是咬牙切齿，说他是色鬼、衣冠禽兽，仿佛孙伯年欺侮的是她们家小妹妹。广伟和我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走过，广伟说这样小的女孩子怎么会让孙伯年产生念头？真弄不明白。
孙伯年除了上课，成天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足不出户，当然不可能去工会俱乐部过戏瘾了。刘听泉表示再也不会和他搭界，免得旁人以为我们和他同流合污、有相同的嗜好（当时还未产生“恋童癖”这个词）。但听泉也说俱乐部那班京剧票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3个人之中青青和孙伯年最要好，他对青青没做什么嘛！
那些日子孙伯年非常孤独，没人理他、他也不和人说话。一次下课的途中我主动和他打招呼，和他聊了好久。面对他疑惑、感激的眼神，我告诉他我不认为他是坏人！谁都有控制不住自己、一时冲动犯错的时候，我把刚刚读过、自己还一知半解的爱尔维修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他讲了一通。我说他过去对原本正常的欲望过分压抑，“超我”太强，导致欲念突然冲破堤坝失控了。关于这点我和初人兄专门讨论过，结论一致：你不是坏人！
从那时起孙伯年和我成了知心朋友。在一次次的散步中他谈了许多过去从未提及的家事。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命运让他的嫂子在1949年怀孕，使得想含饴弄孙的父亲放弃去台湾的飞机票留在大陆，结果被作为战犯关押（他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命运让他的邻居请他辅导他们的女儿功课，结果偶然的亲密使他控制不住铸成大错（最后关头他刹住了车、否则要抓进去重判）。他叹气道，他今后的一辈子就是赎罪了，将来工作得再好也只是将功补过。“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就是他的命！
没过多久就要毕业了。为了能让孙伯年分配出去，学校提前结束了他的“留校察看”处分，他和许广伟等几个人被分配在江苏省无锡市。然而别人都到单位报到工作去了，他还住在人事处的招待所里，无锡市的工厂、学校看了他的档案都不要他。他一直孤零零地住在招待所里，领一点生活费，这样待了差不多1年光景。
终于我收到了广伟的信，信上说孙伯年自杀了！人们发现他死在离招待所不远的水塘里。据广伟分析，是伯年知道要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要越绷越紧了，因此认为此生无望、一死百了。广伟还说，“希望孙伯年肮脏的灵魂早日安息！”我在难过之余，对广伟的说法很不以为然！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伯年的灵魂肮脏？细细地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就没有一点儿罪恶的念头和可能吗？伯年兄已经用他年轻的生命（才24岁）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人们还能说什么？
伯年兄是我的朋友。我不以为耻！
邂逅·1
下了渡轮，我立刻向车站冲去。我得赶在这班船的乘客排成长蛇阵之前买到票，接连和几个挑着行李的人相撞，招来了一阵咒骂之后，我终于站到了售票处的窗前。售票员告诉我当天去蚌埠的只有棚车！我犹豫片刻，还是把钱塞了进去，棚车就棚车吧，总比在火车站熬一夜强。
“一张蚌埠。棚车？棚车也行。”
声音真好听，银铃似的，我不由得瞧了瞧声音的主人：一个苗条的长辫子姑娘。她转过身来，大大方方地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又大又亮。
候车室已经有了一支几十个人的队伍，我从头走到尾，一个同学也没有。我只得把行李放在地上，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上车。候车室是一个很大的芦席棚，除了一些躺满了人的长椅之外，什么设备都没有。昏暗的灯光投射在那些形容枯槁、神情淡漠的旅客脸上，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一个破庙里和一群土偶做伴。
我发现长辫子姑娘就挨在我后面，她抱着双膝坐在旅行包上，无聊地盯着自己的白跑鞋，身上的白衬衫和米黄色长裤挺干净，不像个出远门的人。她抬起了头，默默地打量我。
本人从中学到大学，和女生很少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和女生打交道。但这一回，也许是受到了她眼神的鼓励，我竟然有了和一位陌生女孩攀谈的勇气。
“你，你是上海人吧？”我怯生生地问她。
“对。侬也是？”
“我也是上海人。我到合肥，侬呢？”
“真巧，我也到合肥。”她笑了笑，露出了一排贝齿，神情很可爱。
邂逅·2
她告诉我，她是合肥二中的高三学生，父母是前几年从上海调到合肥的，她每年寒暑假都回上海外婆家。我也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大学生活有劲吗？”
我告诉她，大学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尤其是我所在的综合性大学，更是一个科学文化中心。我们这些学物理的大学生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我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大概从9岁到19岁和女生说话的总量也没有那天晚上多。
她睁大了双眼，嘴微微张开，直到我停住了，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大学生可真会说。”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位漂亮姑娘的夸奖，今天我可真走运。
“你贵姓？”我表示出一种大学生的礼貌。
“我不告诉你。”
我有些窘，打听一位陌生女孩的姓名可能太冒昧了。
