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食·1
我们学校食堂是军事化管理：8个人一桌，一大盆菜放在桌上，饭原先是自己去拿，一碗一碗蒸好的米饭热气腾腾地在笼格内随便拿。这不是共产主义吗？可惜好景不长，过了1959年国庆以后，饭实行定量供应：每人一个搪瓷大碗，由班级的生活委员去领来，碗里的饭仍然是蒸熟的米饭。至于学校为什么不像其他学校那样实行饭菜票制，我猜可能是我校的管理人员、食堂职工都是来自一所军事学校——第三步兵学校的缘故。
早饭永远是粥加咸菜。从1959年到1960年，粥越来越稀，大家越喝越多，以至于上午第一堂课下课时，千军万马夺门而出，直奔厕所，甚至有些男同学就找了什么角落施肥了——厕所已经挤不进了。
有两个学生干部把一桶粥抬到方书记那里，请领导看看：我们同学吃这种能照镜子的稀饭，能好好学习吗？方书记的脸色很难看，但他却说：小冯我看你反而胖了嘛。
粥的问题最后这样解决：也实行定量供应，粥每个班级一大桶，每人一大瓢。这就要求盛粥的容器必须能装得下这一大瓢！所以每到早餐时间，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涌入饭厅，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大小的家伙，连女生带的容器也有这般大。
后来有的青年人问我：怎么食堂早上不供应馒头之类的东西？我真的无言以对。我们当时吃饭是二干一稀，只有中午、晚上才有可能见到馒头。
这一大盆菜由每天的值日生分成8份分食，挺卫生的，除了过节有荤菜分起来责任比较重大——7双眼睛都盯着呢，平时反正是没什么油水的蔬菜，多点少点无所谓，彼此还很谦让。
从1960年到1961年，红薯（上海人叫山芋）渐渐成为饭桌上的主角，玉米粉加山芋粉做成的糕是上品；山芋粉馒头如同煤球，还算可以；最糟的是山芋干蒸得半生不熟，还带着霉味当主食。
伙食·2
粥定量以后，有一个时期不再加水了，可没让大家开心多久，粥又变稀了。这回再也没有人去向领导反映。一直到1962年，粥渐渐地又稠了起来。尽管报纸上永远形势大好，而我等喝粥的学生却是从粥桶里的厚薄来认识形势的。
学校的食堂开会时就是大礼堂，既能让几千人开会，也能容纳几千人同时用餐。不知为什么，食堂里只有桌子，大家全站着吃饭。似乎当年全国高校学生食堂都是这种模式。
有一回我们和往常一样到大食堂用餐，发现在靠舞台一侧的10来张桌子旁居然放上了坐椅，还立了指示牌：省三级干部大会就餐处。桌子上一盆一盆的鱼、肉、炒鸡蛋、豆腐之类早已在我们餐桌上失踪多日的美味赫然在目。过了一会，一些中年人陆续进来，有的穿中山装、有的披中山装、还有的人穿没有领章的军服，不多时，风卷残云，吃得一点不剩，抹着油嘴离开。
我们从报上知道省里在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为了继续鼓干劲、反右倾、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可怎么到学校来给这些干部开饭？弄得大家心理怪不平衡的。消息灵通的老曹告诉我们：干部太多！宾馆招待所人满为患，那些级别高的譬如地委一级的肯定在宾馆吃饭，县委书记一档的在招待所，而那么多公社书记之类的只能安排到各所学校去了。学校还有人出面解释：干部吃的食品是省里专门调拨下来的，不会揩学生的油。
听说来吃饭的都是公社干部，同学们投过去的目光就像匕首似的，农村不就是给这些家伙搞得一团糟吗？我们现在喝稀粥不就是拜他们所赐吗？王能静对我说：他恨不得给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一记耳光。
大概是仇恨的气氛让这些干部也感觉到了，最后两天他们用餐的时间与学生错开了，等我们离开食堂才摆菜用餐，大家眼不见也就心不烦了。
干部大会结束时，我们小小的沾了光：中午的菜是油炒豆腐渣，估计是磨了大量豆腐之后，豆腐渣就留给我们学生了。
那个年头，有豆腐渣吃是相当不错了。
小猴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小猴。他个子矮小，尖下巴，脸似乎是七八条肉收缩而成，只有笑的时候才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单纯。
当年的大学每周至少两次政治学习，小猴从不主动发言，总是低着头，只有别人点名要他说话他才开口。不论什么讨论内容，他总是千篇一律批判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打上了阶级烙印，所以要好好改造。说话的语气十分沉痛，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弄得主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和我想象的地主后代截然不同——当然我的想象乃是党的多年宣传教育成果——小猴夏天只穿一件白短褂，连背心也没有；冬天白短褂外头套一件黑棉袄，一年到头黑白两色。每个月2元钱零用钱由学校发给，所有的农村同学都是这个待遇，当然伙食费10元也全免。那个年头农村里的学生家长是不可能拿出1毛钱来给孩子的，这一点学校很明白。小猴是农村同学中最清苦的一位。别人还能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弄一两件衣裳，甚至从一个部队里当干部的哥哥那儿搞到一双军用皮鞋，小猴一概没有。1961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农村同学都能在假期结束返校时带回一些黄豆、花生之类，小猴也没有。因为所有的暑假、寒假他都在学校过。有人说小猴的父母可能饿死了，直到毕业没听小猴提过他的父母到底如何。
有一回省里各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来校演出，压轴的是黄梅戏皇后严凤英的“夫妻观灯”。我在寝室里大放厥词，把地方戏说得一文不值，本人只看京戏。小猴从不反驳别人，只是沉默。最后我还是和大家一块去了。学校礼堂都坐满了，我和小猴站在后边。当一位扮相秀美的青年演员唱豫剧“拷红”的红娘时，大家都被吸引住了，那真是：人又漂亮身段又好。小猴喃喃地说：“可好？可好？”我回答：不错。他笑了，缩成一团的脸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
小猴的中学同学也是他的老乡告诉我：其实小猴小时候挺活泼的，自从进了高中明白了什么是阶级路线之后才变得不爱笑了。他是独子是他父母心头肉，中学住校，父母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小猴还对他妈撒娇呢。
小猴的老乡还告诉我们匪夷所思的一段历史：小猴老家地处淮北农村，家家都穷都是一样的草房。土改时工作队非得搞一个对立面出来，小猴家人口少，他爸又能干活，所以家里吃白面馍的次数比别家多。乡亲们商量让小猴家当地主，小猴爸情面难却就答应了。就这样，既没有长工也没有佃户，住草房的小猴家成了地主，成了新中国的敌人。还算好的是：没开斗争会，没有抄家分浮财，乡亲们都明白，小猴家除了一把铜水壶，什么金银财宝也不会有的。
小猴是高分考入我们这所地方高校的，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他要不是考分特别高绝对进不了大学。我班级中还有一位出身地主的同学，据说是本省高考第1名。总之，他们如果受到公正的对待，是应该进清华、北大这类名牌高校的。后来“文革”开始时，学校领导因为收了那么多出身黑五类子女而受到批判，这也成了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到了大学二年级分专业，小猴分到电子学专业，和我不同班；后来他的专业从我们物理系独立出去，成了电子学系，所以除了上公共课偶尔在大教室里见到他就不大碰头了。有时他班上同学来我寝室串门聊天，由于小猴从不串门会友所以我只能向他打听小猴近况。同学告诉我们：小猴一如既往地用功学习，一如既往地拼命劳动——下乡劳动挑最重的担子，一如既往地抢着打扫卫生、打开水，搞得那几位同寝室的人越来越懒。
我问他：开会时还骂自己吗？
骂！怎么不骂？现在小猴把自己说成是罪该万死了。大家实在听不下去。
同学还告诉我小猴家好久不来信了，小猴连着哭了几个晚上，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肯说，反正以后小猴再也不给家里写信了。
同学又说大家都喜欢小猴，说他人好，小猴从来不打小报告。
徐青华和刘存涛·1
1959年“十年大庆”之后，学校开展了反右倾学习运动，经常停课。先是党委书记大会动员：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暴露思想，不要怕讲错话；坚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言者无罪等等。然后是系里、班级里层层动员，要大家写大字报，写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认识。起初没什么效果，没什么人讲错误认识，后来又开大型座谈会，再次号召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做党的轻骑兵，向党交真心；会上有几位被指定的学生发言，内容都很大胆：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云云，党委书记笑逐颜开，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想想也是，连彭德怀这样的老革命都认识不清，何况我们这些小屁孩呢？于是大量批评三面红旗、批评大炼钢铁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内容越来越尖锐，我也随大流写了几张大字报，有一张是用一个极限公式证明大跃进趋向于零，心里挺得意。不过我的大字报没什么内容，引不起大家注意，却不知班上的团干部已经在暗暗记录，其中就有刘存涛。
刘存涛高挑身材，是位帅哥。他负责全年级4个班的文体活动。每天天不亮，就一间间地敲门把大家叫醒早锻炼；在迎国庆的活动中，更是组织了好几台文艺节目，什么大合唱、小组唱、小歌舞之类，忙得不亦乐乎，但忙而不乱，挺有能力。
一天下午，小猴又兴奋又紧张地叫我去看一张新大字报，我去看了，内容密密麻麻，署名是徐青华，标题是：“黑暗的十年”。
徐青华是我们班上另一位帅哥，浓眉大眼、高鼻梁，看人的眼神十分犀利，仿佛一眼要把你看透。徐青华的功课很好，他同宿舍的王能静老是向他请教高等数学，青华不厌其烦地辅导，帮他做作业，王能静跟着徐青华进进出出，像个跟班，用今天的话就叫粉丝。
前不久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是周恩来总理在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题目是：“光辉的十年”，而徐青华的大字报把“光辉”二字换成“黑暗”二字，岂非胆大包天！这已经不光是攻击三面红旗了，是彻底否定10年光辉路程的新中国了。他的大字报不仅惊动系党支，而且惊动到了校党委！来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常。
大字报发表至今已经50年，很多内容我已经记不全，可以想起来的有这么些：
1．土改时徐的一位私塾老师是个好老师，待人厚道，被划为地主，活活被打死。
2．土改贫农得到了地，而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中农没有改变。好景不长，合作化把分给贫下中农的田又拿了回去。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农副产品、山货不能拿到市场去卖换现钱，卖粮更是犯法，国家供销社收购价低又不及时，农民断了现钱来源，生活水平下降。
3．成立公社后更是每况愈下：先是吃饭敞开，从这个大队吃到另一个大队，社员养的鸡鸭猪羊全杀光吃光，种的果树砍光。没多久，口粮不够了，食堂一天供应3顿稀饭，后来变成两顿稀饭。
4．农业大跃进搞深耕密植，产量反而下降。公社干部吹牛高产几千斤，结果按虚报的产量交公粮、售余粮，社员手里没有粮。
5．大炼钢铁让社员放下手里农活去搞小高炉，把家里铁锅砸了炼钢。徐的家乡南陵地处皖南，山清水秀树木稠密，为了炼钢把树砍光作燃料，炼出的钢根本不能用，浪费极大。
6．阶级路线让地富子女初中都考不上。徐亲眼见到一群地富子女从这所初中跑到那所初中，都考不上，在那里抱头痛哭。看到这些天真的小弟弟小妹妹还以为是自己成绩不好考不上，徐自己十分难过。（徐在这里声明：本人出身下中农）
7．让老人进了敬老院，老人们热切希望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日子。结果如何？也是一天两顿稀饭，有不少老人营养不良病死了——徐青华没有用“饿死”这个词。
8．公社、大队干部好的少坏的多。随意打骂社员，甚至关押社员，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搞腐化，有的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
9．以前农民看病找郎中，没钱，给1斤鸡蛋也行、给2斤山货也行。现在郎中都进了联合诊所、公社卫生院，都得掏钱挂号、拿钱配药，农民没钱只好不看病。
10．过去农民可以进城定居，可以去大城市找工作，现在比登天还难。难道农民是圈在农村里的囚犯吗？
11．中国6亿人口有5亿多农民，农民的实际生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农民生活不如过去就不能说人民生活比旧中国好。
徐青华在大字报中还讲到工人生话也不比过去好，工人不能罢工，工人和干部有矛盾干部可以把他送去劳教；知识分子更是倒霉，他举了反右的例子。
总之，许多内容我记不清了，但徐青华的结论我不会忘记：1949—1959年是黑暗的10年！
徐青华的大字报出来以后，运动的第一阶段即鸣放交心阶段结束了，第二阶段大辩论开始。
徐青华与刘存涛·2
辩论会分班级举行，我们班的主持人是团支部书记老蔡，他是班里唯一的学生党员。辩论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人民公社好还是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否成绩巨大？等等。
第一次辩论会，否定方绝对占了上风。不少同学举出大量例子：亩产万斤是最大的牛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如何荒唐、如何破坏生产；大炼钢铁如何浪费人力、物力，炼出的钢都是废品。
老蔡虽然党性很强但口才很差。他承认大跃进有缺点，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就好比一锅汤掉进了一颗老鼠屎，只要把老鼠屎捞出来汤还是能喝。何况这是肉汤。肉汤啊！顺便说一句：自国庆节以后，大家已经多日不知肉味。不料马上遭到人称“陈小姐”的陈敦华反驳：老鼠屎掉到汤里，汤臭了能喝吗？喝了拉肚子能喝吗？于是就这锅汤能不能喝大家争了起来，一直争到散会。
陈敦华是男生，老家在黄山。他长得眉清目秀，有女儿之态，所以被称作“陈小姐”。他也写了不少有内容的大字报。不过小姐告诉我他最佩服徐青华。连小组长老曹也说：人们不一定同意青华的观点，但不得不佩服青华的勇气。
第二次辩论会仍由老蔡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刘存涛，他做了精心的准备。
徐青华与刘存涛·3
刘存涛先是指出：“三面红旗”是伟大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是不能避免的。然后他大讲应该如何看待群众运动：什么9个指头1个指头啦，主流和支流啦，整体和个别啦，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啦——这些理论术语从他嘴里一串串地蹦出来，再伴以手势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真是叫人不能不信服。平时刘存涛说合肥话，他是肥东人，也和合肥人一样把“老母鸡”说成“老母支”的。
刘存涛抑扬顿挫了半天，忽然话锋一转，声色俱厉地说：为什么对同样的事你们和我们的看法是如此截然不同呢？是因为你们和我们的立场不一样！你们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站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立场上，而我们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上！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存涛老是把目光瞟向了坐在角落里的徐青华，青华把头一抬，目光也投向了存涛。两位帅哥对视了一分钟，还是青华把头低了下去。
刘存涛又说了许多：马克思怎么讲的，列宁怎么讲的，毛主席又是怎么讲的，等等。
好不容易等存涛的长篇大论结束，满面春风的老蔡给存涛倒了一杯水。他那个得意啊，似乎刚才发言的不是刘存涛，而是他老蔡！
形势果然大变。一些在鸣放交心阶段悄不吱声的同学纷纷发言：人民公社好得很，大跃进伟大；还有几个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同学纷纷表态：放弃错误观点，要站到正确立场上来，等等。
只有“小姐”坚持己见，他站起来激动地说：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好比乒乓球是圆的，你站在不同立场上就能说它是方的、三角形的？
突然，满脸怒色的老蔡跳起来，指着“小姐”喊：陈敦华你给我出去！出去！
全场鸦雀无声，“小姐”先是愣住了，后来转身向室外奔了出去。辩论会就这样莫名其妙散了场。
徐青华与刘存涛·4
散会后过了好久“小姐”还不回寝室，老曹有点担心：不会想不开吧？于是老曹和小猴、我和李景西分两路去找人。景西和我都是从上海来的，自然关系比较亲密。
已经是晚上了，校园内人很少。初冬的月光给林荫小道镀上了一层银白色，树上已经掉得差不多的叶子在夜风中发出颤抖的声音，让人感到格外寒冷。景西告诉我：那几位在大型座谈会上开头炮得到表扬的同学在他们班级中都是积极分子，都是带头批判错误认识的急先锋，原来他们是诱饵，是来引我们上钩的。
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我们只得回宿舍。想不到“小姐”已经回来上床睡了。
在以后的两次辩论会上，徐青华一言不发，而“小姐”和几个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仍然摆事实，刘存涛等人仍然是讲道理。最后，摆事实的人沉默了，道理战胜了事实。
最后一次辩论会成了自我批评会。除“小姐”之外，几乎所有同学都谈了对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意义的认识，我想发言还轮不上。
这些日子备受压力的青华也开口了。他说通过学习和大辩论，也通过不少同志和他谈心，他的认识提高了；又说自己的大字报之所以取这么一个标题其实是想出风头、哗众取宠——刘存涛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说：
你只是想出风头吗？不对！你的大字报是一份向党发出的挑战书！是一份向帝国主义反动派发出的投降书！是一份背叛自己出身贫下中农的声明书！
三书之言一出，举座震惊！一些怒形于色的同学争先恐后发言：有的说徐青华比右派分子还右派分子，有的说徐青华完全胡说八道。跟班王能静站起来，边卷袖子边说：恨不得要给徐青华这头披着羊皮的狼一记耳光，不过他被身手敏捷的刘存涛一把拉住了。
老曹站出来稳住了局面。他是胶东人，颇有山东汉子的豪侠之风，父亲是省政府的干部。
老曹说：他不同意存涛对青华大字报的三点结论。党委方书记在多次会上讲过欢迎大家暴露思想，多次讲过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们应该欢迎青华向党交心。而存涛和其他同学给人乱扣帽子是违背校党委指示的，是和方书记唱反调的。
徐青华与刘存涛·5
老曹的这一招很灵。方书记就是那位作反右倾动员报告的党委书记，和方书记唱反调——谁敢？刘存涛立即发言：自己对青华可能说重了，因为自己和青华同样出身贫下中农，所以特别为青华着急。
老蔡铁青着脸，看得出他对老曹恨得牙痒痒的，但绝不敢像对“小姐”那样对老曹。老曹虽然当时只不过是学习小组长，父亲也不是什么大官（但毕竟是官），老曹认识学校里不少干部，和系里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干部尤其熟。后来我们明白了：老曹比老蔡更清楚运动的底线。
最后一场辩论会总算没有开成对徐青华的斗争会，运动进入了最后的总结阶段。
所谓总结，就是以小组为单位，每个人把自己写的个人学习小结读一遍，然后听别人把你数落一通。有过错误认识的同学可能一遍还不行。我所在小组“小姐”是被重点帮助的人，刘存涛批评他十分凶，“小姐”几乎哭了出来。总算“小姐”过了关，轮到我了。这时老蔡鬼使神差地到了我们小组，这以前他一直在徐青华所在小组批判青华。他拿出一个小本子看了看：
“张礼士说大跃进等于零。难道伟大的大跃进等于零吗？”
老蔡就讲了这么两句话，立刻站起来走了。刘存涛说自己本来不打算讲了，但是还是抱着对同学负责的态度给小国庆提几点：一、要努力学习政治，二、要靠拢组织，三、要有上进心。老曹和景西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我竟然就这样过关了。奇怪的是“大跃进等于零”这句话被放过去了。