“你呢？你贵姓？”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
“侬名字蛮灵额，蛮文雅额。”
“名字有啥啦，都是长辈取的。”
“我的姓可难听了，我姓刁，叫刁超华。你叫我超华好了，不要叫我刁超华！”
我刚要说人的品格与姓名无关之类的话，她忽然敏捷地蹦了起来。
“车来了。快！”
邂逅·3
候车室的灯光似乎亮多了，原先那些半死不活的乘客瞬间变得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朝站台上涌去。超华走得很快，我几乎跟不上她。她建议我们上前面的车厢，那里的人少。
我们上了车，车厢里黑黝黝的，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地上横七竖八铺着一些破草席。这儿人果然不多，我们找到一个角落，拉了一张草席过来，背靠着行李坐了下来。
整个车厢只有一盏壁灯，幽暗的灯光犹如鬼火，乘客们仿佛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孤魂野鬼。我站起来伸展一下身子，我的影子又瘦又长。突然，火车猛烈震动了一下，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超华伸手把我扶住，火车开了。
“你大概不喜欢运动吧？”她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
“你怎么知道？”
她微微一笑，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短跑三级运动员，参加过省中学生运动会，得过名次。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
“打！打！打死你这个小偷！”一阵粗野的叫喊从车厢的一头传来，接着是一个人讨饶的声音，好些个影子朝那里涌去。在叫骂声中，有个女人嘟嘟囔囔地说：
“别打了，别打了，到站交给警察算了。”
那是一个穿裙子的年轻妇女，就坐在我们旁边。
超华一声不吭，也不往那里看，也许她害怕？我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肩碰到了她的肩，她并不让开。
喧闹终于平息下来，小偷不知道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在火车的隆隆声中，大家打起瞌睡来，有一个人的鼾声特别响，简直到了地动山摇的程度。
邂逅·4
超华竟然睡着了。她信任地靠在我身上，我闻到了她的发香，听见了她有节奏的呼吸：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了她美妙的体温和温柔的压力。一向能睡的我再也睡不了，我一点一点地挪开身子，想让她躺得舒服一些。不料她翻过身去，把头枕在行李包上，仍然睡得很香甜，我却若有所失。
穿裙子的青年妇女毫无顾忌地仰卧在草席上，裸露在外的大腿依稀可辨。两个汉子你推我我推你，开起了玩笑：
“敢不敢摸？”
“狗日的，有什么不敢！”
我有点紧张，危险要降临到青年妇女身上了，会不会波及更年轻的超华呢？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该怎么保护她呢？
毕竟在火车上，两个家伙仅仅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举动。不一会儿，他们也睡了。我放松了戒备，渐渐打起盹来。
我醒来的时候，灯已经灭了，深蓝色的天空和清晨的凉风从窗洞涌了进来。超华告诉我蚌埠要到了，赶快准备换车。
火车一到站，超华把行李扔给我，自己跑在人流的头里抢先上了去合肥的车，等我来到车厢，她已经占好了座位。我把行李从窗口递给她，然后挤上了车厢。
我俩面对面坐着，望着窗外向后退去的小树和田野，好久都不说话。这里比起棚车可算得上是窗明几净，但是昨晚那种亲昵却和黑夜一道消失了。超华似乎没有昨晚那么漂亮，脸上沾了点草屑、脑门也显得窄了些。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说过，在月光下看女人和在阳光下看女人是不一样的。
邂逅·5
超华找出一条毛巾离开了座位，过了好久才回来。她的脸被仔细地洗过，头发也梳过了，又成了个干净、俏丽的姑娘。她打开旅行包拿出一些糕饼之类的吃食，自己吃，也请我吃。我赶忙也找出上海带来的食物和她分享，我们边吃边议论合肥的用糕点票买的饼，硬的可以砸死人，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我问超华为什么不在上海读高中？安徽比上海要苦多了。她却说这两年没吃什么苦，她父母工作单位还可以，再说子女总是和父母一起过好。我忍不住又问她：你父母什么单位？可以不吃苦？
“是省军区吗？”我想起了老是到哥哥那里去“改善伙食”的大李。
“不是。”
“你父亲是省委的高干吧？”
超华咯咯地笑，摇头否认。她就是不肯说她父母的工作单位。
“我知道了，你父母是什么饭店或者食堂的大师傅。对伐？”
超华白了我一眼：“要么侬爷娘是饭店大师傅，我没有介好福气。”
关于她父母工作单位的话题就此结束。我想她可能有点不高兴，便讲了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件真事：有一天在学校食堂贴出一张小字报，内容是坚决要求到食堂工作。小字报作者说自己家庭出身贫农，当过兵，受到过嘉奖，复员后到学校校办厂工作，工作表现良好，作风正派，现因婚后有3个子女，负担重，自己饭量大，家里粮食不够吃，所以要求到食堂工作！请领导照顾云云。
我的故事不仅让超华笑了，也让我们的邻座笑了，他们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我们还聊了她毕业的事，超华说她打算考医学院，还讲了不少要上医学院的理由。她还说她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也要考医学院，这个同学的家就在我们学校的教工住宅区，所以她会来我们学校和要好同学一道看电影。我请超华顺便到我住处来玩，她爽快地答应了。
邂逅·6
我和超华在合肥火车站分了手，我高高兴兴回到了学校。从那时起，日子变得好过了。笫一是伙食开始好转。早餐的稀粥注入了红薯粉变稠了，午饭的菜吃上了冬瓜、生瓜，再也不吃红薯叶子之类的冒牌蔬菜，后来还供应南瓜、胡萝卜这些营养丰富的菜。第二是公布了暑假之前的考试结果，许多同学不及格要补考。据说要动真格的，主课补考不及格要留级。但没我什么事，我这个最不用功的学生竟然全部通过。有时我想，从南京浦口碰到那位高中女孩开始，也许我就交上好运啦。
学校那时还没有专门放电影的场所，周末晚上只能在大礼堂看电影，还得自己带凳子。返校后第一个周末学校放什么没有劲的国产片，有几位同学拉我到市区电影院看了一场苏联片子，大概是“心儿在歌唱”吧，感觉十分美好，在回校的路上还议论得很热烈。当我走进寝室时，同宿舍的老王笑眯眯地告诉我：
“有两个姑娘来找过你了。她们借了凳子去看电影，来还的时候你人仍旧不在。你小子哪里去了？”
真糟糕，超华来过了，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约定给忘了。我对老王支吾了两句，就上床睡觉，好半天没有睡着。
同寝室的同学都知道了借凳子的事，我只得对他们说了一个大概，有的同学不发表意见，有的同学像许广伟认为我交了“桃花运”。
以后的两个周末我都老老实实待在寝室里，恭候超华的再次光临。她却不来了。
邂逅·7
周末晚上待在寝室里的还有老王，他是快要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不幸的老王有几门主课不及格，正准备补考，所以他很努力地在寝室里复习功课。但复习经常被打断，老是有学生干部来找他汇报工作，此时老蔡已经休学，老王代替老蔡负责全年级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羡慕不已的是：当他复习“热力学”和“微分方程”这类深奥、枯燥的功课时，我却在读有趣的《警世通言》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同寝室的刘听泉老是要调侃我：“今天晚上兔子又没有来？”
“啥意思？”
“你不是在‘守株待兔’吗？”
第3个周末，我决定不等了，超华不会来了，再说我也不想成为寝室的打趣对象。我又和几个要好同学到市里去玩了。没想到回到宿舍，许广伟告诉我：一个长辫子的女孩来过了，这回没有借凳子，只是说明天早上再来（在教工宿舍区过夜），叫你不要走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星期天早上大家睡得正香，我轻手轻脚地打开衣箱，拿了一件毛背心套在自己的旧衬衫上，又悄无声息地到洗脸间用水梳了梳头，心里懊悔昨天忘了理发，头发太长了。再拿了一本英语课本，来到了宿舍门口通往教工住宅区那条林荫路上，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煞有介事地背英语单词。
一片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教工住宅区，随着阳光的加强，水气渐渐退去，树叶上的露珠映着金光更加晶莹可爱，红砖绿瓦的教工住宅楼掩映在绿荫中，显得格外漂亮（以前一直没发现）。
但是超华始终没有露面。
邂逅·8
食常传来了呼唤大家用早餐的音乐（用餐音乐3顿都不一样），当然早饭是不能放弃的。我快步回到宿舍拿好餐具，急匆匆赶到食堂，又端着一大碗粥三步并两步回到寝室，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后来广伟说大家存心不回寝室，为我提供方便。
我刚刚喝了第一口粥，超华和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就进来了，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两条腿仿佛成了生铁铸的，竟然站不起来。
“你来了。”我听见了自己似乎从远处飘来的声音。“我来过两次了。嗳，你星期六晚上总不在家哦。”
我觉得我应该请她们坐，再说些欢迎之类的话，但嗓子似乎被什么人掐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今天真是见鬼了！
超华拉那个女孩在我对面坐了下来，4只眼睛注视着我，等我说点什么。可我就是什么也没说，今天清晨在林荫路上精心准备的甜言蜜语全忘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至今我都记得超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眼神的变化：从笑意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寒意。
沉默了好久，鬼使神差地，我喝了第二口粥。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我终于迸出两个字：“走了？”
她们已经走到门口，超华头也不回说了一句：
“再见！”
邂逅·9
过了片刻，我忽然清醒了：至少我得送送她们。我跳起来，追到宿舍楼的门口，她们已经走远了，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喊了一声：“再见！”也不知道她们听见没有？
一连几天我都很沮丧，同寝室的同学从我的神情中都猜出事情不妙，他们聪敏地再也不提女孩来访的话题，只有刘听泉好心地安慰我：“侬想开点。这种小姑娘十三点来西，呒啥搭头额。”刘听泉是上海同学，他不知道他的话反而让我更加沮丧。
我打算亡羊补牢，也许事情还可以挽回。我写了一封信给超华，信上我称她超华同学，叫超华怕引起反感，在那个倒霉的早晨以后可不敢表示得太亲热。接下来写了许多道歉的话，还说那天早晨我病了，所以显得很没有礼貌（并非假话，当时大脑肯定严重缺氧），在信的结尾我请她来玩：“如果你在方便的时候再次大驾光临，我将感到无比高兴！”
过了1星期，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封上娟秀的字迹：合肥二中华寄。这两个字“华寄”多么美妙！信并不长，我看了好多遍，因此都背得下来了。
礼士：（我见了这个称呼很开心）