青华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小结写了一遍又一遍，为他开的会一次又一次，据说他写的检查还被送到上面去。终于有一天开了全班大会，系总支还派人旁听，班会的唯一内容就是青华作长篇忏悔。
徐青华与刘存涛·6
徐青华先讲自己出身一个贫苦的下中农家庭，解放前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是共产党毛主席让自己全家翻身做了主人，又是党培养自己读完了小学、中学，还上了大学。
青华接着检查自己上中学以后，一直把全副精力用在功课上，对政治不大关心，没有在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方面下工夫，渐渐地走上了白专道路，忘了本！平时骄傲自大，自命清高，与党团组织的距离越来越远，终于掉到了泥坑里而不能自拔。
他找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一个远房叔公，说这个叔公经常攻击党、污蔑新社会，自己大字报上的反动内容大都是听他讲的，自己立场不对轻信了他。好在叔公去年被公安机关抓了，原来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听了很纳闷：大字报的事不是青华亲眼所见、亲身亲历的吗？
青华说经过学习和辩论会上大家的帮助，自己对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认识有了提高，更加认识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也看清楚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开历史倒车，是走不通的。
徐青华越说越激动，最后沉痛地表示：自己的大字报是对人民犯罪！坚决要求组织上把自己送去劳改。说到这里，眼泪流了下来。
全场死一般地肃静。过了好一阵子系党总支代表站起来讲话。
他说他首先代表物理系党总支欢迎徐青华同学的检查和思想总结。徐青华是有进步的，希望他继续努力。又说了校党委在学生中开展反右倾学习运动的目的不是抓右派，而是为了教育大家，等等。
徐青华过关了，大家都高兴。在散会时我瞧见小猴偷偷地擦眼泪，我忍不住问他：
“怎么啦？”
“没事，没事，高兴的。”
徐青华与刘存涛·7
校园内恢复了平静，学生们又开始了课堂生活。王能静显然认为徐青华已经从披着羊皮的狼变回了羊，仍然和以前一样请教青华，青华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帮他完成高数作业。
不久，班级的学生干部班子有了变动：人气很高的老曹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老蔡当上了学生党支部的支部委员，刘存涛则被推荐到校学生会去，后来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长。这些都是上面安排的，和学生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二年分专业，青华、小猴、景西分到了电子学系；我和“小姐”、老曹、王能静、老蔡留在了物理系不同的专业里。景西常常来我这儿聊天，小猴的近况就是他告诉我的，“小姐”和我还向他打听徐青华的动向。因为我们到景西那里去，总是见不到他，不知躲在哪里用功呢。景西说徐青华变成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了，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只是笑笑不搭腔。
毕业多年以后，大概是1990年代初吧，在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徐青华。我们这些同学虽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工作，但很少有机会见面。也许是上海太大了。
和其他谈笑风生的老同学不同，徐青华默默地坐着。我靠过去坐在他旁边，一个电子学系的同学立刻特地过来告诉我：青华现在是某电子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大概还是所党委委员之类。我和青华寒暄了几句以后，相当不识时务地提起了30多年以前反右倾的往事，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目光仍然是那样犀利：
老蔡这个人啊，不是个东西！不过那时候我们太年轻，太幼稚。
没等聚会结束，青华有事先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掠过一丝惆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位当年大家心目中的勇士，他现在想什么？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徐青华。
徐青华与刘存涛·8
老曹和老蔡的关系很糟。按理说老蔡是党支部委员，老曹应该听他的，但老曹却是一百个瞧不起他，还常常出他的洋相。我们班级绝大多数人包括上海同学都是拥曹派，这让老蔡十分恼火。老曹常常把家里烧好的小菜带来和同学一起分享，虽然是蔬菜但油水很足。老蔡就到党支部书记老韩那儿去告状，说老曹收买人心。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竟然笨得不知道老韩是老曹的铁哥们。
刘存涛却能在他们两人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老蔡把存涛看成是一员爱将，什么中心发言、辩论少不了他；另一方面存涛和老曹很谈得来，常常赞扬老曹是系里水平最高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几个上海同学有点看不惯他，背后叫他土才子。至于为什么这么叫，我已经忘了。
不料，出了一件大事，把春风得意的刘存涛压垮了。
先是刘存涛不到食堂去了。想想看：在那个年头不吃饭！不过老蔡、老曹还是把饭给他带了回来。他也不去上课，一个人蒙头大睡。后来，他同寝室的人告诉我们：存涛的父母都死了，饿死了！
刘存涛家乡肥东是省会合肥市的郊县，离合肥很近；他的父母又是下中农，怎么就饿死了？原来饿死人是不问成分的！地主富农会饿死，贫下中农也会饿死！
老蔡和存涛谈心，系里也来人找存涛谈话，意思不外乎要刘存涛正确对待、振作起来云云。
一天中午，老蔡叫全班同学到宿舍门外站着开个临时班会。先是老蔡说了几句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之类的话，接下来硬要存涛表表态。形容憔悴的存涛全然没有了平时的风采，他的话音低沉得大家都听不清楚，大概是表示自己还是跟党走的，还是相信人民公社的。突然，声音哽住说不下去了……
一直虎着脸的老曹没等老蔡开口，大声喊了句：散会！
徐青华与刘存涛·9
刘存涛变了。在以后的大会小会上，能言善辩的刘存涛消失了，他甚至于不参加年级或班级的活动，据说是忙于校学生会的社会活动：帮戏剧队搬道具啦、替合唱队物色指挥啦，组织武术比赛啦，总之除了上课，他成天在学生会里。有一回他拿着什么东西从我身旁匆匆走过，穿着补过的球衣球裤，蓬乱的头发中有不少白发。
毕业以后很多年，一个定居巴西的老同学老屠来看我。我真是喜出望外，毕竟那么多年没见面了。一番嘘寒问暖后，老屠告诉我：他为了一点私事去了一次合肥，还见到了在合肥的许多老同学。他问我：
还记不记得被我们这几个上海人称作土才子的一个同学？
怎么不记得！刘存涛嘛。
人家现在一点也不土了！他现在是当地最大的国营股份制企业之一荣士达集团的总裁。
老屠说存涛还专门找他深谈了两次。原来荣士达集团打算在巴西办厂、开分公司，希望老屠牵线搭桥，老屠自然答应了。刘总很高兴，为此在合肥一所豪华饭店宴请老屠，还把所有在合肥的老同学及夫人一道请来，搞得十分热闹。酒宴之间，存涛谈笑风生，举止潇洒，刘总的夫人当然也是行为得体，落落大方。老屠还学了学存涛的祝酒词：
这第1杯酒，是敬在座的各位大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的，祝你们事业有成！
这第2杯酒，是敬专门管大教授的各位夫人的，祝你们家庭幸福！
我问老屠：刘存涛有没有敬第3杯酒？老屠笑着不肯说了。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1
快考试了，课也停了，我们正在复习迎考。一天上午，通知大家去礼堂开会。
那是一个化雪天，路边的残雪映着冬天的阳光，白得刺人眼睛；没有树叶的小树带来的只是冬天的肃杀之气。为了驱赶寒意，我们几乎是跑着去礼堂。
是全系大会。一个4年级的女同学站在台上哇里哇啦地讲了一通，内容是她所在班级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蛋，等等。虽说我们男生早已流行一种说法：物理系无美女，但还是觉得这位学姐实在不好看，黑不溜秋不说，还长一张马脸。我身旁的“小姐”轻轻嘀咕：物理系无美女应该改了，改成物理系多丑女。我和景西差点笑出来。
学姐大喝一声：把窦德斌带上来！于是两个人把一个瘦高个男生推了上来。当时尚未发明以后“文革”中流行的喷气式姿势，所以还算文明。窦德斌衣着寒酸，戴的一副眼镜一根架子没有了，用绳子套着，他不低头，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根据学姐陈述，我们知道了窦德斌写了一些大字报，内容都是围绕教育的，什么1958年后教育质量严重倒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扼杀教育，等等。在学校反右倾初期成千上万的大字报中，德斌写的内容并不突出，比他尖锐的说法有的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倒霉呢？
也是这个学姐回答了我们心里的疑问。他们毕业班的大字报全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拥护党中央的表态声明，只有窦德斌一个人写了一些反动大字报；他又是有前科的：在1957年反右中就有言论，是漏网右派。
一个党委办公室的干部宣布校党委的决定：给窦德斌戴右派分子帽子！接着，也是两个4年级的同学给窦德斌戴上了一顶用白纸做的高帽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给人戴高帽子，以前只是在电影里见过。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2