你好！那天我应你的邀请到你宿舍来玩，我是第一次来，而且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一道来！你这样的态度，对吗？既然你生病了，也应该说一声呀。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从现在起我要大忙了，准备迎接明年的高考，没有空来。我平时总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
超华
邂逅·10
我明白超华不会再来了，要见她只有我去合肥二中。一想到要独自去女生宿舍，心里直发毛，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学校的女生宿舍。在那个年代，如果有男生有事无事老往女生宿舍跑，就会被认为是心术不正或者别有用心。
拖了好久，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出发了。二中在市中心，附近有一个公园。由于时间还早，我到公园去消磨时光。我在一个荷花池旁逗留了片刻。花早已谢了，池内尽是些残荷败藕，枯萎的荷叶上有一些水珠，像是滚动的泪水。我不喜欢这种凄凉的景象，不大吉利，就走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在长椅上躺了下来，盘算着这回来看她最好有一个借口。就说是来帮助她复习物理的，对！这个理由站得住脚。
合肥二中很大，找了半天才找到女生宿舍楼，门口有一个女生坐在椅子上看书，我向她打听：“请问，高三（1）班的同学在几楼？”
她把我从头看到脚，半晌才回答：“二楼西头。”
我在房间外犹豫了一会，终于敲了门，听到“进来！”便推开了门。
屋里有3个女生，她们惊讶地看着我。糟了，超华不在！她的好朋友眼镜女孩倒在，她一见是我，立刻低下头去，作出一副专心读书的样子。
“你找谁？”
“找刁超华。”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我是……”我说不下去了。
“她有事回家了。”眼镜女孩终于开了口，“今天、明天都不在学校。”她的眼光仍然落在书上。
我急忙退出房间，一脚踏翻了门边浸着衣裳的脸盆，什么话都顾不上说，狼狈地跑到走廊上，还听到了背后女孩子们的笑声。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超华。她不来，我也没有勇气再去。信是通过两封，她始终没提过我去二中拜访她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邂逅也就被淡忘了。
邂逅·11
“邂逅”发生在1961年暑假结束从上海返回合肥学校的途中。当时上海到合肥没有直达车，必须中途转车。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后，可以坐马车到渡口，接着坐摆渡船过长江到对岸的浦口车站（若是乘上海到北京的火车则不必下车，由专门的火车轮渡船把车厢一节一节地送过长江），再由浦口坐向北的火车到蚌埠，再转乘向南到合肥的火车，所以十分麻烦。也就是在麻烦地转车中，我认识了刁超华。
邂逅就是邂逅，是青春的萌动！还不能称之为初恋！没有刻骨铭心，也就不能说是“恋”。我真正的初恋发生在1965年初，结束于“文革”。
恋爱岁月·1
1962年学校林荫路边的槐树花开的时间特别长，校园里弥漫着白槐花的香味；草丛中红色、蓝色、粉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处处可见，让年轻的大学生感到骚动不安和心猿意马。许多同学恋爱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寝室的朱老板成功地把他的“娃娃亲”变成了未婚妻；广伟开始了对小谢锲而不舍的追求；结束休学后住到我们寝室的阿鲍老是写情书给一个在上海的女生，由于写信的频率过密想不出写什么了，我代他写了一些。他为了酬谢我，从“自由市场”买来猪肉，烧了一碗红烧肉请我吃。1962年合肥的“自由市场”相当繁荣，有豆类、花生、各种蔬菜瓜果、鸡、肉等包产到户后奇迹般地出现的食品，甚至还有粮食。1963年后，“自由市场”逐渐萎缩，又要抓阶级斗争了。
舞会最是滋生爱情的场所。我们年级的孟德在舞场中经常请校田径队的小陆跳舞，边跳边含情脉脉地说些俏皮话，芳心暗许的小陆姑娘主动给孟德写了一封信，使孟德十分得意。他把这封信到处宣读，还对我们说：“到底人家是中文系的，赤那！信写得就是嗲。”我们暗中为小陆姑娘惋惜，花花公子腔调的孟德对她又没有什么真心，她的勇敢真不值。不过在她之前已经有一个中文系女生主动写情书给男同学，以至于得到“达吉雅娜”的称号闻名全校。看来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中文系女生的传统。
汪初人不满足只当“野马”的粉丝了，看着“野马”在篮球场上矫健的身手，他忍不住向这位篮球美女作了表白，然而“野马”告诉他自己失过恋、受过伤，所以“心灵硬得像一颗胡桃”，不能接受他的感情。校棒球队员初人兄却说自己可以用击球的大棒敲开这颗胡桃。“野马”还说自己已经不是处女了，你在乎吗？初人说他不在乎！这些表白感动了“野马”，他们成了一对。
正当大家为他俩高兴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野马”原来的男朋友回心转意了，“野马”又回到了他的怀抱。她给初人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她还是要给原来的男朋友“一个赎罪的机会”。初人受到严重打击，当天午饭不吃，宣告绝食！不过坚持到晚上又吃饭了，说想通了，就是饿死也挽不回她的心。于是，初人兄的初恋以恢复进食而告终。
恋爱岁月·2
王朝诚在去食堂的路上拦住了radio，塞给她一封信之后没说什么就跑开了。朝诚说radio面带微笑地拿了信，似乎对他并不反感，但他实在太紧张，害怕自己会语无伦次，只得一走了事，反正信里把什么都说了。
这封信很长，朝诚花了很多时间，仿佛那是一部长篇小说或者学术论文。信里引经据典，用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柳永有关爱情的词句；还写上了对时间、空间的理解（说明自己是学物理的）。信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们都参加了进去。初人加了点哲学、我加了点古希腊神话典故，于是一篇充分展露朝诚多方面才华的情书诞生了。朝诚还制作了一个艺术信封，画上颇具匠心的花纹。总之，朝诚兄相信这绝对是一封与众不同的、能打动人的情书。
信送去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朝诚再也找不到和radio单独会面的机会，他大概又寄过一封信约她看电影（这次行动事先没告诉我），也是得不到答复：既不说不，也不说是。朝诚为此很困惑，也很苦恼。
radio是公认的美女，长得和电影“红帆”中的女主角有点像，但和那位充满浪漫气息、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女主人翁完全不同，她是一个很实际的姑娘。暗恋radio的人很多，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朱文熙。文熙休学之后降到了电子系六零级，和radio一个班，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虽然文熙兄的强项是欧洲古典音乐，我猜他对她也谈过音乐来表现自己，可是她的音乐鉴赏力只停留在“洪湖水、浪打浪”的高度，所以文熙没有什么进展。当他得知王朝诚也是radio的崇拜者之后，不知何故认定我是帮朝诚的，就有意疏远了我，尽管王朝诚和radio八字还没一撇呢。
民乐队长和王朝诚是朋友，为了帮忙特地在舞会中间安排一个二胡独奏助兴，让朝诚拉一段“良宵”。（radio会来跳舞）结果可想而知，舞迷们听到一半就纷纷议论，希望二胡快点结束，让中断的舞会快点恢复。像这类帮王朝诚忙的事还有很多，有几位本系外系的女生都在radio面前讲过王朝诚的好话。
事态的发展让人大跌眼镜：radio最后和一个外号“小宁波”的上海同学好上了。虽然她赏脸“接见”过朝诚两次，使朝诚激动不已。小宁波貌不惊人，既没有朝诚兄俊秀的诗人气质，也无文熙兄的绅士风度，他就是肯用钞票。他不请radio看电影，而是请她上饭店；他不淡什么风花雪月，而是送她衣裳之类的礼物。用他的话讲，“我只会行动！”这是阿鲍说的，小宁波和阿鲍挺好。据阿鲍说，小宁波和radio已经“睡过多次了”。不久，有关他们俩的“绯闻”传遍了全校。
王朝诚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说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尤其不相信漂亮的女人。他以后的人生有了重大变化，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恋爱岁月·3
校舞蹈队在礼堂的舞台上排练“弓舞”（舞剧“小刀会”的片断），我饶有兴味地在台下看。“弓舞”里有一个高难度动作，女主角要跳到男舞伴的大腿上，再单脚站立摆一个拉弓的舞姿。以前的一号女队员总是完不成这个动作，这回换上了新人。只见她轻盈地跳了上去，转身站立美妙地完成了拉弓的动作，引得在台下的舞蹈队长（兼导演）高声叫好，台上的群舞队员都鼓起掌来。队长告诉我新人是从校女子体操队请来帮忙的，这次演出，只好让她挑大梁了。
这晚躺在床上，眼前老是出现这位舞蹈新人的形象：纤细的身材、小巧的脸蛋、圆圆的眼睛、小巧而略微上翘的鼻子——她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看上去顶多十七八岁的样子。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我把自己的发现对初人和朝诚说了，他们和我一样对这个女孩所知甚少，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绝对不是物理系的女生。后来请教消息灵通人士阿鲍，阿鲍弄不明白我究竟关注的是啥人，于是我们俩人到体育馆去看女子体操队训练。结果阿鲍告诉我：那位在平衡木上如履平地的小姑娘是数学系六一级的，也是上海人，高年级的上海同学叫她“小妹子”。阿鲍还称赞我“眼光不错，小妹子老讨人欢喜的”，“不过侬要有思想准备哦，欢喜小妹子的人老多额。”
过了两天，阿鲍打听到小妹子的名字叫冯妍珠。
恋爱岁月·4
小妹子的姓名知道了，在什么系什么班级也知道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要让她知道我的存在，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蛮难。
最理想的途径是请一位认识小妹子的熟人安排一个场合让我们见见面，当然要显得自然，不落痕迹，这可是我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办法。我想到了曹奇珍。曹奇珍是上海同学，又是校女排队员，女子排球队和女子体操队都是学校的运动队，她们应该认识。于是在一天下课后，我叫住了曹奇珍：“曹班长，我有事对你说。”（她是我们班的副班长）曹奇珍惊奇地扬起了眉毛，我辈“落后同学”从来不找学生干部“汇报思想”的，这一点她很清楚。我对她扯了几句天气好坏的废话之后，就问她和体操女队的人熟不熟？她摇头说不熟，谈话只好结束。在旁边听的王朝诚怪我不会讲话，应该把请她帮忙的目的讲明白。他自告奋勇地又去找曹奇珍，曹说弄不懂张礼士什么用意。朝诚讲：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讲话不干脆。他的意思是请你帮忙，让他认识体操女队一个叫冯妍珠的女孩。曹又摇头说这个忙她帮不了。
我们3个人在一起散步时，汪初人就这件请人帮忙的事作了总结：请一个女生帮男生追求另一个女生本身就是馊主意。这个女生会想：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她根本不会帮忙，你们对女性心理一点也不了解。此时初人兄喜欢读心理学著作，他的总结是活学活用心理学的成果。纵观初人兄几十年的经历，他一直很有女人缘，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对心理学的兴趣。