散会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大家一声不吭。不是说好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吗？怎么还是有一个同学被戴上了？景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侬相信伐？阿拉大字报上格眼末事会得弄到档案里去！相信伐？
这些话，小心的景西是轻轻地讲的，当时本地同学还听不懂上海话。景西长着圆圆的娃娃脸，比我大3岁，比我懂事。
档案！在我心目中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老实讲直到今天我也没见过档案长什么模样，有时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硕大无比的保险箱，里边收藏了无数人的一生；有时我又把它看作一个隐身机器人，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你看不见它，它看得见你。
景西的预言果然灵验。若干年后，那些整我的人到我母校去弄到了我大字报的摘录。据说这些革命左派十分高兴，专案组长连连说：没有白来！没有白来！
那年寒假我回上海，特地问了我的高中老同学——那些在上海、北京、西安、杭州上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很奇怪我所在大学反右倾的做法，他们也就是听听文件，讨论讨论完事了——哪能拿学堂弄得像反右一样？——这句话要用上海话讲。
寒假结束返校，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方书记介绍了一位穿军装的人——新来的党委宣传部长顾部长。老曹告诉我们原来的姓黄的部长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黄部长也是从军队转业来的，学生都和他不熟，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为什么当机会主义分子，大家一无所知，也许党员知道。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窦德斌和黄部长都被送到一个农场去了，是劳改农场。
下乡·1
196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已经入睡的同学们被老蔡叫起，说是紧急集合。过一会广播喇叭响了，宣布省委要求我们立即下乡抢收抢种，保证夏粮丰收。于是大家匆匆准备，把被子打成包，还得带上餐具什么的。不多久全校学生加上一部分教工集合在校门旁，没有领导讲话动员之类，马上就走。有的人是卡车送，有的人步行。到了火车站，发现等待上车的黑压压一片全是各个高校的学生，可能去的是不同地方，调度要花时间，等到我们一批人上车时，天已经亮了。
我们坐的是露天的运货的车皮，亏得是夏天，不然得冻个半死。那也不叫坐车，我是站着的，有的人坐在被包上；夏风吹过我的脸，吹走了睡意，令人神清气爽。但时间稍长，脸上蒙上了从火车头飘过来的黑煤灰，刺得脸发痛，我赶紧蹲下来。小猴露出难得的笑容：
俺叫你不要站着！你看！
火车开了1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小站停了，我们学校的人都下了车。食堂的大师傅给我们发了馒头，还烧好了热开水给我们喝。心里很感动：平时我们老是埋怨食堂，把气都出在大师傅们头上，真是不应该呀。
在喝水的时候，我去看了这个小站的站牌，这个小站的站名叫罗集。
按系分成几支队伍后我们出发了，走着走着在一个小土岗边又分成几支队伍朝不同的方向走，当绕过一个水池以后，我发现只剩下我们班级的人。这里地处江淮平原，没什么山，只有长满杂草的小土岗和泥土路边的灌木带来了绿色，其余的只有土黄色的凹凸不平的土地，小水坑很多，但再渴也没人敢喝里边的水。
走啊走，老是走不到头。已经没有路了，我们时而跳过水坑，时而绕过小土墩，队伍也稀稀拉拉，三三两两分散走。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的被包又散了架，只能抱着走，这个样子可真够狼狈的。生活委员老徐老是给大家打气：快到了，快到了……
下乡·2
终于到了。我们在几所草房落脚，老徐带了几个同学找来了稻草铺在泥地上，大家把有点湿的被子放好，立刻躺了上去，从早上走到下午，实在累坏了。有同学找到灶间，打算烧点热水喝，甚至想用热水泡脚，脚疼得都起了泡，可有灶没有锅，只得作罢。后来的几天，热水成了奢侈品，始终没出现过。
还是老徐、老曹几个人到队部扛了两大桶麦粥回来，还有1桶咸菜。麦粥也可以称之为麦糊，还比较稠，喝了既填饱了肚子，又解了渴；咸菜又咸又带点酸，后来有人说咸菜里有蛆，不过我没有发现过。以后几天顿顿麦糊咸菜，老蔡说这还是学校自己搞的伙食，与当地社员食堂毫无关系，我们绝不会给当地公社增加负担。我们系指挥部就在队部，那里有厨房和医务室——都是我们学校的。
临睡之前，一直沉默的青华忽然对我和景西悄悄地说：
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一路上都没有人！！
对啊，我们从早上走到下午，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就连我们到了这所草屋，也没有见到人。这所草屋的主人呢？
农村的夜晚应该听得见狗叫，可这里没有；草屋边有池塘，可听不见蛙鸣；屋外是死一般地寂静，只有繁星满天的夜空。
早晨，老徐叫醒了大家。我们这才发现，这里没有鸡叫。我1958年高三时在上海郊区下乡，天没亮就被鸡叫吵醒。同学们在池塘边漱洗，昨天也是用池塘水洗的碗。我觉得用池塘水洗碗不卫生，决定不洗碗，用草纸擦干净就行了。
下乡·3
一个老头和老徐、老蔡捧着镰刀领着大家去了麦地。总算见到了当地的社员！说是老头也许年龄并不老，至多50来岁吧。麦地种的是小麦？还是大麦、元麦？反正我是弄不清楚的，麦子长得稀稀拉拉，绝没有歌中唱的麦浪滚滚的气势。
老曹割得最快，他是在山东农村长大的；小猴等几个淮北同学紧随其后；皖南的同学稍差一些，但后来在水田插秧中大显身手；只有我们几个上海同学农活是样样不行。我不是割麦是砍麦，后来干脆用手拔，搞得浑身大汗，手还痛。老曹过来指导我们怎么用镰刀，景西立刻有长进，只有我仍然割得最慢。
收工的时候，腰好像断了。我们一部分体弱年龄小的同学先回去，一部分同学在老曹、老徐带领下把收下来的麦子挑走。小猴一定要加入送麦行列。
第二个工作日仍然割麦。麦地东一块西一块，麦子越来越稀，只要把两根麦子拿着用刀这么一拉就行了。
听老曹他们讲，这些麦子最后是要送到公社去的。一部分是交公粮，一部分作为余粮国家收购。余粮？天知道！最后，余的麦子作为社员口粮交到队部食堂。农民自己种的麦子却不能拿回自己家。
据说收麦时，有社员一边割麦一边把麦粒往嘴里送，被队干部训斥为偷集体的粮食。农民偷自己种的粮食！
下乡·4
接下来就是插秧。前一个晚上下了雨，早上变成晴天了，我们走在田埂上，望着这一片片镜子似的水田，呼吸着带着水土味的清新空气，心情好多了。
仍然是那个老头站在田头上，把一捆捆秧苗抛到水田里。我们纷纷赤脚下田。不远处有三四个妇女弯着腰插秧，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和她们不同，同学们的情绪很高，王能静一边教我怎么插秧，一边唱：
“白米（牙子）好吃秧难栽——哪个嗨！”
我唱起了小时候的歌“快乐的小队”，受到传染的同学各自唱各自的歌。有的唱“九九艳阳天”、有的唱“老黄牛肥又大”，在我身后的朱文熙大概认为我们品位太低，哼起了“土耳其进行曲”。朱文熙是一位欧洲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也是上海同学。
女生曹奇真直起身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她的潜台词很明显：“拿哪能胃口介好？”
下乡这几天的生活可把爱干净的女同学搞惨了：没有热水、没有厕所、生蛆的咸菜。尤其是曹奇真。她来自上海一所女中，上学期还是班级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反右倾时还代表组织找青华谈话，这学期却被免职了。曹奇真是1950年代初从香港到上海来读书的，到大学以后外语成绩尤其出色——是俄语，并非英语。
差不多40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又见到了曹奇真。身为澳门立法议会主席的她领着一帮议员宣誓就职，用了国语、粤语和葡萄牙语。在佩服老同学的语言天赋之余，还想起了她在罗集农村时的满脸愁容。
老蔡高兴地喊：“大家比一比，看看哪个小组插得快！”他割麦比不过老曹，插秧比老曹快。老蔡自称出身宁国农村“三代贫农”，宁国是长江以南的一个县。
也在一道插秧的妇女社员有点被学生的“干劲”所感动，一个看起来还算年轻的农村妇女突然站起来喊：
“我们有信心！有干劲——”
她一下子又停住了，低下身子又无精打采地干了起来。
下乡·5
插秧后第二天早晨，我向老曹请病假：今天人不舒服，出不了工。老蔡满脸不高兴，要我坚持坚持，老曹却说小张是干不动了。两个人竟然为了我争执起来。正巧老韩进来听见了，老韩不住在我们班，他是来叫老蔡去开会的。他批评老蔡对小同学、女同学都关心不够，还对我说：好好休息，最好去医务室看看。
老韩的话就是最后结论。老蔡一声不吭地跟他去开会了，老曹率领大伙去出工了，我在草堆上躺了一会就到队部去了。队部离住处不算远。
到队部去要经过一些草屋，算是一个小村落吧，小村静悄悄的，没有人也没有炊烟，泥土路边草丛中没有散放的鸡或者羊。经过一处废弃的猪栏，我把头伸进去张望了一会，当然也没有猪。奇怪的是，这里飞鸟也不经过，是一个死村。
总算找到了设在队部的医务室，碰见曹奇真从里边出来，她朝我笑笑，说：“侬也生毛病啦。”
医务室里只有一个医生。我们学校所有的医生都来自部队，转业前不是上尉中尉也至少是少尉，连学校医院也按部队编制，叫卫生科。这位医生挺和气，给了我一些药片，还从暖瓶中倒了一杯热开水给我服药。热开水！平时劳动中喝的可都是凉水，幸亏现在是初夏。
进来了两个壮年男社员，这是我下乡以来唯一一次见到的比较年轻的男农民。一个瘦点的指着一个长得很壮实的小个子对医生说：“这是我们生产队长，全队的生产全靠他啦，他受了一点伤，医生你给点药擦擦。”
那位医生正眼也不看，冷冷地回答：“没有，这点药连学生都不够。”
两个人悻悻地走了，医生这才抬头冷冷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仿佛这两个人是《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穆仁智。
下乡·6
回到住处后，我坐在草堆上想今天看到的一切：没有人烟的小村、医生、生产队长……
我从这一间草屋走到另一间草屋，发现在土墙上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奖状，借着门外射入的阳光我看清楚了，是××人民武装部奖给××同志“模范民兵”的奖状。这里的屋子都没有窗，大白天也是黑洞洞的，所以平时走来走去看不见。
存涛、老徐几个人把麦糊抬进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把奖状指给存涛看，我们从未出现过的房东是个民兵模范。存涛在墙前站了好久好久，让人有点害怕，老徐也注意到了：
“刘存涛！吃饭了，吃饭了。”
刘存涛转过脸来，他的眼中充满了哀伤。我猜他不久前死去的父亲也是个民兵吧？
黄昏时分吃第二顿麦糊时，老蔡宣布了双抢结束、明天一早返校的大好消息，大家立即活跃起来。有的说还是学校好啊，有的说吃这个麦糊好几天拉不出屎，似乎在会上歌颂农村人民公社的豪言壮语全给忘了。
“小姐”笑着问我一个人在空屋里待一天怕不怕？我说我怕什么？又没有鬼。“小姐”说我背一段伟人诗词中的两句给你听你就会怕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这不是“送瘟神”中的两句吗？这不正是几天来大家的感受吗？
下乡·7
返校的那天早上，老徐叫上我和景西、“小姐”去食堂拿全班的伙食。因为我们没有为大家扛过麦糊，现在应该出点力。老徐说抬粥桶的事不会叫你们，你们是去拿面饼。一听这话我们步履如飞——面饼！
没到食堂门口就闻到了香味，是麦香？油香？反正我这一辈子没有闻过这样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有的班级代表已经出来了，饼子用口袋装着、脸盆盛着，一阵风似地走了。我们进了灶间，两三个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有的在烙饼、有的和面，大师傅说饼子是用油烙的，带上了10天的油全用上了——你们这几天不是没有见到油吗？总不见得咸菜里放油吧？我们连连说对。大师傅还说找不到葱，不然放点葱花更香。有一位师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这个鬼地方——伙房里——没有老鼠！
香味引来了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根短旱烟管，他走进伙房高兴地嚷了一句：
“今天吃饼子啦！”
我们惊异地望着这位老农民，谁也不搭话。老头一下子全明白了：
“哦，是学生吃的！”
他回过身走了，边走边摇头叹气。
我们把油饼带回了住处，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饼子数量不少，出发前的早餐和返校途中的午餐都吃饼子。但在享受油饼美味的同时，我却想起了那位摇头叹气的老头。
社团活动·1
毕竟是学校，毕竟有那么多青年人在一起，校园内仍然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仍然有无忧无虑的欢笑。
每到下午3点半以后就是“社团活动”时间。学校的各运动队如排球队、篮球队集训，场地边总有不少同学“观众”；各文艺队如话剧队、舞蹈队排练，也会让人在边上看一会儿；乐队也十分热闹，民乐队的二胡、西乐队的小提琴统统被军乐队响亮的大喇叭盖住了，但依稀听得见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音。
朱文熙告诉我，他在学生会布告栏上“各文艺团体”扩大人员的名单上见到了我的名字，是合唱队，全年级就我一个人。真是奇怪了？我没有报过名呀，参加文艺队不光要报名，还要经过面试，譬如参加话剧队就得朗诵一段诗、报名舞蹈队的就跳一段“鄂尔多斯”舞什么的，难道合唱队招人会是“乱点鸳鸯谱”？
文熙说去白相相也好，总可以提高提高你的音乐修养。在他眼中我们这些同学全是音乐门外汉。他意味深长地说：“懂音乐的人和不懂音乐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入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朱文熙邀请同寝室的一个皖南同学程金涛到上海来玩。文熙的父亲是华东纺织学院一位名教授，家住登云公寓，住房在当时上海算相当好的。按理说金涛吃在他家、住在他家应该心满意足了，却不料开学返校后对我们大诉其苦：
“住在他家天天陪他听交响乐，什么贝多芬、巴哈、柴什么斯基。求他领我到南京路去逛逛，他就是不肯，我一个人又不认路。最后一天总算肯了，从他家里出发，经过一段很冷落的西淮海路走到音乐学院，不肯走了！又他娘的给我上音乐课了。我到大上海不是去玩，是去上课了。”
朱文熙后来对我说过：他的梦想是能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哪怕扫地也行！”
在文熙的鼓励下，我去了合唱队，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
社团活动·2
那天下午我去教学大楼的一间大教室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因为是第一次，我去得比较早。教室里已经有几个男生女生了，他们都是刚加入合唱队的。一位高年级男生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他是合唱队长，然后就发给每人一份歌谱，边发边问：以前参加过合唱队吗？在什么声部？没等我回答——我也回答不出，队长说你就高音部吧。
我捧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歌谱，心里有点发憷。简谱中“哆来咪”我是识的，但谱中一些弧线、直线、什么休止符、什么渐弱渐强我从来搞不清楚。想当年上音乐课的时候，乐理没考及格，亏得还有唱歌考试，我还考得挺好，音乐课总评及格。同学中也有相反的：乐理满分，唱歌却让老师笑得伴奏伴不下去。
身边一位化学系女同学正对着谱低声吟唱，长得慈眉善目的，好像也是上海人，我轻轻地请教她：
“等一歇会得有人教唱伐？或者有人示范唱唱？”
“勿会伐？等一歇大家自介唱来。”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问我：“侬不会‘视唱’？”
“啥叫‘是窗’？”
知道我确实不懂，她就示范了两遍，我总算有点会唱了，老队员们也到齐了，合唱队指挥最后一个进来，教室变得很安静。
指挥人长得白白净净，中等身材，脸上一副怀才不遇、自命不凡的神情。后来知道他是物理系1957级学生，姓端木名淳，（咱们物理系怪才就是多！）端木不仅指挥在合肥各高校出了名，他还会作曲作词，今天要排的大学生之歌就是他的作品。此外他绘画、写字样样都行。
端木指挥要新队员先不唱，坐着听。（谢天谢地）就开始排练了。
刚开个头，端木就叫停。他用放在讲台上的一根类似教鞭的东西猛敲讲台，然后开始训话。在整个排练过程中一直保持这样的模式：唱歌、敲讲台、训话，唱歌、敲讲台、训话……
社团活动·3
1960年8月我回上海过暑假。上海的食品供给也比过去糟多了，除了粮、油、肉、蛋要凭票购买以外，还发了豆制品票、鱼票等，鸡鸭之类据说只有春节才会出现。到饭店去吃饭必须趁早，比如中午11点供应午餐，客人10点之前就坐满了，因为在餐馆还能吃到不要票证的荤菜。后来，上餐馆要凭“就餐券”。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外地回沪的人而言，上海仍然是天堂。上海的食品是少与多的苦恼，我们那里是有与无的绝望。举一个例子，在上海能吃到雪糕这种美味冷饮，在当时咱们合肥想也不要想。连在北大上学的高中老同学也说：北京不要说雪糕，棒冰都做不好。
我收到一份邮寄通知，学校合唱队在上海青年宫集训，在上海的队员务必参加，集训内容是请专业声乐老师上课。
当时的青年宫在四川中路附近，过去大概是银行，有着大理石的圆柱和华丽的陈设。在一个明亮的大厅里，我见到了合唱队大部分队员、队长和专业老师。家不在上海的合唱队员只来了两个——住在上海的亲戚家。端木没有来，他不是上海同学，父母不知道是在芜湖还是南京？有同学说端木家是一个大家族，北京、上海都有亲人，而且端木就出生在上海。即使上海有亲戚，心高气傲的端木大指挥也不想麻烦人家。
专业老师是上海红霞歌舞团的，给大家上了有关歌唱技巧方面的课。（旁边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是什么高档次老师）接下来他弹钢琴，要大家一个一个地发音给他听。
轮到我了，我跟着老师的琴“啊——啊——啊”，啊不上去了，旁边一个男高音声部的同学为我着急，代我啊了上去——他学过美声唱法的。老师点点头，说我音色还可以，但要好好练习发声，学会呼吸、学会运气等等。（不会呼吸？不会呼吸岂不要死人吗——没敢追问）
集训结束以后，队长把我安排到男低音声部，我在低音声部一直唱到我离开合唱队去学校京剧团。
合唱队的“首席男高音”曹抱平没有来参加集训。
社团活动·4
曹抱平长得黑黑瘦瘦，眼镜有时戴有时不戴。他是安庆人，说自己“能唱一台黄梅大戏”，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大概属于民族唱法。他也是物理系1957级的，班级同学叫他曹抱（草包）。曹抱通常不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只有需要独唱领唱时他才来。端木对他无可奈何，他是全队唯一不怕端木的人。
端木创作了一部反映本校教育改革成果的组歌：有合唱、男声小组唱、女声小组唱等等，我记得有一个男声小组唱是说数学系师生成功地制造了拉普拉斯计算机。为什么叫拉普拉斯计算机？是用了拉普拉斯方程还是这个计算机能解拉普拉斯方程？歌里没有说。我们反复地唱：“拉普拉斯诞生了！拉普拉斯诞生了！”
演出以后，一个数学系的同学笑着对我们说：初听这首歌还以为合唱队为拉普拉斯——18世纪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力学家——唱庆生歌呢，“想不到合唱队这么崇拜拉普拉斯”。
组歌中有一首歌是讲中文系学生到安徽的民歌之乡——司集乡去采风的，端木尽可能用抒情的风格：先让曹抱领唱，再由女声合唱接上。有一次彩排，当曹抱唱这段：“司集乡啊——好风光啊——”（后边几句忘了）由于曹抱唱得太动人，女声部同学听得太出神，忘记接上了。端木大发脾气：
“马上就要演出了，怎么这个样子！”
合唱队的伴奏多数用钢琴，有时也用乐队，和乐队合常常让端木火气冲天，乐队队长兼第一小提琴手为此十分苦恼。
社团活动·5
乐队有八九把小提琴，似乎没有中提琴，大提琴更没有，小提琴的演奏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端木很想用乐队伴奏，乐队的谱包括前奏的谱都是他写的，他甚至想把管乐也放进去，无奈学校管乐队至多一个三流军乐队的水准，实在“搭僵”，端木只好作罢。
乐队队长是一个跛脚，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带，和我有点“面熟陌生”。他有一次问我：“端木老是讲阿拉乐队拉得不齐，声音轻得台下听不见。侬讲讲看，你们合唱队听得见伐？”
“听得老清爽！”我安慰他。
“端木讲要拿阿拉撤了，换钢琴！阿拉排了介许多辰光——侬讲气人伐？”
学校的西乐队包括两名钢琴师，八九名小提琴手全是上海同学。这个道理很简单：本地同学家中有钢琴、小提琴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钢琴。