一个冬天的黄昏时分，我和汪初人在学校教工幼儿园附近散步，当时散步是我们的必修课。幼儿园是学校最美的地方：俄罗斯风格的木栅栏、红砖绿瓦尖顶童话般的建筑、小树丛、草坪。我们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人在背外语单词的冯妍珠。她穿着一件当年已经很少见到的海普绒大衣，在金色的夕阳余晖下，显得如此雍容华贵，虽然在低头背单词，身子还是如此挺拔。汪初人轻轻地说：“要讲漂亮，她未必比得上radio，但绝对比radio有气质。”我觉得初人兄的话讲到了我心里（当然在王朝诚面前不能提这个话题），从此我和初人兄的交情又深了一层。
我们的散步打扰了小妹子，她走了，留给我一个娇俏轻盈的背影。
我决定还是借助最古老的表达心意的方式——写信。
恋爱岁月·5
我写的是短信，每天发一封。由于有朝诚不成功的先例，塞满各类文学典故的长信效果很差，一个学理科的女孩会有耐心看完吗？我的致命伤是字太蹩脚，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描出来，自然也只能写短信。我像契诃夫那样，能用3个词说清楚的绝对不用4个；每封信的主题相同：赞美小妹子！今天赞美她优美的舞姿、明天赞美她天才的头脑（能上数学系就是证明）、后天赞美她是美丽和智慧的化身。每封的落款都一样：一个崇拜者。
第一封信是在学校的简易邮局发的，学校没有邮筒，要寄的信必须交到邮局工作人员手里。他拿着这封贴好4分钱邮票的信用奇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安徽大学寄！安徽大学收？”我懒得对他说什么，立即走开。以后的信都跑到离学校最近的三孝口邮局去寄。在一个周日，我到当时的市中心四牌楼新华书店去买了一张新年贺卡——马上到1963年元旦了，此时刚刚兴起送贺卡的时尚——贺卡也在四牌楼的邮局寄出，仍旧不写真名实姓。
阿鲍、汪初人和王朝诚给我带来了不少坏消息：冯妍珠在合肥一所高中住读3年，所以待人接物相当老练。有个上海男生送她特地从香港弄来的贺卡，她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谢谢侬，不过我呒末啥末事送拔侬哦。”；数学系有两个青年教师都对她献殷勤，她左右逢源都不得罪。阿鲍说小妹子比radio厉害多了，不要看伊年纪小。
在学校最后一场舞会上我见到了冯妍珠，以后学校再也没有举办过舞会，我依旧是站在舞池的边上看，正巧她和数学系的盛老师转到我跟前。盛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教过我们积分方程，上海人。只见盛老师低头在小妹子耳边说些什么，小妹子风情万种地回答：“盛先生侬老坏额。”完了！小妹子就是一个传说中的坏姑娘。不过就算是坏姑娘，也坏得那么可爱、那么迷人！
我一如既往地写信，在信中我把冯妍珠描绘成一位集智慧、美丽、善良于一身的女神。尽管我知道现实远非如此，我沉陷于自己的想象和创造之中，打算就这样一直写下去，成本是每天4分、一个月1元2角。
一天，阿鲍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要出事情了，你写的匿名信影响到小妹子考试了，听说她要把信交到系里去调查。你快点去向她坦白，事情还有救。
恋爱岁月·6
晚餐之前在去食堂的路上汪初人拦住了冯妍珠，对她讲了匿名信的作者想见她的事。用餐时，初人告诉我小妹子“命令”我今天夜自修之前到她宿舍去，她要“教育教育”我，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去了女生宿舍。
一年多之前我去过合肥二中的女生宿舍，那绝对是一次狼狈的经历。我走在女宿舍的楼梯上，不由得步履艰难了起来。怎么搞的？我似乎是去受审的犯人，差一点就要扭头回去了。好在小妹子已经通知了她住哪一间寝室，我走进了开着门的房间。
小妹子一见到我，就对另一个女生说了要她在阅览室占个座位之类的话，对我什么也不说，立刻离开了寝室。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她后面，来到图书馆大楼旁一个僻静的角落，她才停住脚步转身面对我。没等我开口，她用上海话数落了我一通（在寝室里她讲普通话）：不应该写乱七八糟的信啦，尤其考试期间写这种信老不好，等等，等她“教训”告一段落，我才低声下气地问：
“不晓得这十几封信影响侬考试伐？”
“当然影响啰！”
听到我的信还是起到一点作用，心里暗乐，当然嘴上作一番自我批评。我说自己是情不自禁，因为面对她“这样一位大自然完美的杰作”我情不自禁，所以会做傻事。我如此夸张的恭维倒并没有引起小妹子的反感，她的表情变得柔和了，她再也不提写信的事，而是绕到了复习迎考和我们物理系上过多少数学方面的课程这一类话题上。谈话快结束时，她提到了阿鲍：
“一个经常和侬在一道的人跟侬老要好额是伐？”
“侬讲的是啥人啦？”
“就是和侬一道来看我练体操的、看起来年龄比侬大很多的人。”
“哦，我晓得啦，是阿鲍。他原来是五八级的。”
冯妍珠忽然用命令的语气说：“侬今后跟他少搭界！他这种人不像个学生。”
她要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复习功课了，最后我问她上海的家庭地址，说寒假时去拜访她，她俏皮地笑了一笑：“弗讲拔侬听。”
恋爱岁月·7
阿鲍带来的有关小妹子要把信交到系里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他也承认是编造，但声称用意是好的，要促使我去找小妹子，早点碰面，不然这种信写下去，何时有结果？对于我的埋怨，他将功补过，去打听了小妹子在上海的家，说是在泰山公寓，几号不知道。汪初人却说可以找得到，泰山公寓离他家不远。
1963年春节期间的一天中午，我第一次来到汪初人在陕西南路的家。在安大的几年，暑寒假中大学同学来往很少，都忙于和中学老同学会面，这次破例是因为初人兄要陪我去找冯妍珠。为此我特地穿上先父生前穿过的呢大衣，还套上了一双新皮鞋，自认为人模狗样很有派头了。不料初人的母亲忍不住说我的大衣太长了，应该改改短，这一下我的自信全无。
从初人家出来，沿淮海路往东走，过了国泰电影院没走多久就来到了位于淮海路中段的泰山公寓。泰山公寓由好几幢米黄色小洋楼组成，幸亏楼层不多，大概四五层样子吧，我们一幢一幢一层一层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请问这里是冯家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好不容易出现一家和冯姓有关系的人家（女主人姓冯），但绝对没有一个姓冯的安大女生。
从泰山公寓出来时，不知道是不是阳光过于温暖，我已经出汗了，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汪初人不泄气，他说可能不是泰山公寓而是坐落在延安路上的泰山大厦，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从淮海路走到延安路，找到了泰山大厦，那是有电梯的高层建筑。我们从底层走上去，楼梯的甬道很暗，在按了几家门铃没有结果之后，初人兄也丧失了信心，于是决定放弃，分别打道回府。
我想了好久得出结论：冯妍珠对于我而言，是美丽的奢侈品，我决计不是她的对手，我缺少和她周旋的能力，总之我和她不可能有结果。
这样“大彻大悟”以后，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听到有关小妹子的一切消息都不会让我激动。阿鲍向我打招呼：他弄错了，小妹子的家是在香山路上的香山公寓。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告诉他我去泰山公寓的经历。
恋爱岁月·8
1963年的寒假是在安大的最后一个假期，到了夏天就毕业了。我和小妹子再也没有碰过面，我不写信，也不去看她练体操或者跳舞，我想慢慢地忘记她。阿鲍奇怪我怎么打退堂鼓了，别人即使碰得头破血流还坚持到底呢。他告诫我：只要皮厚（打不知疼、骂不知羞），追女孩子一定成功。不过他的经验之谈对我却是东风过耳，不发生作用。阿鲍只能叹息：朽木不可雕也。
多少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忘记刁超华和冯妍珠，在我心里她们是永远的女孩。超华开朗、活泼、单纯，是个阳光女孩（见“邂逅”）；小妹子聪敏、俏皮、娇媚，是个魅力女孩。试想没有她们，我这4年的大学生活除了政治运动、挨饿之外还有什么美好的令人回味的内容？虽然我和她们什么事也没有，没有亲吻、没有幽会，连手也没拉过，甚至没有一道散步看电影。按照通常对恋爱的定义，我连初恋的边都挨不上。
尽管如此，比起许多同龄人我还是幸运的。我喜欢过超华，迷恋过小妹子，她们犹如两颗美丽的流星，先后掠过我情感的天空，虽然转瞬即逝，但短暂的绚丽、璀璨不光是当时让人激动，而且留下了永不消逝的记忆。
有一个网站搞了一场“寻找初恋恋人”的活动，据说有不少人参加。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至少对老人而言。设想一下，当我们见到当年眼中的公主成了鸡皮鹤发的老媪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不如让她们永远年轻，让她们永久地美丽在我们心里。
在《情人》的结尾，“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比起当年“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我这是凭记忆、大致如此）我怀疑这是玛·杜拉斯的一厢情愿，或者说这样的故事只存在文学之中。
毕业之前·1
1963年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悄悄地降临了。校园里飘浮着柳絮和蒲公英，黏在人们的头发上，林荫道旁的槐树开满了白花。这一年的春天带来的不仅是生机勃勃，还夹有和春意盎然很不协调的肃杀之气：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
政治学习增加了许多，这和1962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干部们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内容千篇一律，阶级敌人很多、很猖狂。包产到户后，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收得的粮食比贫下中农多，他们“猖狂”地说：解放前我比你们日子好，包产到户后我还是比你日子好！有些地方“复辟”了，建祠堂、修家谱，地主当上了族长，而贫下中农给他叩头！有些去过农村搞整顿的干部有句口头禅：我早就发现包产到户有问题了！寝室里的广伟他们老是就这句开玩笑：我早就发现……
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省里办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地点是在合肥市中心逍遥津公园附近的李鸿章故居。里边陈列着一些淮军将领的花翎顶戴、地契之类的物品，大概是说明合肥附近的地主出身于镇压太平军的淮军军阀；也罗列了一些当今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图片资料。不过给人的感觉十分勉强，譬如有一份资料写道，有人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我老汉一担葱。当年七级八级工人的工资算是高收入了，这段顺口溜无非说明自由市场上农民可以赚钱而已，竟然也算阶级斗争。
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展开了，对立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报纸上公开了和苏共的矛盾，开始了论战；学校的报告会上火药味更浓，直接点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当时报上还未点名，还称同志）。我和初人、朝诚以及在电子学系的朋友朱文熙都是众所周知的“亲苏派”，此时必须“火烛小心”。所以在小组会上表态，要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老胡对我的“转变”颇为满意。
也是这个时候，上面号召学习雷锋，报纸上登了照片、日记和先进事迹。我们开了几次学习雷锋的会，会上每个同学都表示感动。不过，也有同学在感动之余发表见解：雷锋绝非凡人，估计早已预料自己要牺牲，所以留下了日记和照片，好让精神发扬光大。
毕业之前·2