学校“各文艺团体”都是由团委“管”的，团委刘书记也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代表团委来审查节目的是一个复员之前在什么军区文工团跳群舞的干事（审查文艺演出的制度始终没变过），按理说他到校舞蹈队去才能得心应手地审查一通。不然！他对话剧队、合唱队都能发表一通指导性意见，对各乐队也是经常指示——跳舞不是要音乐伴奏吗？他当然也是内行啰。
干事要合唱队唱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都是直接歌颂党、歌颂某人的，端木都以大家太熟了或者不能反映大学生特点婉拒；而端木想让合唱队唱外国歌曲，哪怕是苏联歌曲“丰收之歌”，也被跳舞干事“枪毙”。最后只好演出“教育改革成果组曲”了，原来这是双方妥协的产物。
乐队没有换下去，大家也准备好了，终于演出了。合唱总是第一个节目，我们站在台上，等待大幕拉起，却没想到跳舞干事又走上台讲了一大通：演出时精神要集中、情绪要高涨，自己虽然是舞蹈演员，不大会唱歌，但是“歌舞歌舞”可见歌与舞本是一家，自己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有许多舞台经验可以告诉大家……
怒容满脸的刘书记走了上来。
社团活动·6
刘书记训斥跳舞干事：“你怎么搞的？孙校长和贵宾等着，演出马上开始！”
我等草民都知道：只有你等领导，绝不能让领导等你。这两天有一个华东师大的代表团来学校考察访问，晚上孙校长就陪率团的华师大党委书记来看演出。孙校长就是从华东师大调过来的。
干事屁滚尿流地下了台，大幕终于拉起。合唱队和乐队在端木的指挥下，顺利地完成了“组歌”的演出。大概是因为有乐队，端木指挥用上了指挥棒，而平时他只是徒手指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排练。那是为了迎接1961年7月1日中共建党40周年准备的四部合唱，端木千挑万选找来的还算好听的曲子。一开始是女高音声部：“你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接下来女低音声部：什么青松……男高音声部：什么江河……到了男低音声部就是大海了，然后是合唱……
曹抱说：“海燕怎么就变成大海了？再变鸟也不会变成水呀？太不符合进化论了。”
端木毕业后留校搞宣传工作，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而是他会画宣传画、会写大字标语。他很想当教师，系里却不让。也不让他来合唱队了——他已经不是学生。
曹抱被分配到一个小县城去当中学教师，走的时候很感伤地和大家告别。
自1961年秋天端木、曹抱离开以后，合唱队的日子变得没有劲了，我就不大去参加了。
饥饿年代·1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早餐的粥越来越稀，以至于能在2分钟内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于咸菜还得咬，才使早餐还需要一点时间。在上完第二节课以后，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顿干饭。也有同学宣称：刚刚吃罢稀粥、肚子还发胀的时候就怀念午饭了。老师也是这样，上到第四节课上不动了，11点钟无论如何要下课了。在实验室上课做实验更自由，10点半不到就回宿舍准备上食堂。确实有不少如颜回一般坚毅的同学认真听课记笔记——真是贤人啊！而吾辈庸碌之徒老想着吃。
平心而论，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饥饿。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一个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上课基本不听，作业大都不做，喜欢读闲书，在自己的想象中打发日子。现在倒找到了一个理由：因为饥饿，所以不好好学习是理所当然的。也正是饥饿，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没有举行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总账了，好些人补考甚至留级，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说来惭愧，这些同学比我用功。
那时食堂加强了保卫，也经常抓到一些“偷饭”吃的学生。所谓偷饭就是有的同学没到开饭时间去把自己的饭吃了——实在饿得撑不住。小题大做的食堂保卫人员会把这些倒霉同学“押送”到班级，还要求班级批斗他们。我们班有一位品学兼优的马传喜同学就是这样被送到班上，老曹没法子，只能开班会让马传喜作检查。结果，大家都同情马传喜，都骂食堂保卫饱汉不知饿汉饥。傻子也知道，那个年头吃得饱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员。
我们寝室的大李，大哥是省军区的干部。他经常下午去省军区大哥那里“改善伙食”，走的时候总是豪气十足地说：“你们把我的一份饭分了吧！”
有哥哥在军区真好。
饥饿年代·2
有同学告诉我们：朱文熙敢吃皮虫。皮虫是树上毛毛虫的蛹还是毛毛虫的幼虫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树上干树叶裹着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个，肯定比小个子更需要能量，皮虫肯定含丰富的蛋白质，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还有人效仿，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没有发生过讨厌的毛毛虫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卫生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结核之外，几乎人人都得了浮肿病——一种当时特有的营养缺乏引起的病：脸肿、脚肿、全身肿。有人危言耸听：如果全身浮肿了，那就意味着快了，快要和那些长眠在江淮大地的农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卫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罗集给我药片的医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肿病！”立即给我两个盛有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剂。我早知道这个治浮肿的“特效药”小球藻，我们班级、我们寝室都有人服过，医生还开给我3天病假单——到底是熟人。但我还是赖着不走：“医生，我听说有一种专治浮肿的药叫‘八珍散’，能不能开给我？”
“你这个小同学消息倒蛮灵通的。我告诉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开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个患病同学告诉我的。据说“八珍散”内有山药、胡桃、茯苓、芝麻8种成分，全是营养品。不肯开，没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队。
这一个时期，有大批同学退学、休学，像朱文熙就休学回家了。五八级、五九级有许多上海同学退学了，他们回上海后的路走的也很艰难：先是报户口要漫长地等待，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是没有粮、油什么的，全得靠自家亲人嘴里省下来！此外工作也只能干临时工，什么劳保医疗福利全无。
本地同学尤其农村同学休学退学的人很少——回家去饿死吗？但也有例外。
饥饿年代·3
开学以后许多天，一个农村同学才在学校露面——大家都以为他退学了。他是凤阳人，同学们平时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凤阳”。
“凤阳”在宿舍里兴高采烈地讲他的传奇：他假期回乡后第二天，就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在那里只要肯干活就让你吃饱！”“凤阳”还大讲特讲逃荒的惊险故事：如何上火车、如何弄到吃食。原来凤阳从明朝以来就有逃荒要饭的传统，那里的干部、武装民兵不像别的地方不许农民外出。而凤阳人犹如吉卜赛人，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强。想想“凤阳”和他的老乡，一无粮票二无钞票，居然大队人马开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后，“凤阳”就不安心过学生生活了，逃荒的经历唤醒了他身上祖传的野性，没过多久他又不见了。我们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说过：“新疆的瓜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没吃过，太好吃了。”
直到我毕业，“凤阳”没回学校来过。
按理说，老蔡应该管管“凤阳”的事。自从老韩不当学生调到校报当主编之后（老韩原来是蚌埠市文联的干部、来学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为学生党支部委员是年级“最高学生领导”，应该帮助“凤阳”树立革命理想，安心学习。老蔡对“凤阳”的动态应该一清二楚——自会有人向他报告，例如老徐这样经常打小报告、经常“靠拢组织”的人，老徐后来被老蔡大力帮助入了党。
蔡委员（老蔡很爱听别人这么叫他）此时不像以前那样爱训人了，毕竟他也在挨饿。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体不好休学，1962年回学校后就到比我们低一年的六零级去了。我怀疑这位家庭出身“三代贫农”的同学没有到农村去养病，因为他回校以后穿上了军用皮鞋，披上了军棉大衣。他用钱也阔绰起来，我有一回到学校小卖部去，碰上老蔡在买高级糖——那是相当昂贵的、论颗论粒卖的糖！
“小国庆，来一颗。”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里。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点出息！
饥饿年代·4
学校为了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安排了一次报告会，由一位经历过延安艰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来讲讲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效果却适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来在中央党校，后来被贬到本省当一个理论刊物主编，最后又被贬到我们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授。李凡夫是7级干部，就是在冠盖云集的北京，他也属于高官的范畴。
李教授讲了自己如何到延安汇报工作、如何留在抗大当教员、反扫荡以后延安如何艰苦、中央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等。当讲到延安的供给标准时，台下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李教授说再怎么困难，一人一天1斤4两小米、2斤菜，一个月4两油、半斤肉总是有保证的，更不用说大生产运动之后的丰衣足食了。
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比艰苦奋斗的延安低多了，一个月只有一两油，没有肉。报告会就在大家的纷纷议论中结束。
看来李凡夫是个老实人，所以官越当越小。
学校也搞大生产运动了，所有空地都开荒种菜、种南瓜、种大豆、种胡萝卜。好在学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给各个班级，也分给各个教工家庭，学校内到处可见锄头、铁锹，还有，粪桶。
不是有一句话吗：“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全校几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农庄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让它们被什么抽水马桶给浪费了。于是造了公共厕所，一律蹲位。积肥的同学总是不断地去淘粪，你如果上厕所方便比较慢，一回头会看见等着淘你粪的同学不耐烦的眼神。
我们班的姚明孝同学另辟蹊径，每天早上天没亮就挑着空粪桶去厕所淘粪。两个月下来，积肥成绩卓著，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饥饿年代·5
学校流传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先是《人民日报》社论，内容是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及在城市推广的可能性；接着是10个大城市市长的联名文章，说是要进行城市公社的试点，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万里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让农村走向共产主义，当然也应该让城市也走向共产主义。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贯紧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试点。听说我们学校要和附近的一个种蔬菜的郊区人民公社和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学校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做报告，内容无非是成立公社的伟大意义之类。龚书记是浙江人，说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为人比较温和。他讲话快结束时，有人递了条子上去（若是方书记做报告绝对不敢），条子上问的是“家里有缝纫机怎么办？会不会充公？”
龚书记沉吟了一会回答：缝纫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应该有生产资料，应该归公社所有。
龚书记的话估计让那些有缝纫机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让那些没有买缝纫机的教工暗自庆幸。台下顿时议论开了。
一个宣传部的汉子（他的嗓门大，专门喊口号）领着大家喊口号：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早来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开千朵香万家！
大会结束之后，陈登华（“小姐”）和我私下里讨论了一阵子。“小姐”认为肯定是某人觉得光让农村死人太便宜城里人了，为了公平起见也在城市搞公社，“让城里人也饿死一些”。
不知为什么，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后来不提了，报纸上也没有让10个市长声明暂时不搞试点，龚书记也没有开大会讲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饥饿年代·6
有段时间，一连几天莴苣叶子当菜吃。给我们吃的莴苣叶子只是在水里煮一下、放点盐，据说还浇了一点油花，但总是吃不到莴苣（上海人叫“香乌笋”）。大食堂的人说莴苣给教工食堂了，我们只能吃叶子。类似莴苣的事还有很多，搞得我们学生对教工食堂很有意见。
学校又停课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过一次）。对我们学生而言，所谓教育革命就是给老师贴大字报、批判老师。上过我们课的老师，不管老的、年轻的，几乎无一能免。有位英语老师上专业英语，英语中的“惯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个词（inertia），老师发挥了一通：物体有惯性，人和物体一样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动，这是惰性的表现。结果同学给他贴大字报说他宣扬剥削阶级好逸恶劳思想——认为懒惰是人的天性。
上普通物理力学的是一位青年教师，第一次开大课自然经验不足，同学对他意见很大。他辩解普通物理力学不需要老教授来上课，“杀鸡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称为“切菜刀”的这位老师当然也收到不少尖锐的大字报。其实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学的老先生变右派了，不让上课。
当时张宏绪先生上电学。张先生是从北师大调过来的，一口京片子。应该说张先生的课上得相当好，但同学还是不放过他，说张先生上的内容太古老了，应该改革，上一些现代科学的内容……
总之，学生是“横不好、竖不好”。我认为和莴苣叶子很有关系，谁让你们把莴苣都给吃了，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叶子。
当然吃莴苣的还有干部，但不会贴他们的大字报，风险太大。
事实上从1950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每次运动教师都是运动对象，教师成了学校中的“弱势群体”。
也有例外，也有没被贴大字报的老师，那就是教我们线性代数的叶元生先生。
曾校长
根据惯例，先要介绍的应该是领导同志，本人不能免俗，先从校长说起。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曾希圣。曾希圣何许人也？乃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就是本省的最高首长。实际上曾希圣是挂名校长，不可能过问学校的事，但学校的大小干部一天到晚曾校长曾校长的，弄得我们很以有这么一位校长为荣。根据“青出于蓝”的规律，校长是省委书记，几千号学生出几十个省委书记不足为奇，所以毕业后几十年我天天看报，希望能在各省省委书记中见到老同学的名字。尚未找到。
国庆十周年时，曾校长率领文武左右亲临我校。文有省长、省委各部部长，武有省军区司令，一长串小轿车开进校门，场面煞为壮观。那个年头轿车是稀罕物，只有高级干部才配坐，哪像当今屁大的村长也开个奥迪。我校管乐队在校门高奏迎宾曲，（可惜不大入调）校内锣鼓喧天，彩旗飞舞，处处表示出全校师生对校长应有的尊敬。
全校大会在大礼堂召开，聆听曾校长教诲。曾校长个子不高、人很壮实，留平顶头、戴眼镜，说话带湖南口音，他说了两点：一是要“反右倾、鼓干劲”，还说学校几千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会多的，至多一两个人吧！二是学校要“后来居上”，要超过清华、北大这些老学校！
曾校长走后，学校就以“后来居上”作为目标，还为此展开了大辩论：结论是一定能后来居上！也正因为曾希圣说过至多一两个的话，倒霉的宣传部黄部长就成了“至多一两个”中的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方书记说：曾校长就是看得准！学校里果然就有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我而言，曾校长来学校的唯一好处是：当天晚上全省最好的剧团来学校慰问演出，我看了严凤英、王少舫的“夫妻观灯”。严凤英演得真好！
方书记
方书记实际上是校党委第一副书记，由于大会小会总是他做报告、发指示，我误以为他就是党委书记。方书记鼻孔朝天，有络腮胡子，嗓音洪亮带金属声，说话铿锵有力，如果讲话时麦克风坏了，全场仍然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方书记以前是部队正师级干部，大校军衔，学校一帮政工干部都来自军队，看到方书记都服服帖帖。
方书记有许多话我至今不忘。例如他说：“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着共产党要跟到盲从的地步！做到这样对同学们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管生活如何困难，我们喝的粥有多薄，在方书记眼里永远形势大好。当然报纸、广播这些媒体报道也永远是形势大好。
方书记曾经告诉我们他的家事。他自幼父母双亡，是由哥哥一手带大的。革命胜利后，哥哥到部队来找他，原来哥哥在家乡土改时被划为地主，要弟弟帮忙，但方书记还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命令警卫员把哥哥送回了家乡。方书记说土改时有许多干部因为和自己的地主亲属划不清界线而犯错误，而他坚定地和地主哥哥划清了界线！
“当然，哥哥来了，饭还是要请他吃的，烟还是要请他抽的。”