大概在1962年下半年1963年初，从北京来了一批干部教师，有的来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叫社会科学院），有的来自党校。他们之中除少数几位有真才实学的能安心当教师之外（如冒怀辛先生等），大都很失落，所以很左。尤其是几个干部和政治教师（只会教马列主义政治），似乎是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中人，对熬过困难时期的学生的言论大惊小怪、横加指摘。现在更是师出有名，一律归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
一个从党校调来的女政治教师言必称“主席”，她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点革命觉悟也没有！还散布反动言论！如在宣传红军长征过草地困难得吃皮带的革命精神时，有的学生讲怪话：当时的皮带是牛皮做的，还是有营养的，现今的皮带是人造革、帆布的，你想吃也吃不了。还有的学生就一首革命歌曲开玩笑：“正月里来是新春……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八路军”……那个年代还能送猪送羊，前两年连鸡呀狗呀也没东西送啊，更有人说鼠呀蛇呀大概还有可能送。总之，这些在我们过来之人觉得挺真实的言论，在假左派口中全成了阶级斗争了。
一天晚上，伯年兄约我散步。初夏的夜空繁星满天，晚风吹走了暑气带来了阵阵清凉。此时的伯年已经从处分的阴影里走出一点了，他又大谈起偶然性对于命运的重要意义来。当我们来到文科楼的台阶上时，顶层会议厅传来了孙校长通过麦克风放大了的嗓音：这是和反右斗争一样的。我们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原来会议厅在开干部会议，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布置在应届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工作。知道了我们正是运动对象后，我和伯年立刻回宿舍，在回去的路上伯年说，我们听到了这样机密的消息纯属偶然，可见偶然性对命运何等重要。
那天夜里我把要抓反动学生的事分别告诉了广伟、承源和王朝诚。朝诚紧张地说：赶快去给汪初人讲！叫他千万不要乱说话！（朝诚总认为初人是闯祸坯）我说现在汪初人乖巧多了，而且三日两头往龚书记家里跑，不会有事。
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要抓反动学生的事。
毕业
抓反动学生的斗争是雷声隆隆始终不下雨，既不开大会，也不开小会，只是学生干部比往常忙了许多，他们经常被叫到系里开会。毕业工作却和过去一样展开：每个学生写毕业思想小结，小组开会作学生鉴定，最后系里找每个人去谈话，把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毕业鉴定和你见面，同意则签字。据说，这就成了档案，要跟着你到今后的工作单位去、陪伴你的一生。
小组开鉴定会时出了点小小意外。当广伟宣读小组对老胡的小组评语时，老胡表示了异议。那份总结了老胡的种种优点的评语有一句话“党性比较强”让老胡不快！他沉着脸说：强就是强，不强就是不强！“比较强”太模糊！又说自己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来。这一来会议陷入僵局。福至心灵的我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聪敏”的发言。我说，党性强不强要看和谁比，总不见得和中央领导比吧？老胡比过去的老蔡党性不知道要强多少。（这是心里话）应该肯定老胡党性是强的！大家都表示了赞同，结果对老胡的小组鉴定有了“党性强”的评语。
小组会后没几天老胡找我谈心，他说他代表党组织肯定我政治上是有进步的，还和颜悦色地问对毕业分配去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此时已经知道了分配方案中有上海的名额，于是小心翼翼地讲了想回上海的愿望。老胡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没有问题！”
老胡周六晚上必定回家陪老婆。寝室里的同学按照当年对老王的做法翻出了老胡放在枕头下的汇报材料，目的是要了解“阶级斗争”进展状况，遗憾的是没有本班的材料，只有一班和三班的。三班的“问题人物”是左常玉。材料中说他出身地主，经常回忆旧社会地主家的“奢侈生活”，讲他家三顿吃干饭，早餐吃猪油炒饭，从不喝粥。一班陆开林的材料最多，他公开宣传人民公社是花开千朵臭万家，还散布对毛主席大不敬的言论。由于陆开林出身贫农，所以对他的结论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陆开林还仗着自己出身好，总是和一班的团支部书记、党员老徐对着干。一班还有一个马成新，当他知道自己可能被分配到六安去当教师，就声称要到六安旁边的大别山去打游击。
出乎大家意料，我们这一届没有搞出一个反动学生！学校对各系毕业生的“问题学生”也就个别谈话教育教育算了，当然有可能把这些材料放入档案里。分配方案最终宣布左常玉、陆开林他们几个人留本省几个地方当中学教师，我们系的绝大部分同学离开了本省去了北京、南京、上海、无锡、苏州、西安、武汉、长春等大中城市和部队。
我和初人、承源、朝诚都被分配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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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哪能胃口介好：沪语，你们怎么兴致这么高。
搭僵：沪语，水平太差。
发条头：沪语，发指示、下命令。
江北人：沪语，苏北人，带有歧视性。
“十三点”：沪语，精神有问题；“呒啥搭头额”：沪语，不值得交往。
赤那：沪语，相当于“他妈的”，许多人的口头禅，并不一定有实际意思。
弗讲拔侬听：沪语，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