有一次学校放映苏联电影“我们好像见过面”，里面有一些讽刺苏联现实的内容。有一个车站，站长对乘客的要求不理不睬，大家无可奈何。男主角是演员，装作首长进了办公室，站长对他点头哈腰，结果是什么要求都解决了。我们看到这里都哈哈大笑，但同为电影观众的方书记一点也不笑。放完电影后他还指示：这类电影以后不要放，不是所有的苏联电影都可以放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方书记的政治嗅觉够灵敏的。
方书记出过一次洋相（他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在大会上讲树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性，他念了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接着他就说这是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诗篇。马雅可夫斯基同志告诉世人，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爱情。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全校上千师生坐在台下安静地听，直至大会结束。没有人递条子或者起立告诉方书记：这首诗的作者不是马雅可夫斯基同志而是裴多菲。
孙校长
孙校长白脸、倒挂眉，活像一个舞台上的喜剧人物。他是徐州一带的人，说话却有点山东口音。孙校长管教学，也管后勤，算是学校的第二副校长。
方书记和孙校长有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物理系开大会，系总支雷书记公开说：方书记要政治挂帅，而孙校长反对停课太久搞运动、搞建校劳动。雷书记说自己是支持方书记的！（雷书记也是转业军人、空军上校）我猜孙校长斗不过方书记，因为我们经常停课，不是政治学习，便是劳动。
要讲资历，孙校长比方书记资格老得多了。孙校长1930年代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创始人之一。和孙校长当年一道工作的人都是中央委员了，而孙校长不知为什么官越当越小。抗战时期还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当革命建设大学校长，1950年代到上海任华东师大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反右运动中被免去党委书记，1958年从华东师大贬到我们学校当副校长。
不久以前，《新民晚报》登过一篇怀念施蛰存先生的文章，是施先生华东师大的老同事写的。其中说了一件事：施先生和老同事坐在一起听华东师大一位领导做报告，施先生悄悄地对老同事说：台上那位大白脸说的话他自己也不相信。后来这位大白脸领导就被贬到外地去了。我一看此文，就知道大白脸就是我们的孙校长。孙校长做自己并不相信的报告倒也罢了，糟糕的是被听众发现了。你说孙校长这种不善于说假话的人怎么会升官？
方书记调走以后，孙校长的权开始大了起来。1961年初冬，我们学校又被省委下令派学生去支援本省重点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没有劳动力了）。出发前，面对全体学生，孙校长给大家打招呼：说本来要好好抓抓学习的，这次实在没法子，省委三令五申要学生下去。但我可以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停课劳动，以后绝不停课！
孙校长果然说到做到！直到毕业，再也没有停过课。
有时候我们感到孙校长像个小学校长：他老是在学校内巡视。有一天上午我和一个同学到文科大楼的底层打乒乓球——此时乒乓球桌有空，那个同学乒乓球打得不错，和我对打是一点劲也没有。正当我兴致勃勃地打球时，孙校长闯了进来，大声地嚷：“上课时间打乒乓球！不好好学习！”
我们一溜烟地逃了出去，孙校长竟然还追了两步。孙校长真是蛮可爱的！
张校长
张校长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由于曾希圣是挂名校长，张校长是学校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他身材高大，戴眼镜，走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其实张校长是很低调的。方书记调走之前（方书记1961年春调到农学院当院长兼党委书记），所有的大小会议都是方书记主持；方书记走后，学校的大会由孙校长或者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出面。张校长很少坐在主席台上，除非有什么上级领导非得他陪同。他是能不出头尽量不出头。我猜张校长一定学过老庄哲学，他对学校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自己绝不弄什么花样经。
张校长自到延安以后就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来学校当校长之前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是某大人物兼的）。他是一个京官，到安徽省来人生地不熟，什么事都由省委说了算。安徽省委对他也不敢小视（张校长认识中央所有大人物），一来就给了他省委委员的头衔，于是大家相安无事。方书记一直在本省工作，曾希圣和省委许多领导都是他多年的老上级，人又是那样强势，但对张校长却不敢怠慢。有一次，他在大会上大讲第一书记挂帅工作才搞得好的道理，就高声地说：“我们学校的第一书记就是行言同志嘛！正是行言同志挂了帅，事情才做得好嘛！”张校长叫张行言。
邓小平、彭真曾来我们学校视察，当然是省委领导陪同一起来的。邓小平一见到恭候的张校长等学校头头，就笑着对张校长说：“行言同志，你在这里当校长啊？”
张校长给我们做过一次报告。他是紧靠山西的河北人，说得很像是山西话，讲得非常诚恳，而且越说越激动，本来坐着，后来站起来把皮上衣脱了，态度很令人感动。他老是说“同志们哪——同志们哪——”但是我们听不大明白张校长到底要说什么。
据说张校长找下属谈话，非常和气，极其诚恳，从来不训斥人，人人都说张校长是好人。孙校长则不然，他经常发脾气训干部。
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一书中，曾说到“文革”中张校长曾经想方设法要把巫先生从农村调到安徽大学，不让巫先生这样海外归来的学者受到永无出头之日的迫害。尽管阻力重重，但张校长是尽了力的。
张校长是个好人。
下雨天
方书记最得意的事莫过于他曾经护送过刘少奇，孙校长最自豪的事则是“一二九运动”率领学生游行，只有张校长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无人知晓他最得意的事。
有一天下午我从教学大楼出来，刚才还晴空万里的老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只得退回躲进大楼的门廊，想等雨停了再回宿舍。只见方书记和两三个系总支书记从里边出来，方书记看了看天：“下雨了！”弯下腰卷起裤脚，把皮鞋和袜子脱去，一手拎一只塞着袜子的鞋，叫了一声：“走”就冲出去了，几个总支书记也学方书记的样（紧跟领导不会错），都脱去鞋袜，赤着脚跟着方书记走了。
过了一会，几个党委部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之类）簇拥着张校长出来了。张校长还在高谈阔论，对下雨似乎毫无知觉，径直向门外走去，没有片刻停顿。几个部长副部长仍然围在张校长旁边，没有人停下，只是我从他们背后看过去，这几位部长紧挨着张校长，头都低着，仿佛高大的张校长是把伞，能替他们挡雨。
最后出来的是孙校长，身边也有教务处长、总务处长几个干部陪着。孙校长一看天也说了声：“下雨了”就不走了，几位处长也不走了，孙校长和他们天南地北聊起天来。
当雨小一点的时候，我走了，孙校长他们还在聊天。
两位大右派·1
方书记有一次给全校学生上政治课，讲：我们学校有两个大右派。一个是党内的、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小椿；一个是党外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二级教授王恒守。两位大右派我全认识，王恒守先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们“数学物理方法”；杨小椿则认识得更早，他在图书馆专门为大家干借、还书的事，同学们叫他“老杨”。王先生和“老杨”都戴眼镜。
当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中青年妇女，绝大多数是干部家属，什么科长夫人啦，处长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识几个字。这些人虽然啥也不懂（对学生的查询一问三不知），“阶级觉悟”倒很高。对在图书馆监督改造的“老杨”态度很凶：“杨小椿，去搬书！”“杨小椿，你怎么干的！这里没搞干净。”有一回两个妇女吵架，吵到最后都把气撒到“老杨”身上：
“我们吵嘴，你这个老右派高兴什么？”
“老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冬天还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干部的样子。看得出他很高兴为我们学生服务，我们要借什么书，他很快就拿来，有时还和我们聊天（此时“革命妇女”往往在专心结毛线）。我三天两头去图书馆换书。一天下午，“老杨”在我借书证上一边核对书号，一边和我聊：“你是学理科的，（借书证上写明物理专业）借的都是外国小说。我介绍一本苏联现代小说你看看。”我说我苏联小说读得太多了，什么西蒙诺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读过。“老杨”还是坚持推荐：“这本书和他们的有点不一样，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
1962年随着曾希圣下台，“老杨”被平反了。他离开了校图书馆，去化工厅当厅长。听人说那两个“革命妇女”在化工厅附近的长江路上巧遇“老杨”，两位很不好意思，“老杨”却很客气地请她们到自己办公室坐坐，把这两位高兴得逢人就说。
巫宁坤在《一滴泪》这本书中对杨小椿表达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农村，工资一分钱没有，作为一位学者又没有体力靠种田挣工分养活自己。他只得到处申诉，素昧平生的时任省革会副主任杨小椿收到了申诉信，硬是冒着“右倾”的风险，把巫先生调到了自己老部下当头头的安徽师范大学任教